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隨筆·哲學家的生活態度
(本文已發表於《書屋》2012-05期)
哲學家的生活態度
這也許並不是高深學者喜歡碰觸的輕鬆話題。通常而言,哲學家就像超人一樣,高深學者會對其思想剝繭抽絲,津津樂道,卻諱談他們的私生活。幾年前,我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很高興看到這位篤定要做登徒子因而頗遭時人詬病的哲學家,在他的巨著中,瞅空勻出筆墨講述一些先哲的生活故事,他無非要說明,具有奇怪癖好和毛病的哲學家才是真實的哲學家。
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曾在《有用的可能性》一文中說:「世上有兩種人,兩種信仰,兩種生命的形式:一種人生活的根本是有所為,另一種人生活的根本是有所思。」哲學家無疑屬於後者,在他們身上,最活躍最具能量的部分並非行動,而是思想,這些思想猶如一道道拜訪永恆大海的江河,浸潤萬古荒寒。
原始的智慧為何迄今仍保持馥郁的淳香?主要原因就在於上古的思想家較之後世的同行更能反璞歸真,超越紛繁的表象,他們決不向物慾摧眉折腰,而是樂得過一種清貧的生活,以最低限度的物質需要換取最高限度的精神自由,常人對此或許不屑一顧,也很難品嘗出其中的妙味,而哲學家甘之如飴。他們深知,任何額外的物質營求適足以使內心擾攘不寧。
哲學家若不甘心只具有單一的「思想者」的身份,而要舍長取短,去實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才能,就多半會鎩羽而歸。柏拉圖從事過政治,並不成功,連「理想國」這一夢工廠的牆腳都沒有砌成。色諾芬不寫《回憶蘇格拉底》也不願作鄉紳的時候,就去當將軍,卻證明那隻不過是消磨歲月。亞里士多德雖是偉大的征服者、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的老師,卻也不曾在軍、政兩方面有任何令人稱道的建樹。弗朗西斯·培根當過掌璽大臣和大法官,官位不可謂不高,卻終因受賄(吃了原告吃被告)而喪失大好前程,若非伊麗莎白女王法外開恩,他就得在倫敦塔中坐穿牢底。培根的命運是一個典型的思想者的命運,他暮年過著隱居生活,死得也與眾不同,他把雪塞滿一隻雞肚裡作冷凍實驗時受了寒,因此一病不起。
哲學家要過樸素節儉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自覺自愿的。蘇格拉底只需麵包、清水足矣,他的教育思想與孔子頗為接近,也是有教無類的那種。孔子曾說自己不是瓠瓜,不可能系而不食,所以要收取束脩(學費),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蘇格拉底卻不收一分錢,他不願淪為金錢的奴隸,儘管某些門下弟子非常富有,也樂意付給他高額報酬。這就難怪了,蘇格拉底的老婆桑蒂比大發脾氣,竟讓他嘗嘗比雞湯更鮮的洗腳水的美好滋味。在苦行方面走得更遠的是犬儒派的哲學家們,其始祖希臘人安提斯泰尼(蘇格拉底的弟子)曾說:「我寧可瘋狂也不願意歡樂。」他摒棄世人汲汲以求的那些感官享受。他的高徒狄奧根尼則將這種學說推向極端,他決心像一條狗那樣生活下去,「犬儒」因此得名。據說,狄奧根尼長期蜷睡在一隻泥桶里,又有人講,那不是泥桶,而是原始時代埋葬死人的大瓮,總之不會比今天的席夢思床更舒服,但這位怪人得其所哉。狄奧根尼認為,德行才是人間至寶,俗世的財富簡直賤如泥團土塊,不值得揪心計較。一個人惟有從物質慾望中徹底解脫出來,心靈才能獲得無以復加的自由和快樂,就連至為尊榮的帝王也望塵莫及。希臘另一位哲學家伊壁鳩魯曾說:「我輕視奢侈的快樂,不是因為它們本身的緣故,而是因為種種不便會隨之而來。」他所說的「不便」即是要為追求和保有這種快樂付出過分的辛勞,這一說法顯然比犬儒派的主張更為圓通。伊壁鳩魯終生受著疾病的折磨,痛苦早已將他熬成了一堆藥渣,他對快樂的理解自然大異於健康人,此公曾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一個人被鞭笞時也可以感覺幸福。」但與幸福相比,他更願意得到的則是內心的恬靜。「一切之中最大的善就是審慎:它甚至是比哲學還更為可貴的東西。」當然,你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病弱者的哲學主張,它對我們這個高歌猛進的時代毫無指導意義,然而不審慎的人總是會在現實社會吃盡苦頭,這一點早已屢試不爽。伊壁鳩魯的大弟子盧克萊修貶低愛情,認為男歡女悅十分有害。斯多葛派哲學家同樣珍視德行而非財富,他們認為,只有德行才是世間惟一的善,其他諸如健康、財富、幸福這些東西都渺小得不足掛齒。羅馬哲學家賽涅卡是暴君尼祿的老師,既然不能改變後者邪惡的本性,就發動宮廷政變迫其退位,可是這一重大密謀最終流產。臨死前,他面色從容,對悲傷的家人說:「你們不必難過,我給你們留下的是遠比地上的財富更有價值的東西,我留下了一個具足美德的生活典範。」安貧樂道,過一種有德行的生活,不少哲學家都能做到這一點。有些人還會鑽牛角尖,在道德上追求百分之百的純潔性。公元三世紀的哲學家歐利根年輕時就揮刀自宮,閹割了男人的命根子,他這種極端決絕的做法顯然驚世駭俗。哲學家珍視自己的思想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這完全基於強烈的道德勇氣。曾有一位權貴願意每年付出一千弗羅林給主張「泛神論」的斯賓諾莎,只求他隱匿住自己對上帝的懷疑,可斯賓諾莎毫無通融地拒絕了對方的「美意」,因此險些遭到謀殺。斯賓諾莎原本性情溫厚,與世無爭,但在思想上他不肯有絲毫的退讓和出賣。他後來生活在荷蘭海牙,靠磨鏡片維持生活,他的物質慾望一如蘇格拉底,終生都對金錢表現出罕見的淡漠。思想最能體現出人之為人的尊嚴,貧窮雖然能令哲學家的肉體受苦,卻無法使他們的精神遭到絲毫的毀損和降黜,這也是哲學家決不逃窮的一個原因吧。浪漫主義運動之父——盧梭終生漂泊,年輕時曾淪為貴婦的男僕。在他看來,浪漫主義的內容總離不開流浪的情結,或是心靈,或是肉體,二者必居其一。在最得意的那些年月里,他採取的也是樸素的生活,他曾把懷錶當掉,說他不再需要知道時刻了。盧梭暮年住在巴黎,極度貧困,連房租也付不起,他的死據說是自殺。
精神富翁在物質世界中竟落入最貧苦的境地,曾有人不無揶揄地說,這才充分體現出造物主的公平,腦袋裡是滿的,口袋中就註定是空的,反之亦然。
美國近代聖哲梭羅在其代表作《瓦爾登湖》中說:「一個人只有站在甘貧樂苦這個優越地位上,才能成為一個公正無私或有見識的觀察者。……他們身外的財富再窮不過,可內在的精神卻豐富無朋。」觀察者即是思想者的前身,一切思想皆始於觀察而成於覺悟。梭羅看不起犬儒派哲學家的所為,在一首詩中,他稱狄奧根尼為「偷懶的傻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貪求多餘的物質享受,觀其行為和主張,並未悖逆犬儒派哲學的根本精神,不過他在其中加入了另一樁美德,那就是「勤勞」。梭羅曾在瓦爾登湖邊親手搭建一間小木屋,親手種植一畝玉米,親手烤制麵包,親手製作一些日用的傢具,還不厭其煩地記下每一筆細微的開支,包括三美分的粉筆在內。尤為可貴的是,他始終知行合一,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均是為了有所思,這一因果關係未曾顛倒。在他看來,健康而快樂的生活並不需要奢侈的物質去另加粉飾和堆砌,世人營營而求美食華衣寶馬香車深院豪宅,直至心力交瘁,與美好人生背道而馳。他說:「一位英雄穿舊鞋的時間,要比他的僕從所穿的時間更長些,——要是英雄也有僕從的話——打赤腳要比穿鞋子的時間更長,英雄光著腳板走路也能適應過來。」殊不知某些「英雄」一旦終成正果,就不僅僅要穿新鞋了,還要享盡人間威福,這也就是為什麼功成名就之後的「英雄」總是不再那麼可愛可敬的緣故吧。
常人眼中的哲學家多半都是些怪物。他們的行為也的確有不少乖張的地方。建議世人「認識你自己」的蘇格拉底喜歡冬日赤腳站在雪地里沉思。「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則喜歡鑽進壁爐,整天在裡面潛思默想。據他本人說,他滿面柴灰從壁爐里爬出來時,其哲學體系已經初具雛形。與牛頓爭執不休的萊布尼茲在金錢方面則是一個小氣鬼,每當漢諾威宮廷有哪位貴女結婚,他照例會「慷慨」地贈予人家一整套「結婚禮物」,即某些有益的格言,末了還不忘添上一句頗帶猥褻色彩的忠告:勸她既為人婦,就不要廢止「洗東西」。這樣的禮物想必招來的詬罵多於感激。最乖張的哲學家當數叔本華,1819年,他被柏林大學聘為無俸講師,竟自負到將自己的授課時間與黑格爾的授課時間排在同一個鐘點,結果獨具慧眼和好奇心的學生等於零。好在他不缺錢過日子,晚年豢養了一條名為「宇宙精神」的鬈毛狗,每天牽著它散步兩小時。叔本華的虛榮心極強,他專門僱用通訊員搜求其哲學名聲的證據。他主張禁欲主義,稱「知命忍從」即為美德,可他並非心口如一。他是位美食家,十分講求口福;有一些色情而不熱情的瑣屑的戀愛事件;性喜爭吵,而且異常貪婪。他甚至因為一位上了年紀的女裁縫在他的房間門外與朋友交談而大動肝火,竟將她扔下樓去,使之終身殘疾。讀過盧梭《懺悔錄》的人肯定還記得主人公種種忘恩負義、缺德帶冒煙的所作所為,若僅從世俗道德的角度去衡量,盧梭無疑是個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他同樣做不到知行合一,他的著作《愛彌兒》對後世的兒童教育影響十分深遠,可他卻不願恪盡身為人父的責任,硬是將自家五個孩子全部送進育嬰堂,並未給過他們那種對人格和才具的培養均十分有益的教育。你也許會質疑:造物主怎麼偏偏要選擇這些渾身有毛病的傢伙來做哲學家?同樣的問題是,高大健全者千千萬,老天爺為何偏偏要選擇狂妄的矮子拿破崙征服歐洲,偏偏要選擇古怪的聾子貝多芬君臨樂壇,偏偏要選擇浪蕩的瘸子拜倫領袖詩界?應該說,正是這些畸零者,天賦強大的心靈,他們對世間萬事萬物精微之至的體察和遊刃有餘的理解超出常人千百倍。曾與盧梭失和並最終絕交的英國哲學家休謨曾意味深長地說:「他(盧梭)在整個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覺,在這方面他的敏感性達到我從未見過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這種敏感性給予他的,還是一種痛苦甚於快樂的尖銳的感覺。他好像這樣一個人,這人不僅被剝掉了衣服,而且被剝掉了皮膚,在這種情況下被趕出去和猛烈的狂風暴雨進行搏鬥。」真可謂「知我者莫如敵」。似盧梭這一路知行分裂的哲學家,作為世俗的「個人」,他們無足稱道,惟有思想才是其不可剝奪的稀世奇珍,而這筆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恰恰是他們犧牲個人幸福,憑異常戰法(有時會顯得極為狹邪怪誕)從造物主那兒奮力奮智博得的。
在哲學家中,盡有行為怪誕的角色。《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門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光著身子熟睡的兩位女兒的裸體,好讓他作出抉擇,選娶其中的哪一位。在《烏托邦》一書中,這位思想家對婚姻的構成有如下的設計:「結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體對看;馬不先除下鞍韉轡頭,就沒有人肯買,在婚姻大事上應當是一樣的道理。」要知道,他這麼做,是在將近五百年前的英國,驚世駭俗,那是一定的了。就是放在見怪不怪的今天,身為父親,這麼做也算非常出格。其超前的道德意識由此可見端倪。
誠然,「盡信書不如無書」,連哲學家的話也未可完全當真。古希臘哲學家、「邏輯之祖」亞里士多德並不是一個有趣的角色,但他言之鑿鑿,曾作出一個非常逗笑的論斷:「女人應當在冬天吹著北風的時候受孕。男人不應該結婚太早,結婚太早生下來的就會是脆弱的女嬰,妻子就會變得淫蕩,而丈夫則會發育不全。結婚正當的年紀,男人是三十七歲,女人是十八歲。」你猜怎麼著,亞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在三十七歲的時候迎娶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你能天真地認定這只是奇妙的巧合,抑或是他知行合一的行為?亞里士多德的婚姻可能相當美滿,但他以此為依據,敲定男女雙方的適婚年齡,則未免失之草率。莫非當年他老牛吃嫩草,有人飛短流長?否則,他又何必煞費苦心,為這種「老男少女配」作一番合理化的辯解?
世俗的幸福有最為明確的一宗,那就是家庭幸福。世間盡有搗亂的倫理家,他們認為哲學家結婚是最可笑的事情,即令他們能夠擺脫情慾,也不能擺脫他們的配偶。更有人斷言:「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的水準而生活的。」我們睜大眼睛看看那些古代大哲學家的婚姻圖景吧,你真會倒抽一鼻孔涼氣。自聖奧古斯丁以下,獨身的哲學家不知凡幾。那些長期生活在寺院中的經院派哲學家就不必一一枚舉了,其他犖犖大者,諸如柏拉圖、笛卡爾、斯賓諾莎、康德、伏爾泰、叔本華、尼采、梭羅、薩特、維特根斯坦都始終保持「鑽石王老五」的自由金身。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安提斯泰尼就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真可謂四大皆空。他的這一思想,至少「不要婚姻」這一項,被許多哲學家堅定不移地實踐著。英國作家斯威夫特(代表作為《格列佛遊記》)曾說:「睿智的人從不成家。」哲學家無疑是十分睿智的,他們放棄婚姻,有的是因為喜愛孤獨自由的狀態,不願有家室之累;有的是因為歧視婦女,不相信她們真能給自己帶來幸福。在歧視婦女這一方面,尼採的惡名比叔本華要大得多,不為別的,只為他說過那句兇巴巴的話:「你去女人那裡嗎?別忘了帶上你的鞭子。」其實,尼采終生連一局像樣的戀愛都不曾有過,追求美女和才女莎樂美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他說這話,無非是圖一回嘴皮上的痛快而已,何曾給哪位女士妄施了一小指頭的傷害?哲學家只知熱心向學,耽於冥想和玄思,對於常需投入精力、耗費元神的家庭生活根本無心顧及,也無暇打理。於是,一部部哲學著作就成為他們的後嗣,也有可能十世單傳,不過,這些哲學家完全不必害怕斷「子」絕「孫」。
以塵俗的眼光看去,哲學家的生活多半是一團糟。思想的代價是清貧和孤獨,這代價的確非常高昂。於是一些見識短淺的愚氓千口一喙地問道:「既然哲學家不能拯救自己,那他們還能拯救誰呢?」這個問題其實無須探尋標準答案,他們所說的「拯救」之法即是逃窮之方,而哲學家首先要解除的是自相羈縻的精神鎖鏈。除此之外,他們不會有什麼別的行動去「拯救大兵瑞恩」。
哲學家很難成為現實社會中幸福的楷模,因為他們對「幸福」有著完全不同於世俗大眾的認識和理解,他們是嘗試將迷羊引出困境和危境的牧師,自始至終從未停息過這樣的努力。梭羅的思想能在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田裡播下種子,萌發鮮活的葉芽,這至少說明,物慾之蛇的誘惑並非無往而不利。
「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在其代表作《思想錄》中如是說。思想正是人類尊嚴和價值的最高體現,為此,哲學家在他們的樂境中得其所哉,不識其樂的世人恆以為那是不堪忍受的苦境,這又有什麼好呶呶辯解的呢?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曾模擬尼採的語氣說:「瑣屑的人受苦也受得瑣屑,偉大人物受苦也受得偉大,而偉大的痛苦是不該惋惜的,因為這種痛苦是高貴的。」這句話用在許多哲學家身上,倒是十分合適。
黑格爾以來,哲學已成為學院中愈益嬌貴的產物,哲學家的生活也得以改善為另一副樣子。如此一來,當代免遭貧窮毒害的哲學教授理應比前人更醉心於哲學研究了吧?更富創見更有創穫了吧?可惜這種變化尚難用肉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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