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上海公報」是怎樣談成的

06-19

亨利-基辛格博士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的「破冰之旅」。中美雙方經過艱苦談判，於上海錦江飯店發表了《聯合公報》（通常稱為「上海公報」），美國宣布將從台灣撤軍，並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尼克松訪華前後，趙稷華在外交部歐美司任科員，參加了「上海公報」談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擔任部分會談簡報和公報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趙稷華當時所見所聞雖然有限，但也見證了部分歷史，他從自己的角度盡量回憶，記錄下來，對已有資料是一個很好的補充。乒乓球打到了周恩來胸上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中美關係逐步好轉。1971年3月，「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階段。很快，尼克松指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啟動了秘密訪華計劃，先行探路。為了接待基辛格一行，周恩來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班子：包括葉劍英元帥、黃華（後為中國首任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周恩來特別助理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等人，還有一些擔負具體工作的成員。「文革」初，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造反派曾對章文晉大使進行批鬥，我當時為使館隨員，不熱衷於政治運動，同情這些老革命的遭遇，加之我曾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多年，章文晉便挑選我參加迎接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組，由此我得以見證這一划時代的歷史事件。1971年4月間，工作組進住釣魚台國賓館4號樓，約有20多人。剛開始，我們內部稱「4號樓工作小組」，周恩來後改為「對美工作小組」。附近的5號樓用於接待基辛格一行。小組成員首先翻閱、分析先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大量記錄資料，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機》也被研讀。另外，對尼克松、基辛格的個人歷史、興趣愛好等都做了研究，如尼克松喜歡看電影《巴頓將軍》。平時主要由葉劍英坐鎮釣魚台，周恩來每周來幾次，大多在晚上，有時開會通宵達旦。周恩來偶爾也與小組成員打乒乓球調節一下工作生活。有一次，周恩來與一位新到的速記女孩對打。這位女孩算得上業餘級選手，技術不錯，而且年少氣盛，求勝心強。她有時連續有力地扣球，年逾古稀的周恩來有些招架不住。突然，乒乓球「啪」的一聲，直接打到總理胸上。眾人見狀，轟然大笑。周恩來也笑了，直說小姑娘「厲害，厲害」。對基辛格說「電傳稿看完得還我」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帶著一群助手登上飛機，開始了他自稱為「一生中最重要不過的一次旅行」。此前，白宮放出話來，基辛格此行是到亞洲各國「了解情況」，在歷時10餘天的行程中，將訪問越南南方、泰國、印度，然後轉道巴基斯坦，最後飛赴法國巴黎與越南北方的談判代表會談，對這次出訪的真正目的地北京秘而不宣。7月9日正午12時，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晉等人陪同下，乘巴基斯坦專機抵達北京南苑機場，葉劍英、黃華、熊向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到機場迎接。當時，沿途通往國賓館的馬路上，到處可見「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走狗」的標語，誰也不會想到美國的高官會來訪。

至11日下午1時，基辛格與周恩來先後進行了6次會談，地點在釣魚台5號樓或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方參加的人員有：周恩來、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暉和王海容。美方參加的人員有：基辛格、霍爾德里奇、洛德等。在場的還有中方的翻譯、速記員，美方有速記員和保護文件的安全官，但沒帶譯員。

我當時擔任雙方聯絡員，主要工作是在5號樓下守著一台電話，以便有事時及時聯繫。一次，霍爾德里奇跑下樓來，對我說需要兩個信封，也不知做何用。會談中，周恩來談到，幾天前，尼克松在堪薩斯城對美國中西部新聞機構高級人士做了一場演說，稱世界出現了五個力量中心，即美國、西歐、蘇聯、中國和日本，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承認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基辛格因這些天正在出訪，沒能及時得知相關消息，他非常希望馬上看到尼克松演說的內容或有關新聞報道。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文本，周恩來立即指示從新華社調用英文電傳稿，以便讓基辛格「一睹為快」。電傳稿要來後，我一看字跡模模糊糊，當時還沒有複印機，這是份「孤本」。我把電傳稿交給基辛格時，特別補充了一句：「電傳稿只有這一份，看完還得還我。」基辛格笑了，表示理解。此次秘密訪華，雙方著重討論了尼克松訪華之事，需要擬定一個中美雙方都認可的公告。經過反覆討論，《公告》主要內容定為：尼克松總統曾經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帶著此次秘密訪問的圓滿成果飛回巴基斯坦。他們按照預先商量好的密碼向尼克松發出了一個代表成功的信號——「Eureka」（希臘語「我發現了」）。基辛格提出搞公報，草案「各說各的」1971年10月20日至27日，基辛格第二次來華，這一次身份已公開，專為尼克松訪華「鋪路」。雙方除就總的形勢和原則問題交換意見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了商談聯合公報的草案，基本談成了公報的框架和大部分實質內容，剩下一些未決分歧留待以後再談，可以通過其他渠道或基辛格再來一次。

據我的了解，起初，對於是否需要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談判雙方的心態明顯不同。美方迫切需要有個公報，以示尼克松中國之行是成功的、「值得」的；我方認為尼克松親自登門此舉本身就有重大意義，有個公報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所以，搞公報是基辛格首先提出的，他在同周恩來第二次會談時就提交了美方草案，顯然是有備而來。美方草案主要包括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準則、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等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調起草的。其中強調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共同點，掩蓋了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迴避美「一個中國」和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方草案避重就輕，根本不能作為談判基礎，須推倒重來。周恩來提出聯合公報可以採取「各說各的」原則。在總理直接指揮下，由章文晉和熊向暉親自起草重要段落。我與其他工作組成員有時也負責部分語句的草擬。兩天後中方提出了一份結構和內容面目一新的對案。當年，我們工作的物質條件相當「原始」。在文字處理上，不僅沒有電腦，連複印機也很少。我們還在使用圓珠筆和複寫紙，完全手工操作，費時費力。上呈文件還需送印刷廠排版，也頗費時，大家戲稱，我們是在用「小米加步槍」與美帝鬥爭。中方的公報草稿讓基辛格大吃了一驚。它採用了雙方各自發表聲明和共同聲明相結合的獨特形式，其中旗幟鮮明地重申我國對總的國際形勢和各地區爭端的原則立場。然後，留下了空白由美國方面闡述他們的觀點。這讓基辛格這位飽經國際政壇風雲的外交家頗感意外，他從未見過這樣的聯合公報。中方原設想由代理外長姬鵬飛出面與美方談公報。鑒於出現了複雜局面，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面主持談判。近年，我曾看到有回憶文章稱，一開始公報即是由副外長喬冠華與基辛格談的。這不確實，喬冠華當時尚未參加中美會談工作。雙方圍繞究竟應該搞一個什麼樣的文件，很快又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基辛格強調，尼克松不能跨越1.2萬英里來中國聽取「批判」，美國更不能「被審判」。對於中美雙方的分歧，周恩來首先努力說服美方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架構，強調列出雙方的不同立場，正好說明雙方的基本立場都沒有改變，恰恰可以表明美方沒有「背叛」自己的盟友，這對美方也是有利的；在擺明分歧的基礎上謀求的共同點才會更加真實，更有價值。基辛格終於被說服了，同意以中方草案作為基礎。接著兩位連日緊張磋商，雙方先後各自提出了三份草案。基辛格最後不得不推遲一天離京。當日清晨，雙方才就草案的大部分內容取得共識，未談妥的集中於台灣問題的措詞，只能留待以後解決。雙方為「台灣問題」激烈爭論在外人看來，似乎雙方的主要精力應花在共同點上，這部分必須協商一致；而分歧部分反正是各自發表聲明，各說各的，這部分就無需多談了。實際上，情況正好相反。雙方談成的公報初稿中，凡是「雙方聲明」、「雙方同意」的段落，爭議都不算大，花的時間不多，反而是分歧部分爭議最多，耗時甚長。爭論的重點集中在中方關於全球和各地區的形勢和政策的一段文字以及美方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部分。中方對當時國際形勢特點的概括提法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一標準提法當然寫入了中方聲明之中。而美方對「革命」一詞十分害怕，認為這是號召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基辛格說，此詞對美方來說是一付「苦藥」，他要求改為「人民要正義」。最後中方表示可以用「人民要進步」來表述。當時，印支問題是最大的熱點，也是中美會談中的重點議題。中方聲明中重申了我國支持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鮮明立場，使用了諸如「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誓做堅強後盾」和「可靠後方」之類的慣用的公開提法。基辛格對這一段反應最為激烈，說中方措詞「過於尖銳」，「帶有挑釁性」。最後，中方同意把中方立場簡化為「堅決支持」印支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在關鍵的台灣問題上，中方首先要求美方明確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草案開始根本不提此事，只強調台灣問題應「和平解決」。雖然中方強烈堅持，美方總是不願直截了當地寫上這句話。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鋒，才談成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繞圈子的表述：「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是「認識到……」，不接受更明確的「承認」一詞；「認識到」在英文本中用「recognize」，還是「acknowledge」，也磨了許久，中方人員還查閱了許多大詞典，最後中方接受了後者。記得基辛格曾說，這個著名的表達措詞是洛德出的點子。另外，中方要求美方明確承諾從台灣撤軍的最終目標。公報有關的幾句話更是反覆爭論，拖時甚久。焦點是，「和平解決」和「美軍撤台」兩件事是否要聯繫起來以及用什麼「動詞」（強或弱）來表述。中方同意，美國可以「支持」或「希望」和平解決，美方則要用「不放棄關心」或「強調中國人應該……」。中方不同意把兩件事聯繫起來，美方則要把前者作為後者的「前提」條件，即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了美國才能撤軍。這是中方絕不能接受的。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率美方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松訪華做禮賓、安全等技術方面的準備，他同時帶來美方對公報草案遺留問題的新建議，美方的措詞反而有所倒退，雙方分歧未能解決。我給領導寫簡報，寒暄的話也要記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國總統專機於11點半抵達北京，尼克松入住釣魚台8號樓，基辛格等住5號樓，開啟了對中國為期七天的歷史性訪問。

尼克松訪華期間，為了照顧美方內部關係和有利於公報談判過程的保密，雙方安排了５種不同範圍和層次的會談：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會晤（談「哲學」）；以周恩來和尼克松為首的雙方全體人員大會（禮節性地在京期間首尾各一次）；周恩來和尼克松的限制性會談（共5次，就大的問題「務虛」）；姬鵬飛外長和羅傑斯國務卿的會談（主要談雙邊交流事項）；喬冠華副外長和基辛格的談判（專門談聯合公報，共11輪之多）。另外還有一些單獨的接觸。如此複雜的安排頗為罕見。喬冠華和基辛格每天下午要參加周恩來與尼克松的限制性會談，他們只能抽空每天上午、中午甚至夜裡會晤，要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國賓館之間來往穿梭，頗為辛苦。

我作為工作人員，這時主要負責這兩輪會談的簡報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等上級領導雖然可以聽口頭或電話彙報，但對談判的進展、公報的修改情況，主要還是看簡報。那時簡報並不「簡」，基本上相當於實錄，有時連雙方寒暄的話語都記錄在案，因為這些話語也可能有政治含義。經過在北京的５天談判（共20多個小時），雙方終於達成協議。雙方把草案全文逐字逐句捋了兩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略作了文字調整。中方要求恢復「人民要革命」的提法。喬冠華指出美國獨立戰爭也是一場革命，美方不應害怕「革命」一詞。基辛格被說服了。中方建議把共同聲明中關於「任何一方都不在……謀求霸權」一句改為「都不應該……」。（因為事實上美國在搞霸權，只能加以約束，原措詞有「美化」之嫌。）美方也接受了。最為關鍵的關於「美國自台灣撤軍」一句，到了最後一天，中方仍堅持「本著這一希望（和平解決）」這樣的連接措詞。基辛格又提出了尼克松本人的建議，仍堅持用「基於這一前提，美國展望」自台撤軍的提法。中方堅決不同意。磨到了當天深夜，雙方才達成妥協，同意用「考慮到這一前景」這一較弱的說法。用「前景」而不說「前提」，這是章文晉提出的妙招。「前景」只是一種可能或願望，「前提」則是一種條件。一詞之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巧妙運用。這一天喬冠華、基辛格會晤了4次之多，基辛格還單獨約晤周恩來兩次。喬冠華和基辛格都是風格獨特的外交家，談起來唇槍舌劍，火花四濺。走到邊緣時，喬冠華會以「不要公報也可以」來施壓，基辛格則往往面紅耳赤，強壓怒火，把鉛筆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雙方都沒有拍過桌子。印廠老工人被召回來排印「上海公報」英文版基辛格表示，次日到達杭州後才會把協議文本給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2月26日，雙方人員帶著輕鬆的心情離京飛往杭州。公報已經雙方最高層批准，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沒料到，杭州之夜又起波瀾，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看了文本後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重要修改處竟有十多處。此前，鑒於國務院有阻力，基辛格向周恩來建議離京前再安排毛澤東與尼克松會晤一次，讓羅傑斯也參加，以示安撫。周恩來沒有接受這一建議，但表示他「可以用別的辦法幫忙」。周恩來對尼克松執政以來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有所了解；他或許由此聯想到，按職務，羅傑斯該排在基辛格前面，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羅傑斯沒能去，難怪人家有意見。這大概就是後來周恩來到上海錦江飯店專門看望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一幕的由來。

《中美上海公報》誕生地錦江飯店小禮堂

尼克松和錦江飯店員工合影喬冠華對美方的「變卦」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指出問題嚴重，沒時間再談了，否則明天不能發表公報了。後經請示，毛澤東指示，台灣問題部分不能改，其他文字可以考慮。最後，中方沒有接受美國務院涉及實質內容的修改意見。當天夜裡，中方班子開會時，周總理得知文本中關於雙方「不應該」謀求地區霸權一句英文本中仍用「neither will seek」，而非「neither should seek」，助動詞不對，沒有「不應該」之意。他十分生氣，嚴肅批評了工作班子，責令喬冠華一定向美方提出糾正過來。當晚，喬冠華即以翻譯上的疏忽為由向基辛格提出此事，基辛格倒認為是「小問題」，馬上同意了，但表示他看得出中方是想「保留譴責美方謀求霸權的權利」。後來，基辛格還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公開解釋「should」（「應該」）的含義。2月27日到了上海，下午雙方在錦江飯店核對全部文本，最終完成了《聯合公報》。由於美方沒帶印刷設備，便由中方承擔中英文兩種文本的印刷工作，以備28日發表時向新聞界分發。當時處於「文革」時期，上海的外文印刷廠仍處於癱瘓狀態，市政府緊急行動，把幾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來，臨時上陣。工作班子也派出好幾位英文翻譯去校對清樣。奮鬥了一通宵，終於完成了任務。關於《聯合公報》，我個人認為有一個技術性問題需要澄清。中美兩國政府於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後來人們習慣稱之為「上海公報」，但這不是正式名稱。所以嚴格說，「上海公報」不應加書名號。另外，應是「發表」公報，而非「簽署」，因為雙方領導人沒有在公報上署名。「上海公報」可以說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中美關係實現「破冰」後，中國很快迎來建交高峰，英國、荷蘭與中國建立的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希臘、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建交。「上海公報」也為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及1982年「八?一七公報」奠定了基礎，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中均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尼克松1972年訪華《上海公報》談判內幕(圖)時間: 2012-07-22紐約文摘推薦來源: 知識博覽報作者：陳敦德點擊： 1210次

1972年2月26日，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赴杭州的飛機上。訪問杭州後，尼克松一行飛往上海。尼克松總統1972年的訪華之行，堪稱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尼克松訪華時最重要的會談，當然是與毛澤東的一小時零五分鐘的最高級會晤。但毛澤東對尼克松說，我跟你只談哲學，其他具體問題要與周恩來談。尼克松訪華進程中的會談分三個層次進行。尼克松和周恩來之間的會談是一個層次，這是兩國首腦人物的總會談。姬鵬飛外長與羅傑斯國務卿會談是第二個層次，具體商討促進雙邊貿易和人員往來。第三個層次是基辛格與中國副外長喬冠華起草公報的會談，其間一波三折，千迴百轉，終於柳暗花明。雙方都做了讓步基辛格與喬冠華在釣魚台一座小樓里進行關鍵談判。台灣問題是會談中最棘手的問題。基辛格與喬冠華逐字逐句研究公報的每一句話，分歧還很大。基喬會談的第三天，2月24日，開始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實質性談判。兩人針鋒相對，爭吵激烈。喬冠華提出的中國方案中，美國觀點是「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將逐步減少並最終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基辛格拒絕了：「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的立場，我們把撤軍說成一個目標。即使這樣，我們仍然堅持撤軍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及緩和整個亞洲緊張局勢聯繫起來。」「但是，這個前提，必須是美國無條件的撤軍。」喬冠華堅持道。「這樣做會破壞整個關係，美國公眾與社會輿論決不會答應的。」基辛格毫不相讓。第四天的基喬會談，兩人內心都在著急，都在設法向對方施加壓力。到了下午，在喬冠華向周恩來彙報、基辛格向尼克松彙報之後，兩人再碰頭，都拿出了新方案，都作了讓步。會談取得了突破，尼克松、周恩來也進來參加了半小時談判。尼克松坦率地在會談中對周恩來擺出了自己的難處。他說：「如果公報在台灣問題上措辭過於強硬，勢必會在美國國內造成困難。我將受到國內各種各樣親台灣、反尼克松、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外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交叉火力之拚命攻擊……到時候，如果我不論是否由於這個具體問題而落選，我的繼任者就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周恩來表示可以考慮美方經過修正的論點。毛澤東也批准了。尼克松同意接受中方經過修正的論點。晚上的談判十分順利，只花了15分鐘就解決台灣問題的措辭問題，行文如下：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至第五天凌晨兩點，預定在上海簽署的公報文本終於落實了！橫生枝節氣歪尼克松公報大功告成，使尼克松飛往杭州時心情特別輕鬆愉快。儘管2月底天氣陰冷，他還是很喜歡這個風景美麗的城市。2月26日專機飛抵杭州筧橋機場後，他下榻在毛澤東來杭州常住的劉庄賓館裡。但是，在去杭州的飛機上，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拿到了公報。他們看後，一路上嘀咕這份公報不理想。他們的不滿是大有原因的。這次由國務卿羅傑斯帶來中國的，都是一些職業外交官，對於草擬公報的過程他們都被排斥在外，本來就很有看法。到達杭州的當晚，羅傑斯對尼克松說公報不夠圓滿而交給總統一份材料。材料中列舉了國務院專家們對公報的一大堆意見，要進行修改。例如，有人對「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提出了異議。說這話說得太絕對了，或許還有一些中國人不這樣認為呢（當然是指搞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建議將「所有中國人」改為「中國人」。重要修改處，竟有15處之多。看了這份材料，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套房客廳里走來走去，氣得臉都歪了。那些保守派對訪華的反應已經搞得他夠緊張了。他預見到關於國務院對美國所作讓步不滿的傳聞，有可能成為導火線。他也知道，在已經通知中國人說他同意公報以後，又要求重新討論，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中國人將怎麼看待他這個總統。臉色鐵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對基辛格說：「亨利，宴會後，你再找喬談一談。」晚上10時20分，基喬兩人再次會晤。基辛格說出了一番經過精心琢磨的話：「喬先生，在正常情況下，總統一拍板，公報就算妥了。但是這一次，如果我們僅僅宣布一些正式主張，還未能達到我們的全部目的。喬，我們需要動員公眾輿論來支持我們的方針……」「你拐了一個大彎子，是想說貴國務院對已經通過的公報文本有意見，要修改，是嗎？」「是的。是這個意思。」基辛格將尼克松的為難境地簡述了一番，誠懇地說：「希望你們能認真考慮。」毛澤東：台灣問題不容談判喬冠華暫停了會談，去找周恩來總理請示。周恩來要喬冠華談談自己的看法。喬冠華氣呼呼地說：「我們已經作了很多讓步了呀。他們美國人自己的矛盾，讓他們自己消化吧。」周恩來說：「冠華，公報的意義不僅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後無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報把兩個曾經極端敵對的國家帶到一起來了。兩國之間有些問題推遲一個時期解決也無妨。公報將使我們國家，使世界產生多大的變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無法估量的。」喬冠華恍然大悟：「總理，我明白了。」周恩來又說：「我們也不能放棄應該堅持的原則。修改公報文本的事，還要請示主席。」周恩來當即拿起了紅色直通電話。毛澤東聽了彙報，口氣十分堅決地回答：「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台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頓了片刻，又嚴厲地加上一句話：「任何要修改台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於是，基辛格與喬冠華在劉庄賓館又開了一次夜車。凌晨2時許，另一個「最後」的公報文本終於完成了。在劉庄賓館一個八角亭里，尼克松與周恩來草簽了《中美聯合公報》。打開通向中美建交之門1972年2月28日下午5時，在上海錦江飯店那個著名的大廳里，尼克松、周恩來率領的雙方大隊人馬全部從杭州趕到了。從全世界各地趕來的數百名記者將大廳擠得滿滿的，各種閃光燈一起閃亮。《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終於在這兒宣布誕生了。當晚在上海舉行的慶祝宴會上，尼克松乘酒興即席發揮，興奮地說了一句十分敏感的話：「美國人民，要和中國人民一起，將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後來有挑剔的西方記者評述說，美國總統在鼓吹「美中」聯合「主宰」世界。「上海公報」發布當天晚上，台北震蕩了。數百輛大卡車滿載憤怒的人群湧上了台北街頭遊行，一直衝到市區北面美國大使館大門前，雞蛋、香蕉、石塊扔向使館的門窗，宣傳車的高音喇叭播送的抗議聲震耳欲聾。台北市民怒喊的口號，除了「打倒尼克松」等，竟然也有「打倒美帝國主義！」（摘自《新中國外交談判》陳敦德著）（來源：知識博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