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橋劇場與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北京天橋劇場與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建天橋劇場

天橋劇場的老員工孫慶華是天橋劇場建設的親歷者。孫慶華回憶說，1953年建天橋劇場時，北京市文化局臨時調派一位延安老幹部和我過去，每天彙報建設進度。天橋劇場最初選址不在現在的位置，而在中華電影院北邊的長方形地帶，現在的宣武雜技團倉庫，後來選了這片原來是煤鋪、大車店、住店聚集的地方，管動員搬遷的人跟我說，毛主席說，人民的大劇場，就要蓋在勞動人民多的天橋。

天橋劇場的建設者，是公安局五處的人押著大卡車運來的，是自新路上的第一監獄的犯人。建設工地很特別：砌好的大土崗子上，圍著帶電的鐵絲網，土崗子上只開一個門，由解放軍站崗，犯人們就在這個土崗子裡面做工。天橋劇場是自新路上的犯人蓋起來的，當時我們戲說蓋劇場的人裡面只有三個清白人：領導、會計和管事的，連工程師也是犯人。

擔任監工、聯絡工作的我，每天將工程進度情況向上級領導彙報。天橋劇場最後建成一個馬蹄形，外形跟日寇佔領北平時期的大碉堡一樣，前面是方的，後面是半圓形的，南北向都有太平門，北面有直通三樓的樓梯，據說參照的是蘇聯和民主德國的劇院建築規範。1953年建成的天橋劇場，沒有休息室，也沒有化妝室。剛開始才去，發工資都以小米計算，因為當時物價不穩定，合計每個月有40來塊錢吧。

劇場建成後，延安的老幹部留下來當了經理，我還想回到原單位工作，可老幹部沒讓我走，於是我就負責起組織新招的服務員、售票員，置辦劇場內部的設施，比如觀眾席上的五合板的木板椅，現在看起來簡陋，當時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劇院，當時比任何一家劇場規模都大，設備都先進。老百姓們都叫它是「天橋大劇場」。

印象深刻的是和長安戲院調來的老師傅們一起核對買進的舞台設施、音響等，在劇場里，老師傅們拿著筆記本認真記錄的樣子我到現在都忘不了。劇場開業演的第一場戲是京劇，我忘了當時是誰演的了，但是座無虛席是肯定的，天橋劇場在接下來幾年裡的演出狀況，基本上天天一票難求。北京戲校的第一撥學生經常來這裡演出。

天橋劇場建成後沒多久，為了配合蘇聯十月革命節，迎接蘇聯莫斯科音樂劇院來華演出，1957年天橋劇場又進行了二期工程。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隊伍有300多人，可天橋劇場只有一個很小的地下化妝室，又悶又擠。於是中央決定擴建劇場，擴建後，整個化妝室的面積占整個劇院的一半面積。

為了趕進度，直接邊施工邊設計，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的院長天天在劇場吃住，不敢懈怠，同時，晚上將正在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工人借調過來加班施工。

邊施工邊設計導致了很多返工，也浪費了很多錢。據說1953年建天橋劇場花了300萬，擴建花的錢遠遠不止這些。1954年10月，蘇聯莫斯科音樂劇院300多人的團隊，在天橋劇場連續上演了大型歌劇、芭蕾舞劇，盛況空前。

在這場盛況空前的演出後，天橋劇場里的京劇、評劇表演逐漸少了，歌劇、芭蕾舞劇多起來，中央領導人來看的也多了，周總理是經常來，毛主席也來過。越來越多的外國來訪團選擇老天橋，總覺得天橋劇場的規格更高。

以前天橋劇場周邊環境挺髒亂的，劇場後面都是土路，稍微一起風就揚起灰來，坑坑窪窪的，周圍是存在多年的小戲園子，當時還有賣藝耍把式的。為了迎接1954年的蘇聯大劇院訪問團，在擴建時，把周邊的土路給鋪上了水泥，天橋也比以前安定多了，公安部門有關人員經常在四周巡視。賣藝人也都成為了積極分子。

老天橋劇場

建國伊始，為承辦國家大型文化活動，中央政府投資參照蘇聯和民主德國的劇院建築規範建成了天橋劇場。1954年夏季，為配合十月革命節，同時迎接蘇聯著名莫斯科音樂劇院來華演出，天橋劇場又進行了二期工程。莫斯科音樂劇院的300多位藝術家及工作人員在這裡連續上演了大型歌劇，芭蕾舞劇等盛況空前的演出，成為建國初期中國國際文化交流舞台上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此時的天橋劇場，也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能與國際接軌的劇場。

1955年起，許多現代史上重要的經典歌舞劇都在這裡上演，許多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項目也在這裡執行。文革期間，天橋劇場成為樣板戲演出的專用劇場。改革開放以後，天橋劇場迎來了舞台演出與文化交流的又一個春天，當時社會轟動一時的文化交流活動一幕幕連續上映，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在舞台演出上的縮影。

劇場自開幕以來，接待了數多國內外藝術團體的演出。其中來自國內的團體有：中央歌劇院、中國歌劇舞劇院、中央芭蕾舞團、中央歌舞團、東方歌舞團、中央樂團、中央民族樂團、中國京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京劇院、北京歌舞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歌劇團、話劇團、中國雜技團、中央廣播藝術團以及上海京劇院、武漢歌舞劇院、河南省豫劇院、湖北省漢劇團、山西省晉劇院、河北省河北梆子劇團，新疆、內蒙、西藏、青海、甘肅、雲南、四川、江蘇、廣東、廣西、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歌舞團，延邊朝鮮自治州歌舞團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近200個藝術團。

來自亞、非、拉美、歐洲、大洋洲國家的藝術團中有：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朝鮮平壤市萬壽台藝術團，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土耳其民間歌舞團，墨西哥、智利、玻璃維亞歌舞團，美國華盛頓芭蕾舞團、古巴芭蕾舞團、加拿大芭蕾舞團、蘇聯莫斯科音樂劇院、新西伯利亞芭蕾舞團、小白樺樹舞蹈團、烏克蘭民間歌舞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民間歌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法國歌劇院芭蕾舞團、聯邦德國斯圖加特芭蕾舞團、巴伐利亞歌劇院、民主德國歌舞團、義大利熱那亞歌劇院，比利時、丹麥、瑞典、皇家芭蕾舞團，瑞士巴塞爾芭蕾舞團、哥倫比亞波哥大自由劇院，澳大利亞芭蕾舞團等60多個國家近百個藝術團的來訪演出和文化交流。

在這裡還曾舉辦過梅蘭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紀念演出、全國話劇、京劇、舞蹈、音樂匯演，民間文藝匯演，第一屆全國藝術節的演出。我國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譚富英、裘盛戎、袁雪芬、常香玉、陳伯華等曾來場獻藝，郭蘭英、張權、王昆、才旦卓瑪、劉淑芳、郭淑珍、李光羲、樓乾貴、劉秉義、馬國光、吳雁澤、戴愛蓮、白淑湘、趙青、陳愛蓮、賈作光等歌唱家、舞蹈家多次來劇場演出，博得中外賓客的熱烈掌聲。

世界著名藝術家蘇聯的烏蘭諾娃、奧伊、斯特拉赫、英國的蘭伯特、義大利的帕瓦羅蒂、日本的松山樹子、森下洋子等也來我劇場做過友好訪問演出。他（她）們的精湛藝術表演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厚的友誼和美好的回憶。

天橋劇場自開業以來，歷經36年，以演出歌劇、芭蕾舞劇、歌舞為主要內容，伴之各劇種劇目迄今演出7000餘場，接待中外賓客800多萬人次。其中有國內外各界、各階層人士，首腦、專家及學者。我國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宋慶齡、賀龍、陳毅、葉劍英、李富春、郭沫若、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經來天橋劇場觀看演出；其他國家的元首有：胡志明、戈羅提握、蓬皮杜、吳努、西哈努克親王等。

新天橋劇場

老天橋劇場始建於1953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劇院。1991年，在原址上新翻建了天橋劇場。

隨著天前地區危房改造，經過10年反覆論證和籌集資金，新天橋劇場終於於2001年3月落成，是一家專業歌劇、芭蕾舞劇場，高質量的建築，聲學、燈光、電聲設計滿足大型歌舞、戲劇和交響樂的演出要求。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帕瓦羅蒂等世界著名的藝術團體和藝術家都曾在這裡演出。劇場自東向西分為文化廣場、前廳和休息廳、觀眾廳以及舞台化裝間和演員公寓四個部分。建築造型莊重典雅，內部裝潢華麗，舞檯燈光先進，並設有中央空調，保安監控和樓宇自控系統。劇場分三層共1200多個軟椅坐席；一層和二層各有貴賓休息室一套，包廂配有包廂休息室；三層的多功能廳可容納50人。

經文化部批准，2001年中演公司通過競標獲得了天橋劇場的管理權，6年後中央芭蕾舞團又收回天橋劇場經營權。

2007年12月28日對於中央芭蕾舞團來說是個大日子，因為他們正式收回了天橋劇場的經營權。中芭負責人表示，收回天橋劇場經營權後，這裡將成為專業的舞蹈劇場。中芭每年將在這裡演出數十場節目，並致力以較低的票價推廣中外優秀舞蹈。

天橋劇場的保留節目——紅色娘子軍

在中國，《紅色娘子軍》可謂是一部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從1954年的報告文學誕生以來，已有瓊劇、電影、芭蕾舞劇、京劇、交響組曲、長篇小說等多種改編形式。其改編藝術形式之多、持續時間之長、藝術影響力之大，審視新中國成立後幾乎所有的文藝作品，都難有可與之比肩者。

作為紅軍第一支女兵隊伍,「紅色娘子軍」的標籤的確引人注目。1931年5月1日,「紅色娘子軍」創建於海南省樂會縣,今瓊海市萬泉河畔。真實番號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第三團女子軍特務連」。

最先發現這一題材的是海南軍區政治部宣傳幹事劉文韶。1956年,他在一本油印的講述海南瓊崖縱隊戰史的小冊子中發現了一行字:「在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師部屬下有一個女兵連,全連有一百廿二人。」除此之外,並無更多的記述。劉文韶敏感地覺出這幾十個字背后豐富而獨特的生活。於是他四處探訪,找到了當年女兵連的一位排長馮增敏,故事就在一次次採訪回憶中逐漸清晰起來。

劉文韶權衡再三選擇用報告文學來表現那段塵封的歲月,他起初定名為《女子特務連》,寫下後覺得平平,後用朗朗上口的《紅色娘子軍》作為標題。1957年8月,這篇報告文學發表在軍隊最高文藝雜誌《解放軍文藝》上。

電影《紅色娘子軍》的編劇梁信，是廣州中南軍區專業作家。1958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馮增敏，並贈給她一支自動步槍。對此事，梁信深受觸動，他花了長時間搜集完相關資料，把自己關在招待所四天四夜，寫出一個電影文學劇本《瓊島英雄花》。梁信將劇本寄往全國各電影製片廠，但寄出的劇本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誰料兩年後，梁信突然接到一封來自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信，寫信人叫謝晉。信中說他看了《瓊島英雄花》劇本後，徹夜未眠，決心要拍成電影。兩人的合作由此開始，最後也是謝晉提議，將電影的名字改為更簡明生動的《紅色娘子軍》。

影片《紅色娘子軍》於1961年7月1日在全國首映，舉國轟動。但導演謝晉卻一直感到遺憾，影片剪輯時忍痛剪掉了吳瓊花與洪常青的愛情戲。上世紀60年代，國內高舉的是反帝反修的大旗，人道主義、人性、人情等統統划進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思想範圍，愛情已經沒有可以容身的角落。吳瓊花和洪常青成了純粹的革命同志。女演員、作家黃宗英看後說:「你把這場戲剪掉，可是你剪不掉瓊花看洪常青的眼神。」電影中瓊花那雙脈脈含情的大眼睛，成為全片依稀可尋的曖昧之處。

1963年,周恩來觀看完芭蕾舞劇《巴黎聖母院》之後，提出芭蕾舞應該民族化，中央芭蕾舞團可自己創作一部革命舞劇。他建議從「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外國題材入手。

時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的李承祥，提出將《紅色娘子軍》作為改編的摹本。1964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改編創作組成立，這年2月，劇組還集體奔赴海南深入生活。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正式公演。周恩來看完演出後走上台，第一句話就是:「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了。」10月8日，劇團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表演。演出結束後，毛澤東上台與演員合影，給予了肯定:「方向是對頭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這三句話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定了性。周恩來決定用這台舞劇招待外國元首。從此，《紅色娘子軍》成為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六、七十年代，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的舞台十幾年不變地上演著同一齣戲，台下走過的是一撥撥世界各國的政要。

下圖是江青坐在中間陪同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觀看《紅色娘子軍》的照片，嫣然是一派女皇的派頭。

1992年，中央芭蕾舞團決定重新將其排演。作為中央芭蕾舞劇團的看家戲，這台戲至今演員已有五代。《紅色娘子軍》最新一輪改編是電視連續劇和長篇小說，使得其改編史延伸到了21世紀。

《紅色娘子軍》是中國芭蕾史上的一座傲人的里程碑，它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颯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國娘子軍形象，將西方芭蕾的技巧與中國民族舞蹈的表現手法結合，創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紀精品，並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藝術領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蹟。在音樂創作上，《娘子軍連歌》、《萬泉河水清又清》等音樂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深入人心。

四十多年來，《紅色娘子軍》也曾經歷了風風雨雨，但無論如何都沒有絲毫減弱觀眾對它的喜愛。並且隨著中國的開放，《紅色娘子軍》已經走出了國門，在古典芭蕾的故鄉「當驚世界殊」。西方藝術學者評價說：《紅色娘子軍》的價值和內涵，已經超出了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局限，可以說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缺乏文藝作品的文化大革命時代顯然給女孩子們眼目一新，爭先效仿，成為當時盛行的基層文藝宣傳隊的壓軸節目。下圖是當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田間地頭演出《紅色娘子軍》的老照片。

劉慶棠的「流氓人生」

劉慶棠曾是「文革」樣板戲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扮演的黨代表洪常青，眉清目秀，又透著聰明機靈，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眾多少女心馳神往的「白馬王子」。

1946年初，中共遼東省委創辦了白山藝術學校。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創辦的第一所藝術學校，培養了大量藝術人才。1948年2月，白山藝校又開始招生。遼寧蓋縣聯合中學學生劉慶棠也來到考場。他當年16歲，初中還沒畢業。在這之前，一心要考軍政大學，但未滿18歲，人家不收。這次報考白山藝術學校時，他就多了個心眼兒，虛報了兩歲，稱自己是18歲。面試時，考官對他的年齡產生了懷疑：「你十八啦？個兒咋這麼矮？」劉慶棠臨時編了個謊言：「家窮，吃不飽。」

當時，東北人民軍每攻下一座城市，藝校都要組織扭秧歌慶祝。劉慶棠作為戲劇系的學員，參加了扭秧歌演出，開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全國範圍內選拔節目參加「柏林第三屆世界青年聯歡會」。東北地區有兩個民族舞蹈入選。一個是劉慶棠參與演出的《扇子舞》，一個是長春的《紅綢舞》。《扇子舞》有7個演員。一個男演員在前邊舞動紙紮的蝴蝶，後邊的6名女演員做著各種撲蝶舞姿。這個男演員就是劉慶棠。

1951年8月，東北的兩個節目都獲得了「柏林第三屆世界青年聯歡會」的金獎。聯歡會閉幕後，主辦方又組織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奧地利巡迴演出一年零三個月。其間，也安排他們去觀看芭蕾舞。巡迴演出結束後，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這批演員基本留在北京，準備組成中央歌舞團。1952年12月，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個國家歌舞團——中央歌舞團正式成立，1996年與原中國輕音樂團合併為中國歌舞團。

中央歌舞團成立後，劉慶棠成為該團的民族舞演員。當年，中央歌舞團曾聘請蘇聯芭蕾舞演員來教芭蕾。蘇聯老師根據水平，將男演員分成高中低三個班。劉慶棠屬低級的第三班，連一個芭蕾術語也記不住。但是劉慶棠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比較好學。經過努力，一年半之後，他進入了屬於高級的第一班。

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學校（1978年正式改稱北京舞蹈學院）成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任舞蹈學校校長。在英國皇家舞蹈學院的接待廳里，陳列著世界4位傑出的女性舞者的肖像藝術品，其中之一便是戴愛蓮的石雕頭像。1956年，剛從南美洲演出歸來的劉慶棠聽說北京舞蹈學校開設了芭蕾舞專業，由著名芭蕾舞編導藝術家彼·安·古雪夫等5位蘇聯專家任教，已熟識並喜愛上芭蕾舞的劉慶棠也要求去學習。中央歌舞團的領導不同意，但劉慶棠的態度十分堅決，團領導無奈，最後還是放他去了。這樣，劉慶棠在24歲「高齡」之時開始正式學習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學校成立了實驗芭蕾舞團，由被譽為「中國第一隻白天鵝」的白淑湘等22名演員和18名演奏員組成。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專業芭蕾舞團。實驗芭蕾舞團成立後，在古雪夫等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鵝湖》。在挑選男主角王子的演員時，其他幾位候選人在托舉女主角白淑湘時顯得力量不夠，唯有劉慶棠完成得較好，被選為王子的扮演者。

首演《天鵝湖》在中國芭蕾舞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隨著它的首演成功，鮮花、掌聲和榮譽也接踵而來。《天鵝湖》、《海俠》、《淚泉》等舞劇都是劉慶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1961年，實驗芭蕾舞團首次赴緬甸訪問演出。這是中國的芭蕾舞團第一次在國外演出《天鵝湖》和《海俠》。國外觀眾將此次演出譽為「亞洲人的驕傲」，認為中國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實事求是地說，和白淑湘一樣，劉慶棠也是新中國的第一代芭蕾演員，為開拓、發展我國的芭蕾藝術事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在大家的眼中，劉慶棠和白淑湘是一對很好的搭檔。但是隨著白淑湘名氣日益加大，劉慶棠心中頗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劉慶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艱辛，但是人們把目光卻大多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內行已毫不客氣地指出過：「劉慶棠的氣質不像個王子，倒像個戰士……」

首演《天鵝湖》的成功在中國芭蕾舞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一年，他和白淑湘、編導助理李承祥，一起作為文藝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會。當時的劉慶棠熱情、謙和、樸實，除加強基本功訓練，還儘力學習，充實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修養。

繼《天鵝湖》之後，劉慶棠與白淑湘又配對演出過《海俠》、《淚泉》等芭蕾舞劇。然而，他的心態漸漸不平衡了。雖然在排演中沒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們敬慕青睞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獨厚的搭檔。人物專訪、特寫、評論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還當選為全國青聯委員。劉慶棠雖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員為主的藝術，但是他心頭總有一種說不明的酸澀和惱怒。於是，這個在團里分管共青團工作的黨支部委員，開始私下裡議論「白淑湘只專不紅」，「她跟父親劃不清界限」。之後，他主持團支部經常開會「幫助」白淑湘，並要大家同她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白淑湘的演員隊長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劇團根據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組織改編創作了《紅色娘子軍》。劉慶棠一鳴驚人，奪得了主角的位置。

劉慶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對舞伴。通過多次赴海南下部隊體驗生活，和劇組同志無數個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練場上一輪又一輪的旋舞，劉慶棠終於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高大感人的紅軍黨代表形象！

不久，江青要「抓」這部戲了。在江青初次「駕臨」劇團時，劉慶棠成了團里最為忙碌的人，圍著江青跑前顛後，主動彙報劇團創作排演情況，贏得江青的好感。從此，他與江青建立了直線聯繫，經常主動給江青寫信，彙報團里的情況。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劉慶棠的「革命鬥志」燃燒得更為旺盛。他振臂一呼，許多人當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後向院、團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派」展開了猛攻，一時間芭蕾舞團成了陰風凄凄的人間地獄。52歲的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首席指揮黎國荃，就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盡了……

躊躇滿志的劉慶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更變本加厲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眾揪下了權力的寶座，對他進行了批鬥。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文藝界大會」。江青沒有忘記她的「忠實戰士」，指名讓劉慶棠上大會主席台。無奈由於群眾抵制，未能如願。會後，江青馬上派人向劉慶棠表示安慰：「不讓你上主席台，並不說明領導在政治上對你有什麼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麼壓力。」

有了江青的撐腰，劉慶棠沒有氣餒，繼續給江青寫信效忠，自然越來越受江青的賞識。自1967年5月，江青先後6次點名逼芭蕾舞劇團領導班子要「結合」劉慶棠。

1968年3月，劉慶棠終於在江青的大力提攜下如願以償，參加了芭蕾舞劇團的領導工作。當年7月，經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劇團的頭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劉慶棠，整人更加喪心病狂。他利用當時的「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清查5·16分子」等整人運動，將所謂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江青」等罪名隨心所欲地扣到人們的頭上。當時全團包括臨時工僅240人，卻被劉慶棠一夥揪出了70多個「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設在大排練廳。團內人人自危，朝夕難保。

在1970年前後，由劉慶棠主持的這場文藝界「清查」運動中，僅中央直屬文藝團體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達400餘人。

劉慶棠在無辜者的鮮血和呻吟中飛黃騰達。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當了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

下圖是1965年國家領導人觀看《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後與演員們合影的照片，站在毛主席和劉主席中間的是劉慶棠。

1970年元旦，舞劇團為慶賀節日，自己搞了個聯歡活動。因為沒有通過劉慶棠，他跑到江青那裡告狀，說舞劇團的人對樣板戲不滿，搞所謂的聯歡活動，實質是針對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時間，舞劇團猶如白色恐怖籠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經這一折騰，舞劇團以後還真不敢輕舉妄動了，但人們心裡對劉慶棠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1972年法國總統蓬皮杜來中國訪問，觀看了《紅色娘子軍》舞劇。演出結束後，禮賓司為了增加歡迎的效果，提議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誰提了一句，唱《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為「文革」時已被打入冷宮，猛然聽有人提議唱這支歌，見周恩來總理也在場，大家就和周恩來一齊唱了起來。

晚會結束後，江青把剛上任的文化組組長吳德叫來，說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為什麼唱這支歌？去查一查。

不幾天，吳德對江青說：是《紅色娘子軍》劇組的頭頭劉慶棠同意的。江青馬上叫來劉慶棠。劉慶棠一口咬定是周總理布置的，誰料，江青把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幾次追問總理，最後周恩來也火了：「這事我負責，有什麼了不起！」

興許是自知作惡多端，劉慶棠身居高官後，他對自己的不齒行徑偶爾流露出隱隱的不安。青年演員鄧元森受他陷害出獄歸團後，被派在製鞋間勞動。一次劉慶棠見了他，主動上前打招呼，握手遞煙，並頗為負疚地說：「怎麼樣？對我還有氣嗎？」

血氣方剛的鄧元森倔強地回答說：「反正我沒罪！你辦事就是太『左』。」劉慶棠深吸了口煙，矜持著半晌才說：「讓你們吃了苦頭，這我認賬，可是我必須堅持。在原則問題上寧『左』勿右，『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正是在這個思想軌道上，劉慶棠越走越遠，死心塌地充當「四人幫」的馬前卒。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親信秘密聚會。江青對劉慶棠說：「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現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現在叫他們大鳴大放，將來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劉慶棠隨後在芭蕾舞劇團、文化部藝術局所屬各團負責人會上大造輿論，為「四人幫」製造新的動亂進行輿論準備。

1975年10月，劉慶棠到上海，參與江青親信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密談。王洪文對他們說：「鄧小平這麼大膽子是有總理、葉副主席、李副總理支持。」

劉慶棠從上海回京後，立即和于會泳、浩亮在北海公園秘密聚會，傳達了從上海帶回的「指示」，並分析了當前的政治形勢，他說：「謠言有個特點，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幾個人，同時吹捧周總理、鄧小平和老帥們。這事和北大、清華有關係。」

隨後，他們馬上同北大軍代表遲群串連，用「梁效」的筆名搞誣陷鄧小平的材料。

劉慶棠又夥同于會泳等人秘密翻印了從上海徐景賢那裡拿來的《鄧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四份材料，準備批判。劉慶棠在自己把持部門的幾次會議上公開誣衊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的總代表」，「鄧小平準備十二月份奪權」等。

1976年1月，劉慶棠在文化部連續召開會議，拼湊鄧小平「攻擊文化部的八條罪狀、攻擊文藝革命的七條罪狀」，並編入文化部1976年1號文件。從2月起，劉慶棠遵照江青、張春橋的旨意，召開全國電影製片廠負責人會議，煽動「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拿齣戲來當炮彈用」，並威脅說：「敢不敢寫與走資派鬥爭的戲，是路線問題、立場問題。」

3月，他親自指揮芭蕾舞劇團炮製了「層層揪鄧小平代理人」的舞劇《青春戰歌》。此後，他一面派專人去各電影廠督促，一面親自到現場催促。他親自抓了《反擊》、《盛大的節日》、《搏鬥》三部轟動一時的影片，旨在煽動打倒鄧小平和一大批黨政領導人。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劉慶棠被隔離審查。但是他執迷不悟，還異想天開地給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寫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主觀上是想幹革命，替自己評功擺好。

中央組織部和文化部專案組經過反覆調查，查清了劉慶棠的全部罪行，鑒於他在多年的隔離審查期間，毫無認罪悔改的惡劣態度，決定將他交付檢察機關予以起訴。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對劉慶棠進行公審，在京文藝界人士無不拍手稱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對劉慶棠案件審理期間，文藝界凡遭受過他迫害的人都發了旁聽證，「重災區」芭蕾舞團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聽。

在公審期間，劉慶棠對起訴書所列的他的罪狀供認不諱，只是在做自我辯護時，他仍一如既往固執己見，強調其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忠實執行上級指示的結果，竭力為自己開脫。

經過3天的公開審理，最後法庭莊嚴宣判：判處劉慶棠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接踵而來的是他的妻子毅然決定與他離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脫離了關係。

後來患了肝硬化的劉慶棠獲準保外就醫。由於他在北京已沒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遼寧蓋縣寄居。已經病入膏肓的劉慶棠在大連遇見了原來文工團的一個戰友——沙音，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一個刑期和重病同時在身的人。

劉慶棠在沙音家幾次發病，幾乎喪命，是這位愛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劉慶棠刑滿釋放，成為自由公民時，劉慶棠或許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業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門路的女性。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將危難之中伸出的愛心之手一刀斬斷，斷然離開大連，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紅色娘子軍》中的「洪常青」，可是個英傑瀟洒的人物，帶領一群娘們衝過來衝過去，身邊始終圍著一群漂亮的娘們，那時他已是37、8歲.劉慶棠也很喜歡在美女堆中混一樣。老祖宗早說過：食色，人之性也。

就在劉慶棠奇蹟般「大踏步」進軍高層政治領域之際，檢舉揭發他在生活上亂搞男女關係的信不斷被送到上級領導部門。這個生活極不檢點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與多名女性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到了「文革」大權在握，他的風流成性更加肆無忌憚！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員用血淚蘸寫的控訴信，到了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輕描淡寫地告誡幾句，絲毫無損劉慶棠的仕途。

以上文字主要摘自《實話實說紅舞台》。

其實，上文這類文革式語言也值得人懷疑。什麼叫「長期霸佔」，不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買賣么？而那些有求於他的女演員，他們之間的交易不就是今天演藝界里的那些潛規則么？什麼叫「玩弄女性」？難道那些女人沒有「玩弄男性」嗎？為什麼非要把女性說成弱者，非要人為地顯示對女性的不公平？

說到底，還是那種思維，要想把一個人批臭，用的仍是那個老方法：道德敗壞。成者為王敗者寇，強權者掌握了話語權後，就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楷模，把弱者失敗者描繪成臭狗屎；而有一天，失敗者翻過身來後，又會把原來的台上人物說得一文不值，比臭狗屎還不如。

2002年筆者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報道，東四環有一個名叫「炫」的青年公寓，開盤第一天500多套房被搶購一空。筆者感到好奇，就驅車前往一看。恰好銷售主管曾與筆者有一面之交，他告訴我說，確實如此。不過50平方米小戶型房子幾乎全被燕莎地區的「歌廳小姐」們買走了，總價30萬元，她們用不了半年就掙出來了。這還是中檔的呢，高檔的早被大款和貪官包養在郊區別墅里。

1994年年初，一輛紅色保時捷高檔跑車在開往八大處的路口闖紅燈，於是一位交通警察駕車窮追不捨。開保時捷業的也加快速度逃逸，由於「手潮」，在右手超車時沖向路邊的高牆熄火啦。幸虧是高檔轎車，駕駛員毫髮無損的從車裡走了出來。面對交警的追問，這位妙齡女郎一聲不吭，掏出手機給他的情夫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打電話，王寶森正在八大處別墅里等她呢。也就過了一分鐘，這位忠於職守的交通警察接到市交管局領導的電話，先用警車把「客人」送到八大處別墅。後來呢，由交管局出錢把保時捷轎車修理好，還給車主本人。

現在此類情況早已愈演愈烈。央視某面目姣好女主持人，傍某銀行某高官一宿，就得到一輛價值700多萬元的「路虎」越野車，還開著車滿北京城「顯唄」呢。

……

《血色浪漫》天橋劇場

一個混亂而血腥的年代，天橋劇場前，京城玩主大檢閱，各路好漢粉墨登場，試問偌大一個京城，究竟誰份兒大？大名鼎鼎的李援朝迎頭撞上名震九城的小混蛋，京城的天幕上泛起一片血光……

鍾躍民說：「哥幾個，咱們聊點正事，我聽說中央芭蕾舞團的《紅色娘子軍》要公演了，在天橋劇場，星期六開始賣票。」

大家一聽都來了精神，這兩年的娛樂少得可憐，從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別說芭蕾舞，連電影也沒演過幾個，除了《列寧在一九一八》，就是《列寧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詞背下來了。

鄭桐一聽頓時就把剛才的事忘了∶「我操，這機會可不能錯過，咱們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隊吧，等到了星期六早晨再去買票黃瓜菜都涼了」 。

袁軍摩拳擦掌地說：「躍民，這回有熱鬧看了，我估計天橋劇場賣票那天，全城的玩主都得來，咱們得多去點兒人，還得帶上傢伙。」

在鍾躍民等人的眼裡，那些在天橋、達智橋破爛的街頭和衚衕里閑逛的青少年們，都是些流氓團伙。這些人缺乏教養，心毒手狠，以無知為榮耀。

在平民子弟們的眼裡，幹部子弟成天牛逼哄哄的，倚仗著爹媽的勢力胡作非為，整個一群少爺胚子，打架缺乏單打獨鬥的膽量和技巧，他們最喜歡一擁而上，最好是一大幫打一個，徒手打不過就動傢伙。他們對幹部子弟一律稱為「老兵」，就是老紅衛兵的意思，因為早期的紅衛兵幾乎清一色是幹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頭，你可以毫不費力地分辨出這兩類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們的區別在於舉止和氣質，還有說話的腔調，衚衕里長大的孩子都說得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喜歡帶兒音，而大院里長大的孩子則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從衣著上看，「老兵」們喜歡穿軍裝，解放軍部隊不同時期發的軍裝都屬於時髦服裝，年齡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發白的人字紋布的黃軍裝，肩膀上還留著佩肩章用的兩個小孔，顯得既樸素又時髦，不顯山露水。年齡小些又喜歡張揚的孩子，便從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軍裝穿上。1955年部隊授銜時，校官以上的軍官配發的衣著是很講究的，冬裝有呢子和馬褲呢面料，夏裝有柞蠶絲面料。將軍們的軍服就更講究了，同是呢子軍裝，將軍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個等級。他們還配發了水獺皮的帽子和毛嗶嘰的風衣。於是各種面料的軍裝便成了時髦貨，就連和軍禮服一起配發的小牛皮鬆緊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頂尖級俏貨，俗稱「將校靴」。幹部子弟們大概是希望用這種方式表現父輩的級別。卻沒料到平民子弟也認可了這種時尚，沒有軍裝穿沒有關係，只要你有搶劫的膽量，沒有什麼東西是弄不來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頭髮現一個頭戴水獺皮將軍帽的青年，你可千萬別以為他就是個中將的兒子，他父親是個鐘錶匠也說不定。

這麼說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將校呢軍裝單身出門，如果你不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那麼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不等你走出兩公里，就會被扒得只剩下褲衩背心，要是這位裡面沒穿褲衩，那就活該你倒霉，光著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大院里的孩子，還是衚衕里的孩子，則又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安份守己的，一種是喜歡在街頭鬧事的，這類人被稱為「玩主」。多年以後，有個作家還以此為名寫了個中篇小說，最後又拍成電影。令人遺憾的是，影片中飾演玩主的幾位當紅明星只演出了當年玩主的玩世不恭，卻沒表現出玩主們鬥毆時的兇狠和驕橫。

如此說來，鍾躍民一夥在1968年是當之無愧的玩主。

鍾躍民和袁軍，鄭桐幾個小子無所事事地站在街頭，正想辦法尋點兒開心。

鍾躍民頭上戴了一頂黃呢子軍帽，他手扶自行車車把，一條腿蹺在車的橫樑上，另一條腿撐住地面。他輪廓分明的臉上有一種與這個年齡不相稱的驕橫之氣。

袁軍站在一旁，他披著一件草綠色的馬褲呢軍大衣，手裡正把玩著一把彈簧車鎖。鄭桐是個白面書生的模樣，戴著眼鏡，他穿著一身藍制服，雙手插在褲兜里。

前幾天剛剛下過一場雪，地面已經開始融化，原本雪白光潔的路面被車輪和腳印搞得很髒亂，他們肆無忌憚地起著哄。

天橋劇場售票處的台階上零亂地碼放著一些磚頭，磚頭一塊挨一塊排成一條蜿蜒曲折的長隊，這些磚頭代表排隊人所佔的位置。售票處附近到處是成群結夥的青年，脖子上掛著軍用挎包，雙手插在褲兜里，放肆地打量著每一個過路的人。這些青年都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和別人對視的時候，目光中充滿著挑釁和不屑。

清晨終於來了，等候了一夜的人們自動排起一條長隊，很多人都在看錶。

八點整，售票處的窗口打開了，一個售票員伸頭向外看了一下，發現窗外密密麻麻的人群，她驚訝地張大了嘴，把頭縮了回去。人群開始躁動起來，每一個排隊的人都緊緊貼著前一個人，生怕有人插進隊伍。

這時遠處響起了自行車的轉鈴聲，許許多多的鈴聲竟匯成一股宏大的聲浪。街道盡頭出現密密麻麻的自行車流，身穿各色棉大衣、呢子大衣的青年一群接一群，匯成一股強大的黃色人潮向天橋劇場的方向湧來。

鍾躍民他們立刻興奮起來：「嗬，夠壯觀的，四九城玩主全來了，這回有熱鬧看啦。」

「打吧，打死幾個才好呢。」

「好戲該開場了，這可比看芭蕾舞來勁。」

那些剛剛來到的青年似乎沒有排隊的概念，他們支好自行車，便一窩蜂擁向售票口，隊伍一下子亂了。排了一夜隊的人們對這些驕橫的後來者並不買賬，他們一個貼一個，頑強地保持著完整隊伍，企圖把這些後來者擠出去。人們推推搡搡，擁來擠去，隊伍就象一條不斷扭動的巨龍，喧囂聲，咒罵聲交織在一起，匯成巨大的聲浪，人群中最終釀成衝突，兩伙青年進行了一場血腥的鬥毆，人群頓時大亂，混戰中不時能看見一兩隻高舉著彈簧鎖的手在人群中隱現，隨即傳來肉體被擊中的悶響。

鍾躍民站在旁邊抽著煙冷冷地觀望著，他突然在人群中發現了大名鼎鼎的李援朝。

李援朝捏住自行車的車閘，他一條腿支住身子，另一條腿蹺在自行車的橫樑上，似乎只是從這裡路過，根本沒打算下車。他身邊簇擁著十幾個橫眉立目的青年，很有點兒眾星捧月的意思。李援朝的個子很高，身材魁梧，一張堪稱英俊的國字臉，他穿著一身普普通通的藍制服，在一片黃綠色的軍裝中顯得很特立獨行，他在"老兵"中是個領袖級的人物，李援朝這三個字就是招牌，犯不上象那些毛頭小子那樣穿身將校呢到處招搖。

李援朝和鍾躍民是一個學校的，他比鍾躍民高兩個年級，1966年成立紅衛兵組織時，鍾躍民剛讀完初一，李援朝已經讀完了初三。本來以李援朝的身份犯不上搭理低年級的鐘躍民，而鍾躍民也沒想巴結他，在紅衛兵海淀糾察隊共事時，兩人只是點頭之交。他倆真正熟悉起來，是在衝擊公安部大院時。

李援朝雖屬號令群雄的人物，但今天的情況有些特殊，因為全城的玩主都來了，哪個不是在自己那一畝三分地里稱王稱霸慣了的主兒？李援朝份兒再大也不可能做到一手遮天，他剛剛平息了鍾躍民和張海洋之間的矛盾，又有兩伙人在售票窗口前打起來了，一時磚頭亂飛，喊聲四起。幾個佩戴北京衛戍區值勤袖章的解放軍戰士撥開人群衝上前去制止鬥毆，鬥毆的雙方又和戰士們扭打起來。

一個戰士抓住一個正在打人的青年，想把他揪出人群。一塊磚頭飛來，擊中戰士的額頭，那個戰士呻吟一聲，雙手捂住了傷口，鮮血順著指縫流出來。

天橋派出所的所長帶領幾個警察聞訊趕到，但肇事者早就沒了蹤影。

這是一九六八年年底發生的真實故事，當年的警察還沒有配備對講通訊裝備，除了回派出所打電話要求增援，別無它法。據說，一個小時以後，增援的一個連軍人才趕到這裡，天橋劇場門前除了一地碎磚外，連個人影都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