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才：中國危機的根源是什麼？

　　共識網最近登載幾篇有關《舊制度與大革命》研究文章。如周舵：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閔良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三題等文。雖沒有全看，但感覺改革需要共識、智慧和妥協。個人有些看法，請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三：中國危機的根源是什麼？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表達這樣信息，為什麼「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如何解釋「改革帶來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解答是：舊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帶來了境遇的普遍改善，正是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眾開始認識到進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是人民的「天賦權利」，而政府卻未能通過有條不紊的、進一步的改善來滿足民眾期望、平息不滿。特別是改革到了深水區，那個深層次、最本質的東西卻沒改。或者說改掉的那部分與未改不改的那部分發生衝突和不相適應，更令人們無法忍受。最終人們去去耐性，偶然的事件可能成為導火線，這個時候革命就來了。這就像是騎自行車，可以騎得慢一點，但一定不能停止，改革停滯、半途而廢的結局就是政權傾覆。

　　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發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種下禍根。克維爾全書的主旨在於告訴我們「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權制度已經使得法國革命不可避免」。特別是法國貴族僅僅考慮坐穩江山，不具備英國貴族的政治權力和品格的「貴族＋演化」道路。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個時代，在位時間都很長，都長達五六十年。法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自由傳統就逐漸被破壞，王權專制到登峰造極自稱「朕即國家」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治。逐步構建以從上到下的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剝奪了國民的政治自由。長期的專制，必然腐敗低效，貴族官員濫用權力，不作為、亂作為；國王更是不受任何約束，帶頭濫用權力，干預司法，社會缺乏公平公正，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在積累中。

　　路易十六是位較為開明的國王，深知道不改革沒有出路，為釋放長期積聚的不公平所導致不滿情緒，不斷努力改善來滿足大眾的期望。例如，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的政治犯，到路易十六也大都被釋放（除精神病患者）；當時的法國農民的自由、平等和財產，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受到更好的保護。但長期忍受不公平待遇的法國人民，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人民對社會政治的需求和期望不斷增長，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需求也越來越高。人民從滿足溫飽的需要，提高到人權、受尊重、平等、自由等等的需求等。一旦壓迫減輕，就會盡其力將其掙脫，對特權、腐敗、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對特權越來越敏感。此時，路易十六稍有差錯，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國家）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法國大革命前，法國政府和國王路易十六並不比今天中國政府做的差，路易十六最終也蒙難於革命的斷頭台。

　　回顧中國的歷史，每一個盛世的到來同時，往往是末世的開始。抗戰勝利後的蔣介石是國民黨最強盛期，隨後不到五年就敗走台灣；乾隆是大清最強盛期，而乾隆之後就日薄西山。明成祖朱棣，編修永樂大典，鄭和七下西洋，遷都北京，建造紫禁城，何等風光，但朱棣之後的明就日益衰弱；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但卻引發安祿山的叛亂，從此唐就一蹶不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漢武帝，開創了西漢王朝最鼎盛繁榮的時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武帝之後，西漢就迅速衰亡。

　　秦始皇統一六國可謂是千古一帝，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為什麼那麼短命？不僅僅因為死了秦始皇，秦二世太無能。是因為由秦始皇開始就形成焚書坑儒思想專制及政權治理之極端，引起群雄共起。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小到一個人的命運，大到整個社會整個民族整個物種都將無法抗拒這個事物周期性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是說，一旦統治者荒唐了，極端了，忽視事物的發展規律，這個朝代也就要結束了，就會出現「周期率」現象。

　　今天，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於最繁榮的時期相似。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於30年前有了巨大的進步。現在政府越來越開明，社會的法律制度越來越人性化，但建國以來留下的問題，遠比路易十四專制遺留下來問題嚴重得多。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遺留下來的問題不斷浮現或矛盾激化，出現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利益固化、社會缺乏公平公正、貪腐橫行、人心向背、官民對立比當年的法國大革命前更為嚴重。人民對於社會的不滿程度反而是越來越深，加劇或引發社會各種危機。有法律制度危機、民意危機、利益危機、公平正義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失守、社會失序等種種危機。對各種危機根源眾說紛紜。有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說，也有道德體系淪喪、還有是觀念陳舊，軟、硬體不配套之說等等。如何解釋《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改革帶來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這一現象，當前中國危機的根源是什麼？

　　道遍萬物，道是自然規律的總則。世界是由不同領域裡所具有的共同規律和原理控制著，我們只要抓住了他們的共同規律，或它們不變要素，藉助人的主觀能動性和領域的特殊性，去探索我們所要尋找的那個領域的規律和原理，達到普遍性與特殊性，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

　　天地萬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過程，沒有什麼能逃得過。任何社會組織和人都遵循著一條不變的自然規則——從生長、發育、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走過了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等朝代。每個朝代都想永遠統治，但違背規律必受規律的懲罰，逃脫不了社會發展規律。

　　所謂「萬物皆有靈。」生命現象不僅只有人，動物、植物有生命。社會組織一樣有生命現象表現。對社會組織的生命現象的研究和重視，對當下改革理論滯後實踐所帶來的社會成本越來越高，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有著很現實意義。否則，理念含糊，朝夕令攻，會使社會患「腦震蕩」。改革就無從下手，意識不到危機和危機根源，找不到標本兼治應對危機的方法，或者為改革而改革。到頭來令人失望、悔之不及！

　　任何組織是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按照一定組織原則組成的，來自於人又還原於人。因此，組織與其說是一部機器，不如說是複雜的、有機的生命實體。每個組織都有它自己的內部結構，因而造成差異。同人一樣，其生命力差距十分懸殊。百年老店仍可靈活如初，有的組織初創不久卻出現官僚無比。有些組織進入壯大的階段，進入「成熟期』後已積勞成疾，出現遲鈍、麻木，未老先衰，而毀於一旦。

　　一般組織要經過初創時期、個人時期、職能化時期、官僚時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官僚危機、死亡（或變革重生），參與管理（如股份制、民主憲政）等階段。但是，社會組織和人雖有生命周期，所不同的是，組織的發展可以長久，或者經過一個停滯時期，還會繼續成長。因為構成組織的人可以新陳代謝，不斷循環向更高組織形式發展，而人和其他生物則做不到這一點。

　　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不同規模，就會出不同的問題和疾病。不同階段實行相應的管理思維和方式、制度和結構等治療方法。例如，組織發展初期，可以人盯人，靠個人，靠親戚朋友去管理。但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階段（如幾千人、幾萬人），不可能用人去管。只能要用制度、結構、組織文化等職業化去管理。特別是在組織的變革期間，其改革原因、徵兆、程序、模式、目標、壓力、阻力、評價等一系列問題。如何應對？如何調整？使組織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呢？是人們長期關心和探討的問題。因為變革的結果可能是機會，也可能是使問題變得更嚴重。

　　需指出，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並非每個組織必須經歷這幾個階段，有的組織沒經過職能化時期就直接進入官僚時期，或經過創業時期後就夭折了。組織所處的階段常常帶有其它階段時期的成份，互相交錯，沒有明確的界限，但最後一個階段卻不知不覺到來。篇幅關係，詳見：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89&id=8937339

　　本人認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社會已進入官僚管理危機階段，從而加劇或引發各種各樣的危機。

　　官僚管理階段的到來似乎是不知不覺的。隨著組織的發展，機構越來越複雜，模式越來越牢固，本位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組織逐漸出現「失控」狀態，於是採取行政方式用一系列法規以及工作程序進行協調和控制，以保證組織運行穩定，集中統一。這樣為官僚式管理創造條件，也是對組織順利發展的適應性反映。於是行政班子越來越凌駕於基層、部門機構之上以及人員老化、思想比過去保守等因素，組織越來越依賴組織結構、法規以及工作程序，依附各階層的行政人員等層次森嚴的管理系統。以至造成一種心理損耗增加，工作效能降低的趨勢。組織成員更多是機械規章執行者，行動遲緩，戰戰兢兢，力求明哲保身，從而妨礙創造性和積極性的發揮，造成多數組織成員的不滿與離心傾向。持久下去，組織就缺乏適應能力，協調綜合能力，組織越來越脆弱，越缺乏活力，於是就出現官僚管理危機。

官僚管理危機也可從事物的新陳代謝功能來說明。一個社會或組織越有活力表明它自我新陳代謝、自我修復、自我調節、自我控制功能越強，其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其中，新陳代謝猶如各種生物的新陳代謝一樣，在生長、發育和衰老階段是不同的。幼嬰兒、青少年正在長身體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物質來建造自身的機體，因此新陳代謝旺盛，同化作用佔主導位置。到了老年、晚年，人體機能日趨退化，新陳代謝就逐漸緩慢，同化作用與異化作用的主次關係也隨之轉化，身體、精神、意志、能力等衰弱退步。如果新陳代謝停止了，生命也就結束了。新陳代謝功能是社會組織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發展的過程。

　　新陳代謝問題對一個社會或組織的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對一個政府組織而言，也當如此。如果只有些老面孔輪流或依次坐莊，那麼執政理念肯定老舊陳化，官僚習氣極重，裙帶關係盤根錯節。忽視新陳代謝功能問題，社會和組織就很難健康發展，同人一樣走向死亡時必然都會有的生命力衰竭，產生衰老、缺乏活力。

　　遺憾的是，新陳代謝問題不僅是政府和理論界忽視或不夠重視的問題，我們體制也缺乏新陳代謝功能。從而使我們社會和組織未老先衰，進入官僚管理危機。

　　稍有一定管理知識的人，看到一個社會或組織機構臃腫，官職增多，人浮於事，管理隊伍老化，大致判斷這樣社會和組織大多數缺乏自我新陳代謝，自我更新功能，進入老化狀態，進入官僚管理僚機階段。勢必產生以下弊端：

　　機構臃腫，官職增多的組織里，就容易形成組織交叉，重疊的結構，責任與許可權不明確。造成責任推諉，互相扯皮。很多人同時接收到了同一信息，因此在處理權上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他也可以，我來也行。人人都認為這件事與自己有關，同時又認為自己不負主要責任（地溝油事件是個典型案例）。人人都不從自己找原因，愛把錯誤推給別人。部門之間彼此不信任，降低了組織的凝聚力。更糟糕的是，不同層次的負責人中，有人為自己或部門的利益，採取欺騙手段，把真實情況歪曲以後反映到管理高層，造成錯誤決策而蒙受損失。

　　機構臃腫，官職增多的組織里，勢必造成繁多的制度和複雜的手續。如果一個機構在幾個月之中還沒發一份文件，就有可能被懷疑為多餘機構，於是文件成堆，會議成災，管理人員深陷組織事務無法超脫。正如《帕金森定律》中所諷刺那樣：機構和人員增加，可是辦同樣的事，反而比以前更忙，並且誰也沒有閑著，原因是人可以互相製造出一些事情來的。這種繁文縟節必然抑制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果斷性。即使卓有能力的管理人員，也只能眼巴巴地望著它慢慢在繁文縟節環境下小心謹慎窒息而無能為力。

　　機構臃腫，繁文縟節的組織里，容易造成本位主義，使各部門工作聯繫困難。大家只好各行其是，不相為謀，各部門便逐漸走向本位主義，從而失去協調。人們關心局部利益甚於全局利益，目光短淺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資源的浪費，阻礙組織的發展，失去競爭能力。

　　機構臃腫，官職增多的組織里，造成指揮系統過於複雜。在繁瑣、重疊的機構背後，必然會形成克格勃式的相互制約的人際關係。明爭暗鬥，造裙帶勢力嚴重，重視實際能力和創新能力受到排斥。選撥管理人員不是按能力選撥，更易重用唯唯喏喏的人，造成管理人員素質整體下降，這就帶來人才不足的危機，限制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做好被擠掉，做不好被換掉，懼怕失敗，缺乏創新，不敢向風險挑戰的現象。優秀的人才也會慢慢被官僚管理的小心謹慎窒息而死或產生變形，行屍走肉。

　　機構臃腫，官職增多，繁文縟節的組織里，容易產生注重形式，不顧實質，這就是官僚主義者處事的基礎。由於受到規章制度、繁文縟節束縛下，形式總是至上。為管理而管理，為改革而改革，衣服使人顯得華貴。人們就開始跳管理華爾茲，從一場舞到下一場舞沒有什麼變化，舞步是園形的，舞者是旋轉的。於是出現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四、五個和尚呢？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有功人人搶，有過個個推。脫離群眾、飽食終日，無所作為，工作分而不管，事情議而不決。一切照抄、照發、責任推諉。甩官腔，擺官譜。對己則爭待遇、爭面子、講排場、拉幫結派、編織關係網、造成官場朋黨盛行、三公消費難禁。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官本位」的危害：人人唯上是聽，唯官是從，民主氣氛淡薄，人人循規蹈矩，遵守官場習俗，唯上、不敢改革創新現象。

　　任何朝代建國之初常常是朝氣蓬勃、清正廉潔的。也可以從初建組織為何有活力，但到了官職增多，機構、制度健全時活力就減少去理解。創建和發展組織文化和道德倫理價值觀，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減少對制度手冊、組織結構、管理人員的依賴。即使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國有企業，只能說是大企業，不是有活力企業。

　　事實也如此，著名美國麥肯齊諮詢公司的彼得斯和沃特曼二位學者研究中發現成功企業組織的共同特點：這些企業中上層的管理人員尤其少。常常可以看到不到一百個管理人員的公司在經營上百億美元的事業。

　　這也是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三十多年前「法律不健全，機構不健全」領導幹部卻較為清正廉潔。現在法律制度，機構越健全，貪污腐敗卻越多。為什麼我們也很重視反腐敗，反腐機構和措施眾多，公檢法、監察部、中紀委、反貪污賄賂總局，建立了省部級幹部巡視制度等等，政治局委員也被打下，為什麼仍然有人前赴後繼的腐敗，腐敗泛濫仍不可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一個國家社會來說，官僚管理危機主要特徵：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利益固化、社會缺乏公平公正、貪腐橫行、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貧富懸殊、人心向背、亂象叢生、官民對立。社會缺乏共識和凝聚力，道德失守，價值失落、人心渙散等問題嚴重。機構臃腫、官職增多、繁文縟節、形式主義、管理隊伍老化、政令不通、公權力失控、社會失序，管理混亂、群體事件頻發等等。此時的社會處於強制和反強制的不穩定混沌狀態，不及時有效的變革，長期積累各種社會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發而進入動蕩。

　　社會和組織與人一樣也會得病。對於人來說，最可怕是無痛性疾病。如癌症、肝硬化、腎病、糖尿病，這類特別危險的疾病早期都是無痛性，待到發現時往往病入膏盲，不可救藥。對於組織來說最怕是官僚管理危機。組織越老，發病率越高，而且官僚管理危機是慢性病，平常沒有特定的自我感覺病狀。而且在患病時，精神狀態變差，對事情就難以採取向前看，惡性循環而引發併發症。一旦發作，就很難治癒。

　　官僚管理危機至少具有以下特點：

　　1、官僚管理危機醞釀期：社會組織的危機都是從量變，漸漸的成型，最後形成質變（爆發）。官僚管理危機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系統內機構臃腫，官職增多、人浮於事、人員素質、領導風格、價值觀等由諸多因素動態發展，相互作用的結果。

　　2、官僚管理危機爆發期：潛藏危機因素的發展與擴散突破預警防線，社會組織危機便進入暴發期，出現本貼所說的官僚危機癥狀。此時的社會處於強制和反強制的不穩定混沌狀態，不及時有效的變革，長期積累各種社會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發而進入動蕩。威脅到組織的生存和發展。不立即處理，危機將進一步上升，其殺傷範圍與強度會變得更為嚴重。

　　3、官僚管理危機擴散期。國家由社會各種子系統組成的。不同的子系統，具有獨立性和關聯性。又彼此之間又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縱向和橫向都是相互關聯的，一個系統會影響另一個系統。任何一個單獨的系統都不可能單獨存在，一個系統生病了就會影響另一個系統的健康，惡性循環。

　　4、官僚管理危機發生後，會對其他領域產生連帶影響，有時會衝擊其他領域，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危機。危機擴散最具破壞力，甚至會造成連鎖反應產生另外的危機。

　　5、官僚管理危機處理期：該階段進入生命周期的關鍵階段。後續發展領導者（管理層）的智慧及領導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才能穩健有效引導系統組織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正常的社會都會通過諸如（新聞媒體等機構）建立危機預警機制，將其消滅於萌芽之中是最佳的危機處理途徑。也就是說，防止官僚管理危機最好方法：除了建立相互制約的權力機構系統外，通過言論、結社、集會、示威以及法律的途徑得以解決，使社會危機在形成之前就通過和平的方式化解掉，防止造成社會矛盾的積累，爆發時釋放的能量就是災難性的。

　　官僚管理危機晚期表現都是缺乏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缺乏自我調節、自我新陳代謝，自我修復的免疫力功能，缺乏活力進入老化狀態，出現生命力衰竭現象。對於問題常常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社會就會處於強制和反強制的不穩定混沌狀態，長期積累各種社會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發而進入動蕩。最終，出現混沌理論「蝴蝶效應」。葉利欽振臂一呼，龐大蘇聯帝國傾刻解體；2010年歲末，在突尼西亞發生了一起失業青年自焚事件，引起被稱為「茉莉花革命」，推翻了本？阿里長達23年的獨裁統治，平和轉型，付出社會成本較低。並且還在中東地區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亞受到波及，卻用革命暴力轉型，付出相當高社會成本。於是不穩定的系統自動瓦解，轉化為新的系統狀態。

　　遺憾的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原因，如今的中國社會過早未老先衰地步入「黃昏期」，已進入官僚管理危機階段中（混沌狀態），缺乏和諧有序機制（如自我調控機制，新陳代謝機制）。從而加劇或引發各種各樣的危機。有法律制度危機、民意危機、利益危機、公平正義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失守、社會失序等種種危機。改革的結果可能是機會，也可能是問題。只有順應時代潮流，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朝向構建參與（如股份制、民主憲政）管理等階段，危機才可能轉化為機遇。

　　自秦始皇集權專制兩千年來，走過了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等朝代。一個王朝被推翻，又一個新王朝建立。國家動蕩，民不聊生。幾千年以來，中國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社會周期率」現象，無法走出血腥的改朝換代怪圈。恰恰說明，中國歷史上從未實行過民主憲政。

　　「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規律不以人的意志轉移和改變。改革模式要根據國情，但規律還是要遵循，違反規律必受規律懲罰。官僚管理危機的解決，有賴於我們解放思想，改變思維和觀念以及反思深度與廣度。不要留戀過去的框架，沿襲過去成功的一套過時的方法。不要糾纏于姓「資」姓「社」等之爭、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能是延誤改革良機，誤國誤民。

　　機會和危機往往並存。今天的中國正處在社會的轉折點上，應清醒地知道自己所處的生命階段，要往哪個方向發展，抓住從量變到質變的機遇，不斷改變思維方式、培養動態和戰略管理的思想、想方向、想長遠，不斷構築新的平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逐漸進入參與管理階段（如股份制、民主憲政）等新的階段的到來，化「蛹」為「蝶」的蛻變。才能防止走向官僚化和衰退，社會系統失去活力而走向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