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閣城的謎語

　　第一次踏進拉斯韋加斯的賭場是1988年，親戚們是把賭城一游作為一道美國文化盛餐來款待我的。我們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著「發財團」的大字，車上座無虛席，大部分賭客是來自台灣又在美國定居的中國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國走親戚的大陸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滿，因為不少旅客帶了成打的軟飲料，可樂、雪碧之類。賭城的飲料比其他城市要貴，因此他們寧可勞其筋骨隨身攜帶，能節省一聽是一聽，八分、一毛的財富也是財富。即便賭博，他們照樣勤勞謹慎，一看就是中國人中的規矩人，中華民族的美德差不多就寫在他們的氣質和容貌上。入住的米高梅大酒店，目光窮盡處，望不斷的賭檯、賭局，眼睛和耳朵根本盛不下那麼多聲和光。女招待的著裝比當地法律還開明，讓人看到贏錢的下一步可以通向哪裡。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堂而皇之的賭窟。回程的車上，絕大多數人比原先窮了幾百或幾千，3天前的陌生旅伴因為共同吃了賭場的虧而親密起來。相互熱議的都是如何與贏局擦了個邊，似乎每個人都得到過財神爺剎那的眷顧，但由於種種的小意外又與財富失之交臂。幾乎沒人怪罪賭場不公正的設置，在輸的定局裡看到贏的幻影就夠了。

　　在賭場里逛了3天，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賭場里的中國人從比例上要比美國人多，社會層次要比美國人高。美國賭客中很大一部分從氣質上看都是離犯罪不太遠的人，明顯地帶有一種自我憎惡但更憎惡社會的眼神，而中國賭客基本上個個是良民。

　　幾年後，我結交了一個朋友，她向我訴苦說，一個從北京來的老教授跟她借了不小的一筆錢，理由是國內老家發洪災，急需修房子和治病的錢。他還要我的朋友保密，絕不告訴他的女兒，因為女兒剛畢業，工作婚姻都還沒著落，做父親的不忍給女兒增加壓力。錢借出了，就此一去不回。我的朋友唯一可寬心的是，這位老先生是北京名校的教授，知書達理，從哪方面看都是正人君子，遲早會還錢。兩三年後，老先生的女兒告誡她，假如自己的父親背地向她借錢，千萬借不得，因為老教授染上了賭癮，背著她向她周圍的人都借過錢。一旦錢到他手裡，他就乘上華人「發財團」的大巴跑去拉斯韋加斯，帶上預先做好的9份三明治——夠3天的伙食，至於睡眠，乾脆就戒了，連軸轉地坐在老虎機前，跟機器熬，直到輸光最後一個角子。在一次聚會上，我也見到了這位老教授，典型的白面書生，想到他仔仔細細做出9份三明治，克己自律地奔向賭場，輸掉幾萬美元，實在難以置信。賭場和他，誰是更大的謎？

　　於是我寫了第一部有關賭徒的故事——《拉斯韋加斯的謎語》。那是十幾年前，我初次對人性中的賭性產生感觸，開始探索。

　　後來，我無意中接觸到北美華人的移民史，其中寫到早期的美國華工賭博的故事。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沿海地帶的華人遠渡重洋，參加美國西部開發，淘金、修築大鐵路、填沼澤造田，初衷是要用這些工程的所獲給家族脫貧，為父母蓋上一座房，為自己娶上一房媳婦，再生一群兒女，卻在回鄉的輪船底艙賭場里輸得一無所有，到達家鄉碼頭的時候，甚至比離開時還窮。很多人因為沒錢娶許定的媳婦，沒臉見鄉里父老，便直接乘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簽一單5年或10年的苦役契約，忍受種族迫害和歧視，為別人的家國富強繼續出生入死。其中有些人，居然又在回鄉的船上屈服於賭癮，又一次淪落得不名一文……

　　讀到這些段落，我想，這些悲劇都慘得引人發笑了，這些人是怎麼了？

　　前年，我偶然又聽到了另外幾個賭徒的故事，相較於老教授和華工的故事，它顯得更加壯烈、血腥，甚至魔幻。故事中的賭徒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成功的企業家，都是歷經艱辛並靠自己的智慧獲得財富的人。他們來到一海之隔的澳門（媽閣），一夜輸贏往往幾百萬、上千萬，有的人進賭場時是億萬富翁，出賭場時卻欠了一屁股債，被黑白兩道的追債人全世界索命。也有決心改過自新的，甚至還有斷指起誓的——你不能懷疑他們的沉痛和真誠了吧？但最終還是輸給了賭場，也可以說他們是輸給了讓賭場奪走魂魄的自己。

　　我覺得我看到了一個更好的關於賭博的故事。接下來的兩年，我一有時間就去澳門賭場，學賭博，體驗賭博心理，採訪賭客和賭場經紀人，終於得到足夠的細節來豐滿故事和人物。

　　我原先以為，人之所以成為賭徒是因為窮，窮紅了眼什麼都不怕，什麼都敢賭，因為沒什麼可輸的。但我最近聽到的故事中的人都是闊人，都是掌握了致富規律，具有一定致富經驗的人。這樣的人竟會捨棄必然，隨偶然去擺布，放棄規律和科學的可重複性，聽信無序和所謂的天命，實在是令人失望。這些故事再一次引起我的懷疑：賭性是不是我們的先天弱點？我們是不是被動慣了，被世世代代的統治者擺弄慣了，不做主慣了，理性和規律總是讓王者權貴顛覆，那就不如把自己交給未知和僥倖，以被動制被動，反而有了點主動——這種宿命觀是不是積澱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裡？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對財富的渴望是那麼熱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連年戰亂饑荒，天災人禍。不說遠的，就說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戰爭、災荒、政治動亂留給中國人多少的空暇來創造和積累財富？基本上是剛掩埋好同伴的屍體，擦乾淨自己的血跡，就要迎接下一場災難了。因為我們最缺致富的機會和時間，所以在致富時就難免帶有緊迫感、危機感，也難免短視，急功近利。似乎我們冥冥中感到限期要到了，政策要改了，不抓緊時機，時機就過去了。因而，富要暴富，財要橫財，在一切沒來得及改變之前，撈一把是一把，撈了還來得及跑，來得及躲。而一切財富得來之快，快不過賭檯，儘管那些大款闊佬已經有了生財之道，已經致富成功，但他們戰勝不了幾千年的遺傳密碼，那就是災民意識，是貧窮給我們留下的心靈恥辱和創傷。中國人擺脫內憂外患才多久？不到一個世紀。我們佔據足夠的居住面積、吃飽穿暖才多久？還有多少中國人仍然缺乏吃、穿、住的體面和尊嚴？這些都繼續作用於我們的集體潛意識，繼續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對於貧窮、饑荒的憂患和恐懼。這種與生俱來的，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恐懼和憂患意識使我們的狩獵者和當家人——中國男人，永遠暗懷一個夢想，就是閃電般地獲得巨大財富。賭檯似乎成全了他們的夢想，提供了「三更窮五更富」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縮寫。一頭是贏，一頭是輸，與其把命運交給一個個陌生的主宰，不如把它交給未知的老天，老天暗中給你洗的牌未必更不公平。贏是生，輸是死，求生不得求死總可以，但凡是求，總有點抗爭的意味，好歹紙牌籌碼自己還過了一下手，往哪裡下注，下多少注，還是歸你選擇，總比一覺醒來的未知要讓人甘心一些。

　　（李中一摘自《文藝報》2014年5月9日，勾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