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旅行」這件事

06-19

是什麼促使人們離家旅行？著名旅遊撰稿人Bruce Chatwin將這種遊盪主義稱為紮根於人類這個物種的」習慣性的衝動「。現代社會的大規模流動也證明了當今時代的繁榮並沒有使人類演變成安分的物種。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報告顯示：2011年，有近10億人旅過行，2億人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國之外。

無論是暫時還是永久，這種形式的大規模流動與網路、全球貿易以及社會政治發展一樣，是現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與許多難以解決的挑戰息息相關，如城市化、環境破環、資源稀缺以及移民問題——移民是沒有返程票的旅行。

《聖經》中的人類旅行源自一次驅逐。那些上帝選擇驅逐的人們同時也被指責"漫遊「——不僅僅是漫遊，同時也疑惑：為什麼我們被流放？我們的家在哪裡？我們和家鄉之間的分離可能結束嗎？冰島史詩《基亞美修》和《奧德賽》都與旅途中的生活相關。然而，這些作品中的角色對旅行的看法與現代人類並不相同。古時關於旅行的文學作品並不認為旅行的作用在於休閑和自我提升，而賦予旅行神秘的意義。而現在，人們更偏向於根據自己平淡無奇的經歷來定義旅行。不過文學作品仍將旅行描繪得十分宏偉，也仍然有很多人的旅行如史詩般危險而宏大。

對於幸運的人來說，旅行是習慣性的、以娛樂或個人發展為目的的活動。我們將旅行從寓言般的宏偉中剝離，變成日常事務——正在處於」行動「狀態的日常事務。旅行的動因不再是為了甲骨文、為了朝聖、為了上帝，它已經變成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不是現在這裡就好。

聖奧古斯汀相信：「上帝為他自己創造了人，因此人類的心將永遠躁動不安，直到它駐入上帝的心中。」我們總將躁動不安視為弊病，因此焦急地追溯它的詞源——「持續的躁動、對行動的渴望」——來說明我們對自身及自身環境之外的好奇心。但迷失方向並不是詛咒——對於我們身處何方、吃何種食物、使用何種語言本來就會使我們感到焦慮不安——焦慮本身就是人們尋找生命多種可能性的鑰匙。

Leif Parsons作品

旅行的範疇十分廣泛：它是致命的遠征，也是奢華的郵輪之旅；它沒有內在的道德特徵，也沒有必要結果；它可以珍貴，也可以一文不值；可以生產，也可以破壞；可以使人崇高，也可以自我滿足。旅行的回報可以僅僅是在過程中我們給予自己的。那什麼將意義深遠、碩果累累的旅行與旅遊區分開？什麼將旅行由自私的逃走主義轉化成尋覓？

George Steiner寫道：「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人類應學會作客。」我們通常關注這種「好客」的道德要求以及做一位慷慨寬容的主人的責任。然而，在旅途中時，我們開始尋求「好客」。這當中既體現了我們的脆弱，又要求具備一定的力量。正如同做一位好主人，做一位好客人需要確認自己的前提條件：你在哪裡？你是誰？這表明我們趨向於將旅行浪漫化，成為一種孤獨的追逐。實際上，我們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更深層次的需求應運而生。

旅行是對意義的尋覓——不僅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也在別人的生命中。真正的旅行所需要的謙卑正是它的相反極端——旅遊所缺少的。

現代的旅遊並不保證轉變，而僅僅是離開、歸來，沒有任何變化或挑戰。也許僅僅因為過程十分短暫，遊客十分享受；而關於旅遊的回憶，總是會比它本身來的更好。旅行是意料之外的、得以改變人生方向的，而旅遊是安全的、受控制的、事先決定的。我們休假不是為了發掘一個新世界，而只是為了從當下平淡的生活中獲得一絲喘息。

儘管扭曲並自我，旅遊中仍然有朝聖的痕迹。朝聖者們在旅行中尋找碑文、墳墓，去廢墟、空蕩的教堂、佔地、紀念碑等處。他們的媚俗建立在被清洗的歷史以及胸有成竹的保證上——保證所有過去的故事終將得到救贖，即使僅僅是遊客錯誤的到訪救贖了它們。沒有追尋、沒有挑戰，因為情感上的旅程已經被提前設計好——這世界小得可怕。

我們的星球沒有變化，但我們過分膨脹的自我卻使它劇烈地縮小。我們自以為了解我們的鄰里、城市、國家，可實際上我們對其他的個體了解甚少：不知道他們與我們的不同之處，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把棲息地當成家。

當指向不同的文化時，這種缺乏了解顯得尤為明顯。媒體對我們狂轟亂炸，發送大量遠方的圖片，使我們認為遠方的人們看上去不那麼陌生，並不是與我們毫無關聯，不那麼有威脅。不過這很明顯是幻象。我們夢想的旅行應該經得起不確定與不舒適。儘管旅行不是極限運動、不必然帶來痛苦和精疲力竭，我們仍需要允許自己顯得笨拙、不專業甚至有點孤單。對於旅行，也許我們永遠都不能與祖先持有相同的看法：世界是開放的、關聯的、世俗的、不神秘的，但我們將需要對旅行這項英雄事迹進行追溯：它是對交流和最終自我認知的追尋。

我們的漫遊以回歸自我為目的。這多麼矛盾：我們出發去冒險以更深刻地認識自己，我們旅行去超越自己的極限。旅行是我們的躁動不安尋找表達的出口，我們必須重新相信，旅行是一種尋覓。

Ilan Stavans是Amherst College的文學教授。Joshua Ellison是文學期刊Habitus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