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真正作者是淮南王劉安?|離騷|作者

核心提示: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並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

淮南王劉安 資料圖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楊焄,原題:郭沫若「拳打」胡適,以及朱東潤「冤枉」楊樹達

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並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論文的作者朱東潤晚年回憶說,此事緣於和葉聖陶的通信,「聖陶問我最近有些什麼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於《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聖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沒想到老朋友先斬後奏,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就轉交給《光明日報》發表。書生氣十足的兩人起初或許並不覺得此舉有多不合時宜,更未曾料到居然會激起軒然大波。沒過多久,郭沫若就率先發表評論,居高臨下地呵斥道:「這樣的考證是很成問題的,但是也有它的淵源。它的淵源是什麼呢?就是胡適!……這種研究方法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無足怪的。」(《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在當年的特殊形勢下,這樣的宣判足以令對手膽戰心驚。據朱東潤說,「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並組織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著,讓這三位撲一個空」(《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辯論的機會,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不過要說楊樹達是被「組織」來的,也許未必符合實情。因為位高權重的郭沫若不僅斬釘截鐵地斷言:「無論從史實上、思想上、文藝上來說,把淮南王劉安認為《離騷》的作者,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立的。」(《評〈《離騷》底作者〉》)還用很輕慢的口吻說道:「關於這些方面的研究,並世學者已經寫過不少的文章了。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卻依然篤信胡說而一概不管,而且還要把胡適的歪風更進一步展開,這卻不能不使我們驚嘆!」(《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儼然已經覺得穩操勝券,根本用不著再約請幫手。退一步講,即便要「組織」,也該是《楚辭》研究方面的專家,而非並不以此見稱的楊樹達。

楊樹達於當年日記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說:「草《離騷傳與離騷賦》。」並撮述文中要點;到了6月12日又寫道:「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余《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翁回憶錄》)如果真是受到邀約,恐怕不會不記上一筆——在半年前的日記中他就提過:「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余《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並未諱言其事。而從《離騷傳與離騷賦》來看,楊氏意在「討論劉安做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離騷賦》」,儘管以駁正朱東潤為主,但也附帶批評了郭沫若,稱其「似乎欲折衷於傳、賦之間,有遷就賦字的意思」,並說「我對於此問題的見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還提到「郭先生說:太史公作《屈原傳》,曾參考《離騷傳》。據我看,這篇《屈原傳》可能全本《離騷傳》,不僅止參考罷了」,屢屢指出郭氏的訛謬,哪有這樣幫腔助陣的?

另外可資佐證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編輯出版《楚辭研究論文集》,「收輯的範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出版說明》),其中也包括朱東潤、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論爭中的全部論文,唯獨缺了楊樹達這篇。而此文絕非泛泛之作,楊氏本人也相當滿意,不僅說「詹安泰讀余《離騷傳與離騷賦》,謂郭沫若不及也」(《積微翁回憶錄》1951年6月20日);為了精益求精,又在次年「改撰」(同前,1952年3月12日);還指出「閱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討論《離騷傳》文字,謂淮南王傳或是賦體之說為余糾正者,已改易其說矣」(同前,1952年10月29日)。最後不但將其收入《積微居小學述林》,還在晚年寫定的《漢書窺管》中迻錄其要旨。如果文章最初確由郭沫若「組織」而來,出版社照理不該出現這樣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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