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家族背景揭秘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在血統上與魯迅先生為本家。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周慶為周氏遷紹始祖周茂之曾孫，字德芳，贈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監察御史。歿後與妻合葬紹興破塘殷家塢山麓。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以國民黨軍政部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傳抗日的名義赴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他在瞻仰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系，凡14條，共248字，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雲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於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屬於紹興寶佑橋周氏的一個支房。 　　在歷史上，紹興乃物華天寶、人文薈萃之地。周恩來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在五位舉人中，有四位是周恩來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堯、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點是有外出當師爺的傳統，推崇一種「溫、良、恭、儉、讓」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發達。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卻在中國行政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科舉出身的官員，上到六部顯秩，下到知府縣令，多數人僅通曉詩書禮樂等一般知識，所以一旦接觸實際政治，特別是碰到刑名、錢穀等專業知識便顯得力不從心。這就為掌握專門知識的師爺們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台。 　　紹興師爺子承父業，家學源遠流長，世家子弟寫公文信函簡練得體，言談舉止不溫不火，律令法規、成例前案爛熟於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在行，更兼熟悉政壇掌故、民間習俗，所以最能應付場面，為主官排擾解難。師爺還是聯繫官與吏的紐帶，許多事情吏可瞞官，但不可瞞師爺，因而師爺又要善於做合事佬，隨時注意疏通關節，由此可見師爺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學家陳幾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紹興當知縣，文中說到，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師爺全出自紹興，師爺的父兄教化好了，他們就可以教化好師爺，從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很受朝廷賞識，河南官場中人人都說他依賴一位名叫鄔思道的紹興師爺，以致雍正帝在批複田文鏡的奏摺時也隨便問鄔先生好，對鄔師爺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讚賞。 　　周恩來的祖父周攀龍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下來。周恩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淮安周家的紹興氣氛是很濃的，所以周恩來總是強調自己「原籍紹興」。對師爺的思維方式、工作特點、生活習俗等，周恩來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麼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麼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另據周恩來的秘書馬列回憶，周恩來曾向他們介紹過師爺的工作方法：為主官準備材料齊而全，並提出幾種處理方案，供主官選擇。 　　家族傳統猶如一個「文化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多少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在周恩來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家族前輩某些群體性格的影子，如謙恭有禮、勤懇謹慎、精明幹練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懷等。周恩來的堂伯父周和鼐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為人生歸宿。他1907年做江蘇巡撫陳夔龍的總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軍李純處當主任秘書。周恩來與他的交往頗為密切。周和鼐的長孫周爾流說：「我們周家是個受儒教影響比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為清末舉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給七伯（即周恩來）一定的影響和支持，這都是肯定的。」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研究周恩來時有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即為什麼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這頂桂冠」。的確，周恩來投身革命後，從來沒有謀求最高領導地位的願望，儘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機會。他一貫能夠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為新的領袖所器重，成為領袖的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來這種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與他的家族文化習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連。周恩來在談及與毛澤東的關係時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戰略的，我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是自謙之詞，但也反映了他甘當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傳統，家庭生活對周恩來思想性格的影響也不可小視。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後……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魯小和學做師爺，但未學成。他後來長期奔波在外，謀一些小差事，一個月的工資從未超過二十元。因此，周恩來是在濃厚的母教氛圍中長大的。他以後在回憶早年經歷時說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我的性格是有影響的，缺少那種野性。」 　　周恩來雖然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輩已經衰落，家中的進益甚至不能維持生活。從六歲開始，他就隨兩位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搬遷漂泊，而且家中的變故也尤為劇烈。在九歲到十歲間，其生母和嗣母先後去世。幼小的他帶著兩個弟弟在族人的幫助和接濟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來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裡的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金沖及先生主編的《周恩來傳》還披露了一個細節：少年周恩來在家中牆上貼一張紙，按封建家庭的習俗，「把親戚們的生日、死期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幼承家計的經歷使周恩來積累了一定的辦事和協調能力，同時也培養了他柔中帶剛、愈挫愈奮的心理品質。明乎此，有助於我們理解周恩來後來成為國務活動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隨伯父周貽庚到東北求學的周恩來，常常被濃烈的懷鄉思親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開求學時的一篇作文中寫道：「余幼失怙恃，依於從父，津遼七載，所系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願。」有年除夕，同學們大多回家了，他的這種感情更難抑制，悲慨躍然紙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團聚時耶？余也何如父母雙亡，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詩經·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詩，語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等。翻閱周恩來的旅日日記，懷鄉思親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想起來這個年，我們家裡可以說是極難堪了，東西南北，分散各處。比著說，還是我處境稍優呢。撫心自問，我實在是不安，翻來覆去，也睡不著了。」 　　周恩來對家族倫理情感的強烈渴求，在求學過程中便轉換成為身邊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說：「人之立於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於公眾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他在學校甘於奉獻，凡力所能及之事，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彷彿「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但自己「覺倍有樂趣存於中」。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他作了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儘力。」與「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種謙抑虛受的品性。他從不鋒芒畢露，而是事事處處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大家公認他出力最多，但周恩來卻堅持推舉張瑞峰擔任會長。1916年初，他在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同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早年周恩來志向遠大，但在對待名利上卻展現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懷。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所以，儘管周恩來性格的基本特徵偏於柔和和溫情，但後來長期的政治生活又錘鍊和豐富了他的性格結構。毛澤東曾以「虎氣」和「猴氣」自喻，而日本學者梨本佑平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周恩來的體內，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他有時也是「尖銳嚴厲的」。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剛柔相濟之人，毛澤東剛中帶柔，而周恩來柔中帶韌，這正是他們在互補互濟中成就巨大功業的性格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