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一書中，喬松都以一個女兒的獨特視角和摯切情感，為讀者展示了外交家喬冠華和龔澎的傳奇人生和三十年風雨同舟的動人情感。本書還首次披露了其母1970年因病去世後父親再婚的境地，並回應了關於喬家「家變」的種種傳聞。
爸爸的難言心事
1973年初的一個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兩個人。爸把我叫到了客廳，點燃了一根煙。我靜靜地陪他坐著，等待他先開口。
其實，兩個月前哥哥就告訴我，爸爸已決意再婚。哥哥還說，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談到這位女士當時的婚姻狀況及一些做法時，都感到憂慮（2007年當事人已就這段經歷在香港出書)。他們認為，爸爸已經撐過最艱難的時期，正走向事業的高峰，現在「文革」尚未結束，還是謹慎為好，不要辜負了老同志們的期待。哥哥將這些議論中的部分內容以轉述的方式極其婉轉地告訴了爸爸，可是爸爸聽不進去。此後，哥哥幾次試圖同爸爸深談，都沒有進行下去。
哥哥說，我們希望爸爸今後生活幸福，不反對他再婚，但我們希望爸爸能選擇一個合適的人。他非常嚴肅地告誡我，爸爸的事情最終只能由爸爸自己決定，子女不能說反對的話，否則一旦有他人挑撥，連最起碼的關係也難維繫了。
哥哥長我9歲，中學時就是北京四中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前在清華大學又擔任學生黨支部書記，一般情況下，他說的話我都聽。可這回，情況不一樣。哥哥成家了，只有我跟著爸爸過。我想，爸爸要找就找一個善良誠實的人，她不但接受現在的爸爸，也接納爸爸的過去。對爸爸好的人也會對孩子好的！這是我心裡的小九九。
滿屋子都是中華牌的香煙味兒，一根兒煙抽完了，爸爸終於說話了：「我想找個伴兒，你們都在外面忙，我一個人很寂寞。可是我還要這個家，你和你哥哥誰也不要離開我。」爸爸說，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向對方提出的條件就是孩子們都不離開他。望著和媽媽生活了將近30年的家，爸爸的聲音哽噎了：「我們一家三口不能再分開了！如果我們再分開就太對不起你媽媽了！」至今他那嗚咽的聲音還迴響在我耳邊。
我點點頭，爸爸，我願意你過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個對你合適、對咱們家人都好的人。爸爸認真聽著我的每一句話，沉思片刻後，他像對待老朋友一樣誠懇地對我說：「你的話爸爸全都聽進去了，我知道你是為爸爸好，我會當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對我講這番話我會採取另一種做法的，可現在……已經有些晚了。」當時我沒有完全聽懂他的話。望著女兒疑問的目光，爸爸低下了頭。
怎麼能讓19歲的女兒更理解自己此時的境地呢？這是一個艱難的話題。爸對我說：「我盡最大可能爭取最好的結局，不管怎樣，我走到哪裡就把你帶到哪裡。有一件事是我保證可以做到的，今後不管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和變化，我決不會做對不起你和傷害你的事情！」
我當時還不清楚事情的全貌，只記得此後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後就對我說：「有人把我們家的事告訴主席了……」在那樣一個年代，偉大領袖有著至高無上的威懾力，作為一個「毛主席的小戰士」又能說什麼呢？以後，我們父女間再也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話題。
哥哥為什麼要搬走
又一個牛年來到了。
春節過後，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對哥哥說，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夠搬出去住（當時我們全家住在一套單元房子里)。爸爸說，他需要一個安靜的生活環境。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處（按父親的要求，小侄兒出生後，一直沒有回過報房衚衕的家)，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麼地方呢？在住房緊張的上個世紀70年代，這可是大難題。住房都是單位分配的，哥哥參加工作只有幾年，這樣的資歷是排不上隊的，買房就更沒有這一說了。
爸爸委託有關部門協調此事，當時有關部門已經做了相應的調整，準備把哥嫂和即將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條衚衕的另一座宿舍樓里。房子很簡單，但好處是距離父親近一些，家裡有什麼事可以隨時過去。爸爸生性不喜歡求人，能夠有這樣的安排已經很好了。我還記得他回家告訴哥哥這個消息的時候，臉上洋溢著欣慰和慈祥，讓人感到暖融融的。
然而，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變了主意。這樣反覆了兩次，我猜出來了，爸爸準是遇到了難題！可我感到困惑，組織上已經考慮到家裡的困難了，還有什麼是不可逾越的呢？最後，爸對哥說，他的住房是國家分給他工作用的，除此之外，他不能向組織提出更多的要求，爸爸讓哥嫂自己想辦法解決。
儘管無處分房，更無處買房，可面對父親的難言之苦，做兒女的只有體諒和理解。哥哥決定，和懷著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在一個大革命時期的紅軍老幹部家裡住下，嫂子的媽媽張開雙臂熱情地歡迎孩子們。
時間飛轉，預產期將至，哥嫂攜帶一些隨身的用品在嫂子家住了下來，那是一處樸素的四合院，他們準備等孩子平安出生後再慢慢安頓。報房衚衕的家越來越寂靜了，靜得令人感到絲絲的寒意。除了周末，爸爸每天都歸來得很晚。
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終於搬走了。本來哥哥搬走早已成定局，只是沒有去處拖了下來。爸爸允許哥哥繼續使用他小屋裡的傢具和物品，哥哥帶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書架，離開時應宿舍管理員小賈要求，列出了清單，並簽了名（當時家裡使用的傢具都是租用單位的）。
母親去世後，父親一直說，家中一切擺設保持母親生前原樣，誰也不許動。可不到兩年，情況大變，哥哥擔心他走後，母親的物品將被棄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將母親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隨身用品等一起帶走。哥哥的同學幫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車運走了這些物品。
當時，家裡夠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練琴用的東方紅牌立式鋼琴；我的東西是兩個約60×40×50厘米的木製包裝箱，裡面裝著兒時攢起來的小人書、各國糖紙、在海邊收集的貝殼、爸媽出國為我買的洋娃娃……
爸媽一生兩袖清風。媽媽常說，共產黨員沒有私人財產，除了買葯看病等臨時費用外，他們沒有其他儲蓄。唯一值點錢的，大概算是爸媽留下的幾幅字畫、冊頁等，但這些東西我們連動也沒有動過。
家裡就剩我和爸爸了。那時我一直以為，我有把握和父親溝通。我想馬上告訴爸爸，不管他將來搬到什麼地方，無
論如何要把鋼琴保存下來。可是父親上班還沒回來，我要按時回單位（部隊規定戰士不能在外過夜)。怎麼辦呢？情急之中，我在一張便條紙上給爸爸寫了幾行字，拜託他一定要替我保存好這架媽媽留下的鋼琴，然後用膠水將其貼在鋼琴頭上。我想，爸爸下班回家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他會明白我的意思的！即使爸爸顧不上，我相信周圍的長者，他們一定會協調處理好這件事的。可是我實在是太天真了！此後不久，我再也沒有見到那架東方紅牌鋼琴。
30年後，一些媒體在從未與當事人核實的情況下，對喬家的事情作了片面失真的描述，一些誤傳在彌散著。而哥哥搬家這件事亦被刻意渲染，嚴重損害了他的聲譽。有媒體煞有介事地說，喬冠華的兒子從家中擅自拿走了幾百張唱片，並引伸出「喬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從來沒有數百張唱片，更不要說經歷「文革」抄家浩劫之後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著封套有母親簽名的唱片。至於搬走一切的說法更屬子虛烏有，完全違背了事實真相，作為親歷者，我們有必要還歷史一個真實的面目。
我離家時心被撕裂
當我照例從單位倒休回家時，我驚訝地發現，家裡的大門重新換了鎖，原來的老鑰匙不能用了。十幾分鐘後，家裡新來不久的保姆M買菜回來了，我跟著她進了家門（在我家做了十幾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不管怎樣，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鑰匙，M頓時緊鎖眉頭，她向我透露說，已經有人交待過，她不能把大門鑰匙交到我手裡。
我不想和她多糾纏。不給鑰匙就算了，我直接去找爸爸要!「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訴他！」M狐假虎威地說。
「為什麼？」我驚訝了，「你有什麼權力干涉我們家的事情？」「不是我不給你鑰匙，是有人交待安排了，我不這麼做就別想在你家幹下去，我家還有孩子等著我供養上學呢！」M又變得可憐兮兮的。
我衝動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從柜子里翻出幾件換洗衣眼，塞進隨身用的小挎包中……我剛剛靠在床上鬆口氣，M緊跟著走進了我的屋子。呦！你這是去哪裡啊？我愣了一下，這是我的家，我去哪兒？
「那你收拾東西幹什麼？告訴我你要去什麼地方，我也有個交待啊！」對我來說，離開家只有回單位宿舍，可是M對我的回答似乎不滿意：「宿舍是臨時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長住在哪裡？」
本想先在家休息一下再說，前一天我在單位值晚班，此刻只想躺下來好好睡一覺。或許，睡一覺冷靜下來一切就平靜了，此時腦子裡很亂……可M瞪著一雙混濁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裡不走，「你快說，你準備去哪裡呀？要不然我沒法跟你爸交待啊！」我能去哪兒？我是爸的親生孩子，從小在他身邊長大，我的根就在這裡！可M一步步逼問得緊。
我不想靠家裡，我自己能獨立生活！在這樣的激將下，我猶豫的心逐漸堅定起來。我看了一眼小挎包里的東西，裡面是一件淡藍色的確良襯衣，兩三條換洗的褲子和幾雙襪子，還有從抽屜里隨手拿出的手絹和一本爸送我的《馬克思傳》。在拉上拉鏈的時候，我的手有些顫抖。
與爸媽在一起的往事化作無數金星在腦海中閃爍著，也不知怎麼走到的大門口。我驚訝地看到，M早已直挺挺地站在門口恭候。走到306室外面我站住了，最後回頭看一眼親切的家，心彷彿被撕裂一樣。
原來的家徹底沒了
在集體宿舍住了一周之後，哥哥打電話告訴我一個簡短的消息：咱們報房衚衕的家已經騰空並要交回部里，你不要再去了，爸爸已搬到別的地方去住了。這個消息是由爸爸單位的工作人員通知他的。
片刻我才緩過神來，我問電話那一邊的哥哥：那搬家了怎麼沒提前告訴我們一聲呢？哥說：「剛剛我才知道，這不是告訴你了嘛？」此刻我真想插翅飛回去，家裡還有許多東西要收拾：我讀過的書，穿過的衣物，巴揚手風琴，費了很多心血製作的天文望遠鏡……還有媽媽的遺物。
「那我這就回家，回報房衚衕看看，收拾一下媽媽和我們留下的東西！」
「回家？」哥哥笑了，「我接到電話的時候報房衚衕的房子已經騰空收拾乾淨，交還外交部了，哪有什麼家？你去找誰？你去看什麼？房子是國家的，媽媽不在了，爸爸搬走，交回住房是按國家規定辦的。」
什麼？報房衚衕的家就這樣沒了！她和媽媽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那年頭我還沒夠上找朋友的年齡，看來，我真的要浪跡天涯了！我欲哭無淚：「那爸爸住的新地址呢？」哥哥說，還沒有通知他，目前只知道那是一個四合院，「這件事就這樣了，沒你什麼事，就別問了。」哥哥在電話中叮囑我：「一定沉住氣把現在安排好，最重要的現實問題是你要有一個固定的宿舍，否則你今後怎麼生活下去！」
放下電話，我首先想到當務之急是要為自己「號」一個相對穩定的鋪位。在熱鬧的集體宿舍里，我剋制著自己的情緒，安頓好一切。然後便騎著自行車一口氣從北師大騎到西單，又騎到電報大樓，這裡沒有認識我的人。我停下來，再也不想忍耐，面向東方（我家住東城）放聲痛哭。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沒有出嫁的女兒總是與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即使遠在萬里之外學習工作，也有探親回家的這一天，可是我卻被迫離開了家和父親。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承認，在經歷了這場家庭變故後，我們家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與爸爸生活了幾十年的親人一個個從他身邊消失了，我從一個備受呵護的女孩子成了一個「獨行者」——從20歲開始，我走上一條完全獨立的生活道路，獨自在人海茫茫的世界裡打拚著。爸爸的選擇改變了他自己的軌跡，也改變了女兒的生活。作者：喬松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