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長寶：文化自主與當代中國新哲學的建構

發布: 2006-6-27 22:20 作者: 魏長寶 來源: 光明日報|http://www.gmw.cn/content/2006-06/26/content_ 查看: 561次◆新哲學應當是一種具有本土化風格和民族化氣派的哲學，一種具有中國化問題意識和理論架構的哲學，一種具有話語獨立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學。◆當代中國新哲學的建構，應當以廣闊的視野、多元的方法，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現實的勇氣，把各派哲學思想、各種哲學資源都作為建構新哲學的廣闊理論背景，通過相互滲透，相互會通，相互借鑒，取長補短，融鑄出一體化的面向未來的新哲學。◆建構新哲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要破解並超越中國現代哲學在現代化與民族性之間的這種二元景觀和悖論謎局，建立自主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模式，使中國哲學從無休止的「學舌」和「失語」狀態中超拔出來，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和主體性。◆新哲學的建構應當徹底走出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普遍主義二元對立的理論幽谷，在與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催生出既與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發展要求的本土哲學，只有這樣的哲學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富有戰略意義的原創智慧。近年來，學術界要求建構當代中國新哲學或當代中國哲學新形態的呼聲不絕於耳，且正聲浪日隆。這種呼聲反映了中國哲學內部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和對其存在的問題的反思，反映了中國哲學對民族化哲學形態的渴求和對本土化哲學敘事的期盼，也代表了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國對自身文化意識與主體價值的覺醒和覺悟。對於這樣一個與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的哲學課題，我們除了需要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深思熟慮和合理籌劃外，更重要的還需要從文化戰略的層面來深謀遠慮和睿智處之。什麼是新哲學？我們為什麼要建構新哲學？我們需要建構什麼樣的新哲學？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價值取向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並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思路。我們認為，當代中國新哲學的建構，應當以廣闊的視野、多元的方法，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現實的勇氣，破除某一學派或者某一學科對新哲學建構的話語霸權，把各派哲學思想、各種哲學資源都作為建構新哲學的廣闊理論背景，通過相互滲透，相互會通，相互借鑒，取長補短，融鑄出一體化的面向未來的新哲學。新哲學應當牢牢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通過對當代中國尖銳複雜的現實問題的深入分析和深層診斷，為中國正在發生的劇烈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提供思想引導，為我們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建立一種有別於西方工業文明的新的文明樣式提供智慧韜略。因此，新哲學應當是一種具有本土化風格和民族化氣派的哲學，一種具有中國化問題意識和理論架構的哲學，一種具有話語獨立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學。我們之所以迫切需要建構這樣一種新哲學，當然首先與現有的哲學理論和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弊病相關。長期以來，由於教育體制、科研體制和學術評估體制等的不盡合理，一方面造成哲學各學科之間壁壘森嚴，從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專業研究的學者，往往自覺和不自覺地孤立、封閉於自己所在專業或研究方向的狹小範圍內，不僅缺乏相互交流，不了解其他專業的研究進展，而且很容易對其他專業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產生偏見甚至排斥；另一方面，體制化、數量化的學術管理方式，也把本應胸懷天下的「哲學家」變成了專業化、學院化的「哲學工作者」，使本應「改變世界」的哲學，蛻變為遠離智慧、不問現實的「知識生產」活動，甚至是淺薄的概念遊戲。其後果不僅使我們的哲學理論和哲學活動缺乏應有的抱負和魅力，甚至還引起人們對哲學的鄙夷、厭惡乃至唾棄。這樣的哲學顯然不可能具有時代的氣息，更談不上回應時代的問題。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建構一種全新的哲學，以改變學科的尷尬狀況，並實現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創新和思想提升。視野褊狹、脫離時代，還只是當前中國哲學所患病症的一些十分淺表的方面，更為致命的病症還在於，中國哲學由於缺乏自己的原創機制，無從產出自己的原創理論和原創敘事，這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當下存在種種問題和亂象的總根源。而這又與中國近現代哲學產生和成長的文化境況密切相關。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學科制度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的建立，是20世紀以後隨著西方「哲學」東來以及在中國傳統思想研究和經學研究中引入西式「哲學」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和學科體制的結果。西方哲學憑藉其強勢的文化地位，以普遍哲學的面貌和姿態，出現在中國傳統思想場域中，成為建構現代中國哲學體系的「規矩」和模子。「中國哲學」從學科初創直至今日，從概念術語到問題意識，從體系結構到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對西方哲學的模擬和仿照，其後果是使「中國哲學」從普遍哲學的殿堂自我放逐為一種「地方性」的知識。脫離了西方哲學的「語法」和「辭彙」，「中國哲學」根本就無法言談哲學。這樣的「中國哲學」顯然不可能是一種具有創造機能和原創氣質的哲學，也不大可能是一種能夠成就全球性、普遍性敘事的哲學。正因如此，現代中國哲學從產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類的質疑。新哲學的建構之被作為一個緊迫的任務提上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受此類質疑挑激和推迫的結果。從文化境遇上來說，「中國哲學」在其學科創製階段的以「西」釋「中」或攝「中」入「西」，其實是一個不得不然的選擇。馮友蘭先生上世紀30年代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曾經說過，哲學史的寫作，從理論上來說，本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而從中國傳統學問中找出某種「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寫成一部《中國哲學史》；另一種是以中國傳統的「義理之學」為標準，而撰寫《中國義理學史》，甚至進而寫成《西洋義理學史》。但就事實而言，我們只能有前一種選擇，而無後一種可能。因為哲學史寫作標準的選擇，不僅僅是一個學科或學理的問題。自西學東漸以來，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宰制之下，包括哲學研究在內的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只能被迫撤離自己的文化故土和精神家園，在一種「他者的鏡像」中尋求自己的合法性定位，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其理論後果是促成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而其文化代價則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原生生態被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被阻隔。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敘事與民族性背景之間竟呈一種漸行漸遠之勢，這不能不說是現代中國哲學遭遇的一個譎詭而尷尬的二律背反。建構新哲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要破解並超越中國現代哲學在現代化與民族性之間的這種二元景觀和悖論謎局，建立自主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模式，使中國哲學從無休止的「學舌」和「失語」狀態中超拔出來，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和主體性。並進而使中國文化在全球化的普遍同質化傾向當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多樣性和文化自主性。這一哲學使命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浪潮迅猛發展的時代，在現代化、世界化與本土化、民族化之間呈現出更加複雜的相互糾纏的格局的態勢之下，不僅成為考驗中華民族能否以古老的東方智慧應對西方文明挑戰的重要見證方式，而且對於提高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國際競爭力，乃至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等，都將具有十分重要而現實的意義。建立當代中國新哲學，恢復中國哲學的文化自主，重構中國哲學的文化身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會面臨許多困難。其關鍵點在於：一方面要恢復中國哲學的原生生態，實行中國傳統精神生態的「退耕還林」，以重植中國哲學的「根」；另一方面，要摒棄對西方理論、方法的濫用和誤用，儘力從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理解中國哲學，以再塑中國哲學的「魂」。只有找回了自己的根基和靈魂，承續起中國文化源自古聖道統的精神慧命，中國哲學才能真正激活自身的創造力，並拓展自己的生長空間。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要簡單地回到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立場，盲目地拒斥西方。在歷史已經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為一種世界的歷史、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這樣一種條件下，試圖固守傳統的疆域，徹底割斷與西方哲學的關聯而建立一種純粹的「中國哲學」，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與世界歷史的觀念相應，我們也同樣需要一種世界哲學的觀念。新哲學的建構應當徹底走出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普遍主義二元對立的理論幽谷，在與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催生出既與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發展要求的本土哲學，只有這樣的哲學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富有戰略意義的原創智慧。新哲學的建構還應當努力超越地域的封限，將我們民族普適性的價值理念帶入到世界性的場域中去，以化解非西方思想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文化困限，把自己變成「普遍」哲學的「責任相關者」。惟如此，中國哲學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並對世界哲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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