社會動亂與詩人杜甫

　　唐玄宗後期，沉溺於聲色，揮霍無度；且又沉迷於道教和密宗佛教，很少過問朝政。朝廷大權先後落入權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手中。自開元二十四年(736)張九齡罷相到天寶十一載(752)，李林甫專權16年；天寶十三載(754)之後，楊國忠又獨攬大權。李、楊累起大獄，朝政在傾軋與清洗中一塌糊塗。正直的士人無法立足朝廷；而當道奸佞之間，互相爭鬥；權相與擁兵權的邊鎮節度使之間，也矛盾激烈。政權內部，已呈分崩之勢。在上者奢侈，必加重對民間的盤剝，王公百官豪富大量兼并土地，天寶後期，大量農民成為失去土地的流民。在社會繁榮背後，隱藏著貧困與不公。唐代社會在經歷開元盛世的繁榮之後，正在醞釀著大的動亂，而玄宗卻一無所知。

　　終於在天寶十四載(755)，爆發了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這年11月，擁有重兵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兵共15萬，反於范陽。翌年五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奔蜀。戰火所經之處，州縣殘破，萬室空虛，北半個中國瘡痍滿目。從安史之亂起，至乾元三年(760)五年間，全國人口從5288萬銳減至1699萬，可看出這場戰爭給唐代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

　　這場巨大的災難，給唐詩帶來了不小的轉變。還在天寶年間，一部分失意士人，就已經在詩中反映了社會的不公與人生的悲慘艱辛，他們就是元結《篋中集》中所收的作者。《篋中集》收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於逖、王季友詩24首。加上其它文集所收，這七人留下來的詩共46首。他們詩中沒有盛唐詩中那種慷慨豪雄情調，而以悲憤寫人生疾苦。「朝亦常苦飢，暮亦常苦飢。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孟雲卿《悲哉行》)。「徘徊宋郊上，不見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群物，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同上《傷時》)。「忽忽望前事，志願能相乖。衣馬久贏弊，誰信文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張彪《北游還酬孟雲卿》)。他們是最先感受到衰敗景象到來的一群詩人，冷眼旁觀，走向寫實。元結把他們的詩作編在一個集子里，給了很高的評價。他的詩歌觀念，與他們是一致的。他寫有《二風詩論》、《系樂府序》、《劉侍御月夜宴會序》，主張詩應有規諷寄託，有益政教。

　　元結(719～772)，字次山，天寶十三載(754)登進士第。安史之亂之後，先後避難於邑(今湖北大冶)、瀼溪(今江西瑞昌)。後曾奉詔募兵抗拒叛軍，又曾任道、容二州刺史。他最有名的詩是《舂陵行》、《賊退示官吏》、《系樂府十二首》。《系樂府》中的《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諸篇，寫生民疾苦。《舂陵行》以同情之心寫安史之亂以來道州一帶州縣殘破，民不聊生，而賦稅逼迫：「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贏。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賊退示官吏》亦寫賦稅之禍害，甚於盜賊。杜甫讀此詩後，給予很高評價： 「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元結與《篋中集》的詩人們，一變盛唐詩人詩中的理想色彩，而轉向寫人生悲苦。他們的詩，有思想深度而乏藝術力量。杜甫才把寫實傾向推向了藝術的巔峰。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西南)人，生於鞏縣，是晉朝名將杜預之後，祖父杜審言，初唐著名詩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對他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思想有巨大影響。他的青年時代，是在盛唐社會中度過的，過了一段南北漫遊、裘馬輕狂的生活。20歲南下吳越，24歲回到洛陽，舉進士不第。翌年東遊齊趙。30歲時回到洛陽，築室偃師，在那裡結婚，往來偃師、洛陽間。33歲在洛陽遇到剛被「賜金放還」的李白，建立了千古傳頌的友誼，兩人同游梁、宋。遇高適，三人酣飲縱游，慷慨懷古。不久又北上齊魯，過歷下，登泰山，抒發「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的情懷。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他有巨大抱負，自謂能立登要路，致君堯舜。但這幻想在天寶五載(746)到長安之後，便徹底破滅了。到長安的第二年，他參加了由李林甫操縱的一次考試，落入騙局。落第之後回到偃師，後來又來到長安，獻賦上書，干謁贈詩，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載長安，歷盡辛酸。「賣葯都市，寄食友朋」(《獻三大禮賦表》)。「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書左丞》)。這十載長安，使杜甫歷盡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關心著國家安危。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情懷，在這顛沛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強烈了。這對於他的詩歌創作來說，是意義巨大的。就在這段時間，他寫下了《兵車行》、《前出塞九首》、《麗人行》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反映天寶後期動亂行將到來的社會風貌的名作。

　　安史亂起之後，杜甫落入叛軍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長安。在陷落的長安，他寫下了那些忠君戀闕的千古名作，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他聽到肅宗已經即位靈武，便歷盡艱辛，奔赴鳳翔行在。他被授予左拾遺的官職。這個時期，他寫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因疏救房琯，他於乾元元年(758)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這期間，他寫了「三吏」、「三別」。乾元二年(759)秋，他終於棄官，攜家入蜀，於歲末抵達成都，開始了他晚年飄泊西南的生活。

　　他在成都有一段時間生活相對安定。後來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亂，他移家梓州，來往旁縣，中間又曾在閬州小住。永泰元年(765)五月，離成都經渝州出峽，在雲安短期養病之後，於次年春末遷居夔州(今四川奉節)。大曆三年(768)春，他離夔州，飄泊江陵、公安、岳陽、潭州，大曆五年(770)冬，死於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年五十九。杜甫暮年窮困潦倒，疾病纏身，十分凄涼。

　　安史之亂帶來了無數災難，也給詩歌創作帶來了變化。戰亂生活題材很自然地進入詩歌創作中。盛唐詩人還不慣於引戰爭苦難入詩。他們還沒有把眼光轉向底層。在這場災難面前，他們發抒感慨，「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岑參《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李白是盛唐詩人中寫及戰亂最多的，有《奔亡道中》、《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扶風豪士歌》、《永王東巡歌》、《南奔書懷》等等，他寫參與這場戰爭的感受、抱負、態度和不被理解的心情，還沒有轉向寫底層百姓的苦難。寫百姓苦難的，是安史亂起前後進入創作高潮的詩人們。李嘉祐寫戰後凋殘景象：「處處征胡人漸稀，山村寥落暮煙微。門臨莽蒼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貧妻白髮輸殘稅，餘寇黃河未解圍。」(《題靈台縣東山村主人》)「白骨半隨河水去，黃雲猶傍郡城低。平陂戰地花容落，舊苑春田草未齊。」(《宋州東登望題武陵驛》)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這場大戰亂所造成的大破壞、大災難的，是杜甫。杜甫用他的詩，寫了這場戰爭中的許多重要事件，寫了百姓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垢形象，展現了戰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

　　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在於具有史的認識價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軍陳陶斜大敗，繼又敗於青坂，杜甫有《悲陳陶》、《悲青坂》；收復兩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度兵圍鄴城，看來勝利在即，杜甫寫了《洗兵馬》，其中提到勝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紇軍助戰、在長安受到優待的事，提到平叛諸將的功業。反映了此一事件在當時造成的普遍心理。後來九節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徵兵，杜甫有「三吏」、「三別」。宦官市舶使呂太一反於廣州，杜甫後來寫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詩，還可補史之失載，如《三絕句》中寫到的渝州、開州殺刺史的事，未見史書記載。從杜詩可見安史亂後蜀中的混亂情形。而《憶昔》則描述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遊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這是常被史學家用來說明開元盛世社會風貌的一首詩，寫時事，不始於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從如此廣闊的視野並如此頻繁地寫時事。他的詩，提供了史的事實，可以證史，可以補史之不足。

　　但是杜詩的「詩史」性質，主要的還不在於它提供了史的事實。史實只提供事件，而杜詩則提供比事件更為廣闊、更為具體也更為生動的生活畫面。史稱玄宗後期沉湎聲色，記載了不少事實，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我們才真切地感受到這沉湎聲色的情景：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裡描寫的是具體的情景，連面臨這情景時感覺到的氛圍和情思都有了。他寫戰爭帶給百姓的苦難，是從一個人、一個家庭寫起的。寫他們的遭遇，寫他們的內心的悲酸。如《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敗陣，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但對狐與狸，豎毛向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寫到故鄉荒涼，老母病死，歸來無家，而尚得再次從軍，令人不忍卒讀。他把戰火中的人的內心世界，一一展開，令人千載之下，為之動情。《羌村三首》、《哀王孫》、《哀江頭》、《北征》等詩，都是這種寫法。他的有些詩，雖不是直接寫時事，只寫一己的感慨，但由於他顛沛戰亂之中，與這場災難息息相關。心之所向，情之所系，未離時局，因之從他的感愴里，我們可以感受到其時社會的某些心理狀態。從認識歷史的起初面貌說，這一類詩，也具有詩史的意義。

　　杜詩的詩史性質，決定了它寫作方法的變化。盛唐詩創造玲瓏興象以抒情，杜詩用敘事手法寫時事。詩的敘事手法起源甚早，《詩經》、樂府都用過。唐代詩人中李白的《贈張相鎬》、李頎的《別梁鍠》都用了敘述手法。李白的詩，敘自己的行藏；李頎的詩，實寫梁鍠的性格。而大量使用敘述手法，以五、七言古體寫時事，即事名篇，把敘事手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則是杜甫的創造。

　　杜詩敘事，既敘事件經過，又用力於細部描寫。這些細部描寫，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畫，從細微處見出真實，展開畫面，把人引入某種氛圍、某種境界。《北征》敘從鳳翔行在往鄜州省家的一路所見：「菊垂今秋花，石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我行已水濱，我仆猶木末。鴟鴞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寫到家情境：「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沒有直接寫戰爭災難，而亂離與貧困一一顯現。他寫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常細事，但正是這些細小的描寫，從一個視角展現了廣闊的歷史畫面。也正是這些細小的描寫，使杜詩的敘事方式有別於前此的敘事詩。它從概括描寫走向寫具體事件的片斷，因寫細節而更少概括描寫常有的誇張，更多真實感。故事性被沖淡了，而生活色彩則等到極大的加強。《兵車行》、《羌村三首》、「三吏」、「三別」、《彭衙行》、《贈衛八處士》等詩無不如此。

　　杜詩敘事，融入強烈的抒情。多數的敘事詩，他其實是作為抒情來寫的。例如《羌村三首》，記回鄜州省家事，寫重逢如何悲喜交集，寫與家人、鄰里如何在這悲喜中相見，仍然是細部描寫，「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鄰人滿牆頭，感概亦歔欷」；「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但這些細部描寫要表現的，是悲喜交集的心境，是一腔蘊蓄已久、渴望渲瀉的感情：悲哀、同情、無可奈何，都交錯在一起。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客觀的真實的敘述與主觀的強烈的抒情，融為一體。他的一些詩，很難分出是抒情還是敘事。有時還雜以議論、融抒情、敘事、議論於一體。長篇如此，短篇也如此。有賦的鋪排、散文的句法，也有抒情詩的意境創造。記述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畫面，而抒發的是一己情懷。這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空前的，是詩歌表現方法的一種轉變，是杜詩異於盛唐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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