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小議《紅樓夢》

2014年 3月下旬，台灣著名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余光中先生應邀來到澳門大學，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駐校作家生活，本人因此有幸沐恩先生風采、親受先生垂訓。每次媒體採訪要求先生開書目時，《紅樓夢》都是他必薦選項，並多次在公開場合建議國人多讀《紅樓夢》以提高欣賞水平。

4月 10日傍晚，與余先生及太太共進晚餐之後，我提議讓先生談一談《紅樓夢》，先生謙虛應允，採訪就在先生居住的酒店房間進行。

白鹿鳴 (以下簡稱白 ) :在您的文章與訪談中，您提到了《紅樓夢》的數量不下十次，為什麼您會對《紅樓夢》如此青睞有加?

余光中(以下簡稱余) :我經常會在文章和演講之中提到《紅樓夢》，因為在我看來，它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任何作家任何學者，只要他所從事的工作或活動與文學有關，都不可能忽視《紅樓夢》。

白:您認為《紅樓夢》最大的藝術魅力體現在哪裡?

余:跟中國其他的讀書人一樣，《紅樓夢》在我心目中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小說，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至於它最大的藝術魅力體現在哪 ?則有很多說法。有人說它講述了貴族豪門的生活，刻畫了金陵十二釵等人物形象，著意描寫大觀園中的各種人物，尤其是女性，特別是跟賈寶玉有來往的年輕一代女性形象。它的魅力正是體現在《紅樓夢》對人物性格的刻畫，書中描寫了這麼多的人物，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但真的是非常多。莎士比亞描寫了四百多個人物，可是這些人物分布在他的三十七個劇本里，而《紅樓夢》只是一部大小說，卻同樣塑造了如此之多的人物。此外，無論《紅樓夢》所塑造的家族有多麼龐大，無論這裡面的關係有多複雜，曹雪芹都能夠把握分寸，把其中的主要人物寫得非常生動，以至於兩百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另外一個時空他們的生活狀態躍然紙上。

白:在您的談話中，也曾經多次提到黛玉這一人物，她是您最喜歡的紅樓人物嗎?

余:我並不是特別喜歡她這個類型的人物，書中也沒有我特別喜歡的人物。我認為《紅樓夢》中曹雪芹將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這三個人物的三角關係設置得非常巧妙，每一個的名字都會分一個共同的字眼。像史湘雲、還有各種丫鬟也都塑造得非常可愛。但是我讀中國小說時，男孩子嘛，最喜歡的還是《三國演義》，最崇拜的還是關公、諸葛亮這些英雄人物，對三國人物和故事，我非常熟悉。至於《紅樓夢》，老實說，我只讀過一遍，是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讀的。但是在讀其他書時總會看到引用《紅樓夢》的地方，這是無法避免的，或者是講話時別人談到《紅樓夢》，所以就算不再讀它，也會經常被人提醒《紅樓夢》是怎樣的一部小說。何況它又被編成戲劇、編成影視劇、編成這樣那樣的藝術樣式。

白:那您是怎樣看待《紅樓夢》改編呢 ?

余:用文字去描寫一個人的個性跟拍電影去塑造人物是不一樣的，無論是怎樣的金童玉女來演《紅樓夢》，跟讀者心目中的《紅樓夢》都是不一樣的。你看電影、看連續劇、看繪畫上面的金童玉女，跟你看文字裡面所描繪的人物都是不一樣的，因為一旦他們有血有肉地出現在你面前，你都會覺得不夠好。我跟我的家人看《紅樓夢》會有這種感覺，看《西遊記》也是這樣，孫悟空看起來怪怪的，一點也不能感動我，玄奘又一本正經沒有什麼個性。所以通過文字在想像空間所塑造的人物還是勝過了影視拍攝所表現出的人物。越是有名的文學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比如《紅樓夢》，我們看了會越覺得失望。不要說《紅樓夢》這種高度的傑作，就說《達·芬奇密碼》( The Da Vinci Code)，書也是非常好看，一拿起來就放不下，好像你也變成了一個偵探，跟隨情節追蹤下去。可是一變成電影，就實在沒有那麼好看了，所以就證明每一個藝術門類，每個 genre，都有它最恰當的表現方式。我之前曾這樣說過 : 「莎士比亞的作品在西方經常被改編得離譜，這有什麼呢 ?大家要有開得起玩笑的氣量，好比一部《紅樓夢》，誰能真的演出每個人心中不同的林黛玉?我看沒必要把通俗化的東西看得那麼嚴肅，要有無所謂的胸襟———你不覺得難過，再古怪離譜的東西就都傷害不到你。」不要向電視劇去找歷史，或是向電視劇去找傑作，看看就可以了。

白:但是在《變通的藝術》一文中，當把《紅樓夢》的一段文字改成當時流行的譯文體時，您又說 : 「這樣作踐《紅樓夢》，使人笑完了之後，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這種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譯文體，如果不能及時遏止，總有一天會喧賓奪主，到那時，中國的文壇恐怕就沒有一寸凈土了。」這樣的態度似乎有些矛盾，這是否說明您對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與文字翻譯改編的寬容標準是不一樣的 ?

余:《紅樓夢》用文字來描寫、把握想像的空間，它的文體也很特別，早在五四運動前的兩百年就有那麼細膩的白話文，這種文體很重要，脫離了這種文體，你用五四之後那種帶著西化意味的新文學體去書寫，那就不是《紅樓夢》了，只有達到那樣高度的書寫，才能成為《紅樓夢》。你用巴金的筆調去書寫是不行的，你用茅盾的筆調來寫也不行，也不能用魯迅的眼光來寫。這段譯文體的文字是我捏造出來的，並沒有什麼人真的寫過，我是在諷刺一個人一味西化，用這種半吊子文體、半通不通的句子來寫《紅樓夢》。像我有一篇散文評論叫做《剪掉散文的辮子》，裡邊舉到了許多例子，也有用《紅樓夢》舉例的地方，不過很多也是我捏造的，去找真實例子太不方便。

白:您曾在《春天，遂想起》中寫道那麼多的表妹，走在柳堤 (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 走過柳堤，那許多的表妹,就那麼任伊老了,任伊老了，在江南……《紅樓夢》中寶玉最大的苦惱也是那麼多的姐姐妹妹，他只能娶其中的一個，也是在「沁芳橋一帶堤上」想到「再幾年，岫煙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請問《紅樓夢》對您的創作是否產生過影響?

余:這首詩是我當年想到了舊家園那麼多表親而創作的，《紅樓夢》對民國初年以後文學的影響，跟它的寫作對象是一個大家庭有關係。一直到後來在巴金、茅盾以及其他許多民國初年作家重要的小說裡邊，都有反映舊家庭的種種，當然那時候的作品就已經有意識形態了，反映舊家庭吃人的禮教，年輕人在裡面被禮教壓得死死的，無法突破。比如巴金的《家》、《春》、《秋》，就是寫青年人要反叛老式家庭所作出的抗爭。從五四到現在，《紅樓夢》的影響一直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張愛玲，雖然她所寫的並不是那樣的上流社會那樣的貴族之家，她所描寫的都是中層的人物形象，像白流蘇這樣的甚至還沒有達到中層。還有白先勇，他們的作品都有明顯受到《紅樓夢》影響的痕迹。白先勇是來自於一個世家，一個將軍世家，加上國民黨從大陸退到台灣去，許多王謝之家都飽受政權變異的滄桑之苦，凡是這樣的遭遇也都會聯想到《紅樓夢》。這就說明《紅樓夢》的高明之處，曹雪芹可以把握那麼多人物，而那麼多人物中至少有兩打是寫得非常生動的，除了正冊上的十二釵之外，只看晴雯、襲人等人物就知道另外這十二個形象也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他們在大觀園中吟風弄月，寫詩、寫對聯等等，所以曹雪芹也是一個文體家，他用散文去寫那麼清暢的白話，又將白話提煉得非常詩意細膩。又用很多詩文穿插其中，那些詩文現在的人也讀不懂了，因為用了很多典故。他寫這麼多人物，跨這麼多文體，而且在宗教的意義下看透人世的虛無，確實是非常的了不起。我認為我的作品沒有受到《紅樓夢》影響，很多台灣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紅樓夢》complexes、《紅樓夢》意識是很強的。在我看來，《紅樓夢》雖好，但它不以雄偉見長，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它諸體皆備，它的特點是細膩，是悲天憫人的情懷，是用繡花的手法一針一線慢慢刺繡起來。我的部分詩歌和大部分散文給讀者的印象都是陽剛的，所以我會這樣反省自己，我用第三人寫自己: 「他有一隻『男』得充血的筆，so masculinity。」是男性充血的筆，而不是工筆細筆那種筆法。

白:您的作品往往裹挾著排山倒海的古典氣息，您也談到自己身上的「漢魂唐魄」包含了《紅樓夢》這樣的舊小說，為什麼您沒有給這些舊小說寫一些評論呢?

余:《紅樓夢》的論戰我也經常碰到，但是我本人並沒有把它作為一種學術去進行研究。所以我沒有資格去談它的真偽啊、誰寫誰續誰編啊這些問題。另外我也不是一個評論家，我的所有評論都是從我的創作中衍生出來的，我是不得已才去寫評論，為自己的寫作開路，或是別人評論到我，我去跟人反駁，當然這也是年輕時候的事情了，中年以後無論人家怎麼講我也不會在意理會了。當然我的序言集，比如《井然有序》也提到了一些小說，但是都是當代的一些小說家邀請我去寫，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對他們的小說很欣賞，所以會寫一些序言，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小說評論。

白:您認為時至今日，《紅樓夢》仍然能引起廣大讀者共鳴的原因有哪些?

余:很重要的一點是《紅樓夢》滿足了許多讀者的懷舊、懷古情結。通過閱讀，讀者了解到以前的大家庭這麼熱鬧，可以經常聚在一起賦詩作對、飲酒猜謎，士大夫、中國上流社會的娛樂活動現在是見不到了，這樣龐大的家庭現在也沒有了，除非你是一個很有錢的豪門，即使是豪門也要面臨爭家產這樣的糾紛，不像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這樣一段詩意生活。我想東晉時的王謝之家大概也是這樣的。

結束語:採訪過程中，余先生出口成章旁徵博引，並不時蹦出幾串英文單詞，很難想像這是一位八十高齡長者的即興談話。他的才思敏捷的思辨力與記憶力讓人驚嘆。余光中先生雖然閱讀《紅樓夢》的遍數不多，但作為優秀的詩人、翻譯家，他對《紅樓夢》的見解總是閃爍出獨到不凡的光芒。

附: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鮮血後，襲人就有了一種半截都冷了的感覺，當她想著往日常聽人家說，一個年輕人如果吐血，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縱然活了一個較長的生命，她也終是一個廢人的時候，她不覺就全灰了她的後來爭榮誇耀的一種雄心了。在此同時，她的眼中也不覺地滴下淚來。當寶玉見她哭了的時候，他也不覺心酸起來了。因之他問: 「你心裡覺得怎麼樣?」她勉強地笑著答: 「我好好地，覺得怎麼呢」……(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余光中為諷刺某些人一味西化，用譯文體改寫的《紅樓夢》片段，摘自《余光中談翻譯》，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0年版，第 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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