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會如何「漂白」自己

黑社會勢力發展到其高級形式之後，如果缺乏足夠的法律空間，勢必難以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們必須尋求法律上的空間隨著社會的變遷，為在各國政府的高壓政策下求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黑社會組織也在「與時俱進」，悄無聲息地進行著脫胎換骨的「改革」，不斷以新的面目示人。其中一個明顯趨向，就是黑社會組織日益邁向「公司化」，即藉助於公司的形式與架構積累能量、聚斂財富、偽裝自己、對抗偵查。「公司化」已成黑社會發展的國際趨勢日本警察廳於2008年7月中旬發表的《2007年版警察白皮書》顯示：過去以不動產、金融業等為主要籌資管道，近年則伸展到人才中介、警備和廢棄物處理等業界，多以一般企業為掩護來取得資金，以公司名義介入證券交易市場，使得警方偵查和取證越來越困難，已成為其它企業和經濟發展的隱憂。該白皮書指出，2006年檢舉的28417名暴力集團組員當中，因傳統的恐嚇勒索、走私販毒、賭博、詐騙等犯罪被逮捕的只佔3成，其它都是借屍還魂、買空賣空的公司、法人犯罪。在俄羅斯，近年來黑幫正逐漸擺脫動刀動槍的傳統模式，做起了港口貿易、銀行等買賣，並把精力更多的用於官商勾結和幕後交易。在義大利，傳統的黑手黨在繼續搞「地下經濟」老本行的同時，開始擴張到旅遊、餐飲、房地產等合法的經濟活動領域。一般都以成立合法公司為方式，暴力已經成為輔助工具。20世紀70、80年代以後，我國台灣地區開始採取「以企業養幫會」的模式。「四海幫」、竹聯幫」等均形成了一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財團組織，其經營事業範圍甚廣，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龐大的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內地，黑社會性質富翁的暴力發家史，往往起源於草莽階段的創業初期，此後隨著資本的積累與公司化的正規運作，逐漸漂白。同時，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免受黑惡勢力的威脅、排擠和破壞，或者為了搶佔先機，出奇制勝，輕鬆攫取高額利潤，某些正規企業也逐步偏離合法經營的正道，開始嘗試借用黑社會手段。他們有的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秘密聯合，有的乾脆組建自己的「打手」甚至「殺手」隊伍，從合法經營逐步向黑社會性質非法活動轉化。「公司化」黑社會性質組織經濟危害性更大許多年來，黑社會性質組織一直活躍於餐飲、酒店、歌舞、洗浴等娛樂服務場所，盤踞在「黃、賭、毒」等非法經營窩點，興風作浪於建築、運輸、商品批發等各類市場。黑社會性質犯罪已成為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突出問題。唐山市特大涉黑團伙楊樹寬經常開著裝甲車橫行霸道，先後敲詐財產8億多元，霸佔礦山數座。河北張寶義黑社會性質組織以暴力、威脅和其它手段，非法控制了石家莊至保定、廊坊、張家口、東勝、臨清等託運線路和石家莊勝利北街貨運中心、火車站行李房、向陽街運輸六場部分貨運業務。近幾年來，黑社會勢力開始大規模地進軍高端經濟領域。他們有的插手有色金屬、煤礦等資源開發和地產開發、高速公路、橋樑工程、城市建設等大型項目，有的涉足國企改制、國資拍賣、企業上市、股權轉讓、證券交易、金融保險等經濟活動。他們利用社會管理和市場經濟管理的種種漏洞，採取買通政府官員和以暴力威脅相結合這種雙重非法手段，與資金、技術力量雄厚的合法企業展開非法競爭，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危害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商結合，拓展生存空間黑社會勢力發展到其高級形式之後，如果缺乏足夠的法律空間，勢必難以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們必須尋求法律上的空間。當黑社會性質組織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之後，便具備經濟實力來實現其法律空間的擴展。為了尋求強大的「政治保護傘」，與政治權力合流，公器私用，往往不惜以重金腐蝕黨政高官，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把能夠提供巨大經濟利益的相關管理部門的官員，或能夠提供政治庇護的權力機關、執法機關的官員拉下水，甚至直接操縱某些官員的任免，編織「關係網」， 為其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庇護和幫助。少數的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縣市級政府內部，到政府內部選取「代理人」，參與安排地方人大與政協的領導人。在重慶打黑行動中，落網的「黑老大」中不少人都頭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光環。吉林省近年來破獲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梁旭東，與之有牽連的黨政幹部就有30多人。如今，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的重要特點是做些善事，漂白染紅，欺世盜名，從扶貧助殘等方面沽名釣譽。有的黑道人物已經扮成愛護廣大民眾的慈善家、維護社會正義的行道者等光彩角色。在媒體的渲染和包裝下，某些黑社會人物成了慈善家，黑惡勢力的光環就因此顯得更加耀眼和威嚴。例如浙江台州黑幫頭子張畏被捕前是台州市青聯委員，還跨省擔任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齊齊哈爾黑幫頭子張執文被捕前是齊齊哈爾市政協委員，還揚言「我要做齊齊哈爾市、黑龍江省乃至東北的大哥大，做人人敬仰的教父。」西安邱忠保身上的「光環」有：中科聯理事、中科聯經濟發展研究員、陝西工商聯常委、陝西工商聯直屬商會執行會長、陝西省光彩事業促進會副會長，等等。充分認識本質，加強治理力度黑社會性質犯罪的公司化發展絕對不是孤立的現象，絕對不是個別毒素的流淌，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僅用嚴厲打擊這一手，而社會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不能得到切實的落實，難免有「防不勝防」、「打不勝打」之患。現在我們強調「打黑除惡」要與剷除「保護傘」相結合，實際上就是要與開展反腐敗鬥爭相結合，可以說找准了問題的癥結，是我國社會大發展、大變革時期打擊犯罪的經驗總結。更進一步，要有效打擊公司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必須堅持反腐敗鬥爭與加強民主監督相結合，畢竟反黑風險之大、成本之高，確非孤立的個人所能擔當。只有普通群眾能夠輕鬆自如地行使民主監督權利，他們才能真正、普遍地從孤立無助的境遇中解放出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保護傘才能從源頭上剷除，打擊涉黑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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