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剛 | 作為「正義論」的《資本論》

正義是馬克思關於未來可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馬克思的《資本論》完全可以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的正義而構建共產主義正義的「正義論」來閱讀。

------白剛

正 義

作為「正義論」的《資本論》

白剛 | 文

論 資

資 論

本

作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研究，《資本論》追求的是一種在根本上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探尋人類從資本的囚籠中獲得解放之可能性的「正義論」。《資本論》的「正義論」關注的不再是「物」的形式上的「分配正義」，而是消滅僱傭勞動制的「人」的實質上的「生產正義」———以「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但這一正義僅靠「改良」資本主義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根本無法實現，而是必須通過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重建「個人所有制」才能真正實現。《資本論》完全可以作為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正義」而構建共產主義正義———「超越正義」的「正義論」來閱讀。

關於「馬克思與正義」的問題，是近些年來國內外學者都一直關注和爭論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雖然馬克思沒有專門和系統地論述其正義理論，但作為一個對社會正義富有激情的人，他卻是一個真正的正義論者：「正義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中佔據著一種核心的地位。」而馬克思傾其一生的巨著《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首先就是一種關於正義與共同體的理論：「在馬克思頭腦中的最主要的組成概念是正義與共同體，以此作為對經濟學的定義思考。」所以，《資本論》相對集中地體現了馬克思獨特的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正義」、建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超越正義」的「正義論」思想。

一、正義：「生產的」還是「分配的」？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在每個人身上都必須得到他所應得的份額，正義對他而言才存在。所以在亞氏看來，正義主要是指「分配正義」，它意味著給予每個人應得的東西。反之，「只有當平等的人佔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額，或不平等的人佔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額時，才會發生爭吵和抱怨」。亞氏對分配正義的基本解釋，其影響可謂源遠流長，一直到馬克思生活的自由資本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時代，還是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正義理論。實際上，這一關於正義的基本理解，最終關注的還是產品「如何分配」的問題，而不是產品「如何生產」的問題。但在馬克思看來，後者才是「正義」更為根本的關鍵問題，因為任何社會中的分配問題都是附屬性的假象，這一假象取決於一個社會的基本生產過程，而不是相反。「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離開生產很遠，似乎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產工具的分配」和「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所以產品的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且「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但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和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卻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反而將分配奉若神明，認為以之就可以實現自由平等的正義理想國。馬克思卻以其穿透歷史的深邃目光，看穿了這一皇帝的新裝。他批評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強調「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對此，美國有學者指出：雖然馬克思是譴責貧富差距影響力最大的人物，但認為馬克思本人是分配正義的捍衛者是錯誤的，他沒有用這種術語來批評資本主義。實際上，在馬克思這裡正義是內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之中的，是特定生產方式的本質性因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僱傭勞動制是使一切服從於獲取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而現存社會秩序的根本罪惡，就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資本……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餘勞動，這種剩餘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並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制勞動，儘管它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和終點」、「動機和目的」都是「資本及其自行增殖」，這種「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對馬克思來說，只有當生產是人的能力的釋放和培養，而不是直接或通過剝削他人的交換來謀取生存的一種手段的時候，人才會獲得完全的自由———「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也即實現「生產正義」———「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此意義上，阿爾都塞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李嘉圖使用利潤這個名詞的地方使用了剩餘價值，在李嘉圖使用收入分配這個詞的地方使用了生產關係」，是完全正確的。所以說，《資本論》作為對全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資本和勞動的關係」的「第一次科學說明」（恩格斯語），「代表著在生產這個環節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結構分析」。由此可見，馬克思《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社會所謂「正義」的譴責，是抓住和直指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根本缺陷，也即其非正義的僱傭勞動制度，因而是一種更深刻的「生產正義」。

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中，僱傭勞動是最自由公平的。但在馬克思看來，「在僱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你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係。問題就在於：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麼？」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揭示出了僱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的買賣表面上符合一般商品交換的平等原則，而實際上卻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非正義性。「工人從資本家那裡得到的貨幣，是工人在把自己勞動力交給資本家使用之後，是在勞動力已經在勞動產品的價值中實現之後，才得到的。資本家在支付這個價值之前，已經取得了它。……在資本家以貨幣形式把那個應支付給工人的等價物支付給工人之前，勞動力已經以商品形式把這個等價物提供出來了。因此，資本家用來支付工人報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自己創造的。」這樣一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僅僅成為屬於流通過程的一種表面現象，成為一種與內容本身無關的並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在這裡，馬克思深刻地看到並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僱傭勞動制度，以表面的形式正義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實質的非正義，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但僱傭勞動者卻沒有人權。所以，僱傭勞動的「正義」，只是資產階級的正義，對廣大僱傭勞動者來說，就是徹頭徹尾的非正義。僱傭勞動作為「正義」變得片面了，變得敵視人了。

針對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把「交換關係」看成是一種普遍永恆的「天然正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針對吉爾巴特所謂的「一個用借款來牟取利潤的人，應該把一部分利潤付給貸放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天然正義的原則」這一論調，予以了堅決反駁：「在這裡，同吉爾巴特一起說什麼天然正義，這是毫無意義的。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在於：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係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在這裡，馬克思突出強調的是這樣一個觀點：資本主義的交易造成了它們是純粹的、超歷史的正義的假象，但真正的正義決不是表面的交換和分配問題，而是生產問題。分配不是與生產平行的東西，不是與其無關的東西，也不是人們憑其道德和政治智慧就能進行修改的東西。所有的分配方式都由生產方式決定，屬於生產方式的一個功能性部分。而要判斷交易或制度是否正義，這更多地需要理解它們由以產生的生產方式。但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它「具有一種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而資本主義「分配關係本質上和這些生產關係是同一的，是生產關係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樣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可見，分配正義不是人類理性抽象地衡量人類的行為、制度或其他社會事實的標準，毋寧說，它是每種生產方式衡量自身的標準：「改變了的分配將以改變了的、由於歷史過程才產生的新的生產基礎為出發點。」因此，並沒有適應於任何或所有社會形式的「天然正義」概念或通則。也許，這就是恩格斯何以會說：「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嗎？可是什麼是一天公平的工資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們是怎樣由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規律決定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應當應用道德學或法學，也不應當訴諸任何人道、正義甚至慈悲之類的溫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從社會上來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會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種科學來判定，那就是研究生產和交換的物質事實的科學———政治經濟學。」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所做的事。

在《資本論》之後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又對看重「分配」的庸俗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刻批判：「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取決於生產方式本身。所以，在正義問題上馬克思的核心論點是：不應該基本上隱蔽地根據「分配」設想正義，而應該主要根據「生產」設想正義。如果說「分配傾向性」是１９世紀多數社會主義學說的特徵，那麼「生產傾向性」就是馬克思學說的特性。而馬克思所強調和重視的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之正義實現的所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裡的「按需分配」實際上並不是衡量正義與否的「標準」問題，而是真正正義實現的「結果」問題。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這裡只有「生產正義」（各盡所能）了，才能真正實現「分配正義」（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根本優越性就存在於其獨特的生產過程之中，而不是存在於分配的安排上。馬克思從沒有動搖過這樣的信念：生產領域的安排決定了經濟的其他領域的安排，並且同樣也決定了其他社會制度的安排。因此，在生產領域的根本改變將會自動導致分配中的類似改變。實際上，分配問題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並不佔據中心位置，那種把馬克思的正義只當作「分配正義」的觀點，是一種狹隘的、改良主義的錯誤理解。馬克思的正義是更為基礎和革命性的，他關注的是私有財產權和工資體系本身的根本變革。所以說，在馬克思這裡只有通過使生產資源社會化———而不是使私有財產平等化的方式，這一「生產正義」才能真正實現，也即必須通過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生產及其交換關係的無產階級革命來「廢除私有制」才能最終完成。

二、正義的實現：「革命」還是「改良」

正是由於以往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及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把正義主要理解為「分配正義」，也就是說主要是在與消費品有關的分配領域關注正義問題，所以他們主張只要在分配領域進行改良，也即改變所謂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就可以實現正義。改良主義暗示，通過對分配領域的修正和控制，換言之，僅僅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工人遭受剝削的情況就有可能被消除，「正義」就可以實現。實際上，分配正義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改良主義，它是對馬克思尋求真正革命趨勢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倒退：在階級鬥爭被當作一種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現象放到一邊去的地方，留下來充當社會主義基礎的就只有「真正的博愛」和關於「正義」的空話了。對此，西方有學者也指出：「分配正義『把注意力指向含混而抽象的正義理念，並且遠離了具體的革命目標』。」在馬克思看來，剝削是資本主義的本性，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構成它的生產關係，馬克思的首要任務是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並對它進行徹底的革命，而簡單地改良工資分配方式根本無法消滅剝削。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的弊病要求根本廢除這種制度，而不僅僅是改變這種制度中的規則：「改良」永遠是不夠的，因為單純的改良不可能根除勞動力的買賣。馬克思強烈駁斥和批評那些旨在通過一種逐漸的和演化的過程、通過一種善良行為的穩步推進來實現正義的改良主義者：「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僱傭勞動制度！』」對此，加拿大學者金里卡指出：使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有別於羅爾斯式的正義的，並非資源應該被平等化到怎樣的程度，而是這種平等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羅爾斯採取的是使每個人所能獲得的私有財產的數量平等化，而馬克思卻持另一種立場：消滅私有制。

退一步說，即使能夠從資本家那裡奪得在工資和工作條件———例如在英國實行１０小時工作日———某些小的改進，這些小的改進也只是掩飾之物，而不是一種真正的解決辦法，或者說不是一種真正的解決辦法的開始。僅僅調整分配方面還不能使剝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得可容忍，而且可能相反。正如要求「公平分配勞動所得」的那些社會主義者所建議的，就是冒使無產階級迷失方向的危險，冒把無產階級自發的革命奮鬥傾向轉變成走向在現存秩序內零碎改革的小路的危險。這樣的口號實際上是計劃在工人的頭腦中播下這樣的幻想：不通過生產方式的根本革命化，就能夠解決工人的問題，就能夠減輕工人的痛苦。這樣的分配傾向性最終指向拋棄革命目標方面。而在馬克思看來，我們不可能在不改變生產關係的情況下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因為「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係，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和批判力量無疑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這種「不正義、不平等」與資本主義總體系統在結構上是一致的，並且永遠不能被改良。因此，唯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勞動分工，才能真正實現正義。

同時，馬克思堅決反對改良主義者以「永恆正義」原則和空想社會主義者以烏托邦正義原則來「改造現實」的做法和方案。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批判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的關係中提出他的「永恆公平的理想」，然後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針對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正義原則，馬克思又強調：「各烏托邦宗派的創始人雖然在批判現存社會時明確地描述了社會運動的目的———消除僱傭勞動制度和這一制度下的階級統治的一切經濟條件，但是他們既不能在社會本身中找到改造社會的物質條件，也不能從工人階級身上發現運動的有組織的力量和對運動的認識。他們企圖用新社會的幻想圖景和方案來彌補運動所缺乏的歷史條件，並且認為宣傳這些空想的圖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從工人階級運動成為現實運動的時刻起，各種幻想的烏托邦消逝了———這不是因為工人階級放棄了這些烏托邦主義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實現這一目的的現實手段」———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革命。而革命的結果就是要消滅一種不公平的社會生產關係，解放和發展人類生產力，因而「生產」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實在要義」。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經濟學著作，本質上就是「生產革命」的政治經濟學。

對馬克思來說，只有發動生產的革命，在生產中做到了公平分配勞動，才能在現實中真正實現正義。「在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已定的情況下，勞動在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得越平均，一個社會階層把勞動的自然必然性從自身上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另一個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越小，社會工作日中用於物質生產的必要部分就越小，從而用於個人的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而要做到這一點，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對此，馬克思主張通過廢除私有制，建立「合作社」和「股份企業」來實現：「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那麼，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又把合作工廠與股份企業放在一起給予了高度評價：「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也因此，馬克思又強調「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因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而這種揚棄，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而只有在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制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正義的真正實現。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關於「資本主義正義」的理論，而是關於「如何推翻和超越資本主義正義」的理論。《資本論》的正義論表達了對個人自由解放的關懷，它把個人當作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而不是僅把個人當作實現他人利益甚至實現共同利益的手段。

而要想實現共產主義正義———「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就必須走馬克思所指出的「變革」生產關係、特別是變革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邏輯統治為核心的私有制生產關係，使「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佔有生產資料。因為「資本運動的邏輯不允許任何回到一種既是資本主義的又是公正———以自由平等的個人之間的協定為基礎的合法性的自然權利原則意義上的公正———的社會秩序的企圖」。對此，海德格爾曾深刻指出，「對於馬克思來說，存在就是生產過程」，因而馬克思的「改變世界」就是「生產關係中的改變」。但在馬克思看來，「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因此，要是沒有「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真正正義的共產主義正義就不可能實現。對此，恩格斯強調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進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使現存世界「革命化」。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關係———非正義「才是社會革命要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所以，在馬克思這裡由受壓迫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猛烈的、世界範圍的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將是實現共產主義正義的真正「助產婆」。而正是在這一「助產婆」的引領下，資本主義的正義被徹底超越了。

三、《資本論》的正義：「超越正義」的正義

金里卡曾指出：馬克思主義要發展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政治理論，「第一步就是去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理論」。在根本而重要的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探尋人類從資本的囚籠中獲得解放之可能性———「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共產主義正義的「正義論」。對此，英國學者強調：在《共產黨宣言》發表２０年後的《資本論》中，馬克思第一次論證了無產階級的勝利不僅是暴力的勝利，而且也是正義的勝利，即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勝利。而德國學者韋爾默也認為：《資本論》「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摧毀了關於自由、平等和私有財產之間的聯繫的性質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幻覺」。所以在馬克思這裡，《資本論》追求的正義決不是一種形式的補救性道德，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正義的基礎上並超越之的實質性結果：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的正義與資本主義「文明化」的使命相關：「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因此，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正義理論相容於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僱傭勞動制，它只是試圖在採納私有財產權的同時消除相應的不平等。而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更加激進，他認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僱傭勞動在本質上就是不正義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勞動契約雖然有其形式正義性，但這種正義付諸現實時工人就感到明顯的實質不公平。馬克思通過《資本論》等著作對兩者之間的張力作出了辯證的表述，這一表述顯示出資本主義正義是如何產生其對立面，並乞求與人的潛能的完全實現相符的解決方法的。所以，只有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並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才能「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作為「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就是一個超越了資產階級狹義正義的社會。也就是說，馬克思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共產主義時，共產主義的正義並不依賴於抽象的所謂「永恆正義原則」和人們的正義感。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成員不是那種能夠被正義的原則和美德所打動的人，也即他們不是那種具有依據正義的原則和觀念來採取行動之傾向的人。作為超越了資本主義正義的共產主義社會，意味著引發分配正義的環境條件被超越了，而且，人們不需要也不會在日常生活中去關注分配正義問題。馬克思《資本論》更多的是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宣稱：「一旦新的生產安排出現，將不需要正義原則來安排生產或分配。」因此，共產主義的正義是在性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正義，它必須被看作是超越了資本主義正義的全新的正義———它不是消費資料或生產資料的一種不同的、更公正的安排及其重新分配，而是一種每個人的「自由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和實現的新的文明社會形態。在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正義不是以同樣的標準對待每個人，而是對每個人的不同需要給予同等的關注———這才是真正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所以，資本主義的「正義」在馬克思這裡既被超越了，也被改變了。

儘管從馬克思所提到的共產主義更高階段的真正正義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分配方式都是不正義的，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卻是通往令真正的正義得以可能的那個階段的社會發展必經之途：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所以恩格斯才在為《資本論》第一卷作的書評中強調：「正像馬克思尖銳地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壞的方面一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一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一點，以前的一切社會形式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一次創造出為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因此，資本主義的不正義不能簡單地被視為道德錯誤而加以拋棄。為了讓生產力發展到真正的正義成為可能的時代，這種「不正義」乃是必要的。就像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的：「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也正如此，馬克思才會強調共產主義的正義是「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才能真正實現。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通過《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等努力表明：超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共產主義正義———「自由合作生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從根本上改變無產階級及人類之命運的真實的革命運動。

馬克思《資本論》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把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改造成了「剩餘價值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旨，是挖掘資本主義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層結構，使我們能夠了解勞動時間的花費軌跡，並發現那些使得工人階級的未付酬勞動或剩餘價值能夠被剝奪以及剝奪多少的各種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上，《資本論》揭示出資產階級系統地、強制性地攫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成為了資產階級「正義」的必然形式。在此意義上，雖然「勞動價值理論並沒有說明馬克思主義正義概念的獨特性，但它的確能讓馬克思用資本主義的正義標準來反對資本主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正義的批判和超越，不是否認它有賦予現實意義的可能性，而是力圖賦予這一抽象名詞以一種當前社會現實中豐富的具體內容。所以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完全像一個空論的政治家，……他只是尋求一個新公式，以便把這些力量平衡起來」。馬克思從根本上反對蒲魯東，因為蒲魯東的正義只是想平衡對抗性，馬克思則反對正義僅是平衡對抗性。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正義尋求的不是利益之間的簡單均衡，而是利益的自主和共有狀態。因此，馬克思的正義表達了對超越一切對抗性因而超越了公平作為平衡對抗性這樣一個自由團結世界的追求。對馬克思而言，革命的政治不在於把革命家眼中最值得稱道的道德規則、法律規則或「正義原則」強加給社會，而在於調整社會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以適應一種早已在社會中成型的新的生產方式。馬克思相信，為了追求和實現真正的正義，勞資雙方的對抗不應被妥協為或轉化為某種公平狀態，而應該通過對作為一種控制力量的資本邏輯採取革命性的瓦解行動，將它徹底廢除。一個肯定性的結論是：馬克思以《資本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唯物主義闡發，是他以證成「改變世界」和「革命」為己任的政治哲學的一種邏輯推進與歷史完成。馬克思所追求和實現的正義，根本異質於資本主義之正義。從這種正義出發，馬克思激烈批判了資本主義正義，認為這一正義由於只是在一個比較低的和比較特殊的層面上闡述了人的自由、權利、公平、平等，因而並未在根本上觸及使人普遍產生異化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最終的結果還是普遍的不正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正義缺失在自我毀滅式的自我發展中實現自我超越的辯證法原則，而《資本論》正是充分利用這一原則，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正義的批判和超越：「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對此，英國學者指出：馬克思既從內部描述和顛覆了資本主義正義的自我證明，又從外部對其進行了批判，然後從超越正義的角度出發，依次對這種證明和批判進行了批判，從而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正義理論。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正義只有作為對資本主義正義的超越和徹底化，才能被理解和合法化。

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分析和批判所追求的共產主義正義，是一種比１９世紀主流資產階級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的所謂「分配正義」更好的正義———「超越正義」的正義———它既超越了資本主義的正義，也超越了所謂的社會主義者的正義，從而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正義本身孕育的「新正義」因素。所以，《資本論》絕不僅僅是一部勞動價值論的著作，也不僅僅是一部預言經濟崩潰的著作，更不僅僅是一部價格決定理論的著作，這一著作毋寧代表了對個體在社會中的自我實現的歷史分析和辯證呈現。正是在此意義上，恩格斯才強調《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各地的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資本論》的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資本論》那樣，對於工人的解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一句話，正義是馬克思關於未來可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馬克思的《資本論》完全可以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的正義而構建共產主義正義的「正義論」來閱讀。

文章來源：《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