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將顛覆西方世界？

【編者按】2017年2月11日，鳳凰國際智庫作為聯合主辦方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中國發展社團共同舉辦第九屆中國發展論壇。中國發展論壇系全歐洲最大的「中國問題」論壇，出席本次會議的嘉賓有英國商業、創新、技能部原大臣Vince Cable、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原主席Adair Turner、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鳳凰國際智庫主任鄒明等。在論壇上，25位嘉賓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其中，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最為激烈。

西方精英在過去一年遭受了重大挫折。過去，精英們一直以為自己應該扮演民眾的啟迪者或者馴化者。因為，愚蠢與短視的民眾既然無法為自己的生活做出令人滿意的安排，那麼對國家事務更無資格指手畫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民主制度完全成為精英的遊戲。然而，崛起的民粹力量卻通過民主制度使得西方精英階層逐漸意識到原來自己在面對民粹意識時居然無能為力。

近數十年來，西方精英的傲慢與自私不僅加劇了貧富差距，也導致西方社會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分裂。民主制度的設計初衷在於為利益博弈各方提供一種相對和平的互動平台和增加博弈結果的合法性，這使得眾多西方國家得以在錯綜複雜的利益博弈中保持政權穩定。然而，2016年，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卻呈現出更加極端的色彩，利益訴求在一定程度上讓位於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政客不負責任地操縱民粹，憑藉民主制度追求個人政治利益。

相比之下，中國國內的政治博弈，則更多地表現為單元之間的非正式博弈。民主制度和法律體系的不完善，造成博弈結果缺少足夠的合法性。而這恰恰是不穩定因素的最大來源。

在《國家與市場》里，蘇珊斯特蘭奇試圖將社會價值觀念分為三類：秩序與安全、公平和公正、財富和效率。每個國家擁有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念，因而社會價值觀念也就迥異。對中國而言，秩序與安全毫無疑問佔據著首要地位。因此，國家精英所擁有的共同底線在於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須以確保秩序與安全作為首要目標。

那麼，中國模式的出現，實際上就是建立在人為對社會風險的控制之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原主任ArtharHussain教授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原因在於這只是一系列並不特別的做法，而遠非成熟且獨特的制度安排。

實際上，當我們對比中西方兩國政治體制時，我們會發現中西雙方其實是在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安排。那麼，當西方國家出現因為貧富差距、經濟蕭條、難民危機等問題出現社會危機時，中國模式的優勢自然凸顯。中國模式能夠為社會提供超強的穩定性，原因在於一定程度的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夠向市場和社會汲取足夠的資源維持穩定的預期——儘管這建立在消耗市場和社會發展動力之上。

不過，Arthar Hussain也認為，即便「中國模式」存在，中國也沒有足夠的興趣向世界推廣。西方國家對所謂中國模式的警惕，一方面在於社會價值觀的衝突，另一方面在於它提供了另一種現代化路徑的選擇。而後者將顛覆西方國家建立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意味著，全球產業格局、貿易結構、金融體系將重新洗牌。西方國家國內經濟民族主義勢力的上升，將加劇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