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阿拉伯之春【普羅編譯】
2011 阿拉伯之春【編譯】
薩米爾 阿明
【編者按】中東的局勢不斷變化,在埃及,臨時政府已經在6月推行了反罷工法,試圖組織群眾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怎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阿拉伯之春?阿明這篇文章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來自阿拉伯人民的一系列的爆炸性事件拉開了2011年的帷幕。這難道是阿拉伯世界覺醒的春天嗎?還是說這些反抗會停滯下來,最終一事無成?如果前一個假想是正確的,那麼阿拉伯世界的前進必定會成為世界範圍內超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運動的一部分。而如果這失敗了,那阿拉伯世界會繼續保持它作為順從的依附地位,並會被阻止成為影響世界進程的一員。對阿拉伯世界進行簡單的抽象是危險的,這會忽略掉每個國家的各個不同的客觀條件。因此我把下面會集中的思考在阿拉伯世界有公認的重要地位的埃及。
埃及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依附區裡頭一個試圖「崛起」的。甚至早在19世紀開初,穆罕默德 阿里就開始思考並著手埃及和阿拉伯東部(包括北非東部)的建設。這場實驗用了19世紀三分之二的時間,直到1870年代才停止。對其失敗的分析不能忽略當時最強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暴力侵擾;先是在1840年的海戰,後是在1870年控制了埃及政權的財政,最後在1882年進行了軍事佔領,英國盡其全力來阻止一個現代化的埃及出現。當然埃及的嘗試也受到時代的局限,它仍然是在資本主義框架里的,但是如果不是有了這些帝國主義的干涉,埃及的計劃或許就如日本一樣會成功。
被欺負的埃及被迫在接下來接近40年里(1880-1920)成為了一個服務性的依附國,其制度被重新塑造以適應當時帝國主義條件下的資本積累。這些制度系統性的增強了所有反動的及中世紀式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以便使這個國家保持附庸的地位。埃及人--大眾和精英--從沒有接受過這樣的地位。這種堅定的態度引發了20世紀前半段的第二波運動。這場運動有三個目標:民主,民族,民生。這三個目標--儘管有局限--是不可分開的。這些目標等同於埃及融入當時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於1919-1920年革命的納賽爾的時代正是這場漫長的鬥爭的終章。
隨著埃及國民黨(華夫托)在1919年成立,埃及就開始了在政治現代化上的鬥爭,1923年通過了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有限君權),並奪回了國家獨立。此時設想的民主允許逐漸的世俗化,「正常的」選舉也是被允許的,基督徒不僅可以參與選舉,也可以在政府里獲得高位。
英國人盡其所能反對在埃及國民黨取得的民主成就,並得到了王室,大地主,富農的積極協助。1930年代的獨裁政權就廢除了1923年的民主憲法,與反帝學生運動發生衝突。英國大使館和王室在1927年積極的推動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並不是偶然的,這個組織是最落後的原教旨版本的瓦哈比主義,最反動,反民主,反對社會進步。
二次大戰的危險迫使倫敦對民主力量進行一些讓步。在1936年,埃及國民黨被允許掌權,代價是簽署了一項新的與英國的條約。二戰一結束,鬥爭高潮就來臨了,工學聯在1946年2月21日成立了,並受到共產黨人及工人運動的激進影響。埃及的反動派再一次用暴力來回應,並動員了穆斯林兄弟會。但是這並沒有能消滅反抗運動,埃及在1950年舉行了選舉,埃及國民黨重掌政權。它拒絕承認1936年的條約,並在蘇伊士運河區域開展游擊戰爭。但是這些努力被開羅的戰火所消滅,穆斯林兄弟會在其中牽涉甚深。
1952年的「自由軍官」政變和1954年讓納賽爾獲得權力的第二場政變,被一些人視為長期鬥爭的高峰,卻被令一些人視為鬥爭的終結。納賽爾主義否認了上面所說的埃及長期的鬥爭,清除了1919到1952年之間的歷史,以便讓1952年成為埃及革命的元年。當時很多共產主義者批判了這種意識形態,並認為1952年和54年的政變目標正是結束這場民主運動的激進化。他們一點沒說錯,因為納賽爾主義只是在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才開始有了反帝的綱領。納賽爾主義那時已經貢獻了它的所有:一個堅決反帝的國際姿態(屬於泛阿拉伯,泛非洲運動),一些進步的社會改革(但不是社會主義的)。這些貢獻,不僅是「不民主」,甚至是取消了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這就如同邀請政治化的伊斯蘭教來填補空白。在短短10年間(1955-65),納賽爾主義綱領完全耗盡了其進步的潛力,而其衰竭給了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利用其軍事工具以色列來打破這場運動的機會。1967年的失敗標誌著半個世紀的高潮的結束,這次退潮是納賽爾本人發起的,他選擇了向右派讓步的道路,而不是當時學生運動所號召的激進道路。他的繼任,薩達特,繼續右轉並把穆斯林兄弟會納入到他的新專制體系中來。穆巴拉克則延續了這條道路。
這場退卻持續了幾乎另半個世紀。埃及順從於美國的戰略和全球自由主義,退出了全球政治舞台。在這個區域內,美國的主要盟友-沙特和以色列-佔領了前台。在埃及和其他海灣國家的默許下,以色列得以擴張其對巴勒斯坦的土地佔領。
在納賽爾治下的埃及建立起了一個經濟社會體制,儘管人們可以批評它,但是它至少是有其一貫邏輯的。納賽爾把工業化看作走出作為棉花出口國這個殖民國際分工狀況的途徑。他的系統讓中產階級擴大又不讓更多的群眾限於貧困。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則毀掉了埃及的生產體系,建立起一個完全沒道理的體制,只看重那些壟斷帝國主義的合約商的利潤。被世界銀行讚揚了30年的所謂高增長率完全沒有意義,埃及的增長極為脆弱,而且這樣的增長伴隨著不平等的極度上升和大部分青年人的失業危險。這情形就如火藥桶一般,而且它的確已經爆炸了。
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
現在的「埃及革命」展示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可能的終結,這個體制如今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上都被動搖了。這場巨大的運動有著三個積極的組成部分:接受了自我政治教育的青年人,激進左派,以及中產階級中間的民主派。青年人(大約100萬積極分子)是運動的先鋒。激進左派和民主派也隨即加入。而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在最初曾號召抵制遊行,只是在運動被全國民眾所知併產生了1500萬人的示威遊行後才接受了這場運動。
青年人和激進左派有三個共同目標:恢復民主(結束警察/軍隊政權),實行有利於人民大眾的經濟社會政策(打破對全球自由主義的順從),以及獨立的外交政策(打破對美國的順從)。他們呼喚的革命是一場民主反帝的革命。儘管青年有著多樣的社會成分和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差別,整體上他們處在左派一邊。這被其對激進左派強烈的自發的同情所證實。
中產階級整體上接近民主的目標,但並不必然拒絕「市場經濟」或者埃及的國際定位。不管他們意識到與否,有一群博客作家在CIA組織的陰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些人往往是來自富裕家庭年輕人,極為「美國化」,但把自己表現為現存獨裁體制的反對者。他們的網上話語中常常提到民主,但其版本卻是需要美國控制的民主。這個事實使他們成為美國指揮的反革命鏈條里的積極分子,而偽裝成為所謂「民主革命」,其實就是東歐的顏色革命。CIA所想要的是扭轉這場運動的方向,使其積極分子遠離進步的社會變革,而讓他們走向其他的道路。如果這場運動沒法把各個部分團結起來,找到共同綱領,發明有效的組織行動方式,那麼CIA計劃成功可能性不小。印尼和菲律賓都是著名的失敗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博客作家---他們使用英語而不是阿拉伯語(!)---一開始就是要捍衛美式民主的這些人,在埃及卻常常試圖維護穆斯林兄弟會的威信。
在全埃及人民中間展開運動本身就是一件難事。因為就如其他民族一樣,埃及人並不是鐵板一塊。有些主要的部分是堅定的激進化的支持者,500萬的工人階級參與這場戰鬥可以是決定性的。這些富有鬥爭經驗的工人,在長期的罷工鬥爭中,逐步發展了他們的組織。如今已經有超過50個工會了。小農對取消農村改革法案後的征地有強硬的反抗也是激進化的支持力量(穆斯林兄弟會在議會支持了取消法案的決定,理由是私有產權對伊斯蘭來說是「神聖的」而且農村改革是被魔鬼,也就是共產主義者激發的!)除此之外,大量的窮人積極的參與了二月的示威,並經常參加保衛革命的各種會議。這些「泥腿子」的鬍子,面紗和裝束也許給人這樣的印象:埃及在深層次上是伊斯蘭的(他們甚至就是穆斯林兄弟會動員起來的)。實際上,他們在這個政治舞台上突然閃現,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們也不得不任其發展。 一場賽跑開始了:誰能成功的與這些困惑的群眾團結起來甚至「管教他們」?是兄弟會及其原教旨的同盟還是民主同盟?
現在埃及正在開展工人與民主諸派聯合戰線的建設,2011年4月,5個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聯盟以共同開展行動。同時,所有積極力量一起建立了一個全國委員會,擁有約150個成員。穆斯林兄弟會和右派政黨拒絕參加,再一次顯示了其反對這場革命運動的發展。
反動陣營
就如同在過去的鬥爭中一樣,埃及的民主反帝運動也面對著一個強大的反動陣營。這個陣營是由埃及資產階級來領導的。過去40年的依附式的資本積累帶來了一個富裕的資產階級,是當今全球自由主義模式唯一的受益方。他們大概有好幾萬人—並不是世界銀行所愛稱的「創新企業家」,而是依靠政權發家致富的百萬,億萬富翁們(腐敗是其有機組成部分)。這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在當代埃及人民叫他們「腐敗寄生蟲」)。他們積極的支持埃及在當今帝國主義體系中安心做美國的跟班。當然,資產階級中間也存在一部分中小企業家,但是他們是這些買辦的犧牲品,常常只是作為外國壟斷資本的傳送帶而存在著。比如在建築業里,大老闆們瓜分國家的項目,然後就把工程分包給小老闆們。這些確實是企業家的資產階級是同情民主運動的。
農村反動派也相當重要。納賽爾土改的主要受益方是富農,他們代替了之前的地主階級。過去納賽爾時期限制了富人對窮人的欺壓,但是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取消了這些政策,這些富人就開始加緊消滅小農了。農村的富裕階層一直是反動的,現在比原來更甚了。他們是農村保守伊斯蘭勢力的主要支持者,並通過他們與國家和宗教的密切聯繫(常常是血緣)主宰農村的社會生活。另外,一大塊城市中產階級直接就是富農變來的。
反動陣營有著強大的政治工具:軍隊和警察,國家機構,以及享有特權的由薩達特創立的國家民主黨,宗教,以及政治化伊斯蘭的諸派別。美國提供的達每年1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完全沒有被用到國防上,恰恰相反,它的效果是系統性的腐敗。這些援助使得軍隊高層掌控了一些埃及買辦經濟的重要部分,以至於「軍產」成為了一個常用詞。這些高層儘管試圖擺出中立的姿態,但是他們絕對不是這樣的。他們所挑選的「平民」政府,基本上是前一個政權的人組成的,而且已經開始實行一系列完全反動的政策,以阻止運動的激進化。其中包括一項反罷工的法案,以及一項嚴格限制建黨的法案。然而,儘管如此,軍隊的態度還是難以預測的。儘管其幹部腐敗,但民族主義情緒尚在。另外,軍隊對警察擁有更大權力感覺不快。在這些條件下,加上這場運動已經強有力的表明其希望把軍隊排除在國家政治領導之外,高層幹部可能會試圖躲在幕後而不是自己參加選舉。
雖然警察沒有被運動所觸動,就如其他國家機器一樣(新的統治者都是從前政權來的)。國家民主黨從法律上已經被要求解散了。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埃及的資產階級會確保他們的黨會用另一個商標重生的。
美國的策略
從1967年以來主宰中東局勢的是三股力量:大老闆美國,沙特,以色列。這三個盟友,都害怕出現一個民主的埃及。這樣的埃及必定會是反帝的,並且會離開全球自由主義,使得海灣國家和沙特的地位顯著下降,並讓阿拉伯民族團結起來,迫使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的建國。
埃及是美國的全球控制的轉折點。因為美國及其盟友唯一的目的就是停止埃及的民主運動,為此他們試圖利用穆斯林兄弟會來實現對埃及的控制。最近有很多關於土耳其模式的講話,都要為穆斯林兄弟會來領導政府製造聲勢。美國的計劃是基於巴基斯坦模式之上的:真正的局勢由伊斯蘭化的軍隊來控制,而表面上由數個伊斯蘭政党進行「選舉」。美國給埃及設計了多麼好的民主啊!
但這種形式的伊斯蘭化可能嗎?也許吧,但代價會是大量的暴力。已經被推翻的政權的憲法第二款寫道:法律的源泉是伊斯蘭教法。不管是1923年憲法還是納賽爾的憲法都沒有這種東西,是薩達特在美國(要尊重傳統!),沙特和以色列的支持下加進去的。穆斯林兄弟會支持這個憲法的第二條,試圖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儘管如此,歐美列強似乎視而不見,難道這些CIA的專家們讀不懂阿拉伯文嗎?結論是清楚的:美國希望兄弟會掌權,這樣就可以讓埃及繼續在其控制之下,停留在全球資本主義當中。最近剛成立的自由正義黨,就正是兄弟會的工具。而且,兄弟會還在成立所謂「工會」和「農會」,以及一系列的「政黨」,以此來分化之前提到的工農及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最後,關於腐敗問題再說兩句。許多臨時政府的講話都集中抨擊腐敗問題,這的確迷惑了公眾的意見。但是這些講話故意不去分析腐敗的深層原因,不去指出腐敗是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必須的部分。在埃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買辦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是和國家機器緊密結合的。而且不僅如此,我認為在一般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腐敗成為了再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儘管其意識形態標榜「政府推出經濟領域」,然而實際上卻是「政府服務壟斷資產階級」。
風暴區
毛澤東曾說過資本主義根本幫不了亞非拉人民,不發達地區是一個風暴區,在這些地方,造反是可能不斷發生的,並會推動革命力量走向社會主義。[1]他說的很對。
阿拉伯之春就如同毛澤東所說的,社會革命從長期來看是社會主義有利的。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無法容忍這些運動的發展。他們會動員所有可能的從經濟到軍事的力量來消滅。他們也會依據具體環境支持法西斯主義或者軍事獨裁。奧巴馬的沒有哪一個字值得信任,他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會說話的布希而已。帝國主義國家的領袖們的講話都差不多。
我不準備細緻的分析阿拉伯世界整個的走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突尼西亞革命打響了第一槍,並極大的鼓勵了埃及人民。突尼西亞有著半世俗化的傳統,難以被伊斯蘭撼動。但是同時,突尼西亞的運動似乎無法對整個模式形成挑戰。利比亞既不是突尼西亞也不是埃及。卡扎菲和其對手的情況沒法與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情況相比。卡扎菲一直是個丑角,談不上有什麼思想。在一個依然很傳統的社會裡,卡扎菲可以不停的標榜自己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儘管和現實沒什麼關係。第二天他就可以忽然號稱自己是個「自由派」以取悅西方。當然了,自從卡扎菲擁抱自由主義之後,西方石油公司掌握了利比亞的資源。但是誰也說不準卡扎菲,如果他明天忽然換調子和印度中國做朋友呢?現在美國需要在非洲尋找一個美國在非洲軍事指揮部的據點,非盟拒絕接受這個據點,因此這個指揮部現在仍在德國斯圖加特。搬到利比亞去會是美國及其北約盟友們樂於看到的結果。敘利亞的革命前景尚不清楚。但是阿拉伯復興黨的右轉,走向新自由主義,對以色列佔領戈蘭高地的消極態度,都是這場群眾運動的原因。但是CIA的作用也不能忽視,據說有人馬從約旦邊境潛入。在葉門,這個國家就是靠擊敗了南葉門(原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進步力量而實現統一的。這場運動會意味著那些進步力量的重生嗎?這個不確定性正是美國和海灣國家含混態度的原因。
阿拉伯的造反,並不是「風暴區」內在不穩定性的唯一例證。
第一波革命曾掃清了菲律賓,印尼和馬里的獨裁,這些獨裁都是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勢力建立起來的。但是歐美成功的阻止了這些群眾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而他們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發生同樣的事情:「改變一切,一切照舊!」在那些國家,當群眾運動搞掉獨裁者後,帝國主義勢力就設立了聽從他們意思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斯林國家(馬里和印尼),他們動員了政治化的伊斯蘭來達到其目的。相對的,南美的解放運動則實現了三個方面的發展:國家與社會的民主化,反帝國主義以及社會改良。
主流媒體總是把第三世界的民主革命和柏林牆的歷史相對照,但這是個騙局。不管這些造反的原因如何,他們都反對西歐的帝國主義勢力。實際上,東歐國家如今已經成了西歐國家的附庸,而他們自己也即將要爆發自己的革命。已經有這樣的跡象了,尤其在前南斯拉夫。
造反在亞非拉任何地方都是可預見的;這些地方仍然是「風暴區」,什麼永恆的資本主義,穩定,和平,民主進程都是扯淡。但是這些運動,要變成革命性的,必須要克服許多困難。一方面,他們必須團結各方面,取得運動的勝利;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反擊帝國主義陣營的干涉。帝國主義的任何軍事干涉都應該被阻止,就算是打著「人道」的旗號。帝國主義一點沒有打算允許這些國家獲得民主或者社會的進步。一旦獲得勝利,他們的傀儡就會轉身變為民主的敵人。歐洲的那些所謂「左派」完全忘記了什麼是帝國主義,這真讓人扼腕。
第三世界人民之春,資本主義之黃昏
阿拉伯之春,就如拉美人民20年前所經歷的一樣,我把這些稱作第三世界的第二次覺醒。第一次覺醒發生在20世紀,直到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動他們的反攻倒算。這個春天與資本主義的黃昏相重合,即全球金融化壟斷資本主義的衰落。這些運動就如上個世紀的獨立運動一樣,開始重新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是堅決反帝的,也是有可能反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什麼既定的歷史必然。資本主義的衰落可能開啟走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是也可能讓人類走向野蠻。正在運行的美國及北約對全球的軍事控制,帝國主義核心地帶對民主的侵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對於民主的中世紀式的反對(以原教旨形式傳播,政治化的伊斯蘭教,印度教或者是佛教),都可能把人類推向壞的結局。現如今,為了世俗化民主的鬥爭是大眾解放,反對野蠻結局的重要一步。
[1] 譯者註:毛主席的原話沒有能查到,此處是意譯。
來源 Monthl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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