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龍：一篇存在爭議的傳播學奠基文獻

　　摘要：本文以拉斯維爾的研究傳統缺乏傳承為切入點，重新解讀了拉斯維爾60年前發表的《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提出目前傳播學界以拉斯維爾模式代替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忽略了拉斯維爾傳播觀念中豐富的內涵，建議要在完整的學術語境中理解它的內容。在討論拉斯維爾研究傳統缺乏傳承的問題時，本文認為其主要原因是過於追求對策研究，忽視了理論研究自身的規律，沒有提出真正具有吸力力和理論價值的問題。

　　關鍵詞：哈羅德·D·拉斯維爾 傳播研究史 傳播理論 宣傳

　　在傳播研究引進中國的過程中，拉斯維爾的《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以下簡稱《社會傳播》）向來被認為是一篇重要的啟蒙文本。[1]1982年內地出版的第一本傳播學普及讀物《傳播學（簡介）》中，這篇譯文就被列入其中。在2003年出版的《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中，該文再次被收入。中國的傳播學教科書里不但重點介紹這篇文章中提到的傳播的5W和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甚至大部分教材的框架也以「傳者-媒介-內容-受眾-效果」這五個部分為結構。但是另一方面，對拉斯維爾傳播觀念的深入研究卻很難見到。國內能夠見到的拉斯維爾的中譯著作只有《政治學》和《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兩本，此外在羅傑斯的《傳播學史》中有一段對於拉斯維爾生平及傳播研究的簡單介紹。

　　這一現象並不僅限於中國，即使在美國的傳播研究中拉斯維爾似乎也受到了「冷遇」。最近美國一些學者出版的關於美國傳播研究的早期歷史回顧中，不論是讚賞還是批判，以拉扎斯菲爾德為首的哥倫比亞學派更受重視，而拉斯維爾則只是被一帶而過甚至忽略。[2]

　　拉斯維爾曾被施拉姆奉為傳播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首。為什麼近半個世紀過去後，拉斯維爾所開創的學術傳統被傳播研究的「無形學院」逐漸拋棄？或者說，拉斯維爾究竟給我們留下了哪些可用的學術資源？

　　一、缺乏傳承的「卡里斯瑪」

　　傑弗里·C·亞歷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在提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學派傳承與競爭時提出，一個學派或學術傳統的建立要具備兩個條件。首先，要有一個「卡里斯瑪」式的開創者（如馬克思、韋伯、弗洛伊德等）。拉斯維爾恰好具備這一特徵。在後學的回憶文章中，拉斯維爾一直以反主流政治學的邊緣人形象出現。[3]因為他將弗洛伊德理論引入政治研究，遭到主流政治研究學者的敵視，以致於在1937年至1950年間，他沒有在政治學雜誌上發表過任何文章。但是富有傳奇色彩的是，這些離經叛道的理論最終征服了青年研究者，拉斯維爾竟於1955年當選為美國政治學學會的會長。[4]此外，拉斯維爾還曾在二戰期間（1940-1945）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戰時傳播研究實驗部主任。更令人意外的是，1938年他在政治學研究的事業高峰期突然離開研究重鎮芝加哥大學，並於1946年進入耶魯法學院。儘管有許多其他外在的原因可供人們猜測，他自己的解釋是從教育入手改造法律精英的工作會比學術研究對社會的影響更大。他所提出的政治學的定義（誰，得到了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以及對傳播的定義（誰通過什麼渠道對誰說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效果）都成為這兩個學科中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定義。以上跡象（signs）都在暗示，拉斯維爾具備了「卡里斯瑪」式學者的條件。

　　亞歷山大提出，除了神啟式的開創者外，一個學術傳統得以延續，還要具備另一個條件：這個傳統必須得到後來者不斷的闡發（elaboration）、衍化（proliferation）和修正（revision），否則該學術傳統就會有解體之虞。[5]顯然，拉斯維爾傳統的中斷是因為在這第二個環節上出現了問題。

　　一個解釋是拉斯維爾到了耶魯法學院後，無法招收政治學的博士生。儘管按照布迪厄的學術場理論，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但這只是原因之一，要說明其學術研究為什麼失去了吸引力，我們必須回到文本與語境之中尋找答案。拉斯維爾是個高產的研究者，據統計，從1923起至1978年，他一共發表了325篇文章與章節，52本著作，共達400多萬字。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做出評論可能過於唐突。不妨借鑒卡茨等人倡導的傳播研究經典文本（主要是論文）細讀的思路[6]，從拉斯維爾的這篇被提及得多但閱讀得少的《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下面簡稱《社會傳播》）入手，初步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

　　二、《社會傳播》的5W

　　如果仿照拉斯維爾習慣的提問方式，應該首先關注的是《社會傳播》的5個W。該文最早刊登於1948年出版的《觀念的傳播》（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一書。這本常常被忽視的文集在傳播研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中兩篇文章的引用率最高，已經成為傳播研究的經典文本：一篇是拉斯維爾的《社會傳播》，一篇是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的《大眾傳播、流行趣味和有組織的社會行動》。

　　《觀念的傳播》一書的編者為萊曼·布賴森（Lyman Bryson，1888-1959），他曾是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洛克菲勒傳播研討班的成員之一，後來還編輯了研討班的活動記錄著作。拉斯維爾在這個研討班中表現突出，正是在這裡，他第一次提出了傳播的5W理論。在《觀念的傳播》的14位作者中，有4人來自這個研討班。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紐約的美國猶太神學院的宗教與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at 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開辦了一個名為「觀念傳播的問題」（The Problem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的課程，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講授。這些演講內容在修改後編輯成書，就成了這本《觀念的傳播》。該書代表著傳播領域尚未被體制化之前，早期社會科學研究者和人文學科研究者對該領域的模糊的想像。布賴森並不追求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他在前言中寫道：「[本書]目錄顯示，不同演講者對該（傳播）問題的解決方式大相徑庭，它同時還說明並不存在一個成系統的傳播理論大綱。」[7]我們在目錄中除了能看到後來被奉為傳播研究奠基人的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等人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也有兩篇貢獻，她談論的是從文化和跨文化的角度研究傳播現象。其他的話題涉及古希臘經典中的傳播理論、心理學與傳播、藝術、寫作、言論自由、社會政策、流行文化等。《觀念的傳播》這本書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但是因為篇幅的原因，這裡不再展開。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傳播》發表之時，傳播研究還是一個人文學科和剛剛興起的社會科學和諧共處的開放論壇。

　　《社會傳播》發表時，無論是拉斯維爾還是傳播研究都正在進入一個新時期。1938年拉斯維爾離開芝加哥大學，經歷了事業上的「中年危機」。戰爭時期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進行了戰時宣傳研究後，他自己的傳播觀念發展成熟，從宣傳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普遍性結論。1946年，拉斯維爾進入耶魯法學院，在此前後，他關注的問題有了明顯變化。宣傳、世界革命、傳播問題逐漸淡出他的視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政治精英和世界秩序、個人權利與倫理、法學教育等成為新的興趣點。所以《社會傳播》也可看作是他宣傳與傳播研究的一個總結，集中了他對這兩個問題的主要見解。

　　在這篇文章發表之時，傳播研究也進入了新時期。在施拉姆的帶領之下，傳播學科正在處於學術研究邊緣地帶的贈地學院（「land-grant」 university）中悄然興起。這些面向社會，強調應用，剛升級為大學的學術教育機構沒有太多傳統壓力，很快就接受了這個新興學科。為了追求學科合法性，現有的學術話語必須加以改造，於是理論框架和學術畛域逐漸形成。與此同時，以拉扎斯菲爾德為首的哥倫比亞學派圍繞個人決策這一主題，將小群體研究和量化研究整合進傳播研究之中。來自歐洲人文傳統的阿多諾（曾參與廣播研究項目）和來自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傳統的米爾斯（曾擔任研究人際影響的迪卡特研究的實地調查指導員）與拉扎斯菲爾德的衝突暗示著一個新的研究範式的出現。新興的傳播研究很快被吸引進這一被米爾斯諷刺為「抽象的經驗主義」的研究範式之中。

　　在學術問題與學術研究範式的競爭背景下看《社會傳播》這篇文章和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就會發現，該文中與新興的傳播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相一致的話題被保留下來，而拉斯維爾看重的其他議題則被歪曲或遺忘。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拉斯維爾文章中具有豐富內涵的傳播觀念被模式化、語錄化的斷裂過程。

　　三、拉斯維爾模式≠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

　　拉斯維爾的《社會傳播》之所以被人們記住，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開篇就令人猝不及防提出了一個傳播定義：「傳播就是誰通過什麼渠道，對誰說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效果。」後來這個定義被稱為5W模式，並被用圖像加以描述。圖像模型的優點是簡潔直觀，但是在這個抽象過程中，拉斯維爾的傳播觀也被變成了一種刻板印象，以致評論者（包括筆者在內）錯把其他人詮釋的「拉斯維爾模式」當成了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

　　人們對5W模式的批評主要有以下幾個質疑：（1）這個模式是政治傳播的宣傳模式，含有傳者中心論的控制觀念；（2）這個模式是單向的，缺乏反饋；（3）這個模式是線性的，缺乏對傳播環境的注意；（4）這個模式主張傳播魔彈論，沒有關注傳播意義編碼與解碼過程。

　　然而細讀拉斯維爾的這篇文章會發現，以上幾條指控除了第一條外，都沒有針對拉斯維爾的本意。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與被簡單化的「拉斯維爾模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比如就第2個問題，在《社會傳播》中拉斯維爾明確提出：

　　還有一個重要的類比是關於傳播的線路問題，即單向或雙向傳播。單還是雙，取決於傳者和受眾交互程度。換句話說，當兩人或多人參與的傳送與接收頻率相等時，便形成雙向傳播。通常認為談話是雙向傳播（雖然我們也注意到存在獨白現象）。現代的大眾傳播工具，使印刷廠、廣播設備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資產與專門資產的控制者享有巨大的優勢。但也應該注意到，受眾稍遲些也會「回應」。許多大眾傳媒的控制者採用抽樣調查的科學方法，加速完成整個傳播迴路。

　　在這裡，拉斯維爾不僅明確指出了傳播的反饋問題，並且專門談及大眾傳播中的反饋。因此說拉斯維爾沒有看到反饋與雙向交流問題，是錯誤地將「拉斯維爾模式」等同於拉斯維爾的傳播觀念。關於第3個指責，拉斯維爾在「有效傳播」一節談到了傳播效果的阻礙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傳播者缺乏對環境的認識，他將其稱為「無知」。「此外，無知意味著在傳播過程的某個環節，缺乏來自社會其他部分的知識。如果沒有經過適當訓練，搜集或散播消息的人會不斷地曲解和忽視事實……」拉斯維爾不僅沒有忽視傳播環境，他的問題或許在於過份強調了傳播環境對傳播效果的影響。下面將提到的「世界注意力調查」項目，目的就是研究大眾傳媒造成的信息環境對於各國政治決策的影響。

　　拉斯維爾早年曾投入大量精力進行宣傳研究，他在那時就對傳播環境與宣傳效果之間的關係有過專門論述。他不但不主張傳播萬能論，相反，他認為傳播只有適應受眾心理和文化，才能取得較理想的效果，這一主張與有效果理論中提出的傳播的主要效果是強化而不是改變的看法是一致的。

　　人們談起宣傳時，似乎經常認為它是一個不受時間、空間和人所限制的神奇的力量。《（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專門拋棄了這個觀點，這一拋棄具有充分理由。我們知道，宣傳家存在於社會性的政治體之中，該政治體的特殊環境限制了感知、想像和行為。受眾的社會化受到環境影響，也限制了宣傳家對受眾的影響。宣傳家至多只能有選擇地進行宣傳。他要發現潛在的不滿或希望，並想辦法使這種不滿得到發泄，利用這種希望達到政治目標。[8]

　　換句話說，拉斯維爾認為宣傳家只能順勢利用受眾已經接受的語言和觀念，將特定的象徵符號與人們所憎恨的和偏愛的觀念聯繫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傳的成功。因此，對拉斯維爾模式的第4個批評也不能應用到拉斯維爾身上。拉斯維爾把影響宣傳效果的環境條件總結為價值結構、神話、技術和文化材料四種，並且認為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密集宣傳後，受眾會逐漸適應這種大眾說服，最終導致宣傳效果大打折扣。拉斯維爾是美國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者（他在做博士論文之前即遊歷歐洲，在那裡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認為當時馬克思主義宣傳的成功之處即在於此——開放性的或模糊的未來使它能滿足所有人的想像。[9]

　　在《社會傳播中》的「需要和價值」一節中，拉斯維爾認為傳播不是簡單的信號傳遞，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是對價值的追求。在他的整個政治學理論體系中，「價值」是一個核心概念。他認為人類不僅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而且我們可以使用這些價值來解釋社會行為。他早年曾將這些關鍵價值總結為「收入、尊嚴和安全」，後來又將它們擴展為8個（權力、財富、文明、幸福、尊重、技術、感情和正直）。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使用價值來對民主和專製做出界定。他認為，民主是這樣一個社會系統，在其中每個人接受的特定價值也可以被系統中所有行動者共享；相反，專制則是不平等的價值分配和接受系統。[10]在晚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民權與價值研究之中。因此，拉斯維爾並不是一個僅僅把社會當作客觀事實進行研究的學者，他並沒有排除文化對傳播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斯維爾的傳播理念要比標籤化的「拉斯維爾模式」或圖像化的「5W模式」豐富得多。但是，清晰完整的概念並不是一個學術傳統被學術共同體接受的唯五條件，托馬斯·庫恩認為，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給學術共同體相信，有一個肯定存在答案的「謎題」（puzzle）正在等著他們解答。[11]拉斯維爾的問題就在於，他沒有成功地為傳播研究設置一個吸引研究者持續參與的「謎題」。

　　四、注意結構研究與駐防國家

　　在《社會傳播》一文中，「人類社會的注意結構」一節最容易被傳播研究者忽視，而這一部分恰好是拉斯維爾傳播觀念的核心。拉斯維爾認為，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所讀、所見和所聽了解一個人的生活。同樣，如果我們知道了個人、群體或國家所關注的信息，我們就可以估計其觀念，甚至推斷其行為。他認為，傳統的政治學（政治傳播）研究要麼過於注重個人的觀念，輕視物質環境的影響，要麼過於強調經濟決定一切，忽視意識形態的影響，對信息環境的科學研究，正好可以在唯物與唯心兩極之間搭建一個橋樑。

　　深受李普曼理論影響的拉斯維爾把受眾的注意（認知）作為傳播效果的主要表現，這與後來議程設置、培養分析等理論的前提假設不謀而合。但是拉斯維爾並不關注微觀的信息環境，而是更加強調信息系統的整體影響。他認為國家製造的信息環境具有壟斷性，所以大眾媒體的信息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力，這也就是他以內容分析代替效果研究，並給人以支持魔彈論的印象的主要原因。這種看法顯然與民主社會所提倡的表達自由的觀念以及現實不太一致，忽略了多元化社會中各種意見的交鋒與協商。

　　顯然，拉斯維爾不會沒有看到自己理論中這麼明顯的「漏洞」，他的理由是社會結構演變會導致社會信息環境被中央政府所統一控制，單一的信息環境終將導致強大的效果。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這場戰爭使拉斯維爾領悟到，社會結構變化的新趨勢將是駐防國家（Garrison State）的擴散。[12]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拉斯維爾相信，隨著空軍力量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現導致在未來全球衝突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平民的安全越來越無法得到保證，對安全的渴望將導致社會權力由商人轉向軍人，走向駐防國家。

　　拉斯維爾的這種社會結構轉換理由來自於他對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曾根據當時的現實提出，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軍事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工業社會的歷程。社會學家斯賓塞也將社會劃分成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兩種。拉斯維爾認為，辯證的歷史的發展可能會導致社會權力重新回到暴力專家的手中。在他眼中，當時的日本、蘇聯已經初步具備了駐防國家的特徵，暴力專家不但掌握了軍事大權，而且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與孔德所說的原始的軍事國家不同，駐防國家的暴力專家也吸收了現代文明社會的管理方式，通過技術操作、行政組織、人事管理、公共關係等非暴力方式來管理國家。宣傳是主要控制方法，在集中的象徵符號操縱之下，國家公民的行為完全一致，即使有暴力強制，也主要是作為「行為宣傳」起到象徵符號的作用。社會權力的集中也允許暴力專家們使用經濟（如商品配給）、政治（如清除反對黨和取消民主議事）手段來對社會進行統一管理。[13]

　　拉斯維爾預測的駐防國家建立在兩個條件之上：一是技術的進步，二是外部威脅的加劇。他所說的技術不僅指科學技術，而且指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管理技術，這一看法觸及到了現代性的重要維度——科學的統治。和韋伯提出的靜態的「理想型」不同，拉斯維爾提出的駐防國家是一個「發展概念」（development construct）。「發展概念」是拉斯維爾提出的一個新的理論建構方式，它是建立在對過去與現在數據分析之上的預測，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中，並非不可避免，在發展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新的演變，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他舉例說，在從市民國家（civilian state）向駐防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過渡類型，比如說政黨宣傳國家（state propaganda state）。

　　對拉斯維爾提出的駐防國家概念的意義，學界存在不同看法。儘管從世界局勢發展來看，他的判斷過於悲觀，但是市民-軍事兩種權力關係的討論，成為了現代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然而由此就認為拉斯維爾主張或支持冷戰，便是天大的誤會。首先，拉斯維爾的這個分析中沒有任何政策暗示。從他的理論出發點可以看出，他是想效法孔德，建構一個一般性的社會權力結構過渡的宏大敘事，他關注的是國家內部市民權力與軍事權力的消漲，國際意識形態對抗並不是他的主題。其次，他並不認同駐防國家，而且試圖阻止其出現。[14]最後，拉斯維爾既沒有作為學科的「傳播學」的概念，也沒有把這門學科作為冷戰工具的意圖。就在發表《社會傳播》的同年，拉斯維爾在《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兩極世界合作的希望》的文章，可見他雖然看到了冷戰不可避免，卻並非一味強調敵對。評價一個人的觀念要在具體的語境中進行，與當時其他學者橫向比較，把所有對社會主義缺乏同情的人都打為「冷戰份子」似乎有點上綱上線。拉斯維爾雖然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主要還是一個學者，說不上有突出的冷戰傾向。

　　儘管拉斯維爾對未來的估計和同年出版的《1984》很相似，但是他並未放棄對民主的信心。在《社會傳播》的最後部分，拉斯維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提高公民素質，使他們與精英具有「同等程度的教養」（Equivalent Enlightenment）。拉斯維爾受李普曼影響很大，他也相信理性的輿論的基礎是開化的（enlightened）公眾，但是他並不贊成李普曼的消極態度，杜威等進步主義者對他的影響更大（他上過杜威的課並與之有過很多接觸）——要促進民主必須提高公民素養。拉斯維爾的導師，芝加哥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的梅里亞姆（Edward Merriam, 1874-1953）不僅對他的博士論文《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把這個研究作為其後進行的「創造公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Citizens）的基礎。[15]20世紀初到二戰前，提高公民素質、反對宣傳控制已經成為自由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一股潮流，呼應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美國的社會進步運動。除了梅里亞姆的研究外，美國的宣傳分析學會（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和後來發展為「批判思維」研究的「思維科學」研究都是這個時期比較著名的學術活動。[16]儘管有人將這些知識分子戲稱之「緊張的自由主義者」（nervous liberals）[17]，但如果把這些促進民主的努力看成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灌輸，雖然不失批判性，但未免顯得過於簡單。

　　五、從宣傳研究到世界注意結構調查

　　《觀念的傳播》一書還收錄了拉斯維爾的另一篇很少被提及的文章——《注意結構和社會結構》（Atten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這篇文章的標題正道出了二戰時期他傳播研究的核心課題。

　　拉斯維爾以宣傳研究成名，在《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他運用米德提出的象徵符號概念，分析了不同國家如何利用象徵符號的「暗示」（suggestion），將宣傳者的意圖與受傳者的既有傾向聯繫在一起的。此研究的別出心裁之處在於發掘出了非符號活動（戰爭與和平）中符號的重要作用，並將傳播這一主題引入正在形成的政治科學之中。拉斯維爾自己介紹，當初從事的這個研究是另一個更大的「國際態度研究」（study of international attitudes）的一個子項目，可見全球傳播系統的研究從早年開始就是他研究的一條暗線。

　　在30年代，拉斯維爾把注意力放到了世界革命與宣傳的研究上，他與其他合作者一道完成了《世界革命宣傳：芝加哥研究》（1939）一書。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提出「這是一個宣傳的時代」，他的研究目標是為宣傳導致的非理性尋找治療方案。[18]1947年，拉斯維爾還以顧問的身份，參加了一個名為《我們時代的世界革命》（或叫「革命和國際關係的發展」，RADIR）的大型研究項目。

　　但是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拉斯維爾認為革命發生的可能性已經降低了，駐防國家將取代革命成為新的發展趨勢。正在這個時候（1940-1943），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了一筆資金，以進行戰爭宣傳研究，拉斯維爾終於可以將他一直設想的「世界注意力調查」付諸實施。在他的組織下，研究人員對戰時世界主要報紙進行了複雜的內容分析。同時他也對早年宣傳研究的框架進行了修改。首先，他用「注意」取代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的「暗示」（suggestion）。他認為「暗示」過於主觀且比較模糊，他傾向於用「注意可能性」或「注意導向」（availability for attention or orientation of attention）代替前者。[19]其次，他認為早年的宣傳符號研究沒有將「價值」概念引入。這些反思都分散在《社會傳播》的「人類社會的注意結構」、「更具體的類似現象」和「需要和價值」等小節之中。

　　從《社會傳播》一文可以看出，直到1948年，拉斯維爾仍然對「世界注意結構調查」充滿信心，但是學界多數人認為，這個計劃除了為其後的世界政治指標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外，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究其原因，在於這個計劃想當然把駐防國家作為前提，認為國家的信息由中央權力控制。當傳播科技的不斷發展，信息環境變得不像他預想的那樣簡單時，對世界注意力的統計變得既不可操作，也失去了預測性。

　　更重要的是，世界注意力研究缺乏理論框架和「謎題」，接近純粹的政策研究。因此，就和拉斯維爾之前從事的宣傳研究和革命研究一樣，當局勢發生變化，研究的吸引力立即大打折扣。我們可以對比在範式競爭中取得（暫時）成功的哥倫比亞學派，其靈魂人物拉扎斯菲爾德一直以來感興趣的是人的決策過程，卡茨對迪卡特研究數據的總結中，又將小群體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加入到決策過程的研究。在這個「謎題」的吸引下，創新擴散和大量與市場營銷、政治宣傳相關的決策研究不斷湧現。

　　哥倫比亞學派提出了「人如何決策」的謎題，相比之下，拉斯維爾卻一直沒有為傳播研究提出一個具有足夠吸引力的謎題。《社會傳播》提出的宏觀傳播功能勉強算是一個謎題，但是經過查爾斯·賴特的綜合，進一步闡釋的可能性已經基本耗盡。[20]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的功能研究則標誌著傳播研究中的功能主義走向微觀實證，開啟了效果研究的傳統。《社會傳播》中提出的注意結構研究也因為過於宏觀，逐漸缺乏吸引力。相比較，議程設置、培養分析、沉默的螺旋等理論則從個人認知這一微觀角度入手，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

　　因此，今天重新閱讀拉斯維爾這篇發表於60年前的文章，除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傳播研究的傳統外，我們還可以藉此機會反思社會科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A Controversial Founding Text of Communication Study

　　LIU HAILONG

　　Abstract: While inquiring why Lasswell』s research tradition was diminishing, this essay reinterprets the meaning of Lasswell』s essay,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published 60 years ago. This essay argues that due to confusing the Lasswell Model with Lasswell』s communication idea,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gnores the complexity of his thought, which could only be remedied by placing it back into original academic context of its own.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y less scholar follow the tradition invented by Lasswell,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reason is his research focused on policy study instead of bring out tantalizing puzzles for sake of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Harold D. Lasswel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propaganda

　　[注釋]

　　[1]Harold Lasswell(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Lyman Bryson ed.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2]Elihu Katz et al.ed.(2002).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Cambridge, UK : Polity; David W.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2008).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Paddy Scannel(2007).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3]Dwaine Marvick(1980). The Work of Harold D. Lasswell: His Approach, Concerns, and Influence,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 No. 3, pp. 219-229.

　　[4]Heinz Eulau(1968).The Maddening Methods of Harold D. Lasswell: Som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0, No. 1, pp. 3-24

　　[5][美]傑弗里·亞歷山大：《新功能主義及其後》，彭牧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41頁。

　　[6]Elihu Katz et al.ed.(2002).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Cambridge, UK : Polity.

　　[7]Lyman Bryson ed.(1948)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p.1.

　　[8]Harold D. Lasswell(1971).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 xv.

　　[9]Harold D. Lasswell(1933), The Strategy of Revolutionary and War Propaganda, in Public Opinion and World Politics, ed. Quincy W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7-221.

　　[10]Bruce Lannes Smith(1969). The Mystif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rold D. Lasswell. in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 Lasswell. Arnold A. Rogow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70-80.

　　[11][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2-39頁。

　　[12]Harold D. Lasswell(1937). Sino-Japanese Crisis: The Garrison State versus the Civilian 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11: 643-649.

　　[13]Harold D. Lasswell(1941). The Garrison Stat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No. 4, pp. 455-468

　　[14]Jay Stanley and David R. Segal. (1989). Landmarks in Defense Literature. Defense Analysis 5, No.1, 83-86.

　　[15]Bruce Lannes Smith(1969). The Mystif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rold D. Lasswell. in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 Lasswell. Arnold A. Rogow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7.

　　[16]Michael Sproule(2005).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8，pp.132-133

　　[17]這個說法最早由Archibald MacLeish於1930年提出，後來被Brett Gary作為書名。見Brett Gary(1999). The 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7.

　　[18]Harold D. Lasswell, Dorothy Blumenstock (1939). Worl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 Chicago Study. Chicago, Ill.: Knopf.

　　[19]Harold D. Lasswell(1971).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 xii.

　　[20]Charles R. Wright(1986). Mass communication :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Ran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