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國軍官方戰報有水分

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極大困擾。兩岸檔案館現存抗戰時期國軍檔案，如戰鬥詳報、作戰總結等，數量巨大，需要歷史研究者細心鑒別，勿因出自官方檔案而不加辨析、盲目採信。

國軍高層日記中的抗戰：日軍撤退被報成勝仗

更難得的是，張的一些表述相當坦率，比如他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復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如敵人攻佔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佔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薛岳稱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日軍五萬餘 遭同僚笑斥

軍委會與會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為薛岳所報敵我傷亡人數及敵我傷亡比例實在「過於虛妄」。據一般觀察，抗戰時期敵我之戰力，大致是「敵一師可抵我六師」（詳見下文），以這樣懸殊的戰力對比，顯然不大可能以我軍傷亡二萬九千餘的代價，取得斃傷敵軍五萬餘的輝煌戰績。蔣介石估日軍傷亡放大十倍 估己方傷亡縮小十倍

蔣介石對於日軍方面公布的傷亡數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發布開戰以來日軍戰死59098人，蔣推斷其實際戰死者當在59萬人以上。當1940年2月日方廣播聲稱在廣西擊斃國軍8000人的戰績，蔣則推斷國軍死亡「並不過千，損失必不甚大」。不知蔣的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據，是否意味著中國方面對外公布的傷亡人數，亦有這麼大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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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日戰爭中，為了克敵致勝，雙方都重視宣傳，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對外公布的戰訊戰報，報紙雜誌為鼓舞民心士氣而發表的言論，固均含有宣傳的意味，即使軍隊內部的作戰報告亦有虛假成分。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後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兩岸檔案館現存抗戰時期國軍檔案，如戰鬥詳報、作戰總結等，數量巨大，需要研究者細心鑒別，勿因出自官方檔案而不加辨析、盲目採信。相對而言，日記、書信之類私密性史料，不涉公開宣傳，雖不乏預為後人閱讀而作秀者，多數則是為自己記事抒情備忘而作，無意公開，故可信度較高。任何歷史研究，均有必要將各種相關文獻比勘互證，本篇讀史札記著意強調日記史料對國軍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學界對戰爭文獻因「宣傳」所產生的問題以及私密性日記所呈現的若干特質和面相有所關注和審視。國軍高層日記中的抗戰：日軍撤退被報成勝仗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學界有關抗戰時期政治、外交乃至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觀的推進，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評價日趨客觀公允。相對而言，有關抗戰本身的軍事史研究略顯滯後，如對正面戰場的探討，還偏重於各次戰役敵我雙方攻守進退的過程描述，而對軍隊的組織形態、指揮運作、戰略戰術、作戰能力、教育訓練、官兵人事，武器裝備，後勤保障，士兵的招募與兵營生活，以及戰地和後方的黨政軍民關係等，深入系統的實證探討尚不多見。史實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資料方面，有些常見的、重要的史料亦未為學界充分利用。最近接連閱讀了三部國軍高層人士的抗戰日記。三人分別是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陸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1]三人的日記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開出版，然而學界關注者似不多。三人日記的共同特點是記事翔實、坦誠，不僅詳細記錄了自己的經歷、見聞和心得，還記錄了交往人群的言論與見解。三部日記中，兩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跡極其潦草難以辨認，顯示作者下筆時未曾顧及他者和後來人的閱讀。因閱讀手稿本的「不快」，筆者在數年前雖多次檢視，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覽。此次下定決心才將其通讀完畢。三人在抗戰時期的職務，分別代表了國軍最高作戰指揮部、最高軍法執行機構和戰爭前線的高級將領。與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記可視作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軍界內情與詳情。本文是在讀完三部日記之後所作的一篇讀史札記，主要選取戰時國軍較具普遍性而尚未為學界關注或關注不夠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現，有所補充，並非一篇全面論述抗戰時期國軍特質的論文。[2]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說句真話，我從未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採取守勢。在戰爭快結束時，我首次負責發動重大規模的攻勢，可惜攻勢剛開始，戰爭就結束了。大多數海內外的同胞認為，我們以劣質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3]張發奎在回憶錄中提及戰爭與軍事的很多細節和細緻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見到的。更難得的是，張的一些表述相當坦率，比如他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4]所謂粵北大捷、收復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5]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們志不在韶關，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佔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佔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6]張發奎的說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記中得到了更具體、更細緻的印證。虛報戰績、誇大宣傳，是各國對外作戰宣傳的慣用手段。抗戰時期，國軍各高級長官謊報戰功更屬常態。如敵人攻佔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佔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中央雖明知內情，也往往認可。抗戰時期的很多「大捷」大體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戰以來，各高級長官所極力宣傳之台兒庄勝利、湘北幾次大捷等等，無一不誇張，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時乘勢，推波助瀾，藉以振勵士氣，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國對外作戰情形，大略皆類此，不過中國之高級長官技術特為巧妙。」[7]作為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直接與聞軍事委員會的最高決策，自然洞悉各高級長官之虛報內情。薛岳稱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日軍五萬餘遭同僚笑斥與何成濬相比，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前線作戰情形更為瞭然。他每天會將各地戰況和部隊的動態記錄於日記中。如徐對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伯陵）的謊報軍情和虛假宣傳，在日記中多有記載。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為例，在戰局尚不明朗的情況下，薛岳即「運動」各方為其宣傳，「預祝勝利」。徐擔心其「過甚宣傳」，因「我宣傳過甚，敵欲罷不能，徒增其對我努力」。他讓人轉告薛岳：「等擊退敵再宣傳，何爭此一時」。[8]但薛岳不僅沒有中止，反而進一步「擴大宣傳」，「有不能抑制之勢」。徐永昌日記載：「（第九）戰區方面竟逕向幾家報紙發表無理宣傳，（未經新聞檢查），謂斃敵三萬幾千，傷敵六、七萬，俘敵八千幾，致使招待記者席上某某外國記者詢問本會發言人，對湘北敵已無所用其追擊等等譏諷，頃，敵人亦名我紙上戰鬥勝利。」[9]對第二次長沙會戰的敵我傷亡人數，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確切的數據。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今次湘北戰役，我用師三十一（軍十一），傷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亡八千七百八十二。……又據報，獲步槍一千一百三十四，輕、重機槍三十八，各種炮十四、戰車九，俘虜二百四十七（詳確否尚待詳報到部後再看）。薛伯陵對外記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談話，發表湘北之役，敵遺屍四萬一千餘具云云，使本部戰訊發布組大為作難。又據報，長沙外藉傳教師語外記者及武官，敵人二十七日入長沙約兩萬人，留四日退去。又該訪察團對湘北戰頗感失望雲。[10]第九戰區在不同場合的宣傳口徑並不一致，如斃敵人數有「三萬幾千」和「四萬一千」之說，俘敵人數有「八千幾」與「二百四十七」之說。徐永昌感覺無法確認這些數據的真實性，發布戰訊深感為難。到10月25日，軍令部次長林蔚向徐永昌轉述從蔣介石那裡聽到的湘北真實情形：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汩羅江以後，我軍已無有戰鬥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枝，余可想矣。[11]徐永昌獲知這一情形，大為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於極點。」[12]然而，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薛岳故技重演。而這次徐永昌似乎對薛岳所報戰績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第九戰區報告，第三次長沙會戰，各部實報俘獲統計如下：中隊長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騎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枝，輕機槍一百零二挺，重機槍十三挺，山炮十一門。我軍真正勝仗，第一次台兒庄，第二次崑崙關，第三次即為此次長沙會戰，其俘獲尤屬空前。[13]而何成濬日記中對第三次長沙會戰則有不同的描述：（軍事委員會）會報時，主席宣布關於湘北三次會戰，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之報告雲，我軍傷亡官兵二萬九千餘，倭寇死傷五萬餘，在場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過於虛妄。各處作戰報告，本多有不確實處，然向無如此之人之甚者。[14]軍委會與會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為薛岳所報敵我傷亡人數及敵我傷亡比例實在「過於虛妄」。據一般觀察，抗戰時期敵我之戰力，大致是「敵一師可抵我六師」（詳見下文），以這樣懸殊的戰力對比，顯然不大可能以我軍傷亡二萬九千餘的代價，取得斃傷敵軍五萬餘的輝煌戰績。一般戰爭中，交戰雙方對於己方的傷亡數比較容易掌握，而對敵方的傷亡數則不易弄清。而前線將領為了邀功，或交戰雙方為了宣傳，有意誇大斃傷和俘獲敵軍的數字亦屬常態，所以戰爭中雙方對外公布的傷亡數字往往出入甚大，一般都不可信。日軍和中共軍隊一般會將內部報告和對外宣傳區別對待，內部報告較為真實，而國軍則內部報告亦不可靠。正如何成濬所言，各戰區的作戰報告多不確實，只是薛岳做得「太過」而已。據徐永昌描述，前方將領的報告，往往「情況稍急即萬分告急，稍緩又自誇能炫虛」[15]；「情況稍好便聲張我軍如何如何有力，稍壞又自稱毫無力量」。[16]而張發奎的說法是：「軍一級單位喜歡誇大傷亡數字以顯示戰事有多麼慘烈，他們通常多報敵軍的損失，而失蹤人數往往申報為負傷。」這是國軍的傳統，早在1937年以前的內戰時期就是如此。[17]蔣介石估日軍傷亡放大十倍估己方傷亡縮小十倍對於高級將領競相虛報戰績的現象，徐永昌不無感慨地說：「今時代實為一宣傳時代，出風頭時代。」[18]類似之語不止一次見諸其日記，並非徐隨意而發的一句感慨。不僅前方高級指揮官「宣傳太過」，最高統帥蔣介石也很重視戰爭中的宣傳，會親自過問和布置某次戰役的宣傳事宜，甚至要求提前發布國軍戰勝戰報。徐在日記中寫道：蔣先生略於督責訓練，督責戰鬥，一意於宣傳工作，豈知作戰宣傳須名實相稱，否則事實稍遲即明，無異自暴其丑，非善後計也。敵人師出無名，苦於久戰，廣大散布，軍紀日壞，益以內外反戰風熾，所以戰鬥力日趨於下。然我一個上等師抵敵兩大隊，力量每感不足，則戰之宣傳份劑（引註：原文如此。「份劑」當為「分際」之誤）與應努力之點，亦既明示之矣。[19]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對於日軍方面公布的傷亡數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發布開戰以來日軍戰死59098人，蔣推斷其實際戰死者當在59萬人以上。[20]當1940年2月日方廣播聲稱在廣西擊斃國軍8000人的戰績，蔣則推斷國軍死亡「並不過千，損失必不甚大」。[21]不知蔣的這一折算比例（擴大10倍或縮小10倍）有何依據，是否意味著中國方面對外公布的傷亡人數，亦有這麼大的「水分」。1943年7月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餘倍云云。」[22]美國方面同樣對中國處理戰事新聞的「不實」頗多訾議，「一般印象似認中國統帥部對於戰情粉飾逾分，不願承認挫折，失敗更無論矣。……如此宣傳之結果，使華盛頓之軍火局認為無庸立即對華增加援助，因中國軍隊能自擊敗日本。……故中國每日誇張勝利，對於美國人民僅能產生恰然相反之效果。」[23]宋子文、顧維鈞等據此認為「宣傳過甚往往得到相反之作用」。[24]徐永昌更是一向反對「過度宣傳」，以為「架空或不盡實在之宣傳所得效果或屬一時或全無用，除非目的即在騙人一時，否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然』一語形盡宣傳之無用矣。」[25]對於宣傳的不實，不僅外人不信，國人亦漸表懷疑，如1943年12月官方對外發布「攻克常德」的消息，民眾即多存疑問。[26]日軍方面更深知，他們每次撤退時，都會被中國方面宣傳為「大捷」，故有時攻佔某城而又無意長期佔據時，有意不對外宣告，以免撤出時成為中國方面作戰勝宣傳的機會。[27]抗戰後期國軍某些部隊缺額率高達50%至80%抗戰時期國軍的傷亡人數，除虛報戰績外，還另有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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