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獲得36個博士, 大名傳天下, 至今無人望其項背, 晚年卻成人民「公敵」

1，史無前例的博士達人

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了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這就是後來影響歷史的「五四運動」。

而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適。

胡適作為近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學貫中西，自有大師風範。不論在國內還是海外，也無論是東亞儒家文化圈還是西方社會，胡適先生的影響力，近代以來無人望其項背。

據說，胡適還創造了一項國人無法打破的歷史記錄，他一生中曾獲得史無前例的36個博士學位，而且這些學校都是世界頂尖名校。

他的學識非常淵博，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卓爾不群的建樹。這樣的人，放在今天無論如何都是大神級的超級學霸。

2，少年顛沛流離

胡適，1891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川沙縣（今上海浦東新區川沙鎮），祖籍安微績溪縣。胡適兩歲就隨母親馮順弟去台灣找父親。

第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又隨母親返回大陸上海，到了上學的年紀轉到老家績溪上私塾。

四歲喪父，父親胡傳客死於廈門，23歲的母親獨自撫養胡適，幸而他還有同父異母的哥哥們一起照顧下。

在早期胡適的成長過程中，他總共也就跟父親相處了一年多，由於父親的角色缺失，他對父親的印象比較模糊，其影響也有限。

胡適一生受母親的影響很大，馮順弟一人身兼兩職，既做慈母，又做嚴父。

她對胡適的學習特別嚴格，當時一年學費是兩元錢，母親為了讓先生格外關照下胡適，第一年給了6元，以後陸續增加，一直到12元。

小時候的胡適，學習異常用功，這為他日後成為一代大學者奠定基礎。

1904年，母親做主與隔壁縣的千金小姐江冬秀訂婚。之後他就隨三哥去上海，進入當地新式學校學習，在這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極大地開闊了胡適的眼界。

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由於成績優異，他1910年考取第二期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

先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在這裡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著名哲學家、思想家約翰·杜威，胡適的學術一直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

杜威先生也算跟中國有緣，一是他教了很多有名的中國弟子，像學者胡適、教育家陶行知和北大歷史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另外就是他從1919年起在中國生活了兩年多，專門研究中國的五四運動。

3，中年成名，蜚聲海內外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任教於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

當時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精神，旗下匯聚了陳獨秀、梁啟超、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辜鴻銘、章太炎等一大批當世之大學者，成為北大一道亮麗的風景。

胡適開始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章，主要宣傳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他是第一個提出白話文、新詩的學者，成為那個時候一代青年們的偶像和導師。

這期間爆發五四運動，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這些直接或間接跟胡適有關係，他和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實後來胡適曾專門寫過文章反思五四運動，總的就是要學生們少談些不切實際的「主義」，多去研究解決問題的學說。

接下來的20年，胡適「不談政治」，專註於學術研究和大學教學。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

抗戰爆發後，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大使，開始了四年多在美國的外交官生涯。

當時國民政府選用胡適做大使也是有考慮的，胡適在歐美國家影響力很大，他可以向西方社會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以贏得國際上的輿論支持。

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

「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決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這裡有一件有趣的事，當年日本聽說胡適去美國做大使，嚇得不輕。

為什麼？胡適太能說會道了，影響力太大。

日本《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

當然，胡適去美國的一大使命就是遊說美國參戰，加入到二戰的行列中來。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影響力，為國家爭取到了大量援助。

胡適當大使的目標就是：美國必將參戰，這樣中國才能勝利。

4，晚年作為，空留遺憾

抗戰勝利後，1946年胡適回到國內，接替蔣夢麟任北大校長。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用電台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不為所動，笑著說了句：「他們會信任我嗎？」後來眾多學者和好友勸說，也沒能挽留住胡適。

他先去了美國，後來返回台灣，1957年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一直致力於《水經注》的研究。

晚年的胡適，可以說是孤寂而鬱悶的，他的處境十分尷尬，耐人尋味。

大陸批判他，台灣「圍剿」他，弄得這位自由主義大師左支右絀，倍受打擊。

其實早在建國初，北大就討論過「胡適思想問題」，俞平伯、朱光潛等眾多學者紛紛批判胡適，表示膺服馬列主義。這種小打小鬧並不能令高層滿意。毛澤東意欲在文藝界推行歷史唯物主義，而身為新文化運動楷模，信奉自由主義、懷疑主義的胡適，成了首當其衝的靶子。

可見，那場聲勢浩大的批胡運動絕非偶然。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 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對這麼多文字看完並全部作了批註，真的讓人感嘆。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直至逝世都未獲悉留在大陸的小兒子胡思杜，已於1957年自殺身亡的噩耗，在遺囑中還給這個同他分道揚鑣的兒子留了份遺產。

或以為被中共批得體無完膚的胡適，一定被國民黨奉若上賓，事實並非如此。

蔣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適，卻極少採納他的建議。

老蔣看中的只是胡適海內外的巨大聲望，才虛與委蛇，把他當作民主、自由的「花瓶」裝裝門面而已。 轟動一時的「雷震案」就又一次揭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

1962年2月24日，飽經憂患的胡適在中央研究會開酒會上心臟病猝發，忽然倒地不起。這位為中國科學民主吶喊、操勞一生的自由主義領袖，就這樣撒手人寰、與世長辭。

5，一生不盡的女人緣，生命中的那些女人們

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就奉母親之命與小腳女人江冬秀晚婚。

這樁婚姻是他13歲時，母親為他訂了婚。未婚妻是鄰縣旌德望族江家小腳千金江冬秀。胡適本來對這門婚事不感興趣，可是他對母親非常孝敬，不敢違背母命，就默認了。

胡適一生反對封建婚姻，但他卻沒有勇氣走出自己包辦婚姻的怪圈。

胡適的婚姻生活，其實是相當無趣的。一個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另一個是鄉下的傳統女人，他們之間有雲泥之別。就這樣兩個看似既不協調的人，卻結合到一起過了一輩子，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胡適是有名的「PPT」，意思是怕老婆，典型的氣管炎。

胡適終身沒有離婚，卻一生女人緣無數，真是風流成性，跟徐志摩可以說是難兄難弟了。

第一個情人是與胡適交往48年的紅顏知己韋蓮司，他們後來終身保持聯繫。

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胡適與康奈爾大學教授亨利·韋蓮司毗鄰而居。

韋蓮司是教授家的小女兒，她比胡適大六歲，他們一見如故，彼此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個新女性的理想典範。

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

韋蓮司也很喜歡文質彬彬、學識淵博的胡適，由此他們開始了個人交往。

只是最後他們未能走到一起，一是因為韋蓮司母親的反對，還有就是當時反對異國通婚。

1939年，胡適去當美國大使後，邂逅了他的初戀情人，為了表達對韋蓮司的思念，寫了幾首詩寄給她。其中有《臨江仙》雲: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嘩。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樹相遮。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終其一生，他們都過著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讓人唏噓不已。

胡適的第二個情人是表妹曹誠英，她是胡適三嫂的妹妹，當時曹誠英是作為伴娘曾經胡適的婚禮。

胡適對這位比自己小11歲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誠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輕學者胡適。曹誠英有過一次婚姻，無奈結婚三年仍無身孕，丈夫要納小妾，她憤然離婚。

此後，他們開始通信，曹誠英給胡適寫信，請求胡適指導她寫詩和修改詩作。一來二往，兩個人就熟了。

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個會議，休會期間順便到杭州遊玩，於是就去看望這個小表妹。這幾天，他們始終相伴，感情迅速升溫。

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在詩的最後一節寫道:

前天，伊卻未免太絢爛了！

我們只好在船篷陰處偷覷著，

不敢正眼看伊了。

後來，胡適有事又路過杭州，在西湖邊的煙霞洞和尚廟租了房住下。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

三個月後，曹誠英懷孕了。

胡適回到家，向江冬秀提離婚，老婆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胡適只得作罷。曹誠英也只能把他們倆的愛情結晶打掉，從此終身未嫁。

還有與胡適有曖昧關係的有學生徐芳，猶太人蘿德芘·洛維茨，一代才女陳衡哲以及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女士。

6，一位為自由民主而奔走的鬥士，蔣和毛對胡適的評價

胡適突發心臟病去世後，獲得哀榮。蔣介石前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然後蔣在胡適去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可見蔣介石對胡適，終究還是防著的，並沒有真正接受他。

建國後，胡適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批判，這其中有對時局的需要。

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縱觀胡適一生，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他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胡適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話：

「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與對待婚姻的態度相似，胡適為人寬厚、熱情、真誠，他不及魯迅尖刻，沒有徐志摩多情，更不如郭沫若勢利。

胡適的墓志銘這樣寫道：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胡適是一位荷戟獨彷徨的鬥士，你的音容已經遠去，但你的思想永遠長存。

後人評價：

唐德剛說：「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我國文字里什麼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形容詞所能概括得了的。有這種稟賦的人，他在人類群居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作用，恍如物理界帶有磁性物體所發生的磁場。它在社會上所發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視其在社會中影響力之高低；影響力愈高，則幅度愈大。」

1928年10月，英國著名翻譯家韋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導報》上發表文章道：「首先，他絕頂聰明，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同時，他天生異類，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歐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幾分鐘的交談，就會心服口服。說他的聰明絕不只是教育和後天的產物，而只能說是天生的稟賦。」

葉公超回憶胡適：「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諄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幾年大陸上在『清算胡適之』的時候，他收集了許多篇文章，拿出來給我看。他說想寫一篇總答覆。我勸他不必。我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梁實秋說：「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是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人、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體體然，其如有容。』」

陶希聖說：「我對胡先生有一個看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場合，一舉一動，恰好適應這個場合，無論是說話，或是談話，總有不失自己立場而又適應這個場合的一番意義。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學者。」

柳存仁在《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文中寫道：「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

魯迅卻說，他對胡適的印象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貼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當代學者耿雲志評定：胡適既有中國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具西方文化的紳士修養。

殷海光斷言：「胡適是個大鄉愿。」但他又抱怨道，無論有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期待借批胡適暴得大名，「來自左方的勢力，對於胡適思想，清算洗腦，必欲剷除盡凈而後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的記憶里勾銷」。

余英時說，作為被青年當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謂的胡適崇拜，並非由政治權威造成，而是象徵向權威挑戰的心理；因此，胡適成了唐德剛口中「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無論左右、兩岸、激進、保守，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終其一生，面對來自政治的不信任、壓力與封殺，到最後抑鬱而終，正是這股革命力量所賦予的原罪。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適出席「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演講中頌揚西方的科技文明，批評東方文明。徐復觀得悉後，立刻撰文大罵胡適「是一個作自讀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幾個月後，胡適去世，徐復觀又做公允的評論：「胡先生二十多歲，已負天下大名。爾後四十多年，始終維持他的清望於不墜。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身份，死於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說，他是這一時代中最幸運的書生。但是從某一方面說，他依然是一個悲劇性的書生。」他特別讚譽，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劉文典在《怎樣叫作中西學術之溝通》中稱讚：「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曹聚仁盛讚胡適的小說考證：「從胡適所研究的成就來說，整理國故和小說考證真是劃時代的。他將嚴格的考證方法應用到小說上，開闢了一條新路，這樣擴大了，也充實了我們的文學史。他考證了《紅樓夢》，把曹雪芹的真面目從舊紅學的迷霧中鑽出來，他的功績是不朽的。他是新紅學開路的人…我們看胡氏的考證文字，其中創見甚多；但他的功夫在於小心求證，真能嚴格的做到『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他在做《紅樓夢》考證的過程中，他自己已經改正了無數錯誤，而且承認將來發見新證據時，再來糾正其他的錯誤。他經過了七年的時期，考證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證實，這樣的精神與細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證學大師，可與其鄉先輩戴東原先後輝映的。」

余光中評價胡適的新詩成就：「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邵建說：「在我讀胡的感覺中，胡適的文字與其說『深刻』，毋寧更『高明』。」

沈從文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胡適去世後，有人挽道：「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後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梁寒操挽胡適：「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通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桑兵評價胡適：「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弟子唐德剛在《胡適雜憶》書中評價胡適：「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說：「…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朱學勤比較魯迅與胡適道：「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說，胡適是飯，魯迅是葯，意即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李慎之甚至斷言：「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從1958年起，《自由中國》社第一線的知識分子就對胡適很有意見。他們批評胡適行動力弱，不願做「帶頭大哥」，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卻不願出來組黨。很多人說胡適有懦弱的本質，在「雷震案」中就表露無遺了。

80年代初在美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兩岸學者彙集一堂。大陸的領隊胡繩與余英時談起胡適，胡繩笑著說：「我們對胡適，政治上是反對他的，但學術上是尊敬他的。」余回應道：「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認為胡適在學問上早就被人超過了，但政治上還沒有被人超過。」

羅素認為，胡適「願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殷海光批判胡適，質疑他的學術成就，質疑他好名，質疑他想當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但殷氏又說，總結數十年來中國國運起伏隆替，「中國人多容納並吸收胡適思想之時，正是中國比較和平、安定、進步、趨向開明之時」；反之，「胡適思想橫遭排斥與嫉視之時，也就是國運乖違，禍亂如麻，趨向固蔽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