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傳》與民主大陸

06-19

范泓《雷震傳》的重版，在大陸知識界引起不小的動靜。作者范泓，可以算是大陸學者中研究雷震第一人，2004年他寫了兩岸的第一本雷震傳記，9年後增訂完成新版。

雷震的啟示

在百年中國的歷史波瀾中，自由民主之理念，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時而被視為外邦強盛之本，國人慾施以拿來主義強本國；時而為反抗現實政治秩序之言論武器，鼓舞人心，以求群起之力摧枯拉朽；時而又被當做伐異的標籤，在動蕩的年代如十字架般壓彎人心；也有以利益考量反覆解構或重構的顛沛流離。

自由民主在雨打風吹中飄搖百年，始終有學者為其招魂，竭盡全力為其塑造豐碑。胡適說，台灣人應該為雷震造一個銅像。順此邏輯，大陸學者也將雷震當做民主憲政的一尊塑像。然而，前者是一個事實判斷，認為民主自由是必然趨勢；後者卻更多地帶有尋覓的意味，不僅是為雷震造像，也是為民主自由造像。因此，讀范泓的力作《雷震傳》，總不免會被作者開闊的現實關懷與入情的價值追尋所打動，在其紮實的考據與冷靜的敘述背後，仍然能感覺到其熱情。

「雷震在台灣是一個鮮有的政治人物，他和《自由中國》是台灣實現民主轉型漫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雷震的啟示應當是方向性的，當年他為正義而赴難，那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巨大勇氣，無愧於時間的消磨和考驗。」這是范泓對雷震的基本評價。

鑒於對民間社會的推崇與信任，大陸史學界在論及台灣轉型時，總會將彼時知識分子參與選舉、參與辦刊，賦予積極的意義，並為他們的一些個人行為解讀為推動轉型的力量。具體至雷震，他參與創辦《自由中國》，他以國民黨高官的身份，與體制分道揚鑣，脫黨自辦新黨，都被認為對台灣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范泓之所以作出那樣的評價，也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因果邏輯。

雷震最初有創辦這份雜誌的想法，是在1949年3月底，當時國民政府還有半壁江山。胡適仿照當年戴高樂創立的「自由法國」運動，命名為《自由中國》。雷震動用自己在政界軍界商界的人脈，籌款啟動。起初，雷震並不願意批評國民政府，反而勸阻殷海光為首的一批激烈異議者。編輯部內的異議者們，認為正是國民黨的腐敗、獨裁才使國家淪落到這地步。

逐漸地，雜誌的批評矛頭指向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且火力變猛，多次觸犯政治禁忌。1956年，雜誌以「祝壽專號」向蔣介石說了許多膽大的話。1960年，雷震與一幫在野人士共同反對蔣介石三任「總統」，他在雜誌上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號召建立反對党參加選舉。他說到做到，真的開始組黨。

雷震最終被捕，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籌備組建「中國民主黨」，他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10年徒刑。其實只要了解冷戰史就會知道，在一個正實行戒嚴的右翼威權政府統治下，雖然三權分立的框架保持不變，但非常時期會對政黨政治作出很大限制，從而使「總統」擁有更大的權力，使執政黨在國會中佔有更大的優勢。

為什麼要限制政黨，尤其是不讓成立對立情緒嚴重的反對黨？因為政府一旦開放結黨自由，受蘇東陣營援助的反對黨會如雨後春筍般出土，隨後製造社會動亂。政府必須要對社會組織進行強有力的控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是不發達，所需要的管控便越嚴格，因為只有高度發達的國家機器才可以臨危不懼、行之有效解決很多危機。這一切不是理論假設，而是遍布全世界的經驗。

台灣民主化之後，政府在歷史文化方面，有意識地有所作為，在構建歷史的和解方面，亦有不少大手筆。到2002年，雷震案得到平反，把「反動」的雷震重新解讀為「為了自由民主而奮鬥」的志士，這種詮釋，頗得人心。當然，順應人性、符合正義地審查歷史，是民主社會的政治正確。但彼時大陸讀者對雷震與《自由中國》所知甚少，范泓於2003年即著成《雷震傳》，不可不謂之填補了大陸讀者的認知空白，而其塑造的「為正義受難」的形象，也是深深打動了海峽對岸的人們：黑暗的孤島，孤立的個人對抗專制。經過多年的修訂，新出版的這本《雷震傳》，史料更加豐富，關於雷震之言行軌跡與心路歷程也更加清晰，而塑造一座人格紀念碑的衝動仍未減少。

台灣轉型與雷震關係不大

國民黨是一個注重維護自己合法性的政黨，因此，退居台灣實行威權統治，它並不敢丟棄自己的法統與政統。作為體制內高官的雷震，對這一點非常清晰，他創辦《自由中國》，最先發出的呼聲，並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憲政，要求國民黨維護原先的憲政。從憲政出發而維護民主自由的尊嚴，是雷震的基本政論思路。《自由中國》這份刊物，在其創建之初，也有與國民黨聯合反共的意圖。雷震的論政思路，並未違和國民黨的執政路徑。需要注意的是，雷震本身就是民主憲政的研究者，在國民政府的制憲會議上，他擔任秘書長，負責溝通各方意見，並參與起草憲法。也就是說，對國民黨所執行的憲法的效力，以及其所保護的關於當下政權與其發展的規束，雷震既是構建者也是維護者。

在台灣轉型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雷震案，有人將其當黑暗時代的邪惡顯影。但若是理性分析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以更大的地理視野來看這個小島，那麼，對雷震彼時的行為，可能會得出更加多元而立體的評價體系。雷震關心的是，國民黨如何結束訓政開始行憲，但國民黨政府卻四面楚歌，為維護自己政權的穩定性，它所走的是威權的道路，這對於雷震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退步。

雷震與台灣政治轉型之間，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台灣政治的變動，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或者說，二戰後的中國命運，是雅爾塔會議的產物。美英蘇三巨頭們劃分了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由此產生的世界格局決定了中國的道路，縱觀20世紀前80年歷史，只要美國或蘇聯向某個地區插手，不管這插手效果成敗，必將改變該地區國家的歷史發展走向。因此，決定上世紀前80年台灣政治走向的，不是胡適、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李敖，也不是《美麗島》雜誌的那些人，更不是用民謠抵抗權力的那些藝人們。

有力改變台灣現代史的因素，是朝鮮戰爭、是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是印度支那半島的戰火、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冷戰從緩和趨於結束。再往細處分析，有國民黨整個組織的性質和力量變化，若要論及能主導歷史變化的人物，則當仁不讓屬於羅斯福、杜魯門、斯大林等人，也就是掌控了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的人物。當冷戰局勢變得緩和時，作為橋頭堡的台灣，就順其自然解除戒嚴了。因此，就算有一百個雷震，都遠不及美蘇力量的此消彼長。

以范泓為代表的一批大陸新銳文史研究者們，都犯下了一個通病，這便是割裂了研究對象們所處的時代；他們同時把文人的文集、札記、書信、檔案、著作當成了最重要的歷史資料，過於看重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作用。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必須要對同時代的世界有一個通識性的認識，當台灣面對某種情況作出反應、採取措施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各地區的重要國家面對類似情況會怎麼做。這屬於國家政治的常識。

很顯然，即便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嚮往的理想國家英國和美國，在面臨遠不及國民政府所處的劣勢環境時，皆有大量違背「政治正確」的措施。如英國在一戰、二戰期間對國內的管治，對馬來西亞共產黨起義的鎮壓；美國的「史密斯法案」，二戰時對付西海岸日裔，聯邦調查局對左翼激進勢力的幾次逮捕高潮，「9·11」事件後的愛國者法案，等等。英美的這些措施，從當年到今日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不乏有人以「法西斯」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