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哀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如果萊蒙托夫尚在，就不需要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列夫·托爾斯泰

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縹緲，

對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擔，

定將壓得人在碌碌無為中衰老。

我們剛跨出搖籃就足足地佔有

祖先的過錯和他們遲開的心竅，

人生令人厭煩，好像他人的喜筵，

如在一條平坦的茫茫旅途上奔跑。

真可恥，我們對善惡都無動於衷，

不抗爭，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來，

我們臨危怯懦，實在令人羞愧，

在權勢面前卻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恰似一隻早熟又已乾癟的野果……

不能開胃養人，也不能悅目賞心，

在鮮花叢中像個舉目無親的異鄉客，

群芳爭艷的節令已是它萎落的時辰！

我們為無用的學問把心智耗盡，

卻還嫉妒地瞞著自己的親朋，

不肯傾吐出內心的美好希望

和那受懷疑嘲笑的高尚激情。

我們的嘴剛剛挨著享受之杯，

但我們未能珍惜青春的力量，

雖然怕厭膩，但從每次歡樂中，

我們總一勞永逸地吮吸瓊漿。

詩歌的聯翩浮想，藝術的件件珍品，

憑醉人的激情也敲不開我們心房；

我們拚命想保住心中僅剩的感情——

被吝嗇之情掩埋了的無用的寶藏。

偶爾我們也愛，偶爾我們也恨，

但無論為愛為憎都不肯作出犧牲，

每當一團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燒，

總有一股莫名的寒氣主宰著心靈。

我們已厭煩祖先那豪華的歡娛，

厭煩他們那誠摯而天真的放浪；

未嘗幸福和榮譽就匆匆奔向墳墓，

我們還帶著嘲笑的神情頻頻回望。

我們這群憂鬱而將被遺忘的人哪，

就將銷聲匿跡地從人世間走過，

沒有給後世留下一點有用的思想，

沒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寫的著作。

我們的子孫將以法官和公民的鐵面，

用鄙夷的詩篇凌辱我們的屍骨，

他們還要像一個受了騙的兒子，

對傾家蕩產的父親尖刻地挖苦。

（［俄］萊蒙托夫《沉思》，顧蘊璞譯，1838年）1825年冬天的一個清晨，少年赫爾岑在父親的書房門前聽到一個令他震驚不已的消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亞速海邊的塔甘羅格去世了。「我從沒想到他會死，」赫爾岑回憶道，「前不久我還在莫斯科見過他，他剛從霍登廣場閱兵回來，安詳地騎在馬上，面色和藹，線條柔和，顯得疲憊而傷感。我朝他舉起帽子，他含笑點頭致意……」

那註定是個不平凡的冬天。由於亞歷山大一世沒有子嗣，按俄國皇位繼承法，應由其弟康斯坦丁繼位。正當彼得堡的店鋪中競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的畫像時，卻傳來了皇儲放棄皇位的消息。原來，當年亞歷山大一世上位時，曾參與過謀殺他們的父親保羅一世的陰謀，康斯坦丁不願再登上那滴血的皇位。相互推辭了16天後，皇位繼承權最終落入了老三尼古拉一世手中。緊接著又有消息傳出：彼得堡發生叛亂了，加烈拉大街遭到了炮擊。這次起義，由一些貴族軍官率部發起，集合了約三千兵力，列陣在參政院廣場。這些貴族軍官曾參與過當年的俄法戰爭，親歷過歐洲的繁榮和俄國的落後，對沙皇專制政權早感不滿，要求沙皇廢除農奴制和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制和聯邦制國家。然而起義僅僅持續了一天，就被尼古拉一世的近衛騎兵軍鎮壓了。

隨後便是全城大搜捕，烏雲密布彼得堡。佩斯捷利上校、穆拉維約夫上校、特魯別茨科伊公爵等起義領袖悉數被捕。大家都期待著被捕者能夠減輕刑罰，因為宮中即將舉行加冕典禮。善良的人們都認為，至少不會執行死刑，因為俄羅斯民族早已不習慣死刑了。事實上，自從著名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被葉卡捷琳娜二世判處絞刑，一位發動政變的陸軍少尉曾被葉卡捷琳娜二世判處死刑外，在俄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內，死刑是不存在的。保羅一世統治時期，頓河流域一些哥薩克叛亂，法庭判了兩名軍官死刑，但沒人敢執行，最後奏請沙皇裁決。保羅一世說：「這些人統統是老娘們兒，他們想把死刑的責任推給我，這很好，謝謝他們。」然後他大筆一揮，把死刑改成了苦役。亞歷山大一世時期，雖然也曾因幾首小詩流放過大詩人普希金，但總體來說還算清明，至少還沒有專設的獨立憲兵機構，沒有對十二月黨人的早期活動進行嚴酷鎮壓。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伊始，便將死刑引進了俄國憲法，並將五位十二月黨人領袖處死。為此，克里姆林宮還舉行了特別祈禱大典，以慶祝死刑的執行。皇親國戚和大臣們都參加了祈禱儀式，廣場上跪滿了密密麻麻的近衛軍，大炮在克里姆林宮上空轟鳴。「絞刑架從來沒有取得過這麼輝煌的勝利，尼古拉明白勝利的重要性！」赫爾岑後來回憶說，「我那時是十四歲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參加了這場祈禱。就是在這裡，在這被血腥的祈禱玷污的聖壇面前，我立誓要為死難者報仇，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反對這帝制、這聖壇、這大炮的鬥爭。」

除五人被判處死刑外，穆拉維約夫、特魯別茨科伊、奧博連斯基等百餘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隨著十二月黨人被嚴酷鎮壓，整個社會輿論也出現了可怕的倒退。大家道路以目，不敢對黨人們表現出絲毫的同情。「唯有婦女沒有參與這場背叛親人的醜劇，」赫爾岑說，「她們屹立在十字架旁邊，面對血腥的絞刑架而毫無懼色。」就如雅各賓黨人卡米爾·德穆蘭的妻子柳瑟爾，這位革命的奧菲利婭冒著死刑判決的風險，不肯離開丈夫半步，並最終被送上斷頭台；當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普的青年阿利波被押上斷頭台時，向他伸出同情之手的，是女作家喬治·桑。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也沒有拋棄自己的丈夫，這些偉大的女性放棄了貴族的一切特權、財產和地位，懷著對受難者不滅的愛，與苦役犯們一起踏上了嚴酷的流放路，去分擔苦役犯丈夫的厄運。她們在俄羅斯大地茫茫雪原上艱難前行的身影，像聖女一般刻印在俄羅斯人心靈的底片上，成為他們勇氣、善良、尊嚴等精神信仰的不竭源泉。

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俄羅斯進入了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統治下的「三十年代」。這位踏著反叛者的血跡走上皇位的專制統治者，帶來的不僅僅是五座絞刑架，還有數不清的流放、苦役和兵營，並建立了書報檢查制度，以及獨立的秘密警察組織「第三廳」，並任命卞肯多夫為廳長。

十二月黨人起義那年，萊蒙托夫才剛剛十一歲，正跟著外祖母享受南高加索的自然風光。他的外祖母出身於名門望族斯托雷平家族，與十二月黨人領袖們多有聯繫。因此，萊蒙托夫雖未參與當年的革命，卻是革命的「精神孤兒」。萊蒙托夫與赫爾岑算是同齡人，赫爾岑稍長兩歲，兩人雖交集不多，但成長的社會背景卻是相似的。赫爾岑說：「他完全屬於我們這一代。我們都太年輕了，沒有能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義。我們雖然為這個偉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們被迫沉默著，忍著眼淚學會了沉默不響，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來——那是什麼樣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開朗的自由主義、進步思想，那是懷疑、否定、充滿了憤恨的思想。」「懷疑、否定、充滿了憤恨」，這幾個關鍵詞不僅是那一代「革命孤兒」們的精神底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概括萊蒙托夫的詩學風格。

1828年，萊蒙托夫作為半寄宿生進入莫斯科大學附屬貴族寄宿學校，這也曾是茹科夫斯基、格里鮑耶陀夫、恰達耶夫等人的母校。在寄宿學校，他開始學習普希金和拜倫的詩歌，並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批習作，那時候他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我年輕，但心中沸騰著好多聲音，/我一心嚮往的是能夠趕上拜倫；/我們有同樣的苦難，同樣的心靈，/啊，如果是我們也有同樣的命運。」這是他十六歲時寫的詩，尋找著愛情，渴望著自由，夢想著不凡，同時又有一種對死亡的不祥預感。他曾屢次寫到死亡：「我將怎樣的結束這一生，我的心/將註定在何處漂泊，在什麼地方/我將遇到可愛的事物、可愛的人？」（《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我哀求你！——用你僅有的眼淚/來悼念那具冰涼的屍體。」（《這一天將會到來……》）「不是的，我不是拜倫，我是另一個/還未可知還未可量的年輕詩人/同他一樣，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卻深蘊著一顆俄羅斯的心。/我早早地開始了，將早早地收場……」（《不是的，我不是拜倫》）「我早早地開始了，將早早地收場」，萊蒙托夫憑藉著青春本能所寫下的詩句，彷彿是為自己的命運下的讖語。契訶夫就曾感嘆道：「我無法理解，他還是個孩子，怎麼能創作出這樣的作品。唉，要是能寫出這樣的東西來，那麼死也瞑目了！」

1830年，萊蒙托夫考取了莫斯科大學思想政治系。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在俄國教育史上和當時幾代人的生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彼得大帝曾取消了莫斯科作為沙皇首都的地位，然而1812年後，拿破崙皇帝的進犯卻使莫斯科重新取得了如首都一般的地位。悠久的歷史、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遠離沙皇，使莫斯科大學成為俄國教育的中心。當時的莫斯科大學有著很濃厚的哲學和政治氛圍，學校成立了不少興趣小組和學生社團，如斯坦科維奇、赫爾岑和別林斯基在校時都組建過社團，0我悲哀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輯一黑暗時代的精神遺囑0其中以尼古拉·斯坦科維奇的影響最大。這位貴族青年儀錶出眾，心智殊優，性情良善，在道德與知識造詣上都遠勝儕輩。他傳揚寂靜主義，倡言黑格爾學說，像一位超拔的聖徒一般與諸友朋相游，可惜享壽甚短（二十七歲），身後僅留下數首優雅、褪色的小詩和數篇殘篇斷簡。別林斯基182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比萊蒙托夫早一年，1832年便因組織進步小組「十一號文學社」和創作反農奴制戲劇《德米特利·卡里寧》被學校借故開除。他真正成為大學生們狂熱的精神偶像，是從1835年開始的，自那時起直至他去世的十三年間，他為各家報刊寫下了幾百萬言激情澎湃的評論文字。赫爾岑與別林斯基同一年進入莫斯科大學，在校期間，他是個活躍人物，曾和朋友奧加遼夫一起組織政治小組，研究社會政治問題，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思想。然而，當時校園裡的政治空氣已相當緊張，沙皇布置在大學周圍的特務網路開始收緊，不少學生遭到逮捕、流放甚至突然失蹤。莫斯科大學學生波列扎耶夫，僅因寫了幾首小詩便被沙皇送入兵營；克里特斯基兄弟，因對著沙皇的肖像咒罵，並挖去肖像上的眼睛而被捕，一人死於獄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赫爾岑和他的幾個同學也因「企圖組織秘密團體，發表犯法的言論」遭到了逮捕，並以「對社會有極大危害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幾個青年學生幹得成什麼？還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這是遭到流放的赫爾岑們最常聽到的社會論調。世態炎涼，不由人不沮喪。事實上，自十二月黨人之後建立起來的一些政治小團體均未能成事，這一方面緣自尼古拉一世採取的高壓態勢，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團體力量的貧乏與目的之不明確。

事實上，恐怖主義嚇不倒青年們，皮鞭、絞索和苦役只是給青年們上的一堂必修課，當他們從恐怖主義的學校里畢業，他們會給恐怖主義最致命的一擊。「玩弄自由主義詞句是危險的，從事秘密活動更是不可想像。一滴不小心為波蘭灑下的眼淚，一句大膽說出的話，可以換來幾年的流放、特務的迫害，甚至單身牢房。但正因為如此，這些說出的話，這些流出的淚，才格外重要。有時青年會因此而喪生，但他們死了，為解開俄羅斯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謎而進行的思想活動，不僅不會終止，而且會證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當的。」（赫爾岑）真正毒害青年們心靈的，是權衡利弊平庸乏味的市儈習氣，是老氣橫秋自甘沉淪的犬儒主義。為年輕的衝動付出代價，這沒有什麼，可悲的是一個民族的青年一代沒有青春氣息。法國那些被盧梭的陰森、自由的生命詩篇哺育起來的青年們——聖茹斯特、奧什、馬爾索、德穆蘭、丹東、羅伯斯庇爾們，才是真正的革命青年，他們甚至都沒活過三十五歲。當王朝復辟後，法國也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平庸勢利的市儈主義開始抬頭。在「赫爾岑小組」事件之後，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這中間是平靜得令人窒息的十五年，「正是這十五年使俄國幾乎一蹶不振，」赫爾岑說，「也正是這十五年毀滅了兩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為，虛度一生；年輕的一代從小即被毒害，我們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夢死的代表者。」

沒有資料顯示萊蒙托夫與這些學生團體有何直接關聯，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贊同這些青年組織的政治觀點，甚至參加過一些學生活動，如1831年將反動教授馬洛夫趕出學校的風潮。赫爾岑在他的回憶錄里對這一事件有詳細的描述，但並沒有提到萊蒙托夫。1832年，萊蒙托夫離開莫斯科前往彼得堡求學，所寫作品大多與愛情、友誼和個人的苦悶有關。「不是的，我不是拜倫，我是另一個/還未可知還未可量的年輕詩人」，事實上，無論在早期風格還是題材上，他的確都模仿了普希金和拜倫。直到1837年之前，他還沒有在任何一個文學圈子裡站住腳，跟當時俄羅斯的「詩歌太陽」普希金也不認識。1837年1月末，普希金在與被沙皇政府收買的法國流亡者丹特士的決鬥中重傷致死，全國為之震怒。萊蒙托夫迅速寫下了《詩人之死》：「詩人死了！——光榮的俘虜倒下了……你們，這蜂擁在寶座前的貪婪的一群，/扼殺『自由』、『天才』、『光榮』的屠夫啊/你們躲在法律的蔭庇下……但還有神的裁判！」萊蒙托夫的詩甫一寫出，立刻被到處傳抄，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還沒等憲兵總監卞肯多夫呈報給沙皇，已有人把這首詩寄給了沙皇本人，並加了一個新的標題：「革命檄文」。萊蒙托夫隨之被流放到高加索，而他也因此一舉成名。

在流放期間，萊蒙托夫第一次得遇別林斯基，並結識了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克里夫佐夫、戈利岑、利哈廖夫、奧多耶夫斯基等人。1838年1月，當他重返彼得堡時，他儼然已是成名詩人，很快便進入普希金文學圈，並與當時的大詩人茹科夫斯基、普列捷尼奧夫、索洛古勃等人結識，還被卡拉姆津家族接納。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已經落山，萊蒙托夫正如月亮一般升起。「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萊蒙托夫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梅列日科夫斯基說，「整個俄羅斯詩歌在他們之間擺動著，在靜觀和行動這兩個極之間擺動著。」 雖然別林斯基與萊蒙托夫初次見面時，萊蒙托夫做張做智的犬儒姿態曾惹惱了他，但天才當前，別林斯基依然不吝讚美之詞：「當講到萊蒙托夫的時候，我們指的是從普希金逝世迄今的現代俄國文學；我們認為在現代俄國文學中找不到萊蒙托夫才能的敵手。」最富感染力的批評家別林斯基說：「在繁星密布的天空里也可以看見火紅的天狼星，而萊蒙托夫才能的明星卻幾乎是在荒涼的天際閃耀著，在大小和光亮方面沒有敵手。」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才能接近枯竭，作為萊蒙托夫同代人的克爾卓夫和克拉索夫雖然依然閃耀著天狼星般的光彩，但已難掩更為奪目的萊蒙托夫的光華。

《沉思》一詩寫於1838年，發表在別林斯基主持的《祖國紀事》上。1838年這一年，赫爾岑和他的朋友們還沒有從流放地歸來；天賦良善的道德主義者別林斯基躲進小樓，一邊與自身的貧困、疾病相妥協，一邊和無所不在的書報檢查官做著不懈的鬥爭；天資卓越的業餘哲學家巴枯寧在莫斯科雄辯滔滔卻鮮有聽眾；富家子弟包特金、巴納耶夫、奧加廖夫、加拉霍夫們更像一群玩票的青年……當時的俄國知識界並不缺乏有理想的青年，但他們身處在那個荒涼的世界，上有充滿敵意與武斷無道的專制政府的壓迫，下有完全不解事的群氓與市儈的誤解與嘲弄，他們有如置身於黑暗的森林中，還沒有油然而生一種同仇敵愾的團結感，還沒有結成一個有效的精神之鏈。天賦敏感的萊蒙托夫寫下這首詩，正是對當時整個社會環境冷暖自知的表皮反應。別林斯基說：「這些詩句是用鮮血寫成的；它們發自被凌辱的靈魂的深處：這是一個認為缺乏內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體死亡還要難受千萬倍的人的哀號，呻吟！……在新的一代人中間，有誰不會在它裡面找到對於自己的憂鬱、精神冷酷、內心空虛的解答，有誰不會用自己的哀號和呻吟去響應它呢？」

老翻譯家余振先生說：「萊蒙托夫是一個用很嚴格的俄羅斯『格律詩』體寫詩的詩人。」可能是為了傳達原作的格律，他的譯本顯得過於整飭，有些地方為了湊字湊韻，顯得彆扭拖沓。比如將詩題譯為《詠懷》，以對應漢語舊體詩中的「即興」、「譴興」、「述懷」之類的，這實在是有些硬攀親戚的感覺。而顧蘊璞先生的譯本又過於「雅」，在氣勢上稍輸。讀翻譯詩，尤其是俄語譯詩，大多就是讀個「意思」吧，很難在詩藝上做什麼探討。開篇第一句便劈頭蓋臉而來，「我悲哀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縹緲」，也為整首詩定下基調。我們前途渺茫，目標模糊，在一種老年的世故與節奏中逐漸沉淪，絲毫沒有青年的熱情、理想與信念。「真可恥，我們對善惡都無動於衷，/不抗爭，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來，/我們臨危怯懦，實在令人羞愧，/在權勢面前卻是一群可鄙的奴才」，犬儒、世故、怯懦的青年，在高壓專制的權勢面前就只配做奴才。「我們為無用的學問把心智耗盡」，別林斯基偏偏不同意這句。在別林斯基看來，他們那一代人不是學問過多，恰恰相反，是缺少真正的認識與學問，無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還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大家都是淺嘗輒止，隨便學了點皮毛而已。「偶爾我們也愛，偶爾我們也恨，/但無論為愛為憎都不肯作出犧牲，/每當一團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燒，/總有一股莫名的寒氣主宰著心靈。」偶爾也愛，偶爾也恨，但愛恨都不肯做出犧牲，像一個旁觀者、袖手人，或如錢理群先生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一切只為自己做打算，聰明地站在食利者一邊。做一個行動主義者，一個殉道者，一個將詩篇奉獻給生活和時代的詩人，一個世俗教士般傳播福音的人，這才是萊蒙托夫的追求。「脫離行動後的靜現對於普希金是一種得救，對萊蒙托夫來說卻是詩人的死亡，刀刃的生鏽。」梅列日科夫斯基說，「在普希金筆下，生活渴望成為詩；在萊蒙托夫筆下，詩渴望成為生活。」萊蒙托夫立志於一種「行動的詩學」，而非裝飾性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詩學，而這也將決定著詩人的命運。

「我們這群憂鬱而將被遺忘的人哪，/就將銷聲匿跡地從人世間走過，/沒有給後世留下一點有用的思想，/沒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寫的著作。」事實上，不算劇本和未完成的散文體小說，到1840年，萊蒙托夫留給世人的作品至少包括約400首短詩和30首長詩。對於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青年而言，其作品量不可謂不大。別林斯基說他不想將萊蒙托夫視作俄羅斯的拜倫、歌德或普希金，雖然他「可與普希金並駕齊驅，或許比他更勝一籌」，但他不會變成其中任何一個人，他就是俄羅斯的萊蒙托夫，他二十多歲就完成了他自己。「 白銀時代」的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評價他這位詩歌前輩時說：「是怎樣的同一性將萊蒙托夫完美的抒情箴言與其詩其他構成的具體到無意義程度的聲響結合在一起的呢？（我舉萊蒙托夫為例，是因為儘管他對與詩無關的許多事情一知半解地鼓吹，儘管他有不少糟糕的詩，儘管他的情緒具有兩面性——在一種情況下是真正詩人的激情，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更多的是『真誠』的弱點和無序，儘管這一切，他冷漠的、厭世者的箴言仍雙倍地令人吃驚，它賦予他的抒情詩以基調，所構成的即便不是他的詩歌面貌，也是一個響亮的、不朽的、永遠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數）——正是這樣。」（《三詩人書簡》）這個評價有彈有贊，可謂褒貶精當。萊蒙托夫詩作里的「箴言」性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冷漠的、厭世者的箴言」，陰鬱、晦暗而有力，每每像下人生讖言。但他也的確寫作過多，憑熱血和本性在自己一知半解的事物上屢屢發言，顯得粗陋蒼白。尤其是他少年時期的作品，全憑靈感信筆而就，佳構與劣作並存，幼稚之處在所難免。萊蒙托夫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能憑藉他那天才的抒情才華，憑藉他良善的生命本能和道德熱情，以一種讓帕斯捷爾納克都感到驚訝的「怎樣的同一性」，將這一切渾融無間地調和為一個抒情整體，呈現出一種「響亮的、不朽的、永遠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數」。

1840年2月，在公爵夫人拉瓦爾的舞會上，萊蒙托夫與法國公使的兒子巴蘭特發生衝突。原因是兩人都對謝爾巴托娃公爵夫人感興趣，而公爵夫人更喜歡萊蒙托夫。2月18日，雙方的決鬥以和解結束，但萊蒙托夫還是被交給了軍事法庭，並被調往高加索某步兵團。這簡直就是去送死，因為這個步兵團當時正在高加索作戰。7月，萊蒙托夫一到高加索，就參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戰役，整個部隊幾乎全軍覆沒，萊蒙托夫僥倖得免。1841年1月，在外祖母的再三奔走下，萊蒙托夫得以回到彼得堡短暫休假。

屠格涅夫第一次見到萊蒙托夫，就是在某伯爵夫人的府上。他坐在一個角落裡，遠遠看著這位聲名鵲起的年輕詩人，並未主動上前搭訕。萊蒙托夫穿著驃騎兵禁衛軍的制服，掛著佩刀，佝僂著腰，憂鬱地望著伯爵夫人，卻沒有人跟他攀談。「萊蒙托夫的外貌中有一種令人不安令人可悲的東西，他那黝黑的面孔和呆板幽暗的大眼睛閃動著一種陰沉的仇恨的力量，一種隱而不露的無所畏懼的勇氣和激情。他那獃滯的眼光與幾乎像孩子似的柔潤和翹起的嘴唇，極不相稱。他的小矮個、羅圈腿、大腦袋、縮脖子、寬肩膀，整個形象給人不愉快的感覺，但是任何人立刻都可以認識到其中所蘊含的力量。」事實上，伯爵夫人的沙龍絕非令萊蒙托夫感到愉快的地方，他根本就受不了上流社會沙龍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氣和虛偽的假面：「我在表面上沉湎於他們的浮華與輝煌/而內心裡卻愛撫著我那些往日的幻想/那些逝去年月的神秘的哀愁。」「按照那時的風氣，他故意裝出一副拜倫的派頭，同時又混雜著別的更加糟糕的古怪而乖張的成分。」屠格涅夫寫道，「為此他付出了多麼高昂的代價啊！大概萊蒙托夫從內心裡感到無比地寂寞，命運把他趕進了這麼一個窄小的圈子裡，他會窒息而死。」（《戴灰眼鏡的人》）很難說屠格涅夫的觀感不帶有先入之見或個人好惡，在巴納耶夫的妹妹巴納耶娃眼裡，萊蒙托夫就像變了一個人。「我只見過萊蒙托夫一次，是在他動身去高加索以前，在我姐夫安·亞·克拉耶夫斯基的書房裡，他是來向我姐夫辭行的。他那對黑晶晶的眸子射出犀利的眼光，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巴納耶娃回憶道，「萊蒙托夫在克拉耶夫斯基的書房裡像一個頑皮的學生，東翻翻桌子上的文件，西翻翻書架上的書本。他的活潑愉快使我驚奇，他一點也不像我所認識的那些作家。」（《巴納耶娃回憶錄》）

1841年4月，沒有得到延期許可的萊蒙托夫再次回到高加索。在此期間，他寫下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批詩作：《別了，你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夢》、《懸崖》、《他們彼此愛著，那麼長久，那麼深情》、《約會》、《我獨自一人走上了廣闊的大道……》、《預言家》。「別了，你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奴隸的國土和老爺的國土，/你們，那賣身於權貴的人們，/還有你們，那天藍色的軍服。/或許，在高加索山嶺的那邊/我可以躲避開你們的總督，/躲避開那無所不聞的耳朵，/躲避開那無所不見的眼目。」

夢想躲開世俗的耳朵與沙皇的眼目的萊蒙托夫，卻沒有躲開一顆從宿命的方向射來的子彈。1841年7月27日，在高加索的皮亞季戈爾斯克，萊蒙托夫遇到了過去的老友，其中還有士官生學校的同學馬丁諾夫。在一次家庭晚會上，萊蒙托夫的玩笑話激怒了愚蠢魯莽的馬丁諾夫。爭吵過後，馬丁諾夫要求與萊蒙托夫決鬥。萊蒙托夫已經巧妙地化解過一次決鬥，這一次，他依然不以為意，接受了挑戰。地點就選在高加索瑪舒克山的懸崖上。他壓根就沒打算打死自己的同學，率先朝天開了一槍，而他自己卻被一槍打中心臟。像是一場宿命的安排，繼普希金之後，俄羅斯詩歌的月亮也在決鬥中隕落，年僅二十七歲。那一天，瑪舒克山麓突降大雨，萊蒙托夫的屍體在大雨中淋了很久。據說馬丁諾夫是受人挑唆，沙皇和上流社會對這位不安分的詩人早已不耐煩。當沙皇聞知萊蒙托夫的死訊後，說了一句話：「他活該這樣！」

在19世紀的俄羅斯，決鬥風氣盛行，以示勇氣、膽量和風度，甚至連托爾斯泰伯爵都未能免俗。1861年春天，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在一起閑聊天，聊起了行善。屠格涅夫說自己經常教育女兒要多幫助不幸的人，多做好事。托爾斯泰說他不喜歡這種「英國式的」行善，只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捐給窮人，真正的善要發自內心。兩人言語不和，越說越激動，屠格涅夫說：「你要是再用這種腔調說下去，我就抽你！」托爾斯泰當即起身，拿槍去了。隨後他給屠格涅夫下了戰書，要求對方到林子里去，在不要第三人在場的情況下決鬥。托爾斯泰在林子里等了一夜，等來的是屠格涅夫的一封信。屠格涅夫說，他還是希望按傳統的方式進行決鬥，也就是說，有見證人，有香檳。托爾斯泰說，您這是怕我了，我蔑視您。從此，兩個人十七年沒有見面。

「我悲哀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縹緲」，每每讀起這首詩，心中便泛起萬千波瀾。萊蒙托夫寫作這首詩時，才不過二十三四歲，卻能憑藉詩人敏感的表皮和神經，準確地傳達了時代的脈搏和道德狀況。別林斯基將他奉為普希金之後的第一人，也正是因為他對俄羅斯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展示，「他是生活現象世界的全權佔有者」。從1838年開始，俄國知識界開始進入所謂「輝煌的十年」，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特精神風貌和以忠忱專志的流品自居的社會階層。萊蒙托夫雖未躬逢其盛，但其絕不降志辱格的反抗精神和道德基調，都一一印證在他的詩行中，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資源。

2014.1

本文摘自朵漁《我悲哀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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