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道德理性 中華禮樂文明之魂

禮樂文華《文史知識》彭林2015-04-18 08:5411東西方文化的關鍵區別究竟何在?梁啟超先生說「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治」,將東西文化歸結為「禮」與「法」二字,錢穆先生讚揚梁先生此語「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數十年後,錢先生在台灣會見美國耶魯大學鄧爾麟教授時又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處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說清楚禮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對於當代的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道德理性——中華禮樂文明之魂(資料圖 圖源網路)一、禮樂文明的緣起中國人重禮治,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殷商是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時期,經濟實力空前強盛。王室貴族酒池肉林,夜夜笙歌,盡享腐敗糜爛的物質生活。他們崇拜鬼神,自信有天佑神助,無人可以奈何,故為所欲為,施暴萬民。然而,牧野一戰,殷人的帝國大廈,居然頃刻覆亡。政局變化之快,就連周人也感到震驚!是事出偶然,還是必然?周人應該如何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轍,如何確立可以長治久安的立國之道?在此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周公總結殷人亡國的教訓,認為主要原因是紂王「不敬其德」,致使民心盡喪。為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罰」的治國綱領,昌明德性,佔據道德制高點,用人性化的政策贏得民心。周公從道德高度對貴族下達嚴禁酗酒、盤桓于田獵、欺侮鰥寡之人等禁令;同時提出敬德、保民、慎罰、孝友等德目。為了將上述理念落實到社會實處,避免流於口號與空談,周公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和行為準則,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周公新政以道德為立國之本,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影響深遠。周代禮樂制度是周人道德覺醒與理性精神的展現,中華禮樂文明的底蘊由此奠定。二、禮治是古代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周公制禮作樂昭示了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正確方向,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春秋時期,儘管禮樂遭受嚴重破壞,但社會精英依然堅定地將禮視為不可須臾或離的大經大法,這些觀點見諸《左傳》者甚多,如晉大夫叔向說,禮猶如推行政教的車輿,怠慢於禮,必然導致內亂;魯大夫孟僖子說,喻禮為立身的軀幹,無禮則無法立足社會;鄭大夫游吉(子大叔)以禮為「天經」、「地義」的同義詞。等等,不勝枚舉。其後,經過孔子的倡導以及七十子的闡發與弘揚,禮樂文化與儒家性善論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還有民生日用融為一體,結構不斷完善,所有的禮儀,均被納入吉、凶、軍、賓、嘉五禮的框架之中。同時,學理日趨縝密,並出現了作為禮學理論形態的《儀禮》《周禮》與《禮記》三部經典(習稱《三禮》),學術與治術兼包,影響深遠。經過千年的熏陶,舉國上下形成共識:天地之間有公理,有正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之至,天下順之,失道之至,親戚叛之;人有良知;等等。這些共識成為中國文化的底色。禮又被賦予形而上的色彩,被認為是天地之道在人間的體現。《禮記·禮運》說:「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說,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從四時」,「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所以是「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在中國文化中,禮是理的同義詞:「禮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記·樂記》)歷代有識之士無不高倡禮治。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以禮為盡人皆有的四個善端之一,無禮者謂之非人。荀子《勸學》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即要成為聖人,必須從誦經入手,最終落實在禮上。歐陽修《新唐書·禮樂志》將三代以上之治與三代以下之治進行比較,以前者為治世,後者為亂世,兩者得失的關鍵,在於是否以禮為教。韓愈在《原道》中將遵用中國之禮還是夷禮,作為區別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的標誌。二程深以為然,說「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程頤說:「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卷開首便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顧炎武論政,多著眼於風俗人心與教化,又說,「禮義,治人之大法」。曾國藩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又說:「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至此可知,梁啟超、錢穆將中國文化的核心歸結為禮治絕非向壁虛造、空穴來風,而是淵源有自。

清華大學教授彭林(資料圖 圖源網路)三、禮的文化意義禮對於中國文化,產生過怎樣的積極意義?這值得好好回顧與總結。首先,禮是人自別於禽獸的標誌。人從動物界脫胎而來,這就決定了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殘留著動物的野性,但是,人與動物畢竟存在著本質區別,那麼,人應該怎樣定義自己?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理由究竟何在?《禮記·冠義》說:「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孔穎達疏說:「人能有禮,然後可異於禽獸也。」可見,在中國人看來,人是按照禮也就是理性要求來生活的,而其它動物則不能。人有文化自覺,不可與鳥獸同群,通過禮自別於禽獸,對於中國人而言,禮是人生第一要義。其次,禮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更高一個層次的區別。孔子作《春秋》,欲為萬世龜鑒。韓愈在《原道》中認為一部《春秋》,講的無非是嚴夷夏之別。而夷夏之別則在於一個「禮」字。春秋季世,王綱界紐,周邊文化相對落後的部族乘機進攻中原,有些諸侯國被蠻風陋俗所化,完全失卻享受中原先進文明的資格,故只配把它們當夷狄看待。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中原文明,積極效仿,日久天長,已進於中國,則可與中原諸侯同等對待。春秋亂世本質上是文明與野蠻的鬥爭,即「禮」者與「非禮」者誰影響誰的鬥爭。而歷史的進步,是在文明戰勝野蠻之後。韓愈之說,深入人心,故中國人始終以本民族高雅、文明的禮儀自豪。第三,禮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準則。人離不開群體生活,是具有社會性的動物。為了保證社會的有序,需要有成套的合理的規範。在中國文化中,這就是禮。《禮記·曲禮》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道德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群行之大,施行道德仁義,不通過禮則無由得成。第四,禮是修身的主要門徑。西方文化以神為中心,中國文化以人為中心。中國文化要求人們努力修為,勉為道德高尚的君子,甚至成聖成賢。其間的取徑,則是禮樂人生,外內雙修。因此,中國人在童蒙教育階段即教以禮,不學禮,無以立。人生是漫長的,但關鍵之處只有幾步,因此從束髮開始,每逢人生的轉折點,國家都會寓教於禮,通過冠禮、婚禮、相見禮、飲酒禮、射禮、喪禮、祭禮等一系列的「人生禮儀」進行指導,從而在總體上維持了全民族的文明水平。第五,禮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中國幅員遼闊,四方發展不平衡,各地風俗更是歧異,對於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言,如果沒有統一的行為規範,聽之任之、放任自流,結果自然不堪想像。經過兩千多年的經營,禮成為在方言與風俗之上的一個更高層次,各地人們彼此說話可以聽不懂,年節習俗可以互歧,但在禮的層面上卻能彼此認同,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也是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統一趨勢的深層原因。四、禮樂文明的現代價值如今,舉國上下都在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匯通,這種願望無疑很好,但是,如果對東西文化沒有深入的認識,盲目從事,就是不清醒的,甚至是有害的。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以神為中心,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按照《聖經》的說法,人有原罪,人性本惡,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靈魂。為此,人要把靈魂交給上帝來管理,自己要天天祈禱、時時懺悔,嚴重違反教義者,要由法律處置。由於宗教的力量以及幾乎無處不在的教堂與神父的作用,人的思想比較容易控制。中國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從周公制禮作樂起,民本主義迅速崛起,天意與民意幾乎等同,人的自主意識抬頭,人性本善,人的靈魂不僅要由自己來管理,而且還能夠管好。禮是把抽象的道德轉換到操作層面的不二法門,惟有經由禮,道德才能落實到每個人的身上,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可見,東西方文化的理念與體系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文化傳統與文化心理也迥然有別。若要全面融合,除非將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而這是大多數國民所無法接受的。就這一點而言,東西方文化的徹底融合幾乎沒有可能。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固有的禮樂文化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即是否還有現代價值?筆者認為,在當代中國,傳統禮學依然有其生命力,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以繼續發揮作用。第一,讓道德教育落到實處。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革證明,物質與精神,猶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在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精神層面的需求就會被提上議事日程,正如《管子》所述:「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物質享受,而沒有道德理性的引領,社會將在迷失中走向毀滅。近年,各地紛紛舉辦道德大講堂,恰恰反映了社會對道德的呼喚。但是,道德只有體現在人的身上,對人與社會的進步發生作用,道德才是鮮活的、有價值的,而禮恰恰是把道德轉換為可以操作的規範的完整體系。如果能將道德大講堂與禮儀教育緊密結合,社會的氣象將為之一新。第二,禮引導人們相互尊重。人與人之間需要相互尊重,只有如此,才有人際的諧和。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尊重,彼此不尊重,是引發衝突甚至發生悲劇的源頭。有感於此,如今許多人在提倡「恭敬心」。恭敬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恭敬心的養成要靠禮。禮的基本精神是尊重對方。《孝經》說:「禮者,敬而已矣。」《禮記·曲禮》說:「毋不敬。」禮是以對方的存在作為前提,並且對對方多少抱有敬意。我以恭敬之心善待對方,並且通過肢體動作與語言表達出來,讓對方感受到我希望對方也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我。這就是《禮記》所說的「禮尚往來」。禮之用,和為貴,不推行禮的教育,社會就永遠不會和諧。第三,為社會樹立符合道德理性的規範。如今在社會秩序方面出現的種種亂象,包括某些國民出境旅遊後因不文明行為飽受指責,歸根到底是行為「失范」。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失范不是個別的、偶發的,而是群體的、普遍的,由此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形象。這類現象的出現,責任並不都在民眾,因為社會並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具體的行為規範,也沒有給予他們系統的、持久的規範教育。如今,是編寫符合中華文化傳統的禮儀讀本、推行全民禮儀教育、重塑中華民族形象的時候了。常有人說,如今的社會是快節奏,推行傳統禮儀會阻礙經濟發展,此說似是而非。中華禮儀始終在日本、韓國普遍而深層地存在,它影響經濟發展了嗎?沒有。相反,他們還由此樹立起了富而好禮的形象,此事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當前還有人在「國際化」的名義下推行西方商務禮儀,試圖以此全面取代中華傳統禮儀。鄙見,這是萬萬不可取的。禮儀是文明民族的重要標誌,無論哪個民族,但凡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有本民族的禮儀,只有野蠻民族沒有禮儀。中華五千年文明,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東方禮儀,它甚至遠播東亞其他國家,推動了朝鮮、日本文明的進程。西方文化中的禮,主要是上流社會的交際手段。中國文化中的禮,相當於西方人所說的「文化」,與修身、齊家密切相關,內涵極其豐富。社會在飛速發展,中華禮儀儘管表面凋零,但根核猶在,它定能完成現代轉型,再度發皇,所以我們不需要專門進口西洋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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