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濟會在俄羅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

共濟會在俄羅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

彼得大帝是英國共濟會成員，共濟會是1917年二月革命背後的影子政府

共濟會在近代俄國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且特殊的作用，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主人公比埃爾就是神秘組織共濟會會員。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共濟會組織在俄羅斯秘密復活，共濟會歷史問題近年重新受到了俄羅斯學者的關注。

對俄羅斯共濟會活動的研究，為人們對俄羅斯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觀察提供了新的視角，使世人對俄國的歷次革命、自由主義運動等歷史事件的內幕、發生原因和事件中政治組織的結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俄國共濟會的概念和起源

在俄文里，共濟會員一詞為macoh，它來源於法語詞macon。《新法俄詞典》中macon被解釋為:Kamehiuhk (石匠)，кｊｉадчнк (砌石工)。同時，據《共濟會史》（История масонства）記載「free—mason（Фраикмасон вободныйаменщик）一詞是由英語進人其它歐洲語言」。法語中的macon來自英語詞「梅森」mason(石匠)，由此可知，俄文的"共濟會"("自由石匠"——建築師)一詞最初來源於英語。

近年有關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羅斯共濟會的一些重要資料和共濟會的內部文件被陸續發現。其中包括共濟會的各項規章制度和共濟會小組的內部公文材料，包括自由石匠師傅們的各種請願書、會議記錄、成員名單、共濟會員的日記、回憶錄以及共濟會的各種儀式、歌曲以及共濟會員所使用的一些物品(例如:具有各種共濟會標記的地毯、短劍、寶石戒指、手套和圍裙等)。

據透露，俄羅斯共濟會員之間相互用暗語交流。很多共濟會員寫信時都使用一些秘密字元。信件的內容也多用一些象徵符號來表達，這些象徵符號只有信的作者和收件人能懂。

俄羅斯共濟會員認為「共濟會的活動來自神諭」。

二、共濟會進入俄國的時間是17世紀，彼得大帝加入英國共濟會

關於共濟會傳入俄國的時間在俄羅斯學術界目前尚存在不同看法。

有學者認為，早在17世紀末彼得大帝時期俄國已經有共濟會存在了，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濟會員，他是被英國共濟會總會的創始人克里斯托弗爾·弗萊恩（Кристофор　врен）吸收為英國共濟會成員。列福爾特（Лефорт）是當時俄國共濟會的領袖，戈爾東(Гордон)是俄羅斯共濟會第一監督人，第二監督人就是彼得大帝。

也有學者認為彼得大帝是1717年在第二次去西歐旅行時把共濟會的章程帶回俄羅斯，然後命令在這個章程基礎上於喀琅施塔得建立了共濟會俄羅斯分會。

多數俄羅斯學者認為，俄國共濟會成立於1731年前後。在這一年，倫敦共濟會分會的領袖洛弗爾勛爵( Lovell )任命俄國人喬治·菲利普上尉為共濟會俄國分會的領導人。

共濟會進入俄國後，首先在俄國上層社會傳播開來。居住在俄境內的外國人對俄國共濟會的組織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英國人和德國人，而俄國人在早期的俄國共濟會分會裡只處於次要地位。共濟會傳入俄國後很快被一些歐化的貴族接受。

和西歐共濟會一樣，俄國共濟會「主張變革現實，反對貴族特權制度，」，他們在「教會之外從事宗教活動，進行精神上的修鍊，完善和提高個人的道德，以期最終改變不平等的社會現實」。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俄國共濟會接受了大革命時期鼓吹的啟蒙口號：自由(свобода)、平等(Равенство ) ,博愛(братство原則。在俄國共濟會會員看來，所有的信徒都是平等的，而不管他們在民族、宗教以及財產、階級方面是否存在差異。

俄國共濟會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國家、宗教和文化的世界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內部實現其倡導的自由、平等和博愛，而非宗教化的道德標準。

俄國共濟會反對俄羅斯東正教的信條，主張縮小教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和民族歧視，認為宗教和國家是人類白我完善過程中的障礙，因此應於消滅。

根據俄羅斯歷史學家A·謝爾科夫在《俄國共濟會百科辭典1731—2000》中的研究，俄國共濟會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731到1800年。

在這期間，俄國共濟會經歷了傳入、發展、繁榮和被禁止四個時期。共濟會傳人俄國後，一開始並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直到彼得三世時期，這位對德意志有著特殊感情的皇帝，受到流行於德意志的共濟會的影響，加人了共濟會。

1762年葉卡捷林娜二世接任俄國沙皇，她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開始在俄國實行「開明君主制」。她和伏爾泰(伏爾泰是法蘭西共濟會會員)等啟蒙思想家們建立了頻繁的書信聯繫，法國啟蒙思想也在俄國得到迅速傳播，俄國當時的些著名啟蒙思想家紛紛加人共濟會。

第二階段:從1800到1861年。

在這期間俄國共濟會經歷了保羅一世、亞歷山大一世、尼占拉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四個沙皇的統治。亞歷山大一世前期共濟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A·普羅霍羅夫主編的《蘇聯百科辭典》中作者認為俄國共濟會在「18至19世紀初影響最大」。

1812年開始的衛國戰爭，拿破崙戰敗，1814年俄國軍隊遠征至法國。在法期間一些俄國軍官受到法國大革命激進思想的影響，開始對俄國沙皇制度產生懷疑，而同時共濟會的宗教性以及它在俄國貴族中的傳播，還有共濟會會員只承認他們共同的信仰而不認為各種信仰之間存在差異的特性，使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們彼此聚集起來。

他們不但進行自由的宗教討論，還進行政治討論，這使亞歷山大一世感覺到共濟會的危險性。1822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頒布命令禁止共濟會，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禁止共濟會，從此到20世紀初的很長時間內俄國共濟會活動陷人低潮。

1861一2000年（現階段）為俄國共濟會的2第三個發展階段。

1822年俄國共濟會被亞歷山大一世禁止後，它在俄國的存在缺少了合法性，很多俄國人把自己的共濟會活動轉移到國外和地下。1905年革命失敗之後，共濟會在俄羅斯地下再度活躍起來。

近年來俄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十月革命前後，蘇聯時期共濟會組織也仍然秘密存在。不過此時俄羅斯共濟會的主要力量已經轉移到了國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化使得共濟會又一次活躍起來——在法國共濟會的幫助下，俄羅斯共濟會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俄羅斯共濟會專家O·索羅維約夫在著作中說「目前他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活動，當然，也十分秘密地從事地下活動」。

三、共濟會在近代俄羅斯歷史中發揮過重大的作用

共濟會不僅是一種獨特的跨國文化現象，而且也是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問題。而俄國共濟會又是世界共濟會運動中非常特殊的群體，它在俄國歷史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有俄羅斯學者這樣評價共濟會:共濟會是「一種建立在猶太教上帝選民基礎之上的秘密罪惡團體，它追求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

同時，共濟會陰謀論(Масонов　лроиски)也把俄國共濟會看作一種地下反政府組織。布拉切大教授2006年出版的專著《執政的共濟會員們》(масоны　увласти)在其封面的右下角，著者寫下了這樣一行字:

——「自由石匠—俄羅斯國家制度的敵人」。

1961年版的《奧日科夫俄語詞典》把俄國共濟會定義為一個反政府組織，它對共濟會的定義是：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течение　смистическтми　соединявшее　задачи《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с　реакционными　взглядами　в　политике.

——「一種帶有神秘儀式的宗教哲學流派，它產生於18世紀，通常把道德完善問題和政治上的反政府觀點聯繫在一起。」

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指出：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共濟會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共濟會會員中也存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派別的分歧，他們分別擁護共和制和君主制，分別屬干宗教信徒和無神淪者，他們中間還有一些冒險家和陰謀惡徒。

四、共濟會與俄羅斯東正教的對抗關係

《奧日科夫俄語詞典》認為共濟會本身就是一個宗教流派。總之，從一開始共濟會就與宗教有著很緊密的聯繫。

共濟會同宗教的聯繫表現在它對一些宗教思想(包括基督教、猶太教和佛教教義)的吸收上。共濟會從基督教教義中汲取了人民之間如何相處的思想，這包括其弘揚的善、和平、公正和平等相處等思想，它的會員還從原始的基督徒那裡學會了相互以「兄弟」相稱。

共濟會員在其分會工作的時候經常借用《聖經》中的「神秘的永恆之光」的概念。此外許多共濟會分會還把《聖經》作為其會員入會的儀式道具。至於俄國共濟會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義以及俄國共濟會會員之間交往的秘密儀式來說，都與早期基督教有一定關係。另外，共濟會的主張與猶太教的《舊約》以及自然神教和多神教的教義有著密切的聯繫。

但是，俄國共濟會是「俄國東正教的反對者」。俄國東正教會則把俄國共濟會看成一種秘密組織，是反對上帝、教會和天主教民族國家的地下密謀組織。俄羅斯東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級僧侶會議代表、主教安東尼在1932年曾經發表言論認為：「在共濟會的旗幟下聚集了世間所有的黑暗力量，他們破壞了我們的民族和宗教，給俄國帶來了災害」。

儘管遭到俄國東正教會的抨擊，許多東正教徒還是加人了共濟會。俄羅斯東正教大主教吉洪(Aрхиепископ　Tихон)對此認為：「為了制止這一點，我建議我們所有的信徒都要發誓，說我們過去沒有，現在和將來也不會參加共濟會，說我們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同共濟會發生任何聯繫」。

共濟會在本質上是反天主教的，有的國家共濟會組織號召自己的成員「同所有的宗教進行公開的和無情的鬥爭」。但同時共濟會本身又是一個超宗教組織，因為「它把所有的宗教都歸為一個統一的新的總的宗教」——光明信仰宗教。共濟會聲稱：「共濟會員的祈禱儀式完全不同於教會的祈禱儀式，共濟會本身也完全不同於甚至敵對於基督教」。

五、共濟會是1917年俄羅斯二月革命背後的影子政府

對於俄國共濟會在20世紀初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蘇聯時期的歷史學者和現在的俄羅斯學者都做了很多研究。雖然仍有些學者對俄國共濟會在20世紀初的重要作用表示懷疑，但大多數學者根據可信歷史資料認為，俄國共濟會在1917年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20世紀初的俄國共濟會……活動受到明確的政治思想的指導，以限制或推翻沙皇制度為目標」。1917年2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領導人米留可夫後來說，「二月革命前夕他承認了共濟會最高會議的政治決定。他還認為，由於共濟會這個秘密組織的存在，俄羅斯帝國最後幾年的歷史應該改寫」。

實際上，20世紀初的俄國共濟會是個分布很廣的組織。歷史學家謝爾科夫指出，1910—1917年俄國共有59個共濟會分會，其中屬於俄國共濟會組織「俄羅斯人民大東方」(Великчū　Восток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即BBHP)的有49個，屬於神秘主義分會的有7個，其它類型的有3個。從地區分布及其數量來看:彼得堡27個，莫斯科3個，基輔8個，敖德薩2個，其它地區象葉卡捷琳堡、明斯克等地也都有自己的分會。

對俄國共濟會歷史感興趣的學者梅利占諾夫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1931年他在巴黎出版了的自己的專著《在宮廷政變的道路上——1917年俄國革命前的陰謀》。在此書中這位流亡歷史學家認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存在一個來自英國和國際共濟會的「陰謀」。

梅利古諾夫認為，所謂的「進步聯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並未構成資產階級陰謀家聚集的中心，當時在俄羅斯秘密活動的共濟會組織才是這一中心的真實所在。

這一觀點打破了流亡法國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對俄國共濟會的政治性和它在1917年革命中作用的沉默。1917年前後俄國共濟會員之間的秘密聯繫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

1990年，俄羅斯歷史學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專著《共濟會員和俄國革命》。在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共濟會會員和宮廷陰謀、共濟會員和2月革命臨時政府的形成、共濟會員和警察機關的關係等問題。

A·阿夫列赫認為，共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建立了中央機關和分會，建立了反沙皇各政黨之間的聯繫，因此，對沙皇警察機關來說，俄國共濟會一詞有時甚至比革命黨本身還要可怕。

近年來，革命前的「共濟會秘謀」以及「自由石匠兄弟會」參加1917年2月革命的問題在俄羅斯歷史學家中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俄羅斯學者別爾別羅娃(H. H.Берберова)對這一時期的俄國共濟會做了深入研究。她認為在1917年爆發革命前，俄國共濟會員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個目標為的是讓俄國繼續站在協約國一方參加第一次世界戰爭。

依據一些新發現的歷史文獻，如俄羅斯共濟會組織「俄羅斯人民的大東方」的秘書長H.B.涅克拉索夫H.B.Hекрасов在1920—1930年被審訊期間所做的筆錄，歷史學家雅科夫列夫指出當時俄國國家杜馬中存在共濟會組織和活動的大量事實，在蘇聯歷史上確定了俄國共濟會在革命前後政治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H.B.涅克拉索夫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口供中交待：當時俄羅斯共濟會組織「並不追求數量，而是挑選那些道德和政治上比較純凈的人，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挑選那些擁有權力和享有很大政治影響力的人」。

雅科夫列夫認為，俄國共濟會在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實際上起到了一個「影子指揮部(теневой　штаб)」的作用，成為發動1917年2月革命的領導中心。那些俄國共濟會運動的參加者「也參加了這樣或那樣一些政黨」。

主要參考文獻：

《俄羅斯學術界近年對共濟會在俄羅斯作用的研究綜述》，作者趙世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