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學報】儲昭根：競合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新探索

-摘要-國際關係理論與經濟學、管理學等有著相當的一致性、同步性與關聯性。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經濟學、管理學都主張競爭而忽視合作。類似的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前，國際關係學者的基本共識是，國際社會的常態是霍布斯式的惡性競爭與衝突。而隨著協同學等相關科學研究成果的突破，經濟全球化等諸多因素推動了人們對合作的新認識。同時，主張制度合作的新自由主義、以身份認同決定合作的建構主義也對現實主義的主導地位及其安全困境發起了挑戰。這是傳統觀念出現的第一次突破。而競合理念則是經濟學、管理學的第二次觀念革命。為此，筆者借用「競合主義」範式，對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危機進行新的嘗試和解讀。關鍵詞：競合主義；競爭；合作；國際關係理論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傑克·斯奈德（ＪａｃｋＳｎｙｄｅｒ）於２００４年指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中三種佔主導地位的理論，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被稱作「建構主義」的新版理想主義，在解釋當代尤其是「９·１１」事件後的國際關係時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均無法全面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①英國肯特大學約翰·格魯姆（ＪｏｈｎＧｒｏｏｍ）教授也認為：「近２０年，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只是關心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且整個美國學術界都捲入了這場地盤爭奪戰！……而不是試圖用其他的方式來理解我們人類的（新）狀況。」同樣，哈佛大學的斯蒂芬·沃爾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教授２００９年也曾強調，當前國際關係領域的最大挑戰是過去１０年或１５年我們一直沒有大的、吸引人的理論突破，處於某種知識死胡同。

而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 庫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認為，當一個已有範式遭遇反常或危機時，這便是新理論突現的適當的前奏。④筆者認為，能承擔這種過渡的、新的替代範式，不妨借用經濟學、管理學中「競合」（ｃｏｏｐｅｔｔｉｏｎ）這個新範式，在國際關係方面進行新的探索或嘗試。

一、競爭的一統天下

「競合」，即競爭與合作相結合或融合。但自亞當·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以來，由西方文化所主導的經濟學、管理學體系都強調以「競爭」為主線，主張競爭而忽視合作。斯密認為：「競爭和比賽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單有大的目的而沒有促成其實現的必要，很少能夠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由於每個人都努力……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③也就是說，斯密把自由競爭下的市場機製作為最佳的經濟調節機制，競爭是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競爭理論後來被大衛·李嘉圖（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和讓·巴蒂斯特·薩伊（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ａｙ）等人所繼承和發展，成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被普遍接受的公理。更進一步地，隨著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的建立，競爭被認為是進化的根本動力，「適者生存」也被視為人類社會進步的關鍵。

然而，競爭學說的發展並沒有就此止步。自１９世紀後半葉以來至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圍繞市場均衡理論和價格理論形成了由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ＦｒａｎｋＨ．Ｋｎｉｇｈｔ）等所代表的均衡的競爭，又稱純粹競爭。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以博弈論為方法的競爭對策研究的互動競爭理論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在管理學的研究領域也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競爭戰略理論框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以環境分析和組織結構設計為核心的古典競爭戰略管理理論；以產業（市場）結構分析為基礎的經典競爭戰略理論；以資源和知識為基礎的核心競爭力理論，等等。

古典競爭戰略管理理論認為，企業戰略的出發點是適應環境，環境是企業無法控制的，只有適應環境的變化，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企業戰略適應環境的變化旨在滿足市場需求，獲得足夠的市場佔有率；企業戰略的實施要求組織結構的變化與之相適應。⑤以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為代表的產業（市場）結構分析學派更明確地強調，競爭是企業成敗的核心所在，競爭戰略的目的就是為了打敗競爭對手。伯格·沃納菲爾德（Ｂｉｒｇｅｒ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甘瑞·哈默（ＧａｒｇＨａｍｅｌ）和普拉哈拉德（Ｃ．Ｋ．Ｐｒａｈａｌａｄ）等所代表的戰略資源學派則強調，只有當企業擁有的資源和能力構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才成為一個企業超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

諸多廣為流行的經濟、管理理論的主線一直是強調競爭，忽視合作。競爭就是你死我活，企業競爭對手之間是一種對抗性的關係，只會出現「輸—贏」這兩種結果。「商場如戰場，競爭即戰爭」，競爭對手之間互不兼容。若是如此，那麼天經地義的做法是創立獨家名牌，套住顧客，壓低進料價格，佔據壟斷地位以擴大市場份額，奪取競爭優勢，消滅競爭對手。競爭理論強化了以競爭作為經濟、企業發展的根本戰略指導和主要的贏利手段，其結果便是「羊吃人」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進而是後來的「大魚吃小魚」的競爭方式，人們似乎生活在彼此衝突和爭鬥的霍布斯式的原始「自然狀態」里。

所有這些，幾乎與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如出一轍。現實主義認為，由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性及國家對安全、利益的理性追求，國家間必然為自己權力或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激烈競爭。現實主義一直是「二戰」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性理論範式。無論是１９４８年漢斯·摩根索（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發表的《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還是１９７９年肯尼斯·沃爾茲（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的《國際政治理論》問世，現實主義均認為，惡性競爭與衝突是國際政治的根本特徵，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衝突是國家間關係的基本事實。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將衝突歸於人追逐權力的本性，人性是國際政治的第一推動力。而以沃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以體系原則代替人性原則，將衝突歸結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但由於人性和無政府狀態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所以國際衝突、惡性競爭從根本上也是不可變更的。

二、對合作的新認識

隨著人們認識到單純強調競爭的思維定勢及過度競爭的諸多缺陷，對合作的態度發生轉變，這使得傳統競爭觀念出現了第一次觀念上的突破與革命。

對合作觀念的強調，早在１８９０年英國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該書被公認為是繼《國富論》之後最偉大、劃時代的經濟學著作。馬歇爾指出：「競爭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即當競爭是建設性的時候，競爭也沒有合作那樣有利。」「如將競爭與為了公眾利益而無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對比的話，那麼，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競爭也是相對地有害的；至於它的較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簡直是可恨了。」但馬歇爾的經濟學是以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並將供求論、生產消費論、邊際效用論等各種經濟理論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折中調和的理論體系。馬歇爾的地位與影響正是來自於這一理論體系及其培養的整整一代英國乃至享譽世界的經濟學人才，不過其合作觀念卻不太受重視。

直到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相關科學研究成果的突破才加速了合作觀念的加強。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以布魯塞爾學派的先驅普利高津（Ｉ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先導，系統自組織理論開始蓬勃興起。接著，德國斯圖加特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ｋｅｎ）在７０年代創立了「協同學」，以及超循環理論、突變論、混沌學和分形學等一系列系統自組織理論相繼誕生。

哈肯提出的「協同學」的要旨在於，系統之間、系統各要素之間保持這種統一性、合作性、集體性的狀態和趨勢：一方面通過競爭，一方面通過合作，間接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同樣，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興起的混沌理論，揭示出複雜系統內部存在著有序與無序、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簡單與複雜等矛盾統一的辯證關係。混沌理論也讓我們重新認識到自然界充滿了協同進化和合作。從混沌理論的角度看，關注系統間彼此如何競爭，不如關注系統間如何彼此依賴、相互關聯更為重要。

現代自組織理論等一系列科學研究的成果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一體化和合作的原則是生命系統的基本方式；儘管也存在競爭，但是通常發生在更大的合作背景下，所以這個大系統能夠保持平衡；甚至在雙方必須有輸贏的情況下，交易也不一定是戰鬥。自然並不總是兇殘的，它並非天生就嗜血成性、好鬥和食肉，它也愛好和平，具有合作精神。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在一定外部因素作用下自發地由無序走向有序的演化機制和規律是現代自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這種合作比競爭更為根本的觀念的確立，讓傳統競爭觀念在當代遭受了極大的挑戰。

所有這些又進一步反映在競爭理論上。古典競爭戰略管理理論「計劃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企業家伊戈爾·安索夫（ＩｇｏｒＨ．Ａｎｓｏｆｆ）於１９６５年出版的《公司戰略》一書中，把「協同」作為其「戰略四要素」之一，分析了基於協同理念的戰略如何像紐帶一樣把企業多元化的業務有機地聯繫起來，實現整體效益大於各獨立組成部分總和的效應；集群中的企業通過共享業務行為和特定資源，比單個運作的企業取得更高的贏利能力。很明顯，哈肯的協同學促使管理的協同觀得以產生。

同樣，博弈論帶給經濟學的也是方法論上的革命。但是，約翰·納什（ＪｏｈｎＦｏｒｂｅｓＮａｓｈ，Ｊｒ）１９５０年提出「納什均衡」這一基本概念，指一種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現實中非合作的情況要比合作的情況更普遍。從「納什均衡」引出了對「看不見的手」原理的一個悖論：從個人理性出發所做的最優決策實際導致了集體非理性；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損人並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在一定條件下，每個人「自私」不一定就「自利」，「惡性競爭」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由此，我們從「納什均衡」中歸納、抽象出人類社會運行的一個基本原則：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這就是說，「納什均衡」所提出的悖論實際上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石。

囚徒困境是指「一次性博弈」和相互隔離、不能「串通」條件下的博弈困境。在重複和信息對稱的博弈中，合作是可以產生的，並且可能是最優的決策。也就是說，合作可以達到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統一，這已被現代經濟學所證明。

正是隨著合作觀念的新認識與突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後，隨著世界市場競爭的加劇，跨國公司為了保持和擴展生存空間，紛紛採用戰略聯盟的形式增加公司的競爭力和生命力，跨國公司戰略聯盟的理論應運而生。

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邁克爾·波特把其在１９８５年《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的「價值鏈」演變為「供應鏈」。供應鏈理論強調：由於供應鏈上企業間的密切合作，整個供應鏈帶給最終消費者的價值將遠遠大於單個企業為最終消費者所創造價值的代數和。這就改變了傳統的企業在合作過程中僅僅強調自身的局部利益，忽略由於雙方或多方合作而可能產生的更大利潤和雙贏目標實現的可能。因此，這一時期的戰略聯盟理論和供應鏈理論均主張增強合作意識，減少競爭，從而改變了在此之前經濟學、管理學理論都比較側重於討論競爭和競爭優勢的局面。

在這種背景下，愛"華·德·博諾（ＥｄｗａｒｄｄｅＢｏｎｏ）於１９９２年提出了超越競爭的思想。他認為：「競爭是一個危險和充滿誘惑的陷阱，它束縛了企業思想，任何商業人士都需要超越競爭。」超越競爭並不否認競爭，而是為獲取競爭優勢提供的一種新思維和新理念，即引領競爭，而不是適應競爭。１９９４年以來，理查德·安文尼（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ＤＡｖｅｎｉ）等人先後提出了超競爭環境的概念，認為在當今超競爭環境下，企業間的競爭呈現出動態性、快速多變性、競爭對手間的戰略互動性和競爭內容的全方位性等新特點。喬爾·布利克（ＪｏｅｌＢｌｅｅｋｅ）與戴維·厄恩斯特（ＤａｖｉｄＥｒｎｓｔ）則在《協作型競爭》一書的開篇指出：「對多數全球性企業來說，完全損人利己的競爭時代已經結束。驅動一公司與同行業其他公司競爭，驅動供應商之間、經銷商之間在業務方面不斷競爭的傳統力量，已不可能再確保贏家在這場達爾文式遊戲中擁有最低成本、最佳產品或服務，以及最高利潤。……很多跨國公司日漸明白，為了競爭必須合作，以此取代損人利己的行為。」

詹姆斯·穆爾（ＪａｍｅｓＦ．Ｍｏｏｒｅ）甚至寫了《競爭的死亡》一書，提出了企業生態系統演化理論。他認為，相互依存的物種在無窮的交互圈中共同進化，這對整個生態系統的進化起著重要作用；時代變遷要求市場競爭的參與者將關注點從競爭轉向競爭者的貢獻，共創技術標準，形成新的競爭與合作的規則，使大家生存在一個豐富而協調的動態系統中，即競爭日趨衰亡的系統中。②尼爾·瑞克曼（ＮｅｉｌＲａｃｋｈａｍ）指出：真正的企業變革指的是組織之間應以團結合作、合力創造價值的方法來產生變化；公司發展出新的合作經營方法，協助企業取得前所未有的獲利與競爭力。③這些理論均不約而同地超越了以前偏重競爭而忽視合作的片面性。

很有意思的是，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國際關係學者的基本共識是，國際社會只有永恆的利益，國際社會的常態是霍布斯式的惡性競爭與衝突。對如何走出戰爭、衝突與和平不斷交替的零和博弈式的悲劇，學者們一直為此殫精竭慮。但進入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強和各國聯繫日益深化，推動了國際合作研究的興起和發展，研究方向也開始轉向如何深化集體行動與合作。國際關係理論三大流派———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紛紛提出自己的合作理論，或加入了國際合作議題的研究，如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合作、現實主義以權力為基礎的博弈合作和建構主義在文化、共有觀念基礎上的合作。④

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與相對收益對穩定的國際合作至關重要。現實主義者認為：在無道德的國際社會，只能憑藉國家實力的博弈，這類似於市場中「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當每個個體只考慮自己利益的時候，會自動出現一種理性的結果，即通過聯盟的力量來制衡現實或潛在的對手，以形成局部均勢的合作。如斯蒂芬·沃爾特的「威脅均衡理論」，或沃爾茲的實力「均衡自動生成理論」，或者是霸權、主導性大國願意為國際社會提供諸如秩序、安全、匯率穩定等公共物品，以實現霸權之下的合作。如羅伯特·吉爾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指出的那樣：「領導或霸主有助於國際合作，並且通過利用間接開支（賄賂）、制裁和其他手段，可以防止有人違背機制規則。」⑤

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共同利益是國家合作和國際制度的動力，強調合作與合作的可能性。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衝突可以通過大國協調、集體安全等形式來抑制，國際組織的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多邊國際規則的制定可以加強合作，減少衝突。隨著全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增加、發動戰爭代價的加大、科技日益廣泛的應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以及國際經濟相互依賴的日益加強，國家間進行合作的收益增加，這就使得國家之間更樂於合作，而不是對抗。羅伯特·基歐漢（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在《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中指出：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往往會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市場的失靈，而國際間的制度安排卻能夠提供信息，建立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通過權利交易，制度的協調使得合作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因此，國際制度、相互依存是產生和維持國際合作的主要因素。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的主要構成是一種觀念結構———行為體的共有觀念、身份認同，是通過行為體之間的實踐活動建構的。建構主義更多是從文化合作的視角探討走出國際社會的「霍布斯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者認為：在大多數組織中，「人們合作不僅僅是因為合作使他們的個人利益得到實現，而且也因為他們有著對合作規範的忠實和認同。」對合作規範的忠實和認同則源於對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種無政府文化的選擇與內化。進一步說，是文化建構集體身份；而集體身份確定了國家的利益與合作的共有觀念。當文化內化由強制遵守和利益驅動上升到第三個等級———承認規範的合法性之後，合作文化便由此產生。因此，要認識當今的國際合作，很大程度上就得基於國際政治文化。而正是「由於當今的國際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減弱了體系的自助特徵，因此也就減弱了被利用的代價。即使國家之間的合作被利用，國家的生存也不會因之而出現危險」①。建構主義認為：國家互動實踐中不同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和共有觀念結構可以建構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無政府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形成不同的國家角色類型，即敵人、競爭對手、朋友。在洛克文化中，國家之間的主要關係是競爭者的關係，競爭對手的身份使國家間的基本利益不再是尋求征服和權力，而是為尋求安全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合作，譬如對主權的尊重。進一步地，在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及自我約束四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無政府狀態的內涵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促成國家間的安全共同體的形成。

總體來看，隨著相關科學研究成果的突破及國際格局、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無論經濟學、管理學，還是國際關係理論，不僅認識到原來的單純競爭、對抗和衝突觀念的不足，更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意義，實現了觀念上的第一次突破。

三、競合：第二次觀念革命

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藉由市場競爭機制，即個體「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最終導致整體福利的古典經濟學體系而為人所熟知。而他強調同情、正義對於促進人類福祉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卻多為人所忽略。這兩本書、兩種觀念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的爭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稱其為「亞當·斯密問題」，又被稱為「斯密悖論」、「斯密之謎」。

不過，自斯密把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完全競爭之上以後，後來從弗里德里希·李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主張國家干預的「國家主義」思想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的國家干預理論，都沒有否定市場競爭的基礎作用及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並且，馬歇爾早在１８９０年就明確指出，自由經濟不僅指自由競爭，也包括自由合作。

同樣，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後，前文所述的哈肯的「協同學」及混沌理論等現代自組織理論也告訴我們，系統中的一致性行為來源於行為者自身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合作。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獨立是組織生活的寫照，人們開始糾正錯誤的競爭觀及其導致的不良後果，合作的優點得到了人們更加普遍的認可。更為鮮明的是，韓國學者Ｗ．錢·金（Ｗ．ＣｈａｎＫｉｍ）和美國學者勒妮·莫博涅（ＲｅｎéｅＭａｕｂｏｒｇｎｅ）於２００５年合著的《藍海戰略》一書主張：要突破血腥市場競爭所形成的「紅海」，努力尋求和拓展一個沒有競爭的「藍海」，也即非競爭性或低烈度競爭性市場空間和全新的商機、盈利方式或商業發展模式。問題在於，競爭與合作是否對立或衝突，還是當前合作已超越了競爭？這是否是另一個「問題」，或「悖論」呢？

對「競爭—合作」二元悖論實現超越的是哈佛商學院的亞當·布蘭登勃格（ＡｄａｍＭ．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和美國耶魯管理學院的拜瑞·內勒巴夫（ＢａｒｒｙＪ．Ｍａｌｅｂｕｆ）。他們在１９９６年合著的《競合：一種結合了競爭與合作的革命性思維及正在改變商業遊戲博弈理論戰略》一書中，革命性地提出了將競爭與合作相結合的設想，首次將合作和競爭兩個詞合寫成「競合」，並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競合理念」。①布蘭登勃格和內勒巴夫認為，真正長久的商業成功不僅僅來自成功的業內競爭，而且來自積極地參與行業未來的構建。在今天的商業環境下，企業必須能夠同時開展競爭和合作。「競合」觀點一經提出，便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與關注。

應該說，「競合」是競爭理論研究或觀念上的一次革命。首先，該理念實現了競爭與合作的融合。合作與競爭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如同陰陽兩極，是一對矛盾卻又相互依賴的力量。無論是經濟發展、商業運作，還是國際政治現實，競爭與合作都是其主要內容。

其次，「競合」觀念結合了競爭與合作二者的優勢。競爭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科技創新。同樣，合作也可以通過「做大蛋糕」來促進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通過「競合」方式，可以實現「競合」各方的「雙贏」或「多贏」。最後，「競合」觀念克服了競爭與合作各自的缺陷。過度競爭不僅浪費了資源、兩敗俱傷，而且惡性競爭使企業利潤嚴重下滑，甚至趨向於零。同樣，過度合作可能培養比自己更為強大的競爭對手，或導致自身優勢、資源的喪失。也就是說，市場或競爭對手之間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而是充滿了「戰爭」與「和平」。通過「競合」，則克服了競爭與合作各自的缺陷，完成對競爭與合作各自缺陷的超越。

根據前面的研究，我們知道國際關係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有著相當的一致性、同步性及關聯性。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總是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理論特別是經濟學的發展成果，作為自己突破的基礎。現實主義與經典經濟競爭理論十分神似，而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借鑒了微觀經濟學、科學哲學及結構—功能主義，為新現實主義建立了高度簡約的「理論模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從理性的利己主義模型出發，藉助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市場失靈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理論，吸收了現實主義理論和經濟自由主義相互依賴論中的合理成分，將權力與相互依賴相結合，１９７７年出版了《權力與相互依賴》，創建了複合相互依賴理論。

更有意思的是，作為新自由主義集大成者的羅伯特·基歐漢曾在２００４年接受訪談時指出，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提出「相互依賴」合作理論的靈感，來源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ＧｅｏｒｇｅＡ．Ａｋｅｒｌｏｆ）關於信息不對稱和二手車市場失序的分析。如果沒有二手車經銷商這樣的機構，二手車買賣雙方均不能以對他們最有利的價格交易，因為沒有機制保障就沒有人會做出可信的保證。於是，基歐漢立即想到二手車經銷商非常像國際制度，它能增加承諾的可信度，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的成本，使國家更容易達成相互有益的合作協議。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能不能用經濟學、管理學的「競合」觀念彌補當前三大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解釋力的不足呢？

四、「競合」觀念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借鑒與啟示　　

依據前面的論述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傳統，用經濟學、管理學的「競合」觀念彌補當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三大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解釋力的不足，應該是完全可能的。筆者提出，我們不妨借鑒「競合」觀念，用「競合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新的探索。

首先，「競合主義」是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包容。漢斯·摩根索提出，國際關係是「處於權力之爭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其實質是權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則是關於「為權力而鬥爭的國家關係的學科」。羅伯特·吉爾平則把國際政治的本質定義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獨立行為者之間爭取財富和權力的循環鬥爭。」「競合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對安全、權力、制度及認同的既競爭又合作的政治，也就是「競合政治」。這裡包含兩層意思：第一，相比於強調為權力和安全而鬥爭的現實主義，基於利益聚合分析制度下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和強調文化、規範與認同的建構主義，很明顯，競合主義是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包容。第二，現實主義側重為安全、權力而競爭，新自由主義注重製度下的合作，而建構主義則主張國際體系從霍布斯式的衝突、對抗文化，經洛克式競爭文化演變到互為朋友、互助的康德式文化。競合主義既不側重於競爭，也不側重於合作，而是包容了競爭與合作，即競合。「競合主義」既承認理性假定，也承認觀念、認知的心理結構及實踐在主體間的意義，但其演繹過程是競合式的。

其次，競合主義實現了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超越。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利益不可調和，國家間的相互不信任導致主權國家必須自助。一國安全的增強導致他國安全的削弱，因而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本質表現為衝突。為此，現實主義的背後是一個持久衝突的、悲觀的、循環式的安全困境。自由主義者開出的藥方是，通過集體安全和國際機制下的合作降低相互不信任，增強彼此的理解與信任，從而降低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以實現各自的利益。建構主義則認為無政府狀態的性質取決於行為者在實踐中形成的角色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若國際體系中的成員視彼此為敵人，那麼，行為體只能依靠自助；假若行為體是彼此信任的朋友，那麼它們就不會擔心對方的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助他和他助性質的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認為，安全是行為體在互動過程中建構的身份認同或關係。

內勒巴夫和布蘭登勃格認為：「競合是一種超越了過去的競爭以及合作的規則，並且結合了二者優勢的一種方法。競合意味著在創造更大的商業市場時合作，在瓜分市場時競爭。」簡單地說，就是「合作把餅做大，競爭把餅分掉」。筆者認為，「競合」觀點對國際關係及安全的啟示是，合作把安全、制度與認同的「絕對收益」做大，然後在競爭中去獲取自己的「相對收益」。

其實，國際合作中有競爭，國際競爭中同樣也有合作。最明顯的例子是，「二戰」後，美國、蘇聯、中國、英國、法國五個大國與反法西斯同盟國通力合作，創立了維護集體安全與和平的聯合國，在過去７０年成功地避免了世界大戰，在大國協調及平息地區性衝突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個最成功的國際制度內部是不平衡的：五大常任理事國均擁有否決權，五大國都利用競爭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或影響政策目標；同時，德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則競爭著常任理事國。這種競爭、合作交錯的局面是新自由主義解釋不了的。同樣，現實主義對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有很好的解釋力，但美蘇在激烈對抗、競爭的同時，卻也在核武、反導等問題上進行合作，這又是現實主義解釋不了的。建構主義主張通過身份、認同形成安全共同體，如歐盟、北約。但實際上，歐盟內部存在著大國與小國及德、法、英的主導權之爭。在溫特看來，北約代表一種安全文化，是「康德文化」作用的結果。但在美國２０１０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聯合起來的歐洲與新興崛起的大國均是美國重點防範的對象。這又是建構主義無法解釋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合作之中有競爭。同樣，即便在冷戰時期，美歐在高階政治———軍事、安全領域的緊密合作，也沒有阻止在低階政治———經濟、技術等問題上的激烈競爭。

更具代表性的是全球化下的中美關係。２１世紀初，美國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前，便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而不是「戰略夥伴」。但是「９·１１」事件後，美國把反恐和建立國際反恐聯盟作為當時對外政策的頭號任務，為此不得不與中國合作。２００８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實力相對下降，而相應地，中國在２０１０年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美國又提出「重返亞洲」、「亞太轉向」或「再平衡」，這主要是一種加大與中國競爭的政策或戰略，以應對中國的崛起。特別是在南海地區，中美近期呈現出激烈競爭的態勢。但是競爭畢竟只是中美關係的一部分，我們也應看到，中美兩國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始於２００９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到２０１３年６月的習近平與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的習奧中南海「瀛台夜遊」，中美建立起了９０多個對話與合作機制。同時，中美建交以來，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也遠未像今天這樣廣泛和密切。無論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上，還是在推動解決朝核、伊核、敘利亞等地區熱點問題方面，中美都保持著密切的溝通與協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傳統的「壓艙石」，而應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則成為中美合作新亮點。不過，即便中美在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有著高度合作的政治意願，但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中美仍就各自承擔的減排標準和義務有著激烈的競爭。總之，世界或國際關係是相互競爭與合作的複合體。也就是說，到了該用「競合主義」新範式來思考、解讀國際關係的時候了！

再者，「競合主義」比新自由主義有著更多元的視角。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均主張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體，而新自由主義者則把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聯繫視為複合相互依賴的首要特徵。它包括國家間聯繫、跨政府聯繫和跨國聯繫，還包括跨國企業、政府或非政府之間的國際性組織內部或相互之間的聯繫。這就使得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更加模糊，政治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也越來越受超國家關係的影響。由此，基歐漢和奈指出：「聯繫戰略及其防範，將成為各國面臨的關鍵性戰略選擇。」但是，他們並沒有創立任何有關聯繫戰略的理論來詳細說明什麼情況下聯繫將會出現，這就不利於理解複雜的政治討價還價的過程。同時，該理論忽略了或沒有充分論述國內政治對相互依賴的作用及國際關係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應該說，聯繫戰略中討價還價的過程就是「競合」過程。

不僅如此，「競合主義」還能解釋國際、國內政治相互影響的問題。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ＲｏｂｅｒｔＤ．Ｐｕｔｎａｍ）將「雙層次博弈」概念引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該理論所謂的「雙層次」就是國際層次（亦稱第一層次）和國內層次（亦稱第二層次）。第一層次是「談判者討價還價後達成暫時性協議」的過程；第二層次是「在選民團體中討論是否要批准這些協議的過程」。這一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獲勝集合」，意指通過第一層次的博弈所達成的、得到第二層次國內大多數選民所接受的協議範圍。國際、國內「雙層次博弈」，實際就是雙層競合過程。協商國間獲勝集合的重疊部分其實是在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之間競合之後的結果。

更進一步地，「競合主義」不僅認可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同時也承認國際組織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或作用。「競合主義」還認為，包括國際組織在內的非國家行為體還與國家競合著影響、規則制定權與認同！譬如，恐怖主義已是當今世界普遍的國際政治現象，它首先是一種極端的意識形態，其正與國際主流社會競爭著影響與認同。恐怖主義之所以能對各國、各地區的安全與秩序構成威脅，其根本原因還是在各國國內政治、經濟權利的不公與分化，世界缺乏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要解決根源性問題，則需要國內不同階層、國際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及國際組織等諸多行為體緊密地攜手合作。正因為如此，在阿富汗反恐戰爭中，大量非政府組織在阿富汗從事了包括人道主義救援、衛生、教育、農業等基礎工作，在阿富汗和平進程和重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見，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之間也明顯存在著競合關係。

總之，競合不僅體現出國際體系的本質和特點，還展現出追求目標與手段高度的內在統一。因此，「競合主義」不僅是觀念上的一次更新，還是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包容和超越，是更多元、更方便解讀國際體系、結構、行為體及過程的全新視角，有著更大、更進一步的思考與探索空間。

平台編輯：王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