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崇禎帝

孤獨的崇禎帝

　　崇禎帝自即位之日起，試圖一改多年積弊。最初兩年里，厘革、規劃、擢拔，確有成效。他勉勵各地督撫「提起精神，殫靖忠畫」；恢復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誡大臣擯棄門戶之見，化異為同。他決心要改變大臣們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個官僚機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圍繞自己的旨意拚命地運轉。為此，他總是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崇禎帝習慣於早起，他要思考幾個問題，以便早朝時考一考他的大臣們。他經常利用召見群臣，或給不測之恩，或施不測之威。一次，他讀了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點頭稱是，馬上傳令召見。但大學士劉鴻訓認為此疏「有交際」、「有納賄」兩事不實。崇禎帝則言：「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尚書。」但他還是要韓一良將「納賄」之事解釋清楚。韓含含糊糊，只是回答聽說而已。這下，崇禎帝可火了，罵道：「豈有紙上說一說，就給個都御史？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壞，本當拿問，念系言官，姑饒這遭。」崇禎帝對這一手挺得意，這既是對不負責的奏對的一個警告，卻又表示皇恩浩蕩，不加深責，讓大臣更實心為自己辦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禎帝往往自己親自批閱奏章。崇禎九年（1636）二月，武舉陳啟新上疏，言當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資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並提出了停止科目，薦舉孝廉，蠲免災傷錢糧，專拜大將等建議。當時內閣不敢接納此疏，於是他攜疏在正陽門前連跪三日。後來內臣發現，將此疏轉呈崇禎帝。崇禎帝讀罷，認為陳啟新的奏疏雖然不合進呈慣例，但他指出了時弊，還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職。陳啟新被升為吏科給事中。崇禎帝對於那些紙面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價值的奏疏則非常反感。曾應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總是喜歡從一至數十的羅列，分不出輕重。崇禎帝特地召見，專意詰責。崇禎帝每天不知批閱多少奏疏，碰上這種空洞無物的奏疏也真夠他受的。其實，別說奏章，即使是閣臣的擬旨也是難以對付的。崇禎帝遇事自有主張，閣臣們的票擬如果與之相違，那他還要通讀原疏。崇禎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張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話，崇禎帝即令張作楫回話，這是指誰？張作楫本來是誇大其詞，沒料到皇上如此精細，於是只好參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還涉及到兵部尚書楊嗣昌。見到此疏，崇禎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筆塗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個大「×」。張作楫被革職。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痛恨時艱疏》，勸崇禎帝不要徒倚風雷，不要輕率改作，應當「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心」。崇禎帝大怒，命閣臣擬嚴旨治罪，但每次擬旨都不合意，改擬達四次之多。崇禎十年（1637），吏部尚書鄭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獄，盧象升等十餘疏言冤，內閣先後擬旨「回話」、「為民」、「提問」，三改，崇禎帝都不滿意。於是親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內閣再擬旨，當晚即下。同年六月，內閣票擬議罷首輔溫體仁，擬旨中有「人夫、祿米」等項，但崇禎帝將這些抹去，只批了三個字：「放他去。」

　　儘管案牘堆積如山，但例行的經筵與日講仍照常舉行。經筵是皇帝繁忙政務之外，學習「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鑒》等典籍的重要機會。崇禎元年（1628）二月首次開經筵；崇禎七年（1634），日講官由六人增為七人。每次經筵，崇禎帝顯得和藹可親，先是恭聽，講後則常向講官提出許多問題。有的講官進講頗合皇帝口味，則常會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深得皇帝喜歡。崇禎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閣臣之時，崇禎帝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結果文震孟雖然未至，仍被特擢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帝日益把日講與經筵變成召對了。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經筵剛完，即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與考選哪種方法最適合選拔人材？諸臣唯唯諾諾。黃景昉進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含冤下獄。十六日，正逢日講，崇禎帝面諭黃景昉，鄭三俊即使清白，也辦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後，崇禎帝先是嚴厲斥責了一番鄭三俊「欺罔委卸」，接著說：「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其實，崇禎帝也知道此案錯了，只是為了顯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獄為回家聽擬。崇禎帝重視經筵、日講，是因為他寄希望於能從先聖與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國之策。

　　每逢殿試之際，崇禎帝更是十分認真。崇禎十三年（1640）二月會試，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為考試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鄒式金、楊瓊。到三月廷試時，崇禎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禎帝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並陳說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況。崇禎帝認為可用，即拔為第一名。而鄒式金被抑為二甲，楊瓊被抑為三甲。薛國觀因此失去了崇禎帝的恩寵，六月份就被罷職。

　　處於非常之世的崇禎帝，處理具體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規，違背封建禮教。崇禎十一年（1638），農民起義的烽火正旺，崇禎帝所倚重的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雖均有家喪，但也予「奪情」起用。少詹事黃道周針對此事連上三疏，指責此三人不守喪、不忠不孝，並詰問皇上為何用這種人？崇禎帝責問黃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黃言正辭嚴，毫不讓步。崇禎帝一氣之下，將迂腐的黃道周連貶六級，發配江西。崇禎十六年（1643），給事中郝昌、御史蔣拱宸疏劾吏部文選郎吳昌時貪贓枉法，勾結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內閣機密，崇禎帝對於外臣結納內臣之事尤為忌恨，於是召文武百官，親自審訊，並用刑打斷吳的大腿，猶不解恨，將吳論死。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禎帝說：「吳昌時這廝，也三百年未有之人。」

　　即使皇親國戚，對於崇禎帝的所作所為同樣是意見紛紛。為了籌餉，崇禎十二年（1639），崇禎帝開始向皇親籌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國瑞，數目是四十萬兩。但李國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毀房屋，把器皿什物擺在大路上變賣，以示自己一無所有。許多國戚也為他說情。崇禎帝並不罷休，立即逮李國瑞入獄，李驚嚇而死。正當此時，崇禎帝最寵愛的五皇子慈煥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極。崇禎帝令戚貴們助餉之事隨之化為泡影。

　　崇禎帝心中的疙瘩幾乎無人能解。內宮嬪妃自然不少，但難以令他心悅。他不喜歡周皇后，比較喜歡的只有田妃與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僅姿色過人，而且琴棋書畫樣樣通，連騎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長大的，入宮後把江南的一些生活習俗也帶過來了，崇禎帝頗覺新鮮。於是，他的衣鞋之類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與周皇后爭風吃醋，被崇禎帝違心地罰入啟祥宮省愆，三個月不召幸。崇禎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兩年後亡故。崇禎帝悲痛欲絕，隆重葬之。愛子與愛妃的相繼逝去，崇禎帝所受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漸憔悴，脾氣愈益暴烈，動輒呵斥，踢打宮女。宮廷生活的風波，對時局的感傷，使崇禎帝的內心更感孤寂。他本是個極敏感的人，極度的空虛、憤懣乃至絕望朝他猛烈地襲來之時，有時竟不由得淚水縱橫。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過風調雨順的時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乾旱，就是蝗災，且疾疫流行。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時齋居在文華殿或永壽宮，撤樂減膳，崇禎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閏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詔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廟，希望祖宗保佑。有時，他只有把這種孤獨與絕望之情轉為對母親的思念。崇禎十二年（1639）他請人畫了他母親的遺像掛在奉先別殿，不時去瞻仰，本來他想藉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當此時，思緒更亂，更感凄楚。為了解除苦悶、尋找希望，他對天主教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西方著名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常被傳入宮內，講解天主教義。崇禎帝心嚮往之，下令將宮殿內所雕佛像盡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銷毀。他還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禎十三年（1640）慈煥之死，據說是得罪了九蓮華娘娘的原因。崇禎帝即改對天主的祈禱而為對佛祖的懺悔，深感無限的惆悵與理想幻滅的痛苦。一個外強中乾的勤政者正懷著諸般苦楚沿著孤僻的小徑走向他生命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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