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向帝國挑戰的劍俠----鮑鵬山（節選）

鮑鵬山說墨家——墨子，偉大的劍俠！儒門的叛徒！編輯記——鮑鵬山很少專門講墨子。講兼愛、尚賢、非樂節用的墨子，在他看來，是什麼人呢？是來路不明的劍俠，是叛出儒門的的叛徒，墨子學派，猶如一支敢死的特別行動隊，其劍鋒所向，就是孔子一心維護的周王朝和周文化。然而，最終，墨子也令我們失望了。一在孔子還很雄壯的時候，他與他的弟子們趕著馬車，在阡陌間奔波，周遊列國。雖然勞頓辛苦，風塵滿面，但那情景卻有趣動人：孔子談笑風生，弟子們興高采烈。碰了那麼多的壁，卻不能碰掉他們的熱情、信心與幽默感。孔子坐在馬車上弦歌不絕，弟子們也齊聲歌唱，到了大樹下，演禮之餘，仍然是鼓瑟鳴琴，與蟬同歌。他們去武城，在郊外很遠的地方就聽到城中傳出的百姓們的歌詠之聲，那是弟子子游在用音樂對百姓進行教化陶冶呢，孔子欣慰地莞爾而笑……你看，孔子周遊列國，在野外行進時，很像是鄉村歌手或什麼樂隊在巡迴演出。雖然孔子內心很沉重，很嚴肅，但他們的這個政治隊伍，竟毫無政治的嚴峻與刻板，而是緊張團結，嚴肅活潑，很富於浪漫情調。後來，孔子死了。「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中原大地的田野上一下子冷清了下來，如同曲終人散，花落春空，頗令人氣悶、寂寞與傷感。在那人生的渡口邊，真的沒有「問津者」了么？孔子死後的短暫的真空中，那種氛圍很像中唐韋應物的那首《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是一種輝煌過後的黯淡，熱鬧過後的清冷，繁華過後的蕭條。幽草依然芳香，而人跡已杳，黃鸝一兩聲清脆的鳴叫也如同碎玉，入水無聲。笙歌散盡，遊人斂跡，春空難耐。哲人哪裡去了？真的是如孔子所云：「哲人其萎」了么？在專制時代，哲人是時代的唯一亮點。孔子這風中之燭熄滅之後，世界真的又踅入「萬古長如夜」的黑暗中去了嗎？我們在等待。難道大路盡頭再也沒有魯迅筆下「過客」一類的人出現了嗎？這個等待的時間並不長，但令人心驚膽顫。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希望是否還在。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還該不該等待。我們不知道孔子播下的文化種子，是已然霉爛，還是正在悄悄地抽芽。終於，在大路的盡頭，我們看到了一個獨行的身影踟躇而來。我們欣慰之餘又不禁黯然神傷：再不是孔子那樣的車轔轔馬蕭蕭的浪漫之旅了，來者是一個獨行客：他光著頭，赤著腳，穿著粗短布的衣衫，面目黧黑，焦慮急切。他腰中的短劍與眼神中的堅毅，使我們心中一驚：這是一個俠客！這就是墨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劍俠，最偉大的劍俠！這劍俠來路不明。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司馬遷在《史記》中大做《遊俠列傳》，但對遊俠之祖，墨子，卻幾無記載，只在《孟子荀卿列傳》的最後，附了了數言，權作敷衍：「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我對司馬遷的《孟荀列傳》最為困惑，這篇文字好像很不是那麼回事。名叫《孟子荀卿列傳》，卻在寫孟子時，寥寥數語，且語焉而不詳，擇也而不精，寫孔子之後、孟子之前最偉大之人物墨子，更是如此草草，連起碼的考證都不去做。這就使後人大為麻煩。現在，關於墨子的生卒年，我們只能說他與楚惠王大約同時，再擴大一點說，可以說是生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間（孫詒讓的考證）。甚至他的姓名，都有不同的說法：有說他叫墨翟，又有人說他叫翟烏。錢穆認為墨子因崇尚苦行，形同受刑之人，而墨刑乃古代刑名之一，故被人稱為墨。我想如果可以這樣推理，還有兩點也可當作「墨」之來源：一是墨子是木匠，慣用繩墨，故姓墨，二是墨子臉黑而姓墨。關於他的籍貫，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誕不經。司馬遷說他是宋人（晉葛洪也持此說），畢沅、武億說是楚人，高誘說是魯人，胡懷琛、衛聚賢說他是印度人，全祖同、陳盛良又認定他是阿拉伯人。他的出身，有人說他是孤竹君之後，與孔子同祖，有人說他是平民，錢穆甚至認定他是刑徒奴隸。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筆下的大俠們，都有一段身世之謎，撲朔迷離，頗增神秘感。墨子的身世之謎，也夠懸人之念的了！而墨子的學術淵源又如何呢？《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也就是說，墨子最初乃是儒家的門徒，學孔子的思想，但越學越不對胃口，越學越覺得儒學不是那麼回事。儒者的禮那麼繁瑣而不切用，儒者提倡的厚葬浪費財富而使人民貧窮，長期服喪傷害生命而妨礙正事，所以他背棄儒家了！他當了儒門的叛徒了！這一叛，非同小可，這不僅僅是叛出師門，而且是政治上的背叛。我們知道，儒家是熱烈禮讚周王朝，維護周王朝的文化的，他既叛儒，當然也就背叛了周王朝，成了周王朝的叛臣逆子了！孟子曾對「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狀況非常憤怒，發誓要當聖人之徒，力距楊墨，匡正天下，匡正人心。他一廂情願地設想出了天下言論洶洶滔滔，最後又都萬川歸海般地歸納於儒家的次序：「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顯然，他是把儒學看成是一切學術的最高階段，當然也就是一切有出息的學術的最後皈依。他把歷史看成線性的發展了。但他忘了世界往往是螺旋式的循環，相生相剋，如同小孩子們玩的鎚子、剪子、布，相剋而周而復始：錘打剪子，剪子剪布，布包錘。用這公式去觀察孟子的宏論，就會發現少了一環。這實在是孟子的一個陰謀。正確的應該在孟子的「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後面，再加一句：「逃儒必歸於墨。」噫！天下的事，原來這麼有趣！而不是孟子宣揚的那麼嚴肅。墨子本人不就是從儒門中叛逃的么？「逃墨歸楊，逃楊歸儒」還僅僅是理論上的一個假設，或說是孟子主觀上的一個願望，「逃儒歸墨」，卻有一個歷史事實在著呢。叛徒墨子自據山頭，自立門派，自樹旗幟，並且還真的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他的學派及思想，到了戰國中期，孟子的時代，已是彌滿天下，壓倒儒學。儒學眼看就不濟了，所以孟子才有那麼大的「道德憤怒」，罵楊朱為無君，罵墨子為無父，全是禽獸，必欲撲滅之而後快。但是，雖然儒學在戰國中期又出現了孟子這樣的大師，且這位大師又如此黨同伐異，嘵嘵善辯，仍不能阻止墨學的傳播與發展。到了戰國後期，韓非子時，墨家仍然是足以與儒家分庭抗禮，瓜分天下。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總之，孔子後，孟子前，面目黧黑的墨子及他的一幫刑徒一般蓬頭垢面的門徒們，在諸侯之間穿梭來往，以完全不同於孔門的學術及為人風格，開始影響天下。天下又熱鬧了起來，古道上往來的問津者又多了起來。二我把墨子稱為向帝國挑戰的劍俠，有兩點依據。一，他是劍俠；二，他是在向一個有幾百年赫赫歷史與輝煌文化的古老帝國及其文化挑戰。韓非子曾列出危害國家的五種蛀蟲，其中之一就是「帶劍者」。這「帶劍者」就是墨子後學的流亞。韓非說他們都常常「以武犯禁」—以武力違犯法禁。後來漢代的公孫弘、班固也極力貶排這類人。公孫弘用行政手段，借國家機器來殺這類人，班固則是借文化講壇來罵這類人，兩者配合默契，一武一文。但司馬遷的看法卻不同。司馬遷著《史記》，專列一章《遊俠列傳》，並對秦代以前遊俠的「湮滅不見」感到極大的遺憾。他是這樣評價遊俠的：雖然他們的行為不符合正義，然而他們言必信，行必果。已許諾的事一定要實現，往往能為別人的厄困災難而奔波，不愛惜自己的軀體。等到他們把將亡的保下來，把將死的救下來，卻並不誇耀自己的功勞才能，更不炫耀自己的恩德，所以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原文：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案：當作「生死」，存亡生死意味保護快滅亡的，救活將死的）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焉。]正是因了司馬遷對遊俠如此珍惜，認為他們有足夠的值得肯定與讚揚的地方，他才記載了漢代的遊俠朱家、郭解等多人，並給予深深的敬意。這一點正是司馬遷高於班固的地方。孔子不大喜歡「勇」。他和子路討論「勇」，說：「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說的也對。他和子貢討論君子所厭惡的事情，其中一條就是「勇而無禮」。他說：「好勇疾貧，亂也。」對剛勇之人，他也不欣賞。他畢竟是貴族氣息較濃的人，講究溫良恭儉讓，不屑於一般意義上的勇。他最欣賞的學生是顏回，顏回的特點就是纖弱。他手下的子路，原來是個野人，野性難改，比較強亢，他就對他「每下毒手」（李贄語），進行摧折，「由也兼人，故退之」。他還警告子路，如果不改掉這種剛勇的毛病，將會不得好死。有一次他老先生又在那裡大誇顏回如何如何，子路頗不服氣，要和孔子較個真，就問孔子：「你要是帶領三軍去打仗，你要誰去幫襯你老人家？」（子行三軍，則誰與？）這實在是子路被老先生的這種弱化教育逼急了。所以，孔子搞出來的儒，帶有明顯的柔弱的味道，「儒」就是「懦」，而「犬儒」這個詞就更不好聽。墨子則不然，他很讚賞勇，《修身》篇說：「戰雖有陣，而勇為本焉」—作戰雖然有陣法之妙，但根本還在於戰士的勇敢。這話要是讓子路聽到了，這位仁兄不知會多高興多得意。漢代陸賈在他的《新語·思務篇》中，說「墨子之門多勇士」，這都是墨子培養的結果。孔門有一個子路，孔子還要「下毒手」摧折他，墨子卻滿門都是勇士。《淮南子·泰族訓》這樣寫墨子的門徒：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墨子學派，簡直是一支敢死隊，特別行動隊！這些粗短服飾的「俠客」們一個個怒目圓睜，隨時拔刃相向，甚至揮拳相向，與寬袍大服，風流儒雅，口頌詩書的孔門「君子」，真是大異其趣了！這些勇士們關鍵時候是可以彎弓搭箭舞刀弄棒的。在楚國吳起之難中，為陽城君守城殉難的墨者達一百八十六人，他們本來是可以棄城自全的。（見《呂覽·上德》）墨子與公輸盤在楚王面前較量高低，最後一招，也是最關鍵的一招，就是，他有三百個弟子在宋城上武裝到牙齒地等待楚國的來犯。墨子門下多勇士的名聲太大，嚇得楚王趕緊打消了進攻宋國的念頭。上引司馬遷《遊俠列傳》中說遊俠往往能為別人的厄困災難而奔波，不愛惜自己的軀體。等到他們把將亡的保下來，把將死的救下來，卻並不誇耀自己的功勞才能，更不炫耀自己的恩德，這簡直就是《公輸》一文中墨子的形象。大概太史公一邊寫這幾句話，一邊就在想著墨子吧。你看，墨子聽說楚國將要攻打宋國，便從齊國出發去阻止，這不是千里奔赴，為人解難么？齊國與楚國，在交通極不便的那時，真是令人望而卻步的遙遠與坎坷啊。他一走便是十日十夜，磨禿了頭頂，走腫了腳跟，這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軀體么？《墨經》中說任俠乃是「士損己而益所為」，「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這不正是佛陀的精神，基督的精神么？最後墨子終於說服楚王，使之打消了進攻宋國的念頭，弱小的宋國得以保全，這不是「存亡生死」么？墨子止楚攻宋後，回歸途中經過宋國，恰遇大雨，他準備到閭門中去避雨，守閭門的人卻不讓他進去，這不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么？墨子著作中，自第五十二篇《備城門》至第七十一篇《雜守》，除去闕篇現存共十一篇，都是談防守。這闕失的九篇，也應該是談防守技術的。他反對攻，當然儘力研究守。司馬遷說他「善守御」，顯然是把他看成軍事家了。這十一篇完全是談防守的技術，若和《孫子兵法》參看，是很有意思的。《孫子》能從哲學與政治角度講戰爭，《墨子》卻純從技術角度談戰爭。孫子頗重視戰略，墨子卻只留意於戰術。看他這十一篇兵書，其實他的防守思想並不新穎，更不出色，新穎的是他的科學知識，出色的是他高超的技術。他的防守思路不新穎可以理解，因為他不是進攻的一方，只談防守，並且是消極的被動的防守。敵方攻城門怎麼辦？敵方爬城牆怎麼辦？敵方挖隧道陷城牆怎麼辦……凡此等等，都是消極應對，難怪後世「墨守」一詞乃是貶意。看來墨子因為一味地反對攻，所以他不理解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他徹底否定「攻」（注意，墨子講「非攻」而不是講「非戰」，看來，他反對一切主動的戰爭），否定戰爭的一切正麵價值，以至於也否定了主動進攻於防守的價值與意義。他的思想不允許他有這樣的念頭出現。他自居於弱者一方，不想進取，只圖保全，這就使他的防守思想很保守。所以，他的防守之所以成功，或說在當時之所以有效，只是他的工具先進，設計科學，禽滑厘等三百弟子在宋城上守御，使得楚千軍萬馬望而卻步，乃是憑藉他的「守圉（御）之具」的先進，超過了公輸盤的「攻城之械」。從他這十一篇兵書看，他是一位專業木匠、科學家。看來他講勇，更講科學，講技術。他挖隧道，其長度、寬度，他造器械，其尺寸、方圓，都一一標明，宛如現代兵工廠的兵器設計圖。孔子是不談戰陣之事的，衛靈公向他討教這方面的知識，他說他只學過「俎豆之事」（禮讓揖節），而「戰陣之事」不曾學過。孔子反戰，乃不言戰。墨子反戰，卻是以戰反戰以守反攻。這又是儒俠（墨）之間的大區別之一。六上文提到，在墨子眼中已經沒有了周天子。這表明，在他的政治框架中，出現了「天子」缺位的情況。缺位，就得補，他如同項羽一般，是認定「彼可取而代之」的。如何取代呢？在這裡，墨子的思想放射出令人驚異的色彩，他提出了一個在後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中都沒有人敢於響應的政治構想，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之為民主聯合政府：選擇天下賢良、聰明而又善辯的人，推舉他為天子……選擇輔佐天下賢良、聰明而又善辯的人，推舉他為三公……劃分天下區域，設立數以萬計的諸侯國君……又選一些賢人，立為國君左右的將軍、大夫以及里長……[原文：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為天子……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至乎鄉里之長…… （《尚同》中） ]在這裡，天子是在「尚賢」的標準下民選的，天子而下則有三公，構成最高權力機關，然後是諸侯國君，左右將軍大夫，直至鄉里之長，相當於基層組織。現行的政治體制徹底被拋棄了，貴族特權被否定了。除了民主選舉這一點外，如果把諸侯國君改成郡、縣，不極像後來的郡縣制么！而其通過民眾選舉，推舉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為天子、三公、諸侯國君、民之正長，則極易使我們想起盧梭。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思想！但是，生活在遙遠古代的墨子畢竟不能等同於近代的盧梭。在民主政治這一點上，他幾乎沒有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再往下看，我們就又灰心失望了。這一段話如果譯成白話，就會大大削弱墨子那種斬釘截鐵不容置疑的口氣，我們就引原文：天子、諸侯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讀這樣的話，直讓人倒吸冷氣。太可怕了！難道我們選出一個天子來，就讓他實行專制嗎？就是讓他代替我們的全體民眾思想，而我們全體民眾只能是俯首聽從嗎？如果是這樣，我們還能有下一次選舉的權力嗎？而且，墨子的這種專制，不僅是君主專制（上得則誅罰之），而且還是集體的暴虐（萬民聞則非毀之）。如若照墨子所言，我們中華大地，真的是沒有異端的藏身之地了！沒有異端的民族，難道不是一個瀕於滅絕的民族么！仔細回頭再看他的題目，恍然大悟：「尚同」也者，「上同」也，同於上也，和上面保持一致也。既然要同，就容不得異，並否定異端存在的倫理依據。這不是典型的專制么？難怪荀子批評他：「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天論》）這是一切專制政治的理論基礎呢。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墨子並非盧梭，倒是很像霍布士。當然，墨子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天子之上又預設了「天」，且是有意志的。《天志》《明鬼》兩篇，我以為是墨子整個理論的最後補充，很像是墨子式的「憲法修正案」。主要目的就在於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權力的濫用。為此，他力證「天」比「天子」更聰明、更仁慈、更有威力。天子若暴虐下民，天就要給他懲罰。他就這樣解釋夏桀、商紂、周厲王的亡國殞身的下場的。應該說，這是一種嚇唬戰術。只可惜，中國古代的專制暴君往往是一些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並不懼怕天志與鬼神。有些論者認為，墨子在春秋後期還堅持天是一個有意志的實體，還相信鬼神的存在，是一種倒退。我並不這麼看。這種「倒退」在漢代董仲舒那裡也出現過。我想，這是有原因的。在貴族政治中貴族可以形成對皇權（天子）的一定約束，而在一個沒有貴族的政治體制中，用什麼來約束皇權？這當然是反對貴族政治的墨子必須考慮的，也是諸侯國滅亡以後董仲舒必須解決的。他們迫不得已，便只好藉助於天與鬼神。我想，墨子談鬼，乃是使人有所懼而有所不為；談非命，則又是使人有所望而有所為；談天志，則是使人（尤其是天子）對自己的慾望與行為有所檢束。鬼神的迷信，是道德的一種補償手段，迷信就是道德的一種實現（約束）形式。天的信仰，是法律的一種補償手段，天志也是法律的一種實現（懲罰）形式。唉，墨子勞心竭慮的，不就是在想，如何對權力有所約束么？儒家只寄希望於權力擁有者自身的道德約束，而墨子則開始尋找一種權力之外的約束。就這一點說，墨子不是倒退，而是進步。另外，還有一點也應指出，墨子是提倡義利一致的，他在《經上》中說：「義，利也。」這種詮釋簡直要把腐儒嚇殺。但他是對的，這是中國古代對道德問題的最好的見解。道德的本質乃是利益之保障，或說是利益實現的最方便的途徑，從個人角度講，道德的行為會使人得到最大的利；從社會角度言，道德的行為亦是社會以最小的代價而獲得最大效益的最佳方式。而不道德的社會行為，如墨子在《耕柱》篇中所說的「大國之攻小國」，結果是大國小國全都不划算，全都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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