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系列 — 蒙古西征22 金帳汗國與伊爾汗國的博弈
正是憑藉在汗位爭奪戰中對忽必烈的支持,伊爾汗國獲得了合法的出身證。當然,即使站隊錯誤,已經在西亞打出自己天地的旭烈兀也一樣可以擁兵自重,前提是他不要貿然回師攪進去。事實上,新生的伊爾汗國也的確是這樣做的。只是獨立的代價,就是此後伊爾汗國在西亞的擴張,所能依仗的資源就只能是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了。雖然這一影響是戰略層面的,當下以旭烈兀手上所掌握的兵力來說,應該還可以遠征埃及,但所謂禍起蕭牆,新生的伊爾汗國很快發現,此時真正對自己構成威脅的,並不是南方的馬穆魯克,而是西北方的金帳汗國。 在所謂蒙古四大汗國中,最先獨立發展的是拔都西征時建立的「金賬汗國」。當旭烈兀率軍從波斯高原向巴格達進軍時(公元1257年),已經立國15年的金帳汗國正在經歷一場權力交接。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年金賬汗國推出的新任大汗——別兒哥(拔都之弟)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由此也開啟了金帳汗國的伊斯蘭化進程。 誠如我們一直所說的,蒙古人對於宗教本身的態度是寬容的,這種寬容也使得蒙古人並不執著於一種信仰,也容易被所在地宗教所影響。在蒙古人入主歐洲草原之前,大多數生活在此地的欽察人還並未接受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信仰(與蒙古人一樣是原始薩滿教的信仰者)。不過以一神教的滲透力和傳播慾望來說,這片原始宗教之地被攻陷只是個時間問題。就金賬汗國所處的位置來看,似乎基督教傳播會更佔優勢。事實上拔都死後指定的第一繼承人(他的另一個弟弟撒里答)就是位基督徒。不過這位繼承者在前往繼承的路上就神秘離世,而他年齡尚幼的繼承者在上位一年之後也同樣離世。最終真正繼承拔都之位的,就是前面所說的別兒哥了。 權力之爭中是否有陰謀,並不是我們所關心的。更讓人感興趣的是金賬汗國由此開啟的伊斯蘭化進程,以及這背後支持這一進程的地緣因素。應該說從技術角度來說,伊斯蘭教在游牧者中的傳播要更據優勢。被羅馬帝國浸潤過,充斥著各種繁瑣的儀式和等級制度的基督教,更容易為定居文明所接受。而出身游牧文化環境的穆罕默德,所面臨的受眾則完全不同。為了適應阿拉伯人居無定所的遷徙生活,也為了更有效的凝聚這些生性自由的游牧者(難度更大),伊斯蘭教的教義被設計的更加有控制力(比如有更多的禁忌性規定),但在宗教儀式上卻要簡練的多。這也使得伊斯蘭教在向其它游牧之地傳播時,要更具優勢。 在金帳汗國的領地里,有兩個已經接受伊斯蘭教的群體,在這一進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他們是:伏爾加河中游的保加爾人,以及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關於四大汗國的具體領地劃分,我們後面會有所解讀)。一方面相比以羅斯人為代表的歐洲人,蒙古人對同樣源出亞洲游牧文化的花剌子模人、保加爾人,會更有信任感和親近感,他們的選擇也因此更容易對蒙古人產生影響;另一方面那些在保加爾人、花剌子模人中傳教的伊斯蘭宗教團體,也很容易在蒙古人中複製他們的成功經驗。如果說在汗位之爭中,有汗國內的穆斯林力量做推手也是很自然的。 需要說明的是,一位信仰伊斯蘭教的統治者上位,並不代表金賬汗國就此伊斯蘭化了。總的來說,此時的金帳汗國的宗教政策還是寬容的,整個草原的伊斯蘭化是個漸進過程。金帳汗國地緣屬性的真正變化是在半個多世紀後,金帳汗國的第九代大汗「月別哲汗」上位後(公元1312年)。經過將近一甲子的滲透,蒙古人的金帳汗國不僅完全接受了伊斯蘭教義(政治上開始禁止其它宗教),同時在種族上亦被優勢的突厥人口所同化。這種游牧出身+突厥語言+伊斯蘭教屬性的族群,也就是歐洲人眼中典型的「韃靼人」了。 雖然13世紀中葉的金帳汗國,還不能說是一個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在金字塔頂層的布局成功,對西亞及至歐洲的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力,卻已經開始顯現了。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開始傾向伊斯蘭教的金帳汗國,與從基督教世界借力,統治西亞的伊爾汗國反目成仇。至於事情是如何演變的,對捲入其中的各方力量又有何影響,我位明天再接著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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