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的「債」與「敗」

牛根生（資料圖）救市?在6月10日這樣具有個人標誌性的一天，蒙牛乳業毫無徵兆地對外正式宣布：創始人牛根生辭任公司董事會主席一職。據稱，他「計劃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慈善事業中」。「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位業內人士評價說：「3年前，蒙牛傍上寧高寧這棵大樹時，結局就已經定了。」世人都知，他從天堂跌落到地獄的一天，在2008年9月16日。三聚氰胺事件引發的蒙牛股價暴跌讓蒙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財務窘境。截至10月27日，蒙牛股價已跌去當年最高市值的三分之二強。後來披露的年報顯示，2008年蒙牛一年虧損9.486億元，虧損金額超過其2007年全年利潤。沒有人清楚蒙牛當時的資金鏈究竟綳得有多緊。在2008年的秋天，焦頭爛額的牛根生一方面必須防止老牛基金會抵押給摩根士丹利4.5%的蒙牛股份落到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他還要找更大的戰略買家，幫助蒙牛解決日漸枯竭的現金流。牛根生做出了自己的危機處理對策。和寧高寧見了3次面後，他得到了中糧的入股。他的想法顯然很有中國特色——藉助「國」字的名號與資源，來挽救蒙牛的財務和信譽危機。財經作家蘇小和(博客)（）認為：一直到投奔寧高寧之前，牛根生都是有機會翻身的。「他大可以選擇向消費者認錯，取得人們的原諒。可惜他財大氣粗，不知道從哪裡學到的驕傲思維，總想著用一個謊言遮蔽另一個謊言，用更大的謊言遮蔽先前小的謊言，用一個體制性的謊言來掩蓋企業的謊言，用一個時代的謊言來掩蓋他一個人的謊言。」牛根生的個人困局，不過是中國產業發展「原罪」的一個象徵性縮影。在一個產業高速發展時期，一些企業藉助某些因素，獲得了某種競爭優勢，牟取了某部分不當的利益。當行業危機在某一天來臨，要求他們償還歷史性債務的時候，企業家們將如何面對？「好美名」的牛根生沒有這樣的勇氣。危機爆發之後，他採取了掩飾、推脫和躲閃，並實踐他所理解中最強大的生存法則——為蒙牛尋找到一頂紅色的保護傘。政商關係，從來都是中國企業家的頭等大事。一位經濟學家曾說，中國的企業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靠著官方背景發家的，一類是暫時沒有官方背景、但一直在努力尋找後台的。這讓人想起蒙牛2004年赴香港上市幾個月之前遭遇的另一次生存危機。當時有不明身份的人威脅要對蒙牛在超市中的產品投下劇毒。一時間，產品下架，市場上傳言四起，公司前景風雨飄蕩。跑到北京求救的牛根生，在央視廣告部主任郭振璽的穿針引線下，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批示，最後以行政命令方式，幫助蒙牛渡過了生死大關。2008年，記者採訪牛根生時，我們之間曾有一個有意思的談話片段。我提到蒙牛內部有黨委、經常搞政治學習、喜歡講政治，打趣說：「一個民營企業為什麼搞得很有國企的感覺。」「你說對了！你發現了蒙牛一個最重要的特點。」牛根生嗓音忽然間響亮了起來：「我建議你的稿子應該重點從這個角度寫。」這的確是一個悖論。在國營工廠多年的牛根生，他對國有體制弊端引發的人事和產權問題有著最深刻的感受。蒙牛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伊利、光明等奶業國企的勁敵，正是得益於它在體制和產權上的天然優越性。一個原本的商業倫理錯誤，如今卻陷落於體制倒退的困境之中。一個人的認罪和悔改，竟是這麼的難。烙印牛根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個人的成功和失敗，都有著某種標本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是商業偶像、道德的完美化身。他的語錄、他的自我行銷術、他的高調「裸捐」慈善，使得許多人一度為他的這種個人光輝而暈眩。「他很能說，也很有表演的天賦；面對不同的人，政府領導、記者或是員工，都各有一套話語體系，是天生的營銷高手。」接近中國乳業領袖的陸先生這樣認為。牛根生的身上，烙刻著《水滸》與《三國》中的中國式謀略與生存法則。早在1800年前,當世界上的大多數民族還處在野蠻、蒙昧當中,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發展出強大而完善的謀略系統。如果說《三國》書寫的，是主流社會做人的潛規則，《水滸》彰顯的，則是非主流社會做人的潛規則。牛根生是典型的「宋江式」企業家。在蒙牛推出那本演繹他個人神話的《蒙牛內幕》中，他並不忌諱自己少年時曾混跡幫派的經歷。這讓牛根生早早就洞悉了人性。在伊利時代，他就以「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為座右銘，用鄭俊懷獎給他買桑塔納的18萬元買了4部車讓員工上下班用，也曾把自己的108萬元年薪分給眾人。所以，他深得弟兄們的擁戴，成為「梁山」事業的核心。這讓他在1999年初創辦蒙牛時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牛根生也多次絕處逢生，所謂「小勝憑智，大勝靠德」，運氣中自有必然。1999年，被逐出伊利的牛根生置之死地而後生，帶著舊部攻城略地，進入了中國的主流商業社會舞台。十年間，伊利、蒙牛、光明等幾家乳企之間短兵肉搏、勾心鬥角。在公眾視野里，他扮演著道德講師的角色；而在同行和競爭對手眼中，牛根生則有另一副面目。「你怎麼看待這個人？似乎很多見過他的人，都覺得他是個有大智慧的人。」2006年，某外資乳業巨頭高管王先生在一次私下交流中反問我。那一刻，他的臉部表情高深莫測。此時讓王先生陷入巨大困惑的，是他所面對的中國市場。自進入中國以來，外國乳業巨頭幾乎全軍覆沒。「有時，我們會自嘲我們是在和幾支說不清楚的軍隊打仗：他們看上去很正規，背後又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們的奶源很差，什麼東西都敢加進去，把產品價格壓得很低，把精力都花在廣告攻勢……」終於，三聚氰胺事件如一個毒瘤發作，公眾對整個行業的信任幾乎崩盤。而作為公眾心中的乳業「道德標杆」的老牛，自然碎得只剩下一堆玻璃渣子。他的流淚，他的悲情，在人們眼中都成了演戲，高調的「裸捐」幾近欺世盜名。他隨後幾次三番對外的「慈善」姿態，依然不能挽回他曾最在意的美譽。即使公司完蛋，我們也要毫不猶豫地履行承諾，把細節做到位，哪怕犧牲自我也要營造出一個乾乾淨淨的乳製品市場，堅持我們一貫的「始終將消費者的安全與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立場。我們寧可轟轟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瑣瑣地活著。如果因為負大責任而死掉，死而無憾！至少，負責任地死了比不負責任地死了光榮得多。這就是我們的「終極思考」。最後，我在這裡鄭重宣布：如果這件事情處理得不好，我這個董事長將引咎辭職！點評：五個「死」字擲地有聲，顯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毅然決然。最後以「如果這件事情處理得不好，我這個董事長將引咎辭職！」爽快作結，完成了一個滄海橫流中企業英雄的完美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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