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看孔子的民本思想_ - 國學網
06-19
孔子傳承上古民本思想,賦予「民」新的內涵與意義,由此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民本思想體系。他的民本思想以「愛人」作為情感基礎,以「富民」作為經濟訴求,以「為政以德」作為政治理想,以「有教無類」作為教育主張。他的這一思想把殷商的民本思想傳統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對後世儒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一般認為,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最早發軔於殷周之際。《尚書》中就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記載,反映出了樸素的民本思想。其實,「民本」就是「以民為本」,「這裡的『本』是根本、基礎的意思。也就是說,人民,只有(『惟』)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基礎;只有這個根本、基礎穩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這不僅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且是一個價值判斷,即人民是國家、社會的價值主體」。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者,傳承並發展了上古三代的思想文化傳統。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著久遠的、特別是西周的民本思想。孔子通過對「民」賦予新的涵義,為殷周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提出了以「仁愛」為基礎的富民、育民、利民的政治方略和「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1、孔子思想中「民」的內涵及其意義在孔子之前,「人」這一概念的使用是不完整的,作為類的「人」被階級分化了,有些人並不被視為「人」,他們只是被貴族階層役使的低賤的「民」。在《論語》中,也有「民」和「人」的不同表述。但是孔子主張「愛人」,這個「人」是涵蓋了「民」作為類的大範疇。一次馬廄失火,孔子退朝,問:「傷人乎?」不問馬。在當時,管理馬廄的人的社會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孔子對他的關心,是作為和自己同類的「人」的關心,是相對於非人的存在物而言的。因此,孔子以民為本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原始的人本思想,他以「愛人」之心給這一思想注入了豐富的人道色彩。孔子認為,「民」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他一生所實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為仁之方,如果離開把人當「人」看,人與人平等的前提,在社會生活領域不過是一句無法實現的空話。在等級制的社會中,孔子不可能意識到今天民主社會中的平等原則。面對著因為出身不同而不同的社會地位,孔子鼓勵普通民眾「學而優則仕」,所以他更為讚賞的是「先進」而不是先天的「君子」,「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春秋時期,宗法等級制度是人們不能迴避的社會現實,人先天被打上了等級的烙印,人的權利和義務因出身不同而不同。等級制度無情的剝奪了平民參與政事的權利,「學而優則仕」口號的提出,則給平民參與政治提供了可行的渠道。任何人,不論門第貴賤,只要學有所成,就可以憑藉自己的才智改變命運,實現報負。孔子「重民」的思想中還包含著對民眾生存權的尊重。孔子珍視生命,我們從他極力反對以人形作俑、馬廄失火、遇到辦喪事就哭等事例就可看出。所以對於戰爭,孔子更是深惡痛絕。管仲在齊桓公殺公子糾後,不但不為公子糾殉死,還做了齊桓公的宰相,而孔子稱許管仲為「仁」,正是因為管仲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卒」,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民至於今受其賜」。孔子還看到了民眾的人格尊嚴,肯定民眾人格的平等性。「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些正體現了個人的獨立人格,是民眾主體性的體現。「民」不再是完全被動的被役使的社會成分,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具有強大社會政治力量,民意、民心是不可忽視的。2、「愛人」:孔子民本思想的情感基礎孔子出身卑微,自幼艱難的生活境遇,使他對民眾的疾苦充滿了深切的同情心,所以他追述上古愛惜民力的聖賢。綜觀《論語》二十篇,處處可見孔子博大的「愛人」之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就是「愛人」。孔子把「人」視為與己相同的同胞,對「人」的「愛」超出血緣的界限,主張「泛愛眾」(《論語·學而》),把仁愛的情懷擴展到了所有的人。告誡人們把他人當成同自己一樣的人看待,心存愛人、助人之情,用愛的原則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是基於這種發自內心博愛的情懷,孔子對民眾充滿了同情,特別是對弱勢民眾,這是孔子強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當子華替冉子為其母請粟時,孔子說:「君子周急不濟富」。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孔子對勞苦民眾滿懷同情和愛,關心他們的生活,把「愛人」從情感訴求落實到了民眾的物質生活中,主張「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為此,孔子的民本思想內在地蘊含了富民、育民、利民等方面。3、「富民」:孔子民本思想的經濟訴求孔子繼承了周公保民、惠民的思想,「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面對社會動蕩中民眾生活的疾苦和無保障狀況,孔子認為為政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民眾的基本生活問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放在了為政的第一位,「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孔子的愛人之情,並未停留在使民足食的基本要求上,在此基礎之上,孔子主張富民,「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孔子認為「富民」是統治者不可逃避的一項責任,對於這樣的統治者,孔子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這豈止是仁,一定是聖了。在經濟上,孔子一方面主張「富民」,另一方面對於富人則主張限制。「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斂和不義與百姓窮苦之間的矛盾,主張愛惜民力,輕徭薄利。孔子一生遊歷各國,諄諄勸導為政者愛惜民力,「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在諸侯爭霸的春秋之際,普通百姓往往是諸侯爭奪霸主的犧牲品,對於戰爭造成的生靈塗炭,孔子深表同情,他理想的社會是沒有戰亂、人民安定祥和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社會。(《論語·公冶長》)愛惜民力的同時,孔子反對當權者的橫徵暴斂,主張輕徭薄利,特別是在災年,主張國家更應該減少田租,先解決百姓的生活問題,而不是增加賦稅,解決國家用度不足。4、「為政以德」:孔子民本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不僅提出了「泛愛眾」的愛人之說,並把它上升為對統治者的要求,提出了「德政」的學說,這是他的仁愛之心在政治領域的必然表現。「為政以德」的思想來源於周公的「德治」思想,孔子繼承了周公對統治者嚴格要求、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對百姓寬鬆恩惠的思想,他心目中理想的統治者是堯、舜、禹、周公這樣愛民的典範。孔子重視統治者的德行修養,並把它作為治理天下的先決條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道德修養高、愛惜民眾是孔子對統治者提出的要求。「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當權者若為道德高尚的人,能起到帶頭作用,百姓也會跟著做善事,人與人之間必然形成和睦的人際關係。可見,當權者的道德水平直接關係到政事的成敗。孔子還繼承周公「慎罰」的思想,主張用溫和的方式、寬鬆的政策治理天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理,有恥且格。」(《論語·為政》)「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論語·里仁》)用禮儀教化治理百姓,這樣就沒有什麼困難了,何必要用嚴刑厲法威脅、迫害百姓呢?「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孔子「為政以德」德治思想的最終目的和落腳點不在統治者,而在於天下人。為政者治理天下首先要正己,然後「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修己治國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維護某一國君的統治,而在於使百姓安康,這是孔子「為政以德」方略的實質所在。5、「有教無類」:孔子民本思想的教育主張在「愛人」的情感訴求下,孔子在經濟上主張富民,政治上主張「德政」,同時在教育上重視教化,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孔子看到了教化的重要性,「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他尊重普通民眾的意識,提倡教化百姓,讓百姓懂得禮義道德。孔子主張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資質特點施教,而不是根據門第出身。他傳授知識完全以被教育者的資質、興趣為標準,不以被教育者的社會地位、財富狀況為轉移。在孔門中,許多出身卑賤的弟子都成為德才兼備的人才,如顏淵身居陋巷,卻是孔子最優秀的學生;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卻以德行著稱。可見,孔子對於施教的對象,是完全平等的。在孔子那裡,受教育者不論貧富貴賤,都擁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平等的教育觀念和孔子「學而優則仕」的政治主張是內在統一的,普通民眾只有獲得了與貴族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才有可能學有所成之後為官參與政治,接受教育是民眾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徑。這也體現了孔子「以民為本」的價值觀和政治理想。綜上所述,孔子的民本思想以「愛人」為基礎,把殷商的民本思想傳統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他的這種民本思想與今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卻有著明顯區別。對於「以人為本」,簡而言之,「就是把人當作價值主體或者是目的性存在物,把人的生存和發展看作一切活動的最高目的」。所以,「『人』相對於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學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對於國家和執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學或政治理念的概念」。因此,孔子的民本思想本質上是讓君主「愛民」,即「為民做主」,並不是「由民做主」,這就與「以人為本」具有了明顯的區別,也與現時代的「民主」有著本質不同。即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質上是統治者對人民施點恩惠,『為民』只是手段,鞏固封建政權才是目的,因此『為民』也就是『治民』之術;而現代民主觀念『為民』是目的」。隨著儒學的發展和儒家地位的提升,民本思想發展成為儒家政治倫理的核心思想。繼孔子之後,民本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孟子明確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並告誡統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對於不愛民的君主應視之寇讎、獨夫,不必服從,完全有理由弒之。秦亡漢初,董仲舒繼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告誡統治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皇帝作為天的代表,必須敬天保民,不可違天逆命,殘賊百姓,否則,人民就會起來造反,而天也將會順乎民意,改命他人為皇帝。這是因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秦漢以後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沿襲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中歷來「重民」的特色。這些思想對於今天提倡的「以人為本」,關注民生,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仍具有可資借鑒之處。(責任編輯:大成至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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