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主講：在新時代用好「修己安人」這座傳統富礦

10月21日下午，文匯講堂第113－2期暨「優秀傳統文化接著講」第二講開講。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主講《「修己安人」在當下社會的創造性轉化》，復旦大學復旦學院院長吳曉明與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郁振華分別擔任對話及點評嘉賓。「修己安人」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礎之上展開，傳承優秀傳統，並和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相融合，使我們的國家民族更加強大，人文素質更加豐富。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教授

修己安人如何連接家國天下

先從兩段語錄來看看孔子對「修己安人」的闡釋。

孔子眼裡，修己是君子的第一步，安人是第二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論語·憲問》里記錄的是孔子與子路的對話，一位善問，一位善答，三問三答。子路問：怎樣才算是一個君子呢？孔子回答：修養自己，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子路說：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周圍的人都安心。子路又問：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不斷修養自己，使老百姓安樂。不斷修養自己，安定天下百姓，堯舜大概還沒有完全做到哩！這裡闡述了孔子的道德觀與政治思想。

《論語·公冶長》記載，有一次顏回與子路，文武兩位弟子站在孔子身邊，孔子道：何不各人說說自己的志向呢？子路說：願意把我的車馬衣服與朋友們共享，用壞了也沒關係。顏回說：願意不誇耀自己的好處，不表白自己的功勞。子路對孔子說：希望聽到您的志向。孔子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子之志，是使上一代的老人在精神與物質上都得到安頓，使平輩、同一代人信任自己，使下一代的青年人懷念自己。這樣的人，做到了孔子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奉人，使人安定，也是孔子推崇的理想。

孔子講學圖

桂希恩醫生和武漢犟媽的助人是當代的「安人」

這兩則對話，不僅讓我們體會到了孔子作為大教育家是如何啟誘後學、從生活中傳達德性生命的智慧，同時也讓讓人發問：當今社會，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修己安人」是否還有價值？

我也講兩個當代故事。

武漢大學醫學院有位傳染病學專家叫桂希恩，他也是貴地王元化先生的表親。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間，河南省上蔡縣發生了一種怪病，桂教授去調研後認為是艾滋病，因為輸血工具感染而得。他非常焦慮，而當地政府認為他敗壞當地名聲，要驅逐他，所以他像打游擊一樣，非常緊張地採集了一些樣本後向國家衛生部報告疫情，中央非常重視。由於當時醫院無法對艾滋病進行有效的治療和防護，他只好把艾滋病人接到自己的家裡，夫婦兩人睡地鋪，四五個艾滋病人睡在床上，也只好違規在家裡給病人抽血。溫總理幾次到桂家看望桂教授，曾向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推薦說這是我的朋友桂希恩教授。桂教授自小接受仁義禮智信的教育，他做到使艾滋病病人心「安」。

武漢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專家桂希恩教授

武漢市有個小小的食品廠，企業主是位中年婦女易勤，當時響應政府號召，她收納了兩個智障青年作為員工，她像媽媽一樣善待他們。2005年時，十幾位智障人聞訊都趕來求職。為了安頓這些智障人，食品廠經濟幾近崩潰，她出售了自己的兩套房產，獲得80多萬元，堅持把廠辦下去，一家三口則擠住在10來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這些智障員工和她一起成長，非常有尊嚴，廠也辦得有聲有色，她被譽為「武漢犟媽」，得到了省市政府的表揚。她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是有一顆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她使得智障者心「安」。

《大學》三綱含有修己的「內聖」和安人的「外王」

修己就是修身，《大學》里曾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僅1700字，孫中山先生曾讚譽：「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大學》講的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是以修身為樞紐，向外推，修齊治平，向內做功夫，格致誠正。八條目要往上走，有三綱領，「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者有遞進關係。明明德就是修己，親民就是安人，至善是追求盡善盡美。

有人講我們怎麼推呢？修身好就能夠齊家嗎？齊家好就能夠治國嗎？治國好就能夠平天下嗎？用形式邏輯肯定推不下來，家庭和諧和公共事務的好壞沒有一個必然的邏輯關係。但修齊治平包含了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存體驗。比如為何中外都重視家呢？因為它是我們每個人最早的學校，也是終身的學校。

儒家強調為己之學，修身為本是內聖之學，澄明「天命之謂性」的明德；心憂天下、視民如傷則是外王之學，由明明德的執政者實現人間正義的「親民」。而「內聖外王」最早是《莊子·天下》提出，它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流。因此，《大學》德化八目，完全可以和當代法治社會的要求相結合。現代法治的順利實施要有倫理共識作為基礎，而倫理共識則離不開倫理傳統。

《大學》

修己是對為官者、管理者的要求，不能用於治人。「親民」在程子、朱子看來，還有除舊布新之意，因此，為官者不僅要將百姓生命放在第一位，還要用禮樂教化百姓。朱熹曾在南康（廬山一帶）擔任知軍，治理星子縣的大旱災有功，又被派去浙江中部治水災。而「三百年事功第一人」的王陽明每到一處恢復社學，招攬本地青年，大興講學之風。即使帶兵打仗之餘，也講學不輟，出現了觀者如堵的盛況，他講「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後學裡有很多鹽工、販夫、走卒。

私德和公德的有效轉化

修己安人這組關係，讓我們很自然聯想到近代對私德和公德的討論，私德好能否推到公德好？公德是否需要私德做基礎？

蔡元培1910年代親自撰寫國民修養書，提倡「孝親即美德」

蔡元培先生1912年受邀任國民政府首任教育總長，那年他把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9月，46歲的他辭職攜家眷去德法留學四年。在萊比錫大學期間，他撰寫了《中學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至1921年間共印行了十六版，他還為在法華工寫了《華工學校教材講義》，這兩本書在民國期間影響甚大，復旦的張汝倫教授把這兩本書合編為《國民修養二種》。

蔡元培這樣中西兼通的大家的用心值得我們重視，他創造性地轉化本土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家道德的資源，以此服務於近代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服務於公民的公德教育。蔡元培首先講孝親是美德，為何如此重要呢？「百善孝為先」。一個人能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也可能會把無私的愛推己及人，推到鄰居和陌生人中去，在這種美德的浸潤養育之下，有利於形成君子人格，並以這種健康的心理、性情、人格、品質，來增加他的公德、正義，使他能服務於公共事務，進而忠於社會、為國家赴湯蹈火，所謂「國之良民即家之孝子」。

蔡元培先生撰《中學修身教科書》

所以，禮文化涵蓋一切的儒家一方面嚴格門內門外之治，區別公私、義利，另一方面，又從道德上強調私德的養成可以助建公德。親情、孝道、健康的家庭生活，這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絕如縷地成長起來的基礎，也是今天我們文明社會的國民健康成長的起點與源動力。

梁啟超改變觀點：鑄造國民公德，養成私德是第一要務

在理論上，蔡元培超越了日本人福澤諭吉與早期梁啟超的公私德對立論。福澤於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中，把道德分為「私德」和「公德」，內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肅叫做私德，和外界接觸的社交行為，像廉恥、公平、正直、勇敢，叫做公德，按照福澤的定義，儒家並不缺乏公德的資源。梁啟超早期受福澤和邊沁的影響，於1902年發表《論公德》一文，他批評中國傳統強調獨善其身的私德，缺乏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但1904年他又撰文《論私德》，他說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就在於推，所以，從事於鑄造國民的公德，培養私德是第一要務。此說不僅完全拋棄了公私德對立，還深刻地認識到儒家道德近代轉化的真正價值和作用。

現代社會不僅要強調個體的權利，還要重視責任和德行，儒家資源中不缺乏當下公德所需要的內涵。比如，南宋以後，在中國和東亞社會流傳甚廣的朱熹的《家訓》：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都屬於今天公共領域的道德範疇。

朱熹家訓

儒家與社群主義的對話：「成德之教」與公共善

以麥金太爾和查爾斯·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社群主義認為一個好人有足夠的潛力成為一個好公民，後者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公共的德行，因此非常重視公共精神的培育，並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支持、維護、達成社群的公共善，公民的自由也由此得到真正的保障。從這個角度，儒學確實可以和社群主義來對話、溝通。

儒家在人己的關係上，強調自立自律、自強不息、人格尊嚴、道德價值；人和社會的關係上，關心弱勢群體、關心公共事業、有批評精神、盡責公共事務；人與國家的關係上，理念上認同、言行上忠誠廉潔；人和生態環境的關係上，尊重生命、仁民愛物、天地萬物一體。因此，儒家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可以調動，為新時代的人與天地人物我的健康關係服務。這方面，注重「成德之教」的儒學強調知行合一，內在的良知的養成，與社群主義的達成公共善有相通點。

由上不同學者、不同理論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修己對應的私德，是可以轉化為具有安人性質的公德，而好的公德氛圍中，私德也可以更健康地良性發展。

從五倫到六倫的重建

剖析了修己安人、私德公德兩組關係的推展和現代轉化後，我們將目光轉向傳統的五倫範疇，連接著上述兩種內外範疇的關係。賀麟先生1940年發文《五倫觀念的新檢討》，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觀念雖是幾千年來支配中國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傳統觀念之一，也是禮教的核心，但「要檢討這舊的傳統觀念，去發現最新的近代精神。」

父子關係的當代挑戰：日本社會學家倡議「一碗湯距離」

父子關係，包含父慈子孝，是無法選擇的「天倫」：父母有責任與義務養育子女，子女有責任與義務贍養父母。孝道反映的不僅是自然生命的延續，也是文化生命的延續，不僅是社會倫理的秩序，也是內在的道德價值。

復旦大學復旦學院院長吳曉明（右）對話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左）

今天父母子女的倫常關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房產在內的經濟利益的糾紛在裂解著親情，知識家庭中年輕一代又如何處理與父母的平等關係？尤其突出的是高齡化社會的養老矛盾。新加坡政府的安居工程值得學習，他們對一個樓盤住兩代人給予優厚，日本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碗湯距離」的理論，做子女的把湯端到父母家，湯還是熱的，兩代人住兩套房，既有分又有合，還激活了「孝道」這個儒家資源。現代社會，提倡以子女為主，子女、社會和政府共同贍養老人，解決「病不起」、「死不起」的問題，既體現社會治理能力，也是倡導全社會奉行「孝養父母」的文化，保留家庭倫理的核心。

離婚率過高的年代尤當提倡夫婦倫理的「尊重和忠誠」

夫婦倫理在大家庭解體、核心家庭普遍化的時代尤為重要。婦女在家庭社會的地位今非昔比，但是夫妻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敬愛與忠誠仍然必要。夫妻關係相對穩定是子女培養教育的良好前提。有的社會學家過於誇大離婚率。沒有一定的離婚率，社會不文明，而過高的離婚率，會特別不利於孩子的身心健康，導致社會問題。除此外，當前突出的矛盾是，上億離土赴城的農民工夫婦的身心健康以及其家庭的整全性問題。

兄弟這一倫的倫常關係在一胎化的時代很難實現。我自己在多子女家庭長大，父母關注我們的生活，兄長把我們帶大，主要是通過哥哥、姐姐來學習家庭內部的體諒、尊重、關愛、謙讓，這是學習社會的第一步。

朋友這一倫，先儒有豐富的交友之道，與何人交，怎樣交，經典、蒙學書中均有論述，如《論語·學而》中，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師生關係可以寬泛地納入這個體系。

君臣這一倫，可轉為現代國家與官員、國民的關係，健康的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提倡敬業樂群、忠誠愛護，體現現代的管理秩序，在傳統道德上可借取規範性的「禮」與道德判斷的「智」等兩個德目。

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郁振華擔任點評嘉賓

群己關係中包含與陌生人關係，當以「忠恕之道」應對

除了五倫，群與己的關係，網路時代和陌生人的關係，如何納入到今天的倫理中？這是新時代必須面對的挑戰。

《大學》云：「與國人交，止於信。」國人就是城邦的人，國人比朋友的關係範圍大，包含有陌生人。哲學家張岱年曾評價，這是《大學》的新觀點。他晚年認為應建立一種陌生人之間的倫理，即第六倫。台灣經濟起飛之父李國鼎先生等，在1981年提出「群己」之倫，思想家韋政通提出了補充。

公共道德在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群己一倫，可以應對個人與社會、國家、人群之間或陌生人之間的交往，乃至擴展到人類與天地、山河、動植物的關係，處理好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這一倫的「理」不僅是「群己權界」，而且更應是「忠恕之道」。在個人與社會、國家、大群的交往上，我們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盡己之心，講求奉獻；在個人與陌生人、與他者的交往上，在不同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對話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我們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之心，將心比心，寬容厚道。

因此，新六倫可改造轉化為新的禮治秩序，進而發展文明間、宗教間、民族間、國家間的交往倫理，乃至生態倫理。可描述為：父子有仁親、夫妻有愛敬、兄弟有情義、朋友有誠信、同事有禮智、群己有忠恕。

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新六倫的重建，其實是創造性地轉化了傳統的修己安人、私德公德的資源，那麼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如何去掌握這種途徑呢？培養平民化人格，既是一種途徑，也是一個目標。眾所周知，西方的道德是通過宗教傳達給社會民眾的，而中國的道德是通過人文的教化滲透到民間的，所以中國人的教育無所不在，家庭家教、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我們小時候站在茶館裡看皮影戲、聽說書，忠孝節義的觀念就自然地接受了。戲文、蒙學、家訓、家教、韻文詩、對聯，都是道德教化的工具。

《禮記》十六字規定人文教育功能：育人和美俗

《禮記·學記》僅一千多字的文章，它把教育的社會功能概括為十六個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教育第一是培養國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風美俗、道德風尚與人文環境。這兩者相互聯繫又交叉整合。

《禮記》

儒家教化的功能一為美政，二為美俗，手段上並非道德說教，而是春風化雨。

以傳統的六藝培養君子為例。儒家教育寓於禮樂射御書數等技藝之中，現在日本的各個大學裡都有射箭館。「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孔子說，君子有所爭，就如比賽射箭那樣吧，相互作揖，然後登堂，射箭之後下堂，互相作揖、飲酒。談到鄉飲酒禮，《論語·鄉黨》：「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行鄉飲酒禮尊老敬賢，散場離開時要等老年人先出去，中青年再出去。因此，鄉射訓練，既陶冶情操也形成公共活動中的行為規範。

儒家詩教、禮教、理學相當於藝術、宗教、哲學

除技藝外，通過理解經典、實踐經典來培養君子，故有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春秋教的說法。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通過禮樂教化與養心修身，君子體現了中道之美。在社會管理中，禮、樂、政、刑互相補充。賀麟先生認為，儒家詩教、禮教、理學中的基本概念可以從藝術、宗教、哲學三方面加以發揮。以學習六藝（主要是禮樂）去修養自己，自覺又自願，又是生活實踐方式，豐富君子自身，又通過君子的行為影響公共事務與民間風俗。

當前建設法治社會，儒學思想資源中官員、教師、高級管理人才的心性修養與人格培養和普通國民的倫理底線與道德素養，都有豐富的論述，有助構建新的倫理體系。

馮契：人人可使自己的精神狀態處於「常惺惺」狀態

馮契先生講，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途徑，「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來培養。他肯定孟子的「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孟子·離婁下》）的方法，認為這符合實踐和教育結合起來培養人，提高人的價值的過程。馮契先生指出，智育、美育、德育要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專門講理想、信念和德性，強調教育、培養、訓練，使理智、意志和情感結合起來。他在《理想人格的培養》專章中，多處引用《論語》、《孟子》、宋儒與王夫之的論述。

中國現當代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馮契

他說：「加強修養，使自己的精神處於一種明覺的『常惺惺』狀態，這就是過去人所講的涵養。對情慾有所節制，有錯誤及時作自我批評，使心靈解脫束縛，始終能自由思考。這樣使明覺的心態與專一的意志力在實踐中結合起來，就能逐漸使理想成為信念。」馮先生講的具有本體論意義的自由的個性是知、意、情統一，真、善、美統一的全面發展的人格，他說這種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人人都可以達到的。

賀麟：要培育儒工、儒農，白方禮老人蹬三輪車助學300人

賀麟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提倡，要培育「儒臣（政治家）」「儒醫」「儒工」「儒農」「儒商」和技術人員。簡單地說，凡有學問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即是儒者，就是品學兼優的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強國的建設中，須有多數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而品學兼優之士，參入社會經濟的建設，也可提升這一行的道德水準和知識水平。

中國著名的哲學家賀麟

天津市退休工人白方禮，自己的4個孩子中3個已經培育讀大學。當他回到河北老家時發現還有失學的孩子，當即把身上積累的5000元捐贈給鄉親。這一年是1987年。74歲的他決定通過蹬三輪車來幫助家鄉失學孩子讀書，於是他回到天津蹬三輪車，後來修自行車、三輪車直到近90歲體力不濟。當時沒有地方住，他在人家房子的旁邊用鐵皮、蘆席搭了一個3平方米小屋。他一生捐了35萬塊錢，接濟了300多位貧困的中學生。白方禮沒有讀過書，就是通過《蒙學》讀物，懂得一點仁義禮智信的道理，他實踐出來了。所以他過世6年後，被評上2011年感動中國特別獎，中央電視台對他的讚詞是「他就是聖賢。」聖賢則為儒的至善境界了。

春風化雨的民間儒學旨在養育心性，抵禦現代化過程中的壓力

今天通過媒體報道，我們看到不少社會的負面現象。需要我們檢討的是，不適當的個體張揚，過頭的權利主張乃至於一些唯利是圖的導向，低俗文化的泛濫，所以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面對壓力、緊張、競爭，更需要培養有操存涵養、有韌性、有承受力與心理健康的人。

現場聽眾濟濟一堂，共同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智慧

今天我們要用激活傳統的詩、書、禮、樂，借鑒優秀的外來文明綜合成新的禮樂來養育人性。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根本上還是要養育人的心性情才，當然它是開放式活潑潑的。所以，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一座座富礦，需要我們去創造性地轉化。

鄭州建業集團每建一個樓盤，在硬體上就建一個本源書院，計劃建100個書院。有很多志願者，也有很多專業人才，使得社區幾代人在這裡來修習傳統文化，聆聽國內外專家演講，特別是通過成年禮和開筆禮、一些節日來做活動。我去鄭州本源書院調研，深感儒學教育在民間有生命力，這需要我們努力去實踐如何在鄉村儒學、社區儒學上用春風化雨的方式培養平民的自由人格。

講堂賓主與提問獲獎聽眾合影

最後返歸主題，儒家所講的修己和安人，門內和門外，齊家和治國，都反映了今天所謂公私領域的區別，不過儒家的公私領域及其道德是有某種連續性的。借用傳統的體用概念來說，培養理想人格、修己還是本體，新六倫的重建或許可以看作在當代的明體達用的創造性轉化，而努力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則是良好的修己推向可能的安人的一種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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