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6)

　　晚明悲歌(1)

　　明末，大半個中國都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的五六年間，陝西地區幾乎無年不災，災害類型包括旱、蝗、風、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禎初年，陝西延安地區連續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採食山間蓬草，稍後剝食樹皮，最後只能吃山間一種名叫「青葉」的石頭，不數日便腹脹而死。每天都有兒童餓死，每天都有兒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數個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數百，許多大坑都被塞得滿滿的。此情此景，官府不僅不予以賑災蠲免，反而束於功令，賦稅之外又加「遼餉」，地方官趁機勒逼，嚴加催科。百姓「轉相逃則轉相為盜」、「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萬曆末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繪《饑民圖》伏闕上疏，其序略云：「見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豬狗，不少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崇禎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間，河南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殘，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禎九年以後，山西保德州幾乎無歲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錢，人相食，盜賊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導致更多的自然災害，如蝗災和鼠疫的爆發。蝗災最初出現在陝西的渭河兩岸，然後陸續向關中、河南、淮河、長江一帶發展。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除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成為蝗災的重災區。鼠疫也流行開來。崇禎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興縣出現，「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此後，鼠疫迅速從北向南漫延。北直隸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河南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了「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悲劇情形。

　　由於旱、蝗、鼠疫等自然災害的交相出現，百姓死亡甚眾。據估計，萬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達700萬人之多。而崇禎年間北直隸的疫區內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下降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三年的1024萬降至620萬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餘萬人。

　　陝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數百萬以上。倖存下來的災民為求生存，初則三五成群，後則數十百千人聚結一起，組成了一股股「盜賊」、「土寇」、「流民」或「流賊」等。他們如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組合成為一支又一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成為滅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天災既已發生，人禍也接踵而來。地方官員們擔心本地出現民變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升遷，不如實上報，儘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不去設法救濟安置，反而繼續催逼稅賦錢糧，追索歷年積欠，引發百姓更大規模的逃亡。由於明政府規定：一戶逃稅，同里甲的農戶要受到連累、代納逃戶的賦役，如此只會引起百姓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

　　陝西「流賊」作亂的奏報越來越多，言辭越來越激烈，原陝西三邊總督服毒自殺。崇禎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楊鶴為陝西三邊總督，負責陝西等西北地區的「剿匪」事務。然而，朱由檢在「剿」和「撫」的態度問題上卻舉棋不定，他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只要能把叛亂平息下去，就萬事大吉。楊鶴說，招撫賑濟和解決農民復業最為緊要。他認為：只有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才有可能徹底平息動亂；如果一味鎮壓，雖可以彈壓一時，卻無法恢復社會生產，參加起義的農民只會更多，後患更加嚴重。聽了楊鶴頭頭是道的招撫言論，崇禎帝同意了招撫計劃，並派御史吳帶帑銀十萬兩到陝西放賑，「招撫流盜」。招撫工作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明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解決農民生存的根本問題，發放的少許賑恤銀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時又拿不出更多的錢糧解救饑民。為了生存，饑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禎四年的招撫既已失敗，崇禎帝轉而使用剿殺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綏巡撫洪承疇任陝西三邊總督，全力鎮壓在山西和陝西的農民軍。洪承疇有謀有勇，對陝西軍民情況頗為熟悉，他率領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兵馬，四面出擊。到崇禎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陝西境內的幾支比較強大的義軍均被鎮壓下去。剩餘的農民軍採用了更為靈活的游擊戰術，千里躍進，聲東擊西，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農民軍突入防守空虛的明中都鳳陽城，縱火焚毀了朱元璋的「龍興之地」，皇陵享殿、龍興寺等都盡數被焚，義軍還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來歡慶勝利。

　　農民軍的勝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極度震驚，崇禎帝身著素色布袍，親自到太廟告祭祖宗之靈，下罪己之詔。同時，展開了對農民軍更大規模的鎮壓，崇禎帝籌措白銀百萬兩充作軍費，調洪承疇的陝西兵出關，與中原各省的軍兵會合，限期六個月消滅農民軍。為配合行動，崇禎帝又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國軍務。楊嗣昌認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先全力剿滅農民軍，再全力對付關外的滿清貴族。為此，他提出了鎮壓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而言，就是以陝西、河南、陝西和鳳陽等四個農民軍活動主要區域為「四正」，責成地方巡撫專責防守，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個地區為「六隅」，設六個巡撫，以防止起義軍進入各自的管轄地區，必要時參加聯合協剿。「四正」和「六隅」結成「十張網」，猶如布下的天羅地網，企圖一舉全殲農民軍。為配合這一宏大計劃，他提出增兵增餉建議，加派「剿餉」，計280餘萬兩。

　　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雖然楊嗣昌的剿殺計劃在短時間內確實發揮了「強心劑」的作用，農民軍嚴重受挫，一部分軍隊在高壓之下主動投降明軍。李自成軍隊的人數銳減，生存極其困難，而張獻忠、羅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撫」。然而，複雜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尖銳，大批災民補充到農民軍隊伍里去。他們英勇無畏，抱著赴死的決心，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崇禎十四年新年剛過，李自成義軍就攻克了洛陽、殺死福王。將沒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糧食與錢物分給貧困的百姓，並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受到饑民的熱烈歡迎。此後的一段時間，李自成農民軍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開封，轉戰於河南各地，基本消滅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與此同時，張獻忠也在湖廣谷城重舉義旗，轉戰豫皖，進軍湖廣、江西等地，在崇禎十六年五月佔領武昌後，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權。

　　面對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無策，崇禎帝內心早已方寸大亂，眾大臣也深知現在的農民軍已經難以消滅，沒有人願意擔當統帥三軍的重任。大家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難度時艱。兵部尚書楊嗣昌畏罪自殺，明朝再無「中興大將」可用。崇禎帝哀嘆說，「嗣昌死後，再也沒有堪任的督師了」。崇禎十六年，崇禎帝欽點吳督師，前去鎮壓農民軍，吳卻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崇禎帝大怒，下令將吳充軍，改由孫傳庭督師。孫傳庭率領明王朝僅有的兵軍進入陝西，旋即被李自成消滅。此後，崇禎手裡基本上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了。

　　隨著李自成農民軍隊伍的日益壯大，其革命目標也日漸明確。崇禎十五年冬，他們開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為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做準備。崇禎十六年初，起義軍在攻下襄陽後，改名為襄京，建立中央機構，並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接著，李自成開始部署進攻北京的計劃。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軍所向披靡，幾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順軍抵達居庸關。17日，東路軍抵達京郊高碑店，西路軍抵達西直門外。北京城裡只剩下五、六萬羸弱不堪的軍兵和數千太監「凈軍」，他們也無心戀戰，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時分，農民軍發起了攻打彰義門、西直門的總攻。18日，農民軍提出如果崇禎帝「遜位」，可以保他一條活命。崇禎帝企圖通過談判拖延時間，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來，農民將領看穿了他的意圖，於當天深夜發動總攻。崇禎帝慌亂中安排三個兒子喬裝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樣子，希望他們混出京城，去聯絡南方明朝官軍，捲土重來。絕望中的他回到後宮，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過來，讓宦官給他倒酒，一口氣喝了幾十杯，猛地揮劍砍向袁妃，將她刺死。周皇后轉身回到宮內，自縊身亡。然後，他提劍四顧，歇斯底里地在後宮四處奔走，看到了長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憤地說：「你為什麼要生在我的家裡？」揮劍就刺。長平公平下意識揮臂遮擋，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著，他又刺傷或刺殺了幾個小宮女和嬪妃。最後，他發瘋似地親自到前殿敲鐘，企圖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對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準備，無人前來。19日凌晨，太監王相堯在宣德門投降，劉宗敏率領農民軍浩浩蕩蕩由此開進北京城。在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在朝陽門的朱純臣相繼打開城門投降，農民軍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徹底絕望的朱由檢，與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萬壽皇亭，赤足輕衣，自縊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寫著：「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真是可悲可嘆！一天後，人們在煤山一角發現了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屍體，早已變得又冷又僵。農民軍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宮廷，停在東華門外示眾。4月初，又派人將他的屍體草草掩埋於昌平縣的田貴妃墓中，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滅亡，對於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而言，是一場悲劇。崇禎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國多災多難的17年。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嚴重，如風中之燭，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而又不得不開闢了兩個戰場，同時與農民軍和清軍作戰。

　　依據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幾無成功的可能。與後金爭鋒，兵餉不足，只能加緊勒逼民眾，民眾愈加不滿，反抗愈烈。事實上，明王朝的崩潰就是國內矛盾完全激化的結果。試想，一個巨人，當他的內部只剩下空架子時，外部即使輕輕地吹來一陣微風，也會讓他轟然倒地。

　　而崇禎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淺、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貪財如命。他功利性過強、馭臣無術，最後只落個無將無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潰。崇禎帝在歷史上，是一個存在頗多爭議的帝王。他誅殺閹黨、整理朝綱，氣象為之一新，卻又惟內臣是信、肆意殺戮文武將官，最後直落個孤家寡人的悲慘結局；面對烽煙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殫精竭慮，調兵遣將，用盡渾身解數，仍無法扶正將傾之大廈；面對空饋的國庫，他肆意加派，搜括糧錢，仍然無法支付官軍俸祿。他又是一個生活節儉的「守財奴」，寧喪江山，不願捨棄內帑貲財。作為喪國之君，他自知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絕於世，其死亡之悲壯，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後的200年間，他一直倍受人們的憐憫。

　　明朝的滅亡、清朝的建立，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國王朝數次更替中之一環。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此時已處於傳統社會的末世，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這300年間。清軍入關時的口號是「為崇禎帝復仇」和「弔民伐罪」，入關之初也採取了安撫社會的積極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統治者卻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謂「以夷變華」的五大惡政，並製造「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慘絕人寰的暴行。清朝的專制與歧視政策帶來社會經濟的極大混亂，也引起了全國性的「反清復明」的巨大浪潮。同時，清朝繼承了明朝初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晚明出現的「近代化」思想實行嚴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閉性、反動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謂的「文治達到了極盛」時，思想禁錮也發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國六、七十年後，才迎來了所謂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100多年裡，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5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的是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