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

一九九八年十月，習仲勛和夫人齊心在深圳迎賓館。

一九七八年初春，飽受嚴重衝擊和摧殘的習仲勛否極泰來，人生歷程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二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將被「流放」在河南省的習仲勛護送回京。 被葉劍英提名「把守南大門」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在北京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期間，在粉碎「四人幫」中起關鍵作用的葉劍英元帥見到習仲勛，不禁愣住了：「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 後來，很多人都知道了習仲勛用「特殊方法鍛煉身體」的故事。在河南洛陽，習仲勛被關在一間小房子里。但他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時開始從一數到一萬，然後再退著走，從一萬數到一。習仲勛常說：「我為了要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我對共產黨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很多人聽了習仲勛的故事，都被他為黨為人民準備繼續工作而表現出的鋼鐵般的意志和決心深深打動。 在這次全國政協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也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習仲勛和葉劍英在延安時就相識，他對葉劍英淵博的軍事知識、卓越的組織和指揮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對葉劍英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工作中的勤奮嚴謹，為人的謙虛寬厚以及生活上的節儉樸實，也一直是仰慕的。特別令習仲勛感動的是，這次會議期間，葉劍英在百忙中撥冗接見了他。 習仲勛後來回憶說 :「當時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後多為黨做工作。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還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在北京工作繁忙，廣東的工作實在無暇兼顧。而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廣東問題比較複雜，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因此，經葉劍英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勛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州，由他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習仲勛謙遜地向中央提出，繼續保留韋國清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自請擔任省委第二書記。時隔多年，習仲勛回憶此事說：「我已有十六年沒有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裡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干。」 反「偷渡外逃」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六十五歲的習仲勛辭別家人，僅帶著大女兒齊橋橋到廣東赴任。習仲勛上任初始，就遇到了非常嚴峻的問題：邊境地區洶湧的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風潮。事態的猛烈和嚴重程度，是現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當時，廣東省偷渡外逃人數在高峰時期能達到每月兩三萬人。在全國上下正由亂轉治、一派經濟復甦景象之際，廣東省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對主政廣東的習仲勛來說，是個重大考驗。 上任三個月後，習仲勛前往逃港問題嚴重的寶安縣（現在的深圳市）視察。在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勛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裡非常難受。他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對比，讓習仲勛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他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寶安縣關於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 這次考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在處理大量偷渡外逃人員的事件上，當時還存在很多問題。如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群眾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運人員也存在方式上簡單粗暴的現象，造成了不良影響。習仲勛及時察覺到了這些問題。他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嚴肅地指出，「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專程跑到收容站，帶頭對偷渡者做宣傳教育工作。 由於反「偷渡外逃」工作抓得緊、力度大，到了當年十一月份，全省外逃人數已控制在了百人以內。 平反「李一哲」案 「文革」後，廣東省和全國一樣，面臨著大量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習仲勛和隨後到廣東省任省委書記的楊尚昆被寄予厚望，因為他倆本身就曾是受害者，而且「資格老，壓得住陣」。 在平反錯案問題上，習仲勛下了極大的決心。有一次，被陷害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問習仲勛：「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仲勛回答：「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習仲勛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要依靠省紀委進行複查，對這些冤假錯案逐一加以解決。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大批華僑、歸僑和僑眷、僑屬，他們因為「海外關係」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後，僑鄉人民的積極性高漲，在改革開放中，引來巨額外資，為廣東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為曾震驚中外的「李一哲」案平反的過程中，更突出了習仲勛持重細緻、深謀遠慮的工作特點。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廣州的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鬧市區張貼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制，矛頭直指林彪集團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夥搞極左活動。 此事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和爭論。李正天等人後被判處有期徒刑。習仲勛親自抓這個重點案件的平反工作。 一九七八年年底，省委決定，「李一哲」案件應予平反，並於十二月三十日釋放了李正天等人。此後，已被中央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連續四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誠懇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並聽取意見。習仲勛語重心長地勸說並主動承擔責任，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但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波瀾再起。李正天等人再次使用「李一哲」的名義，在廣州街頭貼出《啟事》，決定在廣州春交會期間舉行「理論討論會」。他們還給香港有關雜誌寄去了《啟事》，要求刊登，歡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會。 第二天，李正天等人還致信習仲勛，表示希望能夠得到省委的支持。習仲勛等省委領導馬上約見了李正天等人，嚴肅指出他們這種做法將會影響到安定團結。習仲勛懇切地說：「四月十五日是春交會，成千上萬外賓都來了，你們卻把廣州市搞亂了……難道這叫民主？這叫無政府、無紀律！」 經習仲勛做工作，李正天等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接受了批評，也接受了意見，最後取消了這次討論會。 向中央要政策 面對「文革」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習仲勛考慮的一個重點問題是如何解放思想，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儘快把經濟搞上去。他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地方經濟的唯一出路，在於發展經濟、對外開放。這也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想法。 一九七八年四、五月間，國務院選派了三個考察團（組），分別出國和到港澳地區考察經濟發展情況。赴港澳考察組回來時路經廣州，向習仲勛等廣東省領導介紹了他們實地考察的情況，大家聽後都極為震動。在交換意見時，考察組建議把寶安和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這與廣東省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國務院批複廣東省，同意將寶安和珠海兩縣改設為市。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間，習仲勛、楊尚昆等人向中央領導彙報了廣東的情況，並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 當時，習仲勛他們的想法立即引來兩種不同的態度。支持者認為要改革開放，就要有這樣的力度；反對者則大潑冷水。甚至有人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七千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的幾個省隔離開來。 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還是得到鄧小平等許多中央領導的支持。鄧小平還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句話後來廣為人知。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習仲勛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稱自己當時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能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懼的是擔子很重，又沒有經驗，但「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下發會議紀要，其中清楚寫明：「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旬，中央決定：習仲勛、楊尚崑調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廣東人永遠不會忘記，習仲勛和楊尚昆離任前爭取來的政策，不僅是留給廣東的珍貴「遺產」，更是一把改革開放的尚方寶劍。此後，開放之潮從南到北，一番新天地逐漸開啟。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