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考究: 漫論族譜的收藏和研究[轉]

來源：中國文物科學研究族譜亦稱家乘或宗譜，是現今藏書文化中一個令人關注的話題，一般它可以分為民間私藏和國家公藏（圖書館、檔案館、文博館等文化機構收藏）兩部分。私藏分散，且鄉民不肯輕易示人，故譜喋的研究利用主要有賴公藏。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在「左」傾思潮影響下，存在著嚴重抹煞或低估族譜歷史價值的傾向。正確地認識族譜和它的收藏研究價值，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考慮： 　　其一，社會意義與教化功能。中華民族有很強的「尋根問祖」意識，俗話說「落葉歸根」、「故土難忘」，族譜便是每個人的「根」，譜里有中國人難解的「鄉土情結」和「先祖情結」。台灣粘氏是金代女真族大將完顏的後裔，但一向沒有族譜。民國時他們就千里迢迢，不辭艱辛，不惜重金返籍求譜。族譜對海外遊子的凝聚力可謂大矣！它能激勵人們愛鄉愛國之情，讓人感受先人佳言爵行的熏陶，增進眷戀敬仰之情。族譜中貫注著禮義精神，乖視個人道德修養，有很強的教化功能，如江西萍鄉上栗有部新譜的家訓是「把忠心獻給國家；把孝心獻給父母；把愛心獻給家人和大眾；把虛心和恆心用給學問和事業；把誠心和信心留給自己。」許多至理名言，可說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族譜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保護，製造、 濫砍濫伐、污染水源等方而往往有很多有益的總結和舉措，值得今人借鑒。其二，史料意義。我國農村多聚族而居，村志即族譜，族譜即村志，常見族譜可以把其歷史追溯到兒百甚至兒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金溪洪氏族譜即從共工氏記起）。不言而喻，族譜能反映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情況，是研究族姓源流、宗族規範、人口壽命、戰亂災禍、民情風俗、婚姻家庭、祠廟寺觀、書院講會、村落風水、田規山禁、環境保護、民族文化、名人身世等等問題寶貴的原始資料，被譽之為鄉村的「百科全書」, 可「補史之缺，證史之訛，詳史之略，續史之原」。從族譜中幾可窺探我們民族深層次的文化傳統、心理結構、經濟基礎，顯現歷代民眾最初級也是最終極的人文思考。 　　其三，文化資源。族譜中有豐厚的文化積澱，尤其是儒家文化、倫理文化；還有大量的名人序言，描摹自然山水風貌（十景、八景等）和詠志述懷、友人酬唱的詩篇；大量的底層人物傳記，書院寺觀祠宇的興廢記述等等，其涉及生活層面之廣無與倫比，其文辭之雅足以傳世，但這些東西卻往往地方史志不載，文人著作不收，族譜是它們唯一的最好載體。近常見譜中發現名人的佚詩佚文，這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不可輕易捨棄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 中說：「家乘譜喋，一家之史也；郡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唯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錢大聽在《潛研堂文集》 稱「譜章之學，史學也」, 「直而不污，信而有證，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裡焉。」他們都把家譜納入史學體系，可以說：國史、方誌、族譜是支撐我國史學之鼎的三腳，缺一不可，而編史、修志、續族譜也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優良文化傳統。據考證，我國譜喋源於夏商，周代逐漸形成史官修譜制度，秦漢以後逐漸轉變為名門大族的家譜性質，司馬遷撰寫《史記》就已經注意利用譜碟材料了。魏晉南北朝官員升遷『兮取決於士族門閥，故家譜備受重視，此風影響直到唐代。從宋開始家譜的編修才由上層轉入民間，由公辦轉為私修，成為一族一姓的宗族文獻，起著「明昭穆，別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的作用。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和蘇軾（一說蘇詢）對族譜的世系編排創製了兩種定式，歐式為直排橫敘法，每頁五世，子列父下，兄載弟前，這樣可直觀家族傳承次序，但往往由於兄弟眾多而產生大量空行，增加族譜篇幅；蘇式則按輩份排行橫列，同輩人全部列完再列下輩，這樣譜書便沒有空頁，但父子往往相隔很遠，一下難以查到，惟同輩關係一目了然。到明清時期世系仍基本沿用歐蘇二式，或二式混用。現代亦然。 　　一套家譜不管其分裝多少冊，實質上都是兩大部分，一為譜頭，二為世系。譜頭是該族姓、村落各種信息資料文獻的總匯，內容大致包括：歷次譜序、凡例、祖訓家規、歷代源流、居址風水圖、廬墓圖、先祖遺像、像贊、仕宦錄、人物傳記、字排、歷次修譜名錄、族產、藝文等等，是我們搜集的重點，殘本亦有價值。世系篇幅最大，它列出該族從分房祖（或發脈開基的始祖）一直到修譜時剛出生的嬰兒的傳承情況，對每個男性族人除記載字輩排行（如啟123 即啟字輩第123 個出生的人）外，還記五大要點：( 1 ）出生年月日時；( 2 ）娶妻某地某女，出生年月日時，娶幾次則記幾次，如亡故或離異均要記載清楚；( 3 ）生育子女，子只記排行名字，女記名字、出生、婚嫁情況，子女列於生母名後；( 4 ）卒喪年月日時；( 5 ）葬地。健在者則無後2 條。有成就者其業績事功可記述之，但文字要簡潔誰確。一般來說世系比譜頭研究價值小，如收不全，不為遺憾（名人世系當然除外）。 　　這裡順便可澄清兩種誤解，一說「在封建社會裡，正統的觀念是絕對的。一個家族中，只有嫡傳子孫才能堂堂正正地記入家譜上面，也就是長子、長孫、長重孫、長重重孫的家庭才可以記載在簿。」 其實一個家庭所有的子孫不論嫡生、庶生都要記上譜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譜不可能每個子孫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長房或嫡系子孫收執保存。二說女子不能上譜，其實從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譜的，如前所述，女兒記載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則記載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況都要記載清楚，受歧視的表現是舊社會女子往往有姓無名，稱某氏而已。現在修譜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學歷、工作業績一般都作了記載，當然位置還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這是家譜體例決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為戶主，則同樣女子和男子一樣處於世系中戶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誌學家梁洪生教授說：「宋以後的傳統社會中，各朝統治政策都與家庭建設理論並行不悖。特別明後期，家族倫理經過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於鄉民之中，使之成為一種日漸深厚的文化積澱和觀念傳承。以後幾百年間修譜建祠及集體祭祖等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常識，並在此基礎上潛移默化地形成行為規範。而建國以後，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設與活動為打擊對象… … 修譜活動出現了近四十年的斷層，絕大多數『文化人』連舊譜都看不懂了。」我國史學界對族譜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和偏見，國史、方誌的整理、研究備受重視，地方志的編修有專門機構、人員和經費，記載各級官員的交替傳承，功勞政績。而民間族譜卻被打人另冊，屢遭滅頂之災。老百姓自己籌款修譜，記錄自己的歷史與血緣傳承，往往被斥之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聲不絕於耳。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思想理論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說族譜是封建產物，是宣揚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秩序的東西，那麼封建朝代的正史、方誌又何嘗不是？封建正史方誌可以整理研究，為什麼單單族譜必須焚盡而後快呢？莫非歷史真的只有少數傑出人物的活動才具價值？史學只能是帝王將相與少數傑出人物的專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誌才是文化遺產，而族譜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譜中存在作偽、失實、攀附、篡改之辭，學術界便嗤之以鼻，不以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這些毛病官修史志與文人著述中也常見，有的比族譜還更嚴重，梁啟超也說過：「吾中國官犢上文字，多不足措信。」 例如《宋史》及司馬光《諫水記聞》、邵伯溫《 邵氏聞見錄》、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等書誣陷攻擊王安石，就令數百年後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月27 年之工，參閱千卷文獻，寫出《 王荊公年譜考略》 「以辨宋史之誣」。官修史書中美化當權者，篡改史實，遮諱統治者種種拭父淫亂的事實，真是數不勝數，何以史家依然引錄不誤？其實，族譜的編修是極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歲湮，各支派宗譜的詳略、敘述便難以一致，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其譜的真實性。國內以岳飛為先祖的《岳氏家譜》就有4 部，分別在雲南、湖南、江蘇三省；臨川、東鄉、金溪與王安石家族相關的宗譜本人即見10 部之多，其中當然難免有不合之處。只有對不同版別不同支派的族譜相互參證，深入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輕易認定某譜某事某人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偽，而講整譜皆偽，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族譜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長期的思想禁錮，學人觀念落後僵化，喪失了司馬遷那種「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論勇氣，甚至喪失了學者起碼的尊重歷史事實的品格，極少有人下紮實功夫，深入研究族譜。故我們對族譜寶藏的開發、利用、研究、創新還處於初始階段，美國學者鐵爾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譜記錄大會的報告中說：「中國家譜和世系家譜，是中國家史學者和家譜工作者進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價值則剛剛開始被人們認識到。」 這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 地方圖書館第一要務應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每部族譜幾乎可說都是「孤本」，搜集有較大難度，不象買書那麼容易。但我們應該看到，外國人對我國的地方志、譜喋的搜集可謂不遺餘力。日本人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譜》，「九一八」事變前後兩次派人冒稱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後裔，想盡方法讓族人視為同宗，盜走洪譜，真可謂奸謀百出，費盡心機。解放後我國史學界因研究太平天國需要，遍搜洪譜而不得。後來還是日本友人東京大學小島晉治教授將《洪氏宗譜》複印寄贈，才解決了太平天國研究中的這個難題。美國學者研究徽l 萄，也主要得益干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譜。我們經「土改」和「文革」焚毀了大批譜碟，無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難。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保護文化的卻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沒有文化的農民。「文革」中文化人噪若寒蟬，紛紛交出或私下銷毀古籍文獻以求自保之時，往往是沒有文化的農民敢於火中取栗，把造反造來的族譜「偷」走保存。關鍵時候他們更顯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磚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來，上面寫上「毛主席萬歲」，於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們有的把族譜藏於暗處，誓打死不交；有的縫於衣被，日夜不離；以種種辦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譜碟，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修譜熱」提供了紹續前代、承接歷史的司能。上世紀80 年代後期到90 年代，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個不大不小的「修譜熱」，是有深刻的傳統與社會原因和農民深層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從普遍意義上說，每種譜碟都具有其特殊價俏，應予保護與收藏。它可能一直無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難求。宋、元、明版的譜碟已經極少了，樂安縣流坑明萬曆1l1年的《董氏族譜》 已屬二級文物。現存多為晚清與民國所修，但我們決不可輕棄之。要集全中國族譜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圖書館應盡量搜集本行政區內譜碟，集腋成裘，這樣一市一省的圖書館系統就能編成藏譜總目，藏譜就能蔚為大觀了。 　　現今收藏譜碟，本人認為有五種有效方法。（l ) 原本購買。有的地方新譜修成，舊本便被擱置或廢棄，這時有效介人，可能購買成功；( 2 ）借閱複製。在村族中開明人士的支持幫助下借閱其譜，然後複製收藏；( 3）適時購藏當代族譜。族譜打著很強的時代烙印，當代譜必然要為當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服務。當代編譜多數地方為了減少村民負擔，往往允許族人出錢購買，如果適時表達圖書館的購藏意願，一般都能得到群眾支持。現今還有一個趨勢，全國性的同姓總修大部頭的「通譜」，如廣西的《中國吳氏通書》。四川的《 全國蘇氏通譜》等，這類書匯總了數省的同姓族譜資料，信息量很大，又多為正規出版社出版，只要匯款即可買到。（4）舊貨市場或舊書攤淘購。常見舊譜擺在地攤上，這是收荒人走村串鄉以廢紙價或低價收來的，多為村人廢棄的殘本，故價格低廉，如能碰上「譜頭」或善本，則應購下。（5）關注舊書信。石家莊有一種《 藏書報》（原名《舊書交流報》) ，刊載全國各地舊書市場與舊書轉讓信息，其中常有族譜身影，多為書攤業主或私人藏書的轉讓，間或還有少數珍稀版本。筆者認為，有關方而抓住時機，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譜碟。這裡，還需要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l）有一定的資金專款；(2）有一兩個有責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員專負其責。滿足了這兩條，必有所成。當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來一大堆譜碟，可能只是一堆廢紙而已，但想想「天一閣」范氏400 年前搜羅的大批地方志、政書、實錄、各地詩文集等又為兒個學者所川了呢？其價值不還是存在嗎。 　　學術大師梁啟超說：「我國鄉村家家有譜，實可謂史學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污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語，憚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也。」 大師的期盼正在蘇復的中國逐步實現，或許族語的研究，將使我國史學別開新而，而實現向現代史學轉化的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