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武：在學生時代， 我覺得死是一件特別恐怖的事

2018年01月30日 13:32:49 來源：鳳凰文化 作者：北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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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北野武Takeshi Kitano，日本著名導演、演員。1947年出生於日本東京。26歲成為漫才演員，以其無厘頭的辛辣和黑色幽默成為日本80年代喜劇熱潮的靈魂人物。之後更涉足廣播電視、電影和出版，佳作頻出。主要電影作品包括《花火》《壞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等。主要文字作品有《淺草小子》《毒舌北野武》《菊次郎與佐紀》等。音樂家坂本龍一曾說，「北野武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他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總統，只要我們的社會願意接受。」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北野武的小酒館》是北野武的隨筆集，小巷深處的小酒館內，最好的「下酒菜」非毒舌北野武的奇談妙論莫屬！時而是令人捧腹不已的靈機妙談，時而是令人瞠目結舌的率性直言，時而是令人撫掌長嘆的嚴肅正論……稀世奇才北野武從生死、教育、人際關係、規矩、電影五個方面，揭開現代社會種種病灶，喚醒大眾逆位思考。從書中選取的這一篇，正是北野武從初中時代開始的、對死的思考。

《北野武的小酒館》，北野武著，姜向明譯，新星出版社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怕死，說什麼也克服不了這種心態。

從高中到大學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思考「死」這個問題。那時的我，可說是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之中。

細微的聲響或什麼東西的影子都會令我這個膽小鬼嚇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獨自行走在墓地里。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個地方長出了一個小小的瘤，諸如此類的小事都會令我忐忑不安，擔心起自己會不會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這麼一命嗚呼了，那該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

初中的時候，棒球隊里有名隊友被一輛土方車軋死了。對我來說，那是第一次在現實中接觸到死亡。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京浜東北線發生了一場事故。事故造成了慘重的後果，傷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認識的人。

現實中的死亡，對我造成了超強的衝擊。

我這麼說並不代表我認為死是一件傷心事。

聽到別人說誰誰誰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頭只會浮現這樣一種想法：「噢，那個傢伙死掉啦。」不管誰死了，這個世界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日子一天天地過，今天和昨天沒多大區別，只是那個傢伙昨天還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隊的那名隊友也好，我認識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為止分明還是生龍活虎的兩個人，可今天無論到哪裡都找不到他們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無影無蹤了。僅此而已。

我深切地體會到：死是多麼掃興的一件事。

我明白過來，人死了只意味著不復存在。既沒有什麼天堂，也沒有什麼地獄。再就是，死人會非常簡單地消失於活人的記憶中。

話說回來，朋友死了，心裡肯定會覺得悲傷。但是說到底，心頭也只會浮起「哎，他死了啊」，這麼單純的一種想法。

就算再悲傷再悲傷，就算一連三天夜夜流淚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淚水也會幹掉的。不論你對逝去的故人有多懷念，活著的人都生活在一個與死者毫無關係的世界裡。面對如此肅殺的現實，我感覺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哎，他死了啊。」就這麼結束了嗎？

所以，我特別怕死。但是，我要怎麼做才能使自己免於一死呢？我還認識一個人，那天他本該在那輛發生事故的京浜東北線上的，但因什麼事耽擱了沒乘上，結果反倒撿了一條命。人的生死，誰也控制不了，只是命運的撥弄而已。正因為是命，所以沒人知道自己哪天會死。這樣的想法令我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要是我現在死了，肯定什麼也不會留下。世人很快都會忘記，有個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這個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會被隨後一滴又一滴的雨輕而易舉地抹去痕迹。

不是害怕被別人遺忘，而是害怕因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這麼輕易地被別人遺忘了。這樣就太可憐了。

我還什麼都沒做呢。人生的樂趣，我還什麼都沒享受過呢。雖然我打過棒球，但那不等於我打進了甲子園呀。學習也談不上很好，也不記得自己享受過什麼奢侈的生活。既沒有開著車子兜過風，更沒有開車搭訕過什麼女孩子。我不要就這麼死了，什麼都還沒做就這麼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覺。

人死後會變成什麼，有沒有天堂和地獄，使我感到煩惱的並不是這一類哲學性的問題。我只是害怕，還沒有體驗到生的快樂，還沒有留下任何能證明我沒有白活的記憶，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蹤影。

雖然我說生的快樂，但那並非僅指快樂的記憶。哪怕是殘酷的、痛苦的經歷，只要它能讓我品嘗到活著的滋味，就算是一種快樂。

因為有這種想法，所以當時的我憧憬著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員。

那時正是雅克·庫斯託名氣響噹噹的年代。當時我羨慕的是海洋科學家這類人，因為他們能乘上像「深海6000號」那樣的潛水艇，下潛到水壓高達幾百個大氣壓的黑暗海底，對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細菌進行考察研究。我嚮往的是那種和現實利益沒有半毛錢關係、純粹為了學問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的活法。因為我覺得如果能過這樣的生活，我就能切實地體會到我真的在這個世界上活過。

如此說來，當時我所害怕的，也許並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著。我害怕的是那種既沉悶又無聊的生活。

話雖這麼說，但當時的我其實並沒有想做什麼事啦，想成為怎樣的人啦，或者說想過怎樣的生活啦這類具體的理想。不過，正因為我沒有任何具體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懼了。難道我的一生要在連該做什麼好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隨波逐流、渾渾噩噩地度過嗎？

但是，人生充滿了諷刺。

為了克服對死的恐懼，我選擇了一條相當於自殺的道路。

此前，我已經談過許多關於我母親的事。儘管我無法用片言隻語來概括，但不管怎麼說她都是一個非常勤勞的女人，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藝術啦，哲學啦，文學啦，她完全不認可這類東西的價值。對她來說，愛好這類玩意兒就是在浪費人生。

現在回過頭去想想，她這種看法其實也是一種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種可稱之為哲學的思想。但是，因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這個家裡，所以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客觀地將母親的這種看法視作是一種思想。

我父親屬於典型的下町區里的手工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已經入了說漫才這一行，所以說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也不算短了。不過，我從小到大和父親之間有過什麼真正的交流嗎？我一次都想不起來。我只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帶我去江之島看過大海，但那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父親是個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現場、小酒館和家之間做三點一線的往返運動，就像敲圖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時是個膽小如鼠之輩，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後，都會對老媽揮拳頭。他每天都認認真真地幹活，但我想他掙的那點錢基本上都被他貢獻給了酒館。

因為老爸是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媽為中心。日常的吃用開銷啦，孩子的升學問題啦，不管什麼問題都是老媽說了算。她白天在建築工地打臨工，晚上還在家裡接點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樣的年代裡，在如此艱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大學，一個女兒送入了高中。這麼說吧，她就是美輪明宏的《打夯工之歌》的現實版。

老媽為我設計了一條出路：讀完理科大學，然後去家大型企業就職。她覺得我不可能有別的出路。而且，老媽的決定在我家裡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學理工學部的時候，腦子裡盡想著我就這麼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學，然後去做個循規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說，當時的我是被老媽的各種想法所左右的。

儘管如此，我卻像一隻生下來就待在籠子里的小鳥，從來也沒覺得自己有什麼不自由，更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親的束縛。對母親來說，應該也從來不會去往這方面想。我這樣做都是為兒子好，她肯定是這麼認為的。

再者說，母親是怎樣含辛茹苦地把我撫養大，讓我上了大學，我是再清楚不過了。我也知道，我哥為我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所以說，除了母親的決定外還有別的選擇，連我自己都不會這麼去想。

不過，我現在覺得，當時自己之所以那麼怕死，也許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被束手束腳地五花大綁著，因為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所以我體會不到活著的感覺。

而我自己的大腦運作方式，也是相當理科型的。

我到現在還覺得做數學題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每當聽到別人說起歐拉定理、非歐幾里得幾何學什麼的，我的心裡都會湧起一股莫名的騷動。如果我做了數學家，我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做這樣的白日夢。

干起了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電影導演這一行後，我有時也會瞎琢磨：那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寫電影台詞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就像是在無意識地做因式分解題。

如此說來，我學理科是完全對路的。

只不過，對於大學畢業後登上固定軌道駛向未來這一點，我感覺不到有什麼魅力。

我讀大四是在1970年。從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學裡的學生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時期，運動的起因是安保問題。當時，各所大學都遭到了封鎖，授課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只要你交畢業論文，學校就會給你發一張畢業證書，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而日本社會呢，當時正處於經濟飛速發展期，音樂、戲劇之類的文化演出開始大量湧現。於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連在新宿一帶的爵士樂茶室里。

說到在爵士樂茶室里聊的那些話題，當時最時髦的是存在主義、薩特和波伏娃，另外還有科林·威爾遜，在當時也有很高的人氣。我記得當時我的書包里也有一本書，是《次郎物語》，但我沒好意思拿出來。

對於一個理工學部機械系的大學生而言，存在主義什麼的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這反而激起了我的嚮往。再說了，最關鍵的是，談談文學和哲學，聊聊學生運動，可以搭訕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說我能夠順順利利聊下來的話題，那無非是本田汽車的引擎如何如何之類，而這樣的話題女生是一點不感興趣的。說出來很可憐的，我對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為大學生後，我對這個社會的構造有了一些朦朦朧朧的認識，也明白了接下來如果想事業有成的話，就該想法進入官僚階層，還明白了如果就職於製造業，那今後的收入就堪憂了。

要躋身官僚階層，就必須通過高級國家公務員考試。如果自己大學畢業後，在某家企業里做個工程師什麼的，那頂多也就混到個二把手的位置。這樣的未來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識到了現實的殘酷。

當時，還有不少人氣劇團（如「狀況劇場」「天井棧敷」之類）里的演員也會經常光顧爵士樂茶室。這幫傢伙都是熱情洋溢之人，幾杯老酒下肚後會為了不同的戲劇觀爭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還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裡，幹活從來都不是為了維持生計，但他們居然還會上演這麼轟轟烈烈、你死我活的戲碼，這對我來說實在算是新鮮事。

當時的我只知道下町區的生活，只見過與戰後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為了謀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這樣的場面後，就感覺自己進入了高一個檔次的世界。那是因為，這個世界有一種令我目眩的文化氣息。母親在戰後對我長期灌輸的價值觀是：理工科大學畢業後，到大企業去就職，這是一條人生的成功之路。但當我在爵士樂茶室里閒蕩時，每每會覺得這樣的想法實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這麼說聽上去很瀟洒，但充其量不過是經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麼光明正大的臨工，去搓搓麻將賭賭錢，用賭來的錢去買醉，就這麼點破事而已。

所以我覺得，生活在那個時代里的人，總是低著頭走路的。

總是低著頭，總是貪生怕死。

對文學、戲劇什麼的，我充滿了嚮往。但是，我不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這種行業。那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呢？我會不會這輩子都找不到答案，就這麼翹辮子了呢？當時我腦子裡儘是這樣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時一樣朝著歌舞伎町的爵士樂茶室走去，腦子裡還在想著……

現在的新宿ALTA，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點像現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從新宿站的東出口出來，穿過「二幸」前面的人行橫道，當時我走路的樣子肯定也和平時一樣：弓著背、低著頭，往前走。

只不過，那天我腦子裡的思路和平時方向不同。

突然之間，我有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想法：「對呀，我應該退學。」

我記不清自己的這種想法是打哪兒來的。就像萬里無雲的天空里突然划過一道閃電，這個想法就這麼突然間閃現在了我的腦海里。當時我的感覺就像是，站在高樓上準備跳下去自殺。

我的思緒彷彿晃晃悠悠地飄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視著的一隻青蛙，我陶醉在「自殺」這種甜美的想法里。

我很清楚，母親為了能讓我上大學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經念到了大四，如果這時再提出退學，會給母親造成多大的打擊。

這樣做，就意味著拋棄了把我撫養成人的母親。對母親來說，哪怕是突然聽到我猝死的消息，估計也不會比這個更驚訝了吧。對我自己來說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裡打定主意自己已經是個死人，這樣的話我是絕說不出口的。所以說，我這裡說的自殺不是什麼文字遊戲，對我而言，它就等同於真正的自殺。雖然等同於自殺，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唯一明確的答案。

就這樣，我下定決心要退學。

那時候，我一邊走在橫道線上，一邊抬頭望著新宿的天空，湛藍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從沒見過、今後再無緣見到的那樣。我感覺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陣勁風吹散了此前一直盤旋在我頭頂上的那團烏雲。

至少在那一刻，我對死的恐懼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聽說在狼或狐狸之類的動物世界裡，母親一旦完成育兒，就會把自己的孩子趕出巢穴，而且那架勢簡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盤的敵人交戰一般。在這之前，母親會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寶貴。可是在那一刻，母親甚至會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狸這麼做是否是出於對孩子的愛。如果從人類感情的角度來考慮，那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獨立地走上社會，就狠下心來這麼做。但真相也許沒那麼複雜，也許只是母狼或母狐狸在某個階段打開了身體里的某個本能開關，然後在腦子裡自動生成了將自己的孩子視作敵人的程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說的沒錯，那麼與其依賴於母愛這種不確定的感情，還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機制，這樣反倒能夠確保育兒的成功。因為用這種方法，遺傳基因的存活概率會大許多。

不過，對於狼崽子或小狐狸來說，不管真相是哪一種，其差別都不大。因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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