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道—朝堂的存亡法則：伴君如伴虎（二）

　　　　　　第二卷：（一）　　　　君臣之道：第二卷　　　　1、 整肅帝師　　　　康熙帝的統治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剛柔兼濟，恩威並用。他既首重滿洲（利益），又崇尚理學；既興文字獄，又尊儒興學；既堅持君主專制，壓制整肅漢臣，又允許漢臣說話，以中庸之道尋求社會的和諧與國家的強盛。　　　　熊賜履久居官場中，迷戀權勢，最後也難免沾染許多惡習。這裡把他最著名的嚼簽子醜聞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無過於官場。　　　　吳三桂之亂時，內閣大學士們常常錯批奏章，朝議罰俸。康熙帝都免了，說： 「他們心亂了，本無大事。」當時馮益都、李高陽、杜寶坻與熊賜履同在內閣，熊賜履有一次偶然擬批錯了一件，被皇上檢出來問。熊賜履頗心動，次日五鼓，便先到內閣，叫中書拿奏本來，又支走中書，找出自己錯的簽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見杜寶坻平素糊塗些，就裁去他別本一條批簽，把自己錯批的文字易書此於上。　　　　等到杜寶坻來，熊賜履迎之說： 「老先生昨天又錯批了本了。」沒想到這日杜寶坻卻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搖頭作色說： 「學生不曾見這個本。」熊賜履說： 「老先生忘記了，不是你是誰？」杜寶坻又審視一遍，說： 「昨日不曾見此，是何緣故？」厲聲呼中書林麟焻至前，罵道： 「我不曾見此本，都是你等ZB，我要啟奏，先夾起你來審。」林麟焻大懼，跪下表白： 「與中書不幹，中書為何ZB？」杜寶坻問： 「為何這一條簽獨短些？」林麟焻說： 「不知道。」又問： 「這一條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問： 「別簽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寶坻說： 「這必定有弊了。」　　　　索額圖在旁邊有所知覺，說： 「這容易，查昨日幾本、幾原簽，即可知是誰錯。」查少一原簽字，問熊賜履。熊賜履忿然說： 「這樣難道原是我ZB不成！」　　　　彼此喧爭起來，大學士覺羅沙麻出來說： 「熊阿里哈達何苦如此？某今夜在親戚家喪事守夜，過來得更早，在南炕上倒著，看見阿里哈達檢本，口內嚼了一簽子，如何賴得？」　　　　熊賜履語塞，索額圖遂必欲啟奏。眾勸不止，索額圖拉杜寶坻竟啟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審問。以明珠為首的大學士們都到場，熊賜履不出一語，只說：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無可說。」　　　　索額圖說： 「這本無大事，就是審賊犯，也畢竟要他自己親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賜履仍不語，索額圖又說：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吳三桂、耿精忠自己說出真情來，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備至。最後說： 「罷了，就是如此罷了。」　　　　為了這件事，熊賜履也就被落職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護他，但以後又加起用。　　　　明珠結黨營私、貪贓弄權，聲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聞。有一次康熙帝旁敲側擊地對明珠說： 「如今做官像于成龍那樣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確實很難。但是，如果把『性理』一類談修養、正人心的書多少看一些，就會使人感到慚愧。雖然人們不能全照書上說的那樣做，但也應勉力而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總是告誡官員們要「存理遏欲」。他說：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應知足，理應潔己守分。」又說： 「潔己操躬，臣子之意，財悖入而悖出，古訓所戒，子產象齒焚身之論最為深切著明，當官者宜銘諸座右。」「財悖入而悖出」一句，出於《大學》，用通俗的話說就是，錢財來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傳》曰：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因為象牙珍貴，所以招致毀滅。大臣如果過於聚集錢財，也會招災。　　　　小于成龍頗有膽力，他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隸巡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謁東陵，于成龍陪駕，向皇上揭發了朝廷的弊病，說： 「天下官盡被賣完了，沒有一個巡撫、布政使不是用錢買的。」康熙帝愕然，問： 「何致如此？有何證據？」于成龍說： 「皇上但使人將各省藩司庫盤一盤，若有一處不虧空，臣便認虛妄之罪。他將藩庫銀子買升巡撫，藩司焉敢發其奸？相習成風，都是用皇上的錢買皇上的官，豈不可惜？」康熙帝又問： 「是誰賣？」于成龍答： 「不過是滿、漢宰相，還有何人？」　　　　所謂滿漢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國柱，清朝雖然承明制不設宰相，但是總要有俗語所謂的「領班」之人，視同宰相。明珠是滿洲領班，余國柱是漢人領班。于成龍敢於揭發宰相之姦邪，大約也是因為明珠在治河的問題上支持靳輔的意見，與皇帝的意見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氣，此時揭發明珠的罪行，勝算的把握比較大。明珠之貪贓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內外交結朋黨，在某些事情上藐視君主的意見，就不能容忍了。　　　　回宮後，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詢問，有關明珠賣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說是真，然後將他們許多營私舞弊之事詳細彙報一通。康熙帝問： 「何以無人蔘？」高士奇答： 「誰敢？」康熙帝說： 「滿洲不敢，漢官何懼？」高士奇說： 「漢官獨不要命嗎？」康熙帝說： 「有我。他們勢重於輔政四大臣嗎？我欲去則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學說了，二人商議一番。徐乾學草書彈章令僉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劉楷、陳世安各上一疏，彈劾明珠、余國柱。高士奇先將他們三人的疏稿交給康熙帝過目，說： 「郭琇早已俱稿，但遲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幾個字，說：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們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風聲已露，余國柱找到陳世安打聽，說： 「風聲甚惡，聽說你要上疏參我，確有此事，有何來歷？」陳世安反問： 「老師信嗎？」余國柱說： 「我正心疑，故來問君。」陳世安嘆息說： 「小人如此喜歡挑撥離間。我受老師大恩，豢養無所不至，哪裡敢做如此的負心事呢？說這話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實，陳世安是受到大學士索額圖的指使。　　　　余國柱釋疑，放心去了。次日，彈章奏上。余國柱在內閣迎著陳世安，持其手扯至一邊，問道： 「聽說有參疏上，可信嗎？」陳世安說： 「有。」余國柱問： 「參誰？」陳世安說： 「參的便是老師。」余國柱問： 「誰參的我？」陳世安說： 「人甚多，就是門生不得已亦在其內。」　　　　余國柱大驚失色，震懼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離內閣不過幾步之遙，他手扶石欄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內閣。他平時胸中只有名利，緊要關頭自然沒有從容不迫的態度了。　　　　郭琇的《特糾大臣書》共八款，摘錄如下：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紫芝參劾湖廣巡撫張汧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加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明珠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雲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雲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黨群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有尚書佛倫、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腹心。向時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把持，而余國柱更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矣；　　　　「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輾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朘剝，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聖主，愛民如子，而民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請價（請問價錢）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方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浚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見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聖眷，舉出必當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於是一力阻撓，皆有倚託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內升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興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彈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餘國柱奸謀附和，負恩罪極，伏冀立加嚴譴。」（蔣良驥《東華錄》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傳》）　　　　皇帝要大權獨攬，無奈精力不濟，必須要大臣參與決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擬時被歪曲或阻撓。票擬不可避免地要被權臣掌控。明珠指揮「票擬」，操縱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時從中「展轉販鬻」、「圖取貨賄」。其實，賣官索賄，也不僅僅是為了積累財富，更是為過足官癮，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發揮和運用。這是人類的通病，一入官場，此病就惡性膨脹。每個官吏在潛意識裡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對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養，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覺的表現，不可能是制度的產物，什麼樣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對權臣明珠、余國柱倒很客氣，只是降職了事，沒有對之深究嚴譴。大約寬容也是運用權力獲得快感的一種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殺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寬容為樂，其心理基礎，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對理學的體認。而御史們的心態就不同了，他們看到官吏們被整肅，紛紛落馬，就高興。所以總是要求嚴懲，以此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高士奇、徐乾學頂替了明珠、余國柱位置，郭琇升左都御史。其實徐乾學也是大貪官，更是一位野心家、陰謀家。過了一些時日，他見到高士奇較自己更受皇上信任，就妒火中燒。他也要做權臣，一旦駛入這條軌道，就無法停止弄權收錢的運作，總是妄想把自己的意志充分發揮，所有賄賂都歸一己，皇帝對自己言聽計從。時人說： 「徐健庵（乾學）勢傾滿漢，高澹人（士奇）呼吸風雷」，「直至徐復謀高，而始兩敗俱傷矣」。（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一三、卷一四，《本朝時事》）　　　　康熙帝又將南巡，徐乾學料定皇上到了南京一定要召見罷官後僑居南京的熊賜履。徐乾學企圖把熊賜履拉回京，一起攻擊高士奇。他派家人事先到熊賜履處傳話，說皇上不喜歡的人，有高士奇、李光地、王鴻緒，皇上喜歡的人是徐氏兄弟等等，囑咐熊賜履順著皇上的意思說話，推薦皇帝喜歡的人，排擠皇帝不喜歡的人。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就召熊賜履談話，問到朝臣的優劣，熊賜履就按照徐乾學的意思說話。　　　　康熙帝問： 「李光地學問如何？」熊賜履說： 「一字不識，皆剿竊他人議論瞎說，總是一味欺詐。」康熙帝問： 「聽說他曉得天文曆法。」熊賜履說： 「一些不知，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認不得。」熊賜履又稱高士奇、王鴻緒招權納賄，奸滑詭詐，薦徐乾學道德、文章、經濟兼而有之，古無其匹。　　　　在南京，康熙帝特意試驗李光地天文知識，覺得不是那麼無知。又向高士奇詢問： 「李光地的學問如何？」高士奇答： 「不相與，不知。」高士奇已經料到熊賜履在皇上面前詆毀李光地，而皇帝現在正在考察，又不知皇帝的態度如何，所以不敢輕易說好說壞，只是模稜兩可。康熙帝說： 「豈能全不相見？畢竟有所聞。」高士奇說： 「相會也相會，但是不深相與，如何知道他學問？但看來自是讀書人。」康熙帝又問： 「不然。熊賜履說他一字也不通，且為人奸偽。」高士奇說： 「是嗎？這卻看不出，或者福建人見聞短淺，則有之，若說一字不通，恐怕也太過分。或詞章之學非其所長，倒是讀些有根底書，也還算讀書人。」康熙帝說： 「你說話公道，到底是讀書人。張英也如此說。」又說： 「不特他，也有人說你不好哩！」高士奇明白一定是皇上聽了熊賜履的讒言，但佯作不知，說： 「臣學問很不成，學問、詩文何嘗有勝人處？聖恩容恕，姑留在此，臣實無知。」康熙帝說： 「卻不是說你學問。倒說學問還好。」高士奇說： 「然則說什麼？豈說臣犯皇上法嗎？」康熙帝說： 「恐是如此。」高士奇故作不解狀，惶悚而已。康熙帝說： 「你也要提防。」高士奇說： 「臣與人無怨無爭。」康熙帝說： 「總是要提防。」做皇帝的能如此關照大臣，已經非常難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的仁慈。　　　　回到北京，徐乾學見到高士奇臉上不悅，心知肚明。他又唆使郭琇參高士奇、李光地、王鴻緒，並親自屬稿交給郭琇。高士奇馬上就知道了。在送孝庄太皇太后靈奉安到梓宮的時候，高士奇扯徐乾學到僻靜處問： 「老師何為做此事？」　　　　徐乾學仰天嘆氣，發誓說是被小人誣陷，挑撥離間至於此極。又拉著高士奇的手，找來郭琇對質，說： 「真奇怪，剛才高老先生忽然說我做疏稿，令你參他。今郭君在，老先生試問之。」　　　　郭琇說： 「學生今日至此，誰之力也？當日參明、余，非老先生左右，學生焉得至總憲（左都御史）？天下容或有為負恩之事者，然何為至此？真狗彘不食其餘矣！」他們都說決無此事，高士奇將信將疑。高一走，徐乾學就握著郭琇的手說： 「事情緊急，先發者制人。」　　　　次日，郭琇的彈章就遞上去了。參五人： 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王九敬、何楷，並要求立正典刑。然而，高士奇早有準備，事先得到奏稿，交給康熙帝。既然皇帝事前就提醒過高士奇「要防備」，現在也就不可能重譴高士奇，只將其罷官，讓他在南書房修書。　　　　有人曾在康熙帝面前揭發南書房侍講高士奇，說他當初肩破棉被入京應試，現在只要問他有多少家產，就可知道他利用權力收了多少賄賂。其實康熙帝對此早已知悉，卻不追究。他說： 「諸臣為秀才時，誰不是布衣步行？一旦做了官，便高軒駟馬，前呼後擁，這些錢都是哪兒來的，可以細究嗎？」　　　　在封建社會，御史的監督是否起作用，常常要看皇帝的好惡而定。康熙帝對高士奇等人的納賄睜一眼閉一眼，到了乾隆朝，和珅公然納賄，富可敵國，御史也參劾過，如果不是受乾隆皇帝的變相保護和鼓勵，根本就不可能參不倒他。問題並不在於「下情不達」，而在於「上情不明」。到底是貪官好，還是清官好？皇帝喜歡哪一個？永遠是一個問題。而且，在人治社會也不可能搞「高薪養廉」，所以御史趙璟的意見就沒有被康熙帝採納。皇帝不是最怕大權旁落嗎？如果把權臣的納賄與攬權看做是互為表裡的一體兩面，皇帝就不會縱容大臣收受賄賂了吧？不知為什麼皇帝看不清兩者的邏輯關係。　　　　當然，總體上來說，康熙帝還是要抑制腐敗、提倡廉政的，他的吏治方式是以優待清官為主，革除惡吏為輔，正面鼓勵是其特點。雍正帝則正相反，他實施「以猛治貪」的政策，力糾康熙帝之偏，這兩種治術的不同雖然與個人性格有關，但主要還是由當時的形勢和皇帝本人對問題的認識有關。乾隆帝就比較縱容貪官，他不是像康熙帝那樣出於寬仁的性格，而是討厭批評朝政的清官，鼓勵報喜不報憂的貪官。由於乾隆帝的吏治方式大不同於康熙帝和雍正帝，吏治遂腐敗不堪。到了嘉慶朝，事情就敗壞得一塌糊塗，無可奈何了。　　　　高士奇一解職，徐乾學勢炎熏天，而其弟徐元文的地位更高一級。　　　　小于成龍又做了總憲，在皇帝面前揭發高士奇、徐乾學的罪過，得罪了許多人，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對他也很不滿意，「在宮門上罵」，問道： 「他們幾個同我讀書的人，你必定都要弄了去，為什麼呢？」小于成龍笨笨地回答： 「臣為什麼？不過是為盡忠報國。」　　　　此處，小于成龍可謂是「事君以道」，盡為臣子的義務。而康熙帝則是以「能群」的方式優待帝師們。《荀子·君道篇》說：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也就是，能容人，能愛人，「泛愛眾」的意思。康熙帝盡量保全大臣，不求全責備。與歷史上某些皇帝如朱元璋之無情的大清洗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康熙帝也並不是一味縱容大臣招權納賄，而是到了一定的時候才解決。往往是因為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的時候，就拿貪污受賄說事兒，整肅大臣。　　　　有一天，康熙帝又與高士奇談起有人說他招權納賄的話。高士奇問： 「是誰說的？」康熙帝說： 「就是你平時所誇之熊賜履也。」高士奇說： 「即此可見，臣在皇上面前說人不好，非與臣不好，說人好，非與臣好。但是別人說臣還可，熊賜履說不得臣。臣雖不與之相交，而書札時常往還。他與臣書，說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豈有程朱會招權納賄的？」康熙帝說： 「書札何在？」　　　　次日，高士奇取書呈上，康熙帝笑而存之。小于成龍常向康熙帝說高士奇的不是，而說熊賜履的好。康熙帝對他說： 「你常說高士奇是小人，熊賜履是正人。看看這些信吧。」于成龍看完信之後說： 「這就不曉得他們蠻子的事了。」于成龍是漢軍旗人，無論滿漢旗人都稱南方漢人為蠻子。　　　　不久，徐乾學因牽涉張汧案被解任，留京修書，而其弟大學士徐元文仍受到康熙帝的重視。他們雖被解職，但仍在南書房修書，還是在皇帝身邊做事，只要是在皇帝身邊就有招權納賄的資本，依然我行我素。高士奇又指使左都御史許三禮上奏疏參劾徐乾學，康熙帝認為這些都是漢臣之間的嫉妒陷害，勾心鬥角。康熙帝非常厭惡，說： 「漢人傾軋，陰險可惡已極。」　　　　許三禮參徐乾學的疏稿先讓學生許時菴看過，徐乾學知道了，責備許時菴說： 「許三禮有疏，與你同謀？」許時菴說： 「此言何來？門生豈敢做此反覆事？」徐乾學問： 「你昨晚至其家，以疏稿相示，你若不同謀，何以不告我？」許時菴說： 「看稿是有的，若以告，卻不敢，因為兩處皆是老師。此事門生原不與聞，偶然撞著，老師持以相示，敢不觀看？觀而遽以轉告，倘老師先下手，中以禍，則門生將置身何地？如老師彈劾許師，門生斷不敢與謀，若以稿相示，門生亦但觀之，而不敢轉告許師也。為門生者，職分如是足矣。」徐乾學仰天嘆息： 「人之不同也如此，當日成榮若不過一年友，每次見面必唏噓相戒說，『家君（父）未嘗一刻忘年兄，年兄其備之。』父子不顧，尚披露肝膽如此，而年兄遂忍不以告？」　　　　許時菴說： 「老師若引此，門生知罪矣。門生誠然不能效此等肝膽也。」　　　　康熙帝非常反感大臣之間的相互攻訐，曾借故責問于成龍為什麼不能像徐乾學那樣做文章。康熙帝之所以容忍徐乾學，在於他擬的聖諭總是能夠稱旨，與皇帝的心思符合。並非康熙帝不知道他的劣跡。康熙帝又想處置許三禮。許三禮聞到風聲，情急之下，更把徐乾學的大罪狀臚列出來複參一本。徐乾學就被攻倒了。康熙帝為人寬厚，不忍心將這些帝師置於死地「立正典刑」，只是罷了他們的官，讓他們回家養老。為了給他們面子，並不押送回籍，而是要他們主動辭職。徐乾學還戀戀不肯辭，康熙帝對高潢說： 「徐乾學是你的同年，何不勸之去？」　　　　高潢就把皇帝的意思轉告了徐乾學，而徐乾學竟然不信。高潢說： 「皇帝的旨意我敢偽造嗎？何況年兄在此，可以照應我們，怎麼能希望你走呢？」　　　　徐乾學只好上本請辭，康熙帝立即允許他辭歸。徐乾學又固請陛辭，見到皇帝，喋喋不休，康熙帝很不耐煩，但仍然忍著。徐乾學說： 「臣一去，必為小人所害。」康熙帝問： 「小人為誰？」徐乾學說： 「滿漢俱有。」康熙帝問： 「你們漢人相傾相害，滿洲誰害你們？」徐乾學又說： 「但要皇上分得君子小人，臣便可保無事。」康熙帝問： 「如何分？」徐乾學說： 「但凡說臣好的便是君子，但凡說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帝強忍住怒氣說： 「我知道了，你去吧。」　　　　徐乾學在老家江蘇崑山受到兩江總督傅拉塔（明珠的外甥）的監視。傅拉塔彈劾徐乾學及其弟徐元文的家人、門客諸不法事，徐元文遂解任，「驚悸嘔血而死」。明珠復職以後，常有告訐徐氏者，徐乾學日日處在驚懼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有詔取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三人回京修書。而徐乾學本來是希望皇上有朝一日還會起用他，但是近來風聲特緊，他只知有使者前來，而不知其來召之意，疑有不測之禍，做賊心虛，竟然以驚悸死，也許是心肌梗塞。理學家處在危難之中，就不會如此。徐乾學、徐元文兄弟的學問修養都不好，徐乾學平時文字敏捷，文章常能稱旨，然而沒有修身功夫，一到臨危之際就現原形了。　　　　康熙帝理學修養深厚，為人慈愛，對大臣非常客氣，比雍正帝、乾隆帝要寬宏大量得多。尤其是對於帝師們，遣回老家就是最重的懲罰了。李光地稱之為「如天大度」。他所以罵小于成龍，是因為他知道，無論是京官或地方官都普遍貪污受賄，都罷了官，國家機器就要停止運轉了。然而既然國家機器要運轉，皇帝就不能制止御史們彈劾貪官污吏。其實，彈劾權也是大臣與皇帝分權的一種方式，儘管這僅是很有限的分權。就這一點來說，康熙朝君臣分權的情況比較正常，國家機器的程序化程度比較高，雍正帝則破壞了國家機器的程序化，到了乾隆帝時，大臣就不敢絲毫違背皇帝的意志了。　　　　康熙帝除了反感漢臣們的相互傾軋，貪污受賄的卑劣行徑以外，他甚至還認為所謂理學名臣們大都是名不副實的。康熙帝看到理學家們往往言行脫節，引起他對理學真偽問題的重視。他對侍講官張玉書等人說： 「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背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然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學也。」他一再批評漢官說： 「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視漢官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過，康熙帝並不因理學家的言行不一而否定理學本身的積極意義，這種從容客觀的態度，比起某些人的激進態度，高明多了。康熙帝頗不贊成當時一些理學家夸夸其談的作風，他曾說： 「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如熊賜履攻擊李光地「不識一字，皆剽竊他人議論」。而李光地則說熊賜履「不講學問，但以明末門戶人語說過」。李光地說： 「我初入翰林時，孝感（熊賜履）聲望甚重，就是嚼簽子事，天下都不信，還說是索（額圖）公害他，沒有這事。假使孝感不落東海（徐乾學）圈套，竟不復出，其聲名到後代了不得，卻被這再次起用弄醜了。」　　　　至於李光地，康熙帝也曾有微詞，說： 「朕一生所賴者，惟在記性……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經》講書，朕留在內。頃者《周易折中》告成，因複發出。李光地以為奇異，奏曰『此有何緊要之書，乃臣幼年所作，全無足取，上猶記憶發出』。」又左都御史徐元夢奏謂： 「前年李光地過浙江，語臣曰： 『我自幼年留心易學，數年修《周易折中》，常聽皇上教誨，較前覺有可信。』」康熙帝認為，李光地前後所言，判若二人。這本來沒有什麼，皇帝卻要較真。李光地曾說： 「欲人主辨奸，難矣哉！」　　　　明珠、徐乾學又曾舉出翰林院侍讀學士德格勒假借道學之號以欺世盜名，他因為學問不精，而受到整肅。而德格勒為李光地薦舉，徐乾學意在傾軋李光地。　　　　康熙帝問李光地誰精通《易經》？李光地就推薦德格勒好讀書。康熙帝用德格勒講《周易》，問他的《易》學，是何人所傳授，德格勒說是從李光地學的。康熙帝問，你盡得李某所學嗎？德格勒說： 尚無百分之一。康熙帝又問，李某尚有他學否？德格勒說： 《性理》各經俱精通。　　　　但是徐乾學一再要德格勒向皇帝進言，除去奸臣明珠，終於惹怒了皇帝。有一次，天大旱，皇帝讓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　　　　德格勒說： 「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帝問： 「小人在何處？」德格勒答： 「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把矛頭指向宰相。康熙帝問： 「如何去之？」德格勒答： 「卦辭說『揚於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帝說： 「以我的看法，彖曰『健而說（悅），決而和』，『和』『而說（悅）』，似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豈不更好？」德格勒說： 「『健』與『決』，似終從斬截為好。」　　　　德格勒借講《易》之機，有意曲解《易經》，誑皇帝除去明珠，如果遇上不學無術的皇帝，這一套也許可行，偏偏康熙帝學問高深得很，看出德格勒心術不正。如果德格勒像小于成龍一樣揭發明珠的劣跡，皇帝對他還要尊敬幾分，現在則弄巧成拙。　　　　德格勒立即受到整肅，下獄受審。徐乾學命大司寇追究德格勒受何人指使？意在傾陷李光地。德格勒受夾刑，始終不攀扯李光地。　　　　德格勒對主審官圖訥說： 「君為法司，而用刑不嚴，我不痛，安得成招？」圖訥問： 「如何是嚴刑？」德格勒說： 「夾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夾就睡過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夾棍往我頭上夾，我就害怕了。」　　　　圖訥知道德格勒想以死殉志。而事前皇帝有旨： 糜爛其皮肉無不可，但須留一活口。圖訥不敢夾德格勒的頭，據實復旨。康熙帝為什麼不許殺德格勒？因為他令班弟去抄德格勒的家之後，發現德格勒窮得很，他畢竟是清官，不能不予以保全。　　　　班弟回奏： 「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實無一物，敝衣糲食，窮苦不堪。」康熙帝問： 「他難道把財物轉移了？」班弟答： 「不太像。」　　　　後來李光地也被誣陷，遭彈劾，受審查。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薦，自然要追究李光地的欺君之罪，李光地回答： 「我只薦他有志肯讀書，並不保其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則認罪。」主審官據此復旨。移時，宣布聖旨： 「李某從來奏事不欺，如平Ｔ灣，舉朝無有建議者，而李某主其議。只有薦德格勒一節錯，今既已服罪，令他還到掌院任職。」　　　　李光地受審之日，恰逢日食。「問口供時，日食將既，人面才見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復圓。有以此為言者。」李光地說： 「天變乃一定之規，與此有何關涉？」其人說： 「恰巧遇此，便是天意。」李光地懂得天文，並不以日食現象為災難禍福的徵兆。但是巧合的事情也不是沒有意義的。李光地受人傾軋，遭到皇帝猜疑，明察暗訪，常常處於危懼之中，然終能化險為夷。康熙帝說： 「李光地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研究經籍，講求象數，虛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　　　　李光地謹小慎微，清廉自立，不賣官受賄，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維揚遇到吳玉老先生。吳先生對他說： 「你作編修，可謂榮遇，此行，我覘你的氣運，可卜遠大，然而英氣亦害事，士無論賢與不肖，入朝見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問，如何避免英氣害事？吳先生說： 「不可與皇上私語，對奏須在人共見共聞時，若是單獨對奏，講話須高聲。」這兩句話，李光地終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單獨與之密談，不過，此時他的地位鞏固，已經沒有危險了。　　　　臨別時，吳先生又說： 「內有中書高士奇者，此時官雖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須留意。」後來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鄉試中舉時，吳老先生做主考官，吳先生遍觀諸人，獨指李光地說： 「李兄第一遠大，其精神足，皆內斂。」對眾同年說： 「你們都要學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吳某說： 「君尤當學李年兄。」並問吳某年歲、家世、父母、子息，吳某說，尚無子嗣。吳先生愀然說： 「父母之身，須當保重。亟學李年兄。」　　　　吳某甚恐懼，丁未年會試不中，回家時又在淮河舟中遇吳先生，還是如此說。庚戌年，他們兄弟共同登進士第，表弟吳某即死於北京。吳先生之神鑒如此。　　　　可見人要免除命里註定的災難，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別無他法。李光地能免於災難，並非如某些學人所說，是善於玩弄權術。如果道德修養無濟於事，只有權術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學一類大臣為什麼也會倒霉？現代某些學人不知為什麼對於古人的道德修養就是要一筆抹殺為快。　　　　康熙帝對於漢臣互相傾軋十分不滿，說： 「許三禮參徐乾學薦舉熊賜履，往者皆言熊賜履不好，今見朕起用熊，又言熊賜履好……熊賜履所作《日講四書解義》甚佳，湯斌又謂不然。以此觀之，漢人行徑殊為可恥。」　　　　熊賜履去世之後，康熙帝對其評論說： 「朕嘗潛玩《性理》諸書，若以理學自任，則必至於執滯己見，所累者多。反之於心，能實無愧於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講理學。有流入於刑名者，有流入於佛老者。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歿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後矣」。有人指責熊賜履的理學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簽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虧。　　　　大學士王熙說： 「道學之人當涵養性情，若各立門戶，各持意見，互相陷害結仇，何雲道學？」而康熙帝認為： 「意見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變易其說耳。」康熙帝主張講學不應各立門戶，但如果確有真知灼見，又能堅持一己之說，也是完全許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實，變易其說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關鍵是要有求真的態度，而不可以固持一邊，對於程朱與陸王，不必抱定一邊，排斥另一邊，兩邊相互融合才能透徹明理。　　　　理學家常常以語錄的形式發表思想，有些人可以藉此掩蓋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認為，文章如果寫得不好，就是假理學。他說： 「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能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朕觀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於明道，不尚詞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析理精深，何嘗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近世則空疏不學之人，借理學以文飾其陋」。這種認識基本上是對的。因為人的思想是由語言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維狀態。中國古人的哲學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為語言不通。但是，這也是一邊之理，另一邊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與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題補內閣學士員缺時，開列名單內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讀了他的文章，說他無知，「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並說：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讀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實踐。這種思路也是對的。關鍵是考察是否客觀。許多所謂考察往往是先入為主的主觀Ｚ義。　　　　康熙帝對於張伯行也不完全滿意，曾批評他： 「朕昨召進張伯行，令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處，彼全不能講……張伯行自謂知性理之書，性理中之《西銘》（張載）篇尚不能背誦，以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經、四書，如何能講性理？……張伯行為巡撫時，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張伯行不能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處。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孔子的這句話長期以來都被人們理解為，老百姓只能受驅使（使由之），不能讓他們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認為孔子主張愚民政策。張伯行大概是不同意這種解釋的，然而又不能給出更合理的解釋，所以就「全不能講」了。中國文化因為遭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難，出現了斷層，後人對於古人文字的解釋，不太可能完全準確，孔子的這句話一直被誤解。直到前些年荊門郭店楚墓竹簡的出土，孔子的話才有了正確解釋的依據。孔子這話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則帶領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導老百姓應該去做什麼（使知之）。可惜張伯行沒有看到郭店楚簡。至於說張伯行不能背誦張載的《西銘》篇，就斷定他是不懂理學，就是把理學當成記誦之學，更沒有道理了。由此可見，康熙帝自己並非真理學家，頂多算半個理學家。　　　　清初的理學名家，有數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評把理學名臣都視為假道學，而能成為名實相符的真道學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現，與理學名臣對於國家的貢獻是分不開的。但是，人們也可以看到由於他們很難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學為了個人的名利，敗壞了社會風氣。李光地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的道理不明，他們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認做好文章，選拔出的科舉士人就不能治國。李光地的意見是很正確的，即使沒有科場舞弊，學術有偏頗，國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國學術敗壞，士風日下，導致人心渙散，出現了上下交爭利的腐敗局面。清初學者把問題的癥結歸咎於王學末流的泛濫。如黃宗羲說： 「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世貞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顧炎武認為王世貞「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陸隴其說： 「王氏之學遍天下，幾以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盪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至於天啟、崇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古人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放在讀書人的肩上，認為他們的學問道德出了問題，就會導致天下大亂。這也講得通。　　　　其實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程朱「言行一致」並無不同。王學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後學也未必可觀。有鑒於此，康熙帝對於當時的理學名臣十分求全責備。康熙帝認為讀書明理，貴在學以致用。所謂「道學之士，必務躬行心得」。道學即是理學，又稱新儒學，有別於孔孟之舊儒學。康熙帝認為假理學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認為漢人道學家大多如此。　　　　對於那些平日以理學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師們，康熙帝雖未公然斥之為假理學，但也不以真理學視之。這些人都遭到或輕或重的整肅。　　　　2、索額圖由第一功臣變為第一罪人　　　　索額圖（？~1703），滿洲正黃旗人，是索尼第三子，俗稱「索三爺」，而《清史稿》誤為「第二子」。逮治鰲拜，助康熙帝掌握實權，索額圖實為首功。康熙帝授索額圖國史院大學士。康熙九年十月，改內三院為內閣，索額圖為保和殿大學士，任纂修《清世祖實錄》總裁官，十一年告成，加太子太保。僅幾年時間，索額圖便由侍衛躍居高位，其升遷之速，大概只有乾隆朝的和珅可以與之相比。　　　　索領圖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孝誠仁皇后），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索額圖是太子外叔祖叔父，史載「索額圖生而貴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顯斥之。與朝士獨親李光地」。時明珠因主張撤藩，符合皇帝的意圖，受到器重，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明珠與索額圖同柄朝政，二人因主張不同，早有夙怨，因而相互傾軋，各結黨羽。「明珠則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異己者以陰謀陷之，與徐乾學等相結。」（《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傳》）二人為樹立門戶，均不分滿漢、不論新舊，於官僚集團中廣為朋比交結，於朝政各執一端，以人論事。索額圖善待太子，明珠則反之，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皆陰斥去。在康熙朝，除了鰲拜，威脅皇權的權臣，就是索額圖與明珠。就權勢與地位而言，二人可謂勢均力敵。索額圖的特點是囂張，明珠則陰險。　　　　康熙帝為人寬厚，雖然索額圖有「撤藩激變，請誅建議之人」的奏議，但是並沒有因此失寵。索額圖權勢依舊，在內閣辦事作風專橫。如康熙十八年，京察，翰林院掌院學士拉薩里、葉方藹對於侍讀學士顧八代在鎮南將軍莽依圖軍中的功績予以「政勤才長」的評語。索額圖擅自改為「浮躁」。按照清朝制度，「浮躁」例應降調。將軍莽依圖上疏為顧八代表功並請委以副都統職，參贊軍務，顧八代之委屈始得申。　　　　康熙帝說，索額圖、明珠二人結黨相傾，「徇庇黨羽，圖取財賂，ZB營私。種種情狀，朕久已確知。」召索額圖等至乾清門，曆數朋黨之禍。康熙說： 「人臣服官，惟當共同不懈，安靖國家，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門戶，私植黨與，始蠹國害政，終必禍及家身。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結納植黨者，形跡詭秘，人亦難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之間，必以異同為是非，愛憎毀譽，公論難容，國法莫饒。百工臣僚，理宜痛戒。」（《康熙起居注》第318頁）這是對兩位權臣的公開警告，但這主要是針對索額圖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師DZ。左都御史魏象樞藉機上書指責索額圖怙權貪縱，請皇帝嚴加譴責，以回「天意」。康熙召索額圖及諸大臣，命明珠傳旨： 「今朕躬力圖修心自省……爾各公亦宜洗滌肺腸，公忠自矢，痛改前非。」「且爾等自被任以來，家資頗已饒裕……今見所行，愈加貪黷，習以為常」，倘若再犯，「國法俱在，決不寬貸」。又御書「節制謹度」賜索額圖。這明顯是對其貪黷驕縱之習，委婉地示以戒飭。皇帝修身養性而大臣貪贓枉法，實在是不可思議。康熙帝對索額圖之結黨與貪縱一再警告，而「吳三桂之亂，索額圖時參謀議，從未發一善策」（《康熙起居注》第1994頁），又無功績可言。　　　　索額圖已知「聖意」不悅，翌年（康熙十九年）八月，以生病為辭，請解大學士任，康熙帝立即允准。但也不完全予罷斥，「命於內大臣處上朝」，授議政大臣職。索額圖既罷閣，然其貪縱之習不改，康熙帝乃再加以懲創。索額圖弟心裕襲父爵一等伯，任鑾儀使，貴胄子弟素行懶惰，屢次曠職。康熙帝故意命索額圖議處，索額圖擬罰俸一年。其弟法保襲父爵一等公，任內大臣，也因懶惰革職，仍然我行我素，索額圖縱容法保，不加訓誡，康熙帝藉此對索額圖嚴加訓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諭議政王大臣說： 「且索額圖巨富，通國莫及。朕以其驕縱，時加戒飭，並不悛改，在朝諸大臣，無不懼之者。」命嚴加議處。索額圖被革職，兩個弟弟也受到懲處。康熙帝不過是要警告他一下，不久又復起用。由此可見，康熙帝對大臣之寬容。也是因為索額圖的身份特殊，並有擒鰲拜之大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派索額圖為代表，兵部督捕副理事張鵬翮為副使，率領使團，前往尼布楚與沙俄代表進行邊境談判。但是，由於噶爾丹的叛亂，道路中斷，中俄代表團均被阻在半路，談判沒有進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索額圖、佟國綱在尼布楚同俄羅斯代表戈洛文舉行邊界談判。這時，張鵬翮已外遷浙江巡撫，前方將領薩布素、郎坦奉命隨行。談判地點設在尼布楚城外臨時搭起來的帳篷里。　　　　談判一開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說： 「黑龍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屬於俄國的。」　　　　索額圖問： 「俄羅斯這個國家到底有多古？」　　　　戈洛文說： 「還在17世紀初的時候，俄羅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已到過黑龍江，把那裡認定為俄羅斯的領土。」　　　　索額圖反駁說： 「比波雅科夫的祖父還要早得多的時候，中國皇帝就已經領有貝加爾湖以東的所有土地。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舊址，雅克薩原系我喧斡爾總管倍勒爾的故居。環繞黑龍江的左右，均系我屬鄂倫春、奇勒爾及赫哲、費雅喀等族所居之地，歷來屬中國管轄。這有賦稅冊子可以為證，如果貴國有此種記載，不妨拿出來示眾。事實是，貴國四十多年前才遠足到此地，把我國土地強行霸佔為己有。我奉中國皇帝陛下指示建議以勒拿河和貝加爾湖為界。」　　　　戈洛文又說： 「達斡爾土地的合法佔有者，根特木爾酋長已自願加入俄羅斯國籍，所以他領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歸屬俄羅斯所有。」　　　　索額圖駁斥說： 「根特木爾是大清國的臣民，他領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使他個人叛國，達斡爾的土地仍然是中國的領土。他叛逃到貴國，我們要求貴國把他交還給中國。我國也收留了貴國的一些人，按照貴大使的邏輯，那麼是否可以說，他們原在貴國的地方都應歸屬於中國嗎？」　　　　17世紀的俄國正處於資本Ｚ義的初級階段，侵略性極強，根本就不講道理。他們只有在戰場上打了敗仗，才會走到談判桌邊來。然而，即使是坐在談判桌邊，他們仍然是一派強盜口吻。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說成是酋長的土地，在邏輯上玩弄偷梁換柱的小把戲，簡直是在糊弄小孩子。索額圖是清廷內部的強硬派，他是主張寸土不讓的，其他幾位代表都是親身參加過抗擊沙俄的軍人，也是強硬派。但是他們面對的是談判桌上的高手，資本Ｚ義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談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競賽，沙俄更是背信棄義的專家，文化落後的滿人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這裡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俄國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彈性。具體地說，索額圖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談判任務，不訂條約空手而歸，就要倒霉，起碼要被視為無能，可能閑置，退出官場。而俄方代表並沒有這種顧慮，因為即使簽訂了條約，他們也不打算遵守，沙俄的既定國策是永遠地向外擴張，清朝的既定國策則是閉關鎖國，政治制度更是僵化，喪失活力。從另一個角度比較，則可以說是兩國皇帝的較量，彼得大帝確實比康熙大帝略勝一籌。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雙方經過十幾次談判，終於達成一致。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是中俄關係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籤訂的中俄第一個邊界條約。　　　　其後，索額圖又扈從康熙帝出征噶爾丹。明珠也在軍中參與軍機。清軍初戰失利。康熙帝也許是一時煩惱，不幸染病，令各軍統歸和碩裕親王福全指揮。清軍分為三隊兩翼迎敵，索額圖、明珠等協助大將軍福全指揮全軍，八月初一，清軍於烏蘭布通擊潰噶爾丹軍，但福全等未能乘勝剿滅，致使噶爾丹逃去，廷議眾人之罪，索額圖罷議政，降四級留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次親征噶爾丹，內大臣索額圖隨之。噶爾丹揚言： 「今領俄羅斯炮手鳥槍兵六萬，再等俄羅斯兵六萬至，即順克魯河而下。」「若他們能打敗滿洲人，他們就直接進軍北京，若他們征服了皇朝，他們將伙分地盤。 」（《張誠日記》，《清史資料》第六輯194頁）這一消息使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大驚。此時，西路軍為風雪所阻，不能如期與中路軍會師，中路軍因之突前。索額圖與伊桑阿等奏請迴鑾，以使中路軍脫身，只留費揚古西路軍單獨迎戰。康熙帝憤怒地痛斥道： 「朕為一意前進，以剿滅噶爾丹為念。況爾大臣俱系情願效力，告請從軍之人，乃不奮勇前往，逡巡退後，朕必誅之。不知索額圖、伊桑阿等視朕為何如人……且大將軍費揚古兵，與朕約期夾擊。今朕失約即還，則西路之兵不可問矣！」（《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第23頁）如果真有俄羅斯兵參戰，西路軍單獨迎敵，必敗無疑。康熙帝為索額圖退兵的建議感到羞恥，激憤得淚流滿面。索額圖等免冠叩首，說： 「臣等真怯懦妄奏，死無地矣！」（同上）索額圖臨敵怯懦，缺乏英雄氣概。康熙帝臨危不懼，可以媲美於唐太宗李世民，開創的盛世也類同。　　　　西路軍在費揚古、孫思克的指揮下與噶爾丹血戰於昭莫多，噶爾丹慘敗，僅以身免。第二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再出師寧夏，索額圖扈從。三月，噶爾丹敗死。敘從征諸臣功，索額圖復原級。上次吳三桂之亂，索額圖就表現懦弱，每次到關鍵時刻，索額圖都是如此，尤其是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無顏再入朝事君，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借口年老乞休。　　　　人最根深蒂固的缺點就是死不認錯。索額圖犯有大錯，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懲。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對康熙帝極其不滿，多有怨言，又不甘心寂寞，就投靠太子胤礽，結成太子黨，非議國事，企圖東山再起。這似乎也不失為一著有遠見的棋。　　　　胤礽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為太子的，時年不足兩歲。他自幼由康熙帝親自教以詩書，「告以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用兵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精詳指示。」又為其善擇輔導師傅。可惜，太子冥頑不靈，結交匪人，熏染惡習，肆惡虐眾，曾當著康熙帝的面，將師傅推下水去。他對諸位皇兄弟極少仁愛，對父皇也絕無忠愛之念。每次康熙帝親征噶爾丹，皇太子留守京城，都是荒忽政事，親昵匪人，有人將太子蜚語奏聞於康熙帝。康熙帝回京，只得將太子左右親近之人置於法。康熙帝說： 「朕出師寧夏後，皇太子聽信匪人之言，素行遂變，自此朕心眷愛稍衰，置數人於法，因此外人竊議皇太子不孝，所行不善，遂自此始。」（《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第23頁）　　　　索額圖遭申斥，太子失寵，兩人皆心懷不滿。太子與索額圖Ｇ結一處，引阿迷達、麻爾圖、額庫禮、溫待、邵甘、修寶等為黨羽，如溫待、額庫禮，本是犯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師，乃與索額圖結黨，謀議國事，妄自怨恨。他們趨奉太子，希冀新君即位，以實現自己的野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南巡，太子胤礽隨駕，至德州，太子病重，康熙帝留駐，召索額圖自京師來德州侍胤礽疾。太子久病不愈，康熙帝決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調養。他們在德州一月有餘，索額圖乘馬至太子住所中門方下，按皇家禮法，這是死罪。太子卻不加責怪。而索額圖亦助太子為虐，索額圖懷私倡議，凡太子御用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皇帝相似。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訪知」，於是康熙帝決定對索額圖嚴加懲創，連發上諭切責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命將索額圖拘禁，並傳諭說：　　　　爾任大學士時，因貪惡革退，後朕復起用，爾並不思念朕恩。即若養犬，尚知主恩，若爾者，極力加恩亦屬無益。朕差人搜與爾行走之江潢家，得書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爾家搜看，但被爾牽連之人甚多，舉國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發，爾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將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爾原系大臣，朕不忍心，但若著爾閑住，又恐結黨生事，背後怨尤議論，著交宗人府與根度一處拘禁，不可疏放。（《清聖祖實錄》卷二一二，第15 頁）　　　　諭旨中「朕若不先發，爾必先之」一語，表明索額圖助太子「潛謀大事」似乎到了有所行動的地步，再從「被爾牽連之人甚多，舉國俱不得安」一語中，又可窺見從者頗眾。由於事關太子，宮廷內幕，諱莫如深，「不可宣說」。康熙帝採取斷然措施，對索額圖及其同黨中的主犯嚴加懲處。在拘禁索額圖的同時，將其子並家中主要成員一併拘禁。索額圖同黨額庫禮等「俱著鎖禁」，同祖子孫在部院任職者，「俱查明革退」。再傳諭旨： 「著曉諭門上大人與眾侍衛等，若爾等在索額圖處行走，必被索額圖連累致死。」此上諭乃專為隔絕皇太子與索額圖的聯繫而發，嚴禁宮門大人與侍衛與索額圖往還。索額圖於五月十九日被拘禁，七月初二以前，于禁所被處死。　　　　索額圖與康熙帝的矛盾是權臣與皇帝的矛盾。「索閣老者，皇后之叔也，專權用事，賄賂公行，人多怨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冊，第4038頁）索額圖的權勢初在明珠之上，後來明珠的地位上升，明珠與索額圖的「形勢相埒，相互傾軋」。在當時有這樣一則時諺，說： 「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又有一則民謠，說： 「天要平，殺老索；天要安，殺老明。」他們都曾被革職，又被再次起用。康熙帝幾次懲處索額圖之後又予以重用，明顯的是利用他來牽制明珠。事實證明，這並不高明，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因為其中又牽扯到太子的廢立問題。索額圖之罪是「議論國事，結黨妄行」，後來又說是「潛謀大事」，這是篡位的委婉語。確鑿的證據是沒有的，也不需要那麼嚴謹，康熙帝又不是書獃子，既然索額圖當年曾經參與了康熙帝「潛謀大事」，逮治鰲拜，他的最大功績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點。既然當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如今就可以成為「本朝第一罪人」。這真是「功臣不可為」呀，後來年羹堯的幕客汪景祺作《功臣不可為》一文警告年羹堯，也是說對了。這是一條永恆的原則，某些時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如今，人們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斃，圍觀者都見死不救，這現象背後也有「功臣不可為」的意思，有很深的歷史教訓。　　　　索額圖一旦與太子結黨，就只有兩個結局：一是「潛謀大事」成功，一是被康熙帝處死。如果康熙帝不是對太子絕望，索額圖如果不是與太子結黨，當不至於被康熙帝制死。索額圖被拘禁後，「人們仍舊怕他 」。以為太子終有登基的一日，甚至竟有人慾將他救出來。康熙帝不能不將索額圖置於死地而後安。　　　　第二卷：（二）　　　　3、特殊而棘手的君臣關係　　　　皇帝與皇子（尤其是太子）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的君臣關係，但也不出君臣關係的範圍。當皇帝對大臣不滿意時可以殺掉。同樣，殺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鮮。只是因為其中有親情在，皇帝就不大好辦，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為此大傷腦筋。因為皇帝與皇子或太子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君臣關係，有人就說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這種誤解大約是從唐朝李勣的一句話而來，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則天為後，顧命大臣褚遂良拚死反對。李治就廢立皇后一事詢問李勣的意見，他說：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這是李勣「以心機事君」的典型表現，既以此自保，也傾軋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說：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以至於後來『陛下家事』一語，貽留宗廟社稷之禍，究之權術有例益乎？」就是說，皇帝待臣下用權術，臣下待皇帝也用權術，最終貽害國家，究竟權術有什麼好處？　　　　古人向來把立儲大事稱之為「國本」，中國歷史上，為了「爭國本」，鬧得朝廷鼎沸，亂殺大臣的事情，多得不勝枚舉。以明朝為例，明武宗死後無子，由他的堂弟繼位，史稱世宗，為了「名正言順」，大臣們要求他由小宗入繼於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稱孝宗為「父親」，世宗和他母親堅決不能同意。當時恰好宮中失火，大臣們說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從。過了幾年，世宗下令恢復舊稱。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一書中以調侃的口吻敘述此事： 「衛道之士大為震動，一個個中風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們大聲疾呼： 「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數百臣工跪在宮門外嚎啕大哭，結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這就是著名的「大禮議」事件。這場鬧劇，在今人看來，簡直莫名其妙，人們已經很難理解其意義了，所以就有人稱之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權專制淫威之下，大臣豈敢力爭？　　　　言歸正傳。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諸王大臣共同推舉皇子之中賢能者為新君。像皇太極和順治都是通過此種方式繼位的，康熙帝當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順治臨終前根據皇太后的提議，指定繼位的。然而這與漢儒的宗法倫理觀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漢儒文化影響，很早就預立了皇太子，像歷代漢人朝廷一樣，這種做法產生了嚴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斷擴大影響力，權力逐漸膨脹。一些大臣們為了預留後路，也主動靠攏和逢迎太子，隨著皇太子年紀的增長和康熙帝身體的衰老，太子竟大有與皇帝分權之勢。朝廷內部已明顯形成了皇帝和東宮兩個權力中心，前者以大學士明珠為核心，後者以索額圖為首領，兩方大臣展開了激烈的權力之爭。皇帝最擔心大臣們結黨互斗，不得不予以打擊。康熙帝首先以結黨營私的罪名，將明珠罷斥。康熙帝是擔心太子受到明珠一黨的排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將索額圖逮捕圈禁，乃至最終將其秘密處死。這又說明康熙帝對太子完完全全喪失了信心。索額圖被處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緊了奪權的陰謀活動，致使皇太子與皇帝的緊張關係趨於公開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隨行。康熙帝逐漸發現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行為反常，夜晚常常圍繞康熙帝的軍帳巡視，從縫隙窺視裡面的動靜，顯然是居心叵測，似乎欲有所動作。康熙帝大為光火，這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又感到極為不安。為了防止隋煬帝弒父奪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決定先下手為強，在返京之前就解決問題。康熙帝做事果斷由此可見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隨行的臣僚開會，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歷年來種種不法行為，以及太子近日來的反常舉動。他說： 「這幾日以來，朕不知道是今日會被毒死，還是明日會遇害，晝夜不得安寧，時時警戒，朕若不先發制人，爾必先發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著眼淚，宣布立即將太子胤礽廢黜，並下令誅殺太子黨數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將廢太子拘禁於上駟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嚴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滿洲沒有立過太子。康熙帝從小即系統地接受了漢儒文化教育，對漢人的宗法觀念也全盤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長子繼承製，有長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長子為儲君，如果沒有特殊原因的話，絕不可以立幼立庶。長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誠皇后嫡子，出生後不久，孝誠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對他格外憐愛，還不到兩周歲就將他冊立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無奈也最能反映其內心陰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問題。於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無奈的根源，即使是貴為天子也不例外。人們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以及權大於法的信條，這兩項於康熙帝都不是問題，可是照樣有無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為是真理學家，親自教育太子。據說太子的才能極高，「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但是道德卻一塌糊塗。這就是康熙帝親自教育的結果嗎？湯斌、于成龍對兒子的教育比他要強得多。太子為非作歹，康熙帝說是因為他「聽信匪人之言，素行遂變」。如果「素行」是好的，怎麼能聽了別人的話就變呢？自己錯誤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變」壞的關鍵。康熙帝把錯誤推給別人，還自以為是理學家。　　　　作為嫡長子，胤礽是天經地義的儲君，大臣和皇子們一向沒有異議，現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廢掉太子，實在是因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對繼承人的要求。因為從小驕縱過度，太子習性乖戾，13歲就「剛愎喜殺人」，成年後更加驕奢淫逸，胡作非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員，貪得無厭；甚至凌辱大臣，責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遠征噶爾丹時患病，命他從京城馳奔驛站來見，他對父皇患病竟「毫無憂戚之意」，康熙帝見此十分生氣，當即命他先回京師。康熙帝痛心地說，胤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他若當政，「必至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為了震懾太子，康熙帝將太子身邊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處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這當然不會有什麼作用，不過是多幾個冤死鬼而已。　　　　長期以來，太子的權勢與日俱增，他與大學士索額圖Ｇ結，形成勢力強大的東宮集團。為了打擊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們將太子的禮儀制度抬高至於幾乎與皇帝一樣，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黃色。對於這一點康熙帝十分不悅，說： 「太子所用的儀仗等物，太為過制，與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對他自己其實是一大損害。他遭到許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與「太子黨」相對抗的「皇子黨」，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華，他們聚集成了強大的反對派。　　　　現在，胤礽被廢，儲位虛懸，諸皇子覬覦儲位，各樹黨羽，展開了激烈的儲位爭奪。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們為了得到儲位，拚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將廢太子立即處死。這時，惟獨胤禛能替胤礽說幾句好話，在看守廢太子時，他幾次請求將胤礽脖子上的鎖鏈拿去，從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實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當時的地位而論，顯然還輪不到自己做太子，他當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爭，必須暗奪，採取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是最為明智的。不論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對他來說都是不利的，而使儲位虛懸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機會悄悄地奪取儲位。他也許看出了康熙帝對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對廢太子表示關切，「十分著急，很想要救他」。這就給康熙帝留下一個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許多場合也常常為各位阿哥說些好話，康熙帝說他「為諸阿哥陳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為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為貝子時，他奏請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眾兄弟們的地位相當。　　　　有一次，康熙帝向諸王大臣論及諸皇子的優劣，論到胤禛時，說： 「只有四阿哥，朕親自撫育，幼年時稍覺他喜怒不定，至於他能體貼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則可謂誠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專人記錄，寫進《起居注》，胤禛聽了父皇的話，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關係臣之生平，請不要將此四字寫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說道： 「此話不過是偶然提起，無非是加以勉勵之意，可以不記。」然而越是不想記錄就越被記錄下來。　　　　長期以來康熙帝總是託付長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為最高，封直郡王。現在，他自以為儲君應該屬於自己了，便積極活動起來。他相信厭魅巫術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廢之前，他請來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厭魅巫術，把一些鎮物埋於十幾處，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廢，他自以為得計，又鼓動康熙帝誅殺廢太子。康熙帝認為他秉性躁急而愚頑，做太子不夠條件，明確表示，「朕並無意立胤禔為太子」。　　　　胤禔見自己做太子無望就轉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時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撫養，二人一向深為相得。與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寬厚仁和，很善於籠絡人才，收買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親王在皇帝面前屢次稱讚他如何有識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許多大臣也都十分讚賞胤禩。　　　　也許是出於獨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對大臣們讚賞的胤禩特別厭惡，說：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屢屢喪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則屢屢籠絡人心，到處妄博虛名，凡朕所寬宥及所施恩處，他都歸功於自己，人人稱讚，此人之險詐百倍於二阿哥也。其黨羽甚惡，陰險已極，連朕都怕他。」康熙帝對大臣與皇子結黨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來，真正欣賞仁義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實在是鳳毛麟角，歷史上許多英主都不滿意太子的仁義，以為這樣是難以有效地實行統治的。秦始皇、漢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與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義視為險詐，想必是他身邊理學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於對於仁義也反感了。大約是因為「凡朕所寬宥及所施恩處，胤禩都歸功於自己」的緣故，可見，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選擇太子的病根。他對湯斌不滿，與對胤禩不滿似乎有內在的聯繫，都是對講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齡較大，也受封王爵，他負責修訂圖書和曆法等，《古今圖書集成》即是他主持編輯的。在諸皇子中，他的才學最高，頗受康熙帝重視，也有可能成為皇位繼承人。　　　　在廢立太子的問題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屬，私下裡積極活動，以求為日後的榮寵做墊步，康熙帝對此發出警告說： 「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為皇太子者，即為國賊，國法斷不能容。」　　　　當初，康熙帝廢黜太子時，一氣之下，曾產生誅殺太子之心。他與大學士李光地商議此事，李光地勸誡說： 「廢太子不妨，但殺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廢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廢？至於殺太子，則是大不祥之事，斷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這一念頭。　　　　後來，康熙帝反覆考慮了很久，還是打算恢復胤礽的儲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誰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屬，必然推薦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潔身自好，置身事外，還是請他來一議。於是，康熙帝在乾清宮單獨召見李光地，徵求他對復立太子的意見。　　　　康熙帝說： 「現在眼看著諸皇子為了儲位爭競不息，朕擔心齊桓公死後五公子停屍爭位的悲劇也會在朕將死之日重演。」康熙帝見李光地並不發表意見（在這一敏感的問題上隨便發表意見是很危險的），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朕看二阿哥的樣子，不過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厭魅所戲而已，不然，何至於如此喪心病狂，悖逆荒謬？」意思是說，太子過去的大逆不道的行為，只是因為中了邪魔，是可以原諒的。這也是康熙帝不願意承認自己錯誤的曲折表現。　　　　李光地則不以為然，說： 「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祿，鬼物尚且不敢相侵犯，更何況貴為天潢之胄呢？」他分析說： 「人之常情，即尊榮則驕狂，即安逸則放縱，即驕狂放縱，則神智日漸昏昧，起初不過貪圖目前之安逸，續之則厭惡正人君子，一聞善言規勸，便如芒刺在背，待人接物必會惶惑顛倒，以惡為善，以善為惡，至於極點，乃如鬼物附纏於身。」這話的意思是說，所謂鬼魂附體，不過是由於太子的地位接近於絕對的權威，導致了他的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而已。這與英國哲學家洛克指出的那種「絕對的權威導致絕對的腐敗」傾向的意思很有些相近了。　　　　康熙帝雖然能同意李光地的觀點，但是仍然認為太子也確實是有病。他說： 「回顧二阿哥的經歷，誠如卿所言，但他的邪病難道不可治癒嗎？」他還是在自欺欺人，把太子的驕奢淫逸歸結於邪病，而不是道德品質的墮落。康熙帝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失誤。　　　　李光地只好說： 「欲使二阿哥恢復理性，其方法莫過於令其清心寡欲，屏絕聲色的誘惑，使其凝心靜志，滌神清虛，久而久之，平淡之氣日益回升，而其本性之光明也會逐漸恢復。 」表面上是順從皇帝之意，而實際上是糾正皇帝的意見。一個人要他恢復光明的本性，非有長期刻苦的修行不可，一般的人根本沒有希望，皇太子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　　　　李光地精於易理，對江湖邪術有所了解，不會輕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氣足，則邪氣不可犯。太子狂疾問題的關鍵還是他的品性不潔。這一點康熙帝是不願意承認的，他還是寄希望於太子的病癒，所以他決定復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對，他說： 「建儲大事，須慎重為是，一旦立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連儀注也要斟酌。」這是針對太子服制越禮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後勸告康熙帝： 「對太子要徐徐調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現在復立太子。作為臣子他不便深說，因為深說於事無補，反而可能招禍，這也是他處世講求中道的表現。康熙帝希望這一決定最好是由大臣們主動提出來，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傳達，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復立太子，所以並沒有替他向大臣們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將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暢春園中，對他們說： 「近來朕常感覺身體不適，心緒不佳，精神萎頓。主要是因為找不到能代理朕處理政事，分擔勞累的人，以致於此。」因此他命令群臣從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舉薦一人為皇太子，並申明說： 「眾議屬誰，朕即從之。」這種具有進步意義的「以臣選君」的形式，顯然是滿洲家法的遺存。從本質上講，「選君」意識並非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長期被壓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義之君，寬仁的胤禩必然就會被推舉。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為什麼又要大臣們推舉？他的目的卻不是真要「以臣選君」，不過是要復立太子，也就是堅持自己的錯誤，因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養的。這次「以臣選君」實質上是要借「臣選」之名，以掩蓋「欽定」之實。　　　　最後，他特別提醒，此事不可讓大學士馬齊參與。他知道馬齊與胤禩關係甚好，向來就主張立胤禩為太子，最近正在積極活動。馬齊（1652~1739），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個很顯赫的大家族，而馬齊則是承上啟下的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其父米斯翰在康熙朝前期曾任內務府總管、議政大臣、戶部尚書，吳三桂之亂時，以力主削藩而出名。馬齊由蔭生授工部員外郎，屢遷至兵部尚書，調戶部尚書，兼理藩院尚書，列議政大臣，授武英殿大學士，在滿洲大臣中他與國舅佟國維的威望最高。　　　　馬齊沒有聽從皇帝的命令，一大早就來參加大臣們推薦太子的表決。大學士張玉書問： 誰最合適？馬齊說：大家都推舉皇八子。胤禩黨中骨幹王鴻緒等人在手掌心書「八」字，暗中鼓動大臣公推皇八子。李光地雖然也贊成八阿哥，但是他早已明了皇帝的用意，左右為難，故此，他在會上不明確表態。　　　　公推結果是立八阿哥胤禩為太子，而不是復立廢太子二阿哥胤礽，這使康熙帝十分氣惱。他立即就食言了，並追問，是誰首先推舉胤禩為太子的？大臣們都不說話。康熙帝說： 「必定是國舅佟國維和大學士馬齊的意思。」於是將馬齊與其弟馬武等人奪官。漢大臣也要有人倒霉才平衡，王鴻緒就被罷斥回鄉了。康熙帝認為，擁立胤禩的官僚，是要結恩於他，「為日後恣肆專行之計矣」。他深知太子一旦登基，昔日有功的朝臣其權力不可避免要擴張。但是，這總比擁戴太子的一幫人強得多。康熙帝就是不認錯。　　　　康熙帝對李光地也十分不滿，自己明明已經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卻不向下轉達。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他一言不發？除了他不贊成廢太子而贊成八阿哥這個原因以外，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能他認為，既然立太子就會有人結成朋黨，倒不如不立太子為好。　　　　康熙帝召見李光地，責問他為什麼不說話？李光地回答： 「此事關係甚大，只應皇上一人乾坤獨斷，非臣子所當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責任了。　　　　康熙帝特別傳諭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時，並沒有一個人為之陳奏，只有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次在朕前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確是偉人。」胤禛急忙推辭說：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從這一點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確實是要「傳位於四子」的。胤禛是惟一與胤礽關係密切的人，這在心理上算是一種補償。史學家們都不從心理角度看問題，因為虛而不實，要實實在在的史料才算數。其實，中國歷史的許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給後人看的，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騙人還少嗎？拿這些明顯是制.造給後人看的史料來做論據，能得出科學的論斷嗎？古人把考據之學視為最無用的學問，確實是如此。　　　　太子復立，李光地奉旨為冊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誡太子說： 「勤思孝道，篤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這些話是針對太子的根本弱點而說的，可謂對症下藥。雖然他知道這不可能起什麼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對太子逼宮篡位之心防範甚嚴，但對其驕奢淫逸和暴虐無道卻不加限制，反而縱容之。康熙帝說： 「太子所奏欲責備之人，朕無不責備，太子欲懲處之人，朕無不懲處，太子欲驅除之人，朕也無不驅除之，只有太子欲殺之人，朕不曾殺。」太子不孝不仁，為什麼要縱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誕：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悅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遷善。」意思是說，太子如果萬事如意，心情舒暢了，自然就會改惡從善。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維方式。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愈矯愈暴。孟子說：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們總想為子孫萬代尋找一個萬全之計，卻絕不按照孟子所說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難自我澄清的，中國的傳統思想要求人們自我約束，除非聖賢，常人是難以做到的，尤其作為太子就更難以做到了。　　　　儒學以「智、仁、勇」為修身大義。太子胤礽的膽略才智頗高，可謂智勇雙全，惟獨缺乏仁義，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處。胤禛看出了這一點，故意表現得仁孝一些，多少贏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黨獄，把都統鄂善、兵部尚書耿額、刑部尚書齊世武、副都統悟禮和步軍統領托合齊等人以「結黨會飲」 的罪名予以整治。這明明是無中生有的事，實在是因為看到太子無可救藥，非廢黜不可了。胤礽長期處於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煩了。他急不可待地要當皇帝，他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搶班即位的陰謀活動。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說：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張益增，迷惑轉甚，暴戾僭越，斷難姑息。」結果是太子再度被廢，太子黨數人被誅。古語說，欲速則不達，既為太子，何必又爭？其實，這也是康熙帝縱容的惡果，世界上哪有被縱容嬌慣之人而能「徐徐遷善」的道理？由此可見，私心必然誤國，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脫這一規律。就這一點而言，他又與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復廢，東宮虛位，皇子們又蠢蠢而動了。他們各置黨羽，聯絡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寵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請安時順便問： 「外間有人仍要推舉我為太子，我該如何自處，要不就裝病吧？免得再發生保薦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試探老皇帝的態度，他的太子夢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圖，訓斥說： 「你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緊內外活動。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對洋人傳教士穆景說： 「外面人都說我和八爺、十四爺三個人裡頭有一個立皇太子。」康熙帝聽了這些傳言，氣憤地說： 「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們會搞逼宮的。」　　　　八阿哥被壓下去以後，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躍起來了。他特別籠絡李光地的門人翰林院編修陳萬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進而影響皇帝。當時李光地多次與皇帝單獨密談，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還鄉，臨行前到熱河陛辭，康熙帝又與他進行筆談，因為他耳聾，講話聲音大了怕太監偷聽，李光地閱後當即撕毀。當時的形勢除了建儲問題以外，其他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會以《周易》「事不秘則不成」的法則，規勸康熙帝秘密建儲。雖然秘密建儲是在雍正朝最後確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經實行了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進京商議建儲大事。福建知府戴鐸（雍王府屬人），知道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康熙帝專與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議，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鐸忽然來訪問李光地。戴鐸問道： 「李大人以為皇子中誰可以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諸王，八王最賢。」　　　　戴鐸說： 「八王柔懦無為，不及我四王爺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濟，大有作為。大人如肯相助，將來富貴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經私下裡向他表了態，要復立太子。何況他本人贊成八阿哥胤禩。八阿哥有才華，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較溫和寬容，做大臣的誰不願意與溫和寬容的皇帝相處呢？所以多數大臣都擁戴他。李光地當然也不例外。但是誰能料到事情最終發展到哪一步？還是不說為妙。　　　　康熙帝並不欣賞「柔懦無為」即仁義的皇子，而喜歡剛毅果斷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復立，就是因為具有這一特點。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說：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為我家考慮千秋萬世之人，惟獨此一老臣。」　　　　二次廢太子之後，趙申喬奏請冊立太子，康熙帝發諭旨說：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並未預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預立皇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沖，尚保無事；若太子年長，其左右群小結黨營私，鮮有能無事者……今眾皇子學問、見識，不後於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三，第8頁）這說明，康熙帝已經痛下決心，不再搞公開立儲了。太子年長以後不可避免要與皇帝發生權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說： 「古今天下，豈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對皇權造成威脅。皇子成人之後，分封世爵，分撥人口，建立府第，設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屬員都各庇護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於諸王，近於皇帝，必然對皇權產生威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諸王子以及滿漢大臣入宮，發布口諭： 「朕自從第一次廢太子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他曆數歷史上逼宮的事件，然後說：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諱，只是天下大權，當統一於一人之手，十年以來立儲大事，朕豈能忘記？」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計立儲，只是現在不必講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對大臣們說： 「朕百年以後，必會選擇一位堅固可托之人，與你們做主，必令你們傾心悅服，斷不至於令你們受賠累。」康熙帝是歷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儲問題上，只是因為私意過重，以至於弄得心神憔悴，身體虛憊，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個滿洲鑲白旗人、翰林院檢討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摺，疏請復立廢太子，說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雖以疾廢，然其過失皆因小人誘導所至，若盡罷佞倖，則潛德定會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湯泉，便將朱天保召至行宮門前，問他： 「二阿哥仁孝，爾怎麼得知？」朱天保先還支支吾吾，後不得已說出受他父親、兵部侍郎朱都訥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爾無知稚子，數語即窮，朕料定必有同謀。」遂傳諭返京，立逮朱都訥、戴保。又過一月，便頒旨，說是「朱天保為異日希寵，違旨妄奏。又首將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極，著即正法。戴保著亦正法。朱都訥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認為，朱天保疏請復立太子，是為了將來太子登基，可以藉此邀功。這是官場賭博的慣技，押寶不準，就要掉腦袋。朱天保這回是把自己和父親、岳父都輸掉了。　　　　偏偏還有那不怕死的，仍復上疏不止。文淵閣大學士王掞上疏，要求冊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決心效法祖父王錫爵在明朝萬曆年做首輔時，連續上疏奏請求冊立神宗長子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為了報答皇帝曾賜與他的祖父王錫爵「懋襄貽範」的匾額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將舉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慶之際，再次上疏「爭國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學家戶部侍郎張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絕。同時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聯合上疏，懇求早定儲位，康熙帝認定他們是在搞朋黨。康熙帝傳下諭旨，說： 「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掞等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藉此邀榮。不知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實。朕無可悔之處……朕無誅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王掞等人說是皇帝老了，請立太子以分理政務。康熙帝反駁說： 「伊等奏請分理，天下之事豈可分理乎？」當初他要大臣們推舉太子時曾說過「近來朕常感覺身體不適，心緒不佳，精神萎頓。主要是因為找不到能代理朕處理政事，分擔勞累的人，以至於此」。那時需要太子來分理政務，現在又決不允許立太子分理政務，不是出爾反爾嗎？　　　　皇帝決不能與任何人分理政務，大臣只是會思考會說話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絕不能與皇帝分權。在如此極端集權體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權顯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進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養來減輕專制Ｚ義毒素對社會的危害，可謂用心良苦。但就是這一點點人性的微光卻也遭到後人的抹煞。　　　　廷議將王掞等人處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報，說是西北戰事吃緊，請增派軍旅。康熙帝轉念一想，便諭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雲『為國為君』。見今西陲用兵，為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伊等暫停議罪，著於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著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聞。」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4、戴鐸獻「戒急用忍」之策　　　　戴鐸獻「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北戰事發生。康熙帝特將胤禵由貝子超級授予王爵（滿洲爵位，貝子之上是貝勒，郡王之上為親王，胤禵的王沒有號，頗耐人尋味），並任命為撫遠大將軍，出征西北。出發之前康熙帝親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禮，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將軍敕印。胤禵乘馬出Ｔ門，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都到德勝門軍營送行。康熙帝允許胤禵「用正黃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樣」。胤禵的稱呼——「大將軍王」，也頗耐人尋味，在軍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諭旨都這樣稱呼他。　　　　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出胤禵是有可能被立為儲君的。一是讓他在西北建功立業，並且手握重兵，有實力可以依靠。二是遠離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來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這一條古例行事，最終避禍得福登上王位的。不過，畢竟遠在萬里之外是無法繼承皇位的，當年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殺，也是歷史的教訓。康熙帝對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選。從後來沒有把他調回京城這一點看，康熙帝又放棄了他。或者康熙帝認為胤禵是胤禩一黨，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們。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帝一直處在矛盾之中。　　　　當時能與胤禵爭奪儲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烏雅氏，是護軍參領威武之女，出身並非顯貴。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禎，後改為允禵。　　　　胤禛將謀奪儲位的想法付諸實踐，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廢黜以後。這之前，戴鐸曾勸他「戒急用忍」，說，「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無瑕疵，與諸阿哥相處，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遭猜忌，無才者可以為依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太子再度被廢之後，戴鐸又寫給雍正一封信，建議他應該如何營求儲位。首先，戴鐸勸他加入爭奪儲位的角逐： 「當此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奴才雖一言而死，亦可少報我主子知遇於萬一也。」看來，在戴鐸寫此封信之前，他還沒有奪嫡的具體計劃，不然戴鐸的信中也不至於說「一言而死」云云。戴鐸為之分析形勢，陳述數條建言：　　　　「處庸眾之父子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顯露己長，恐其棄置而不用，過分顯露己長，恐其見疑而不用，此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彼此愛好各異，必有所爭，爭則必有勝負，此其所以為難。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無瑕疵，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時之小忿，而忘終身之大害。」就是說，要想方設法取得康熙帝的好感，同時又不要得罪了兄弟們。　　　　「至於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優待也。他們一言之譽，雖不能立時得福報，但他們一言之讒，卻可能成為伏禍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賢，名聲很好，以後更應刻意留心，逢人小心應付，素為皇上之親信者，自不必論，即使是漢官太監之流，主子也應於見面之時，溫語褒獎數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賜，而他們已感激無地。主子賢明之聲譽，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眾輿論自然擁戴主子。」就是說，要刻意籠絡人心，與百官搞好關係，讓他們替你造輿論。　　　　「至於各部各處之閑事，似不必多與聞也。」就是說，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渾水，以免誤了謀權篡位的大事。　　　　「本門之人，尋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損，受利受益者未必以為承恩，受害受損者則以為怨恨。古人云：不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為家，豈在謀些須小利乎？至於本門之人，豈無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櫝中，珠沉海底，即有微細之長，何由表現？懇求主子加意栽培，於尚未知者，親自試其才能，於已知之者，恩上加恩，以使本門中人，由微而顯，由小而大，以致在外為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在朝為內閣、六部、九卿，雖未必人人如此，然而若能有幾個人才脫穎而出，未嘗不可形成東南半壁之勢。」就是說，要大力培植雍府人才，多多謀取朝內外的顯要職務，為奪權篡位擴充實力。　　　　戴鐸最後告誡胤禛說： 「當此緊要之時，誠不容一刻放鬆也。否則稍微懈怠，被他人捷足先登，恐遭所害，此事勢難中立。」就是說，你不想當皇帝，到時候別人做了皇帝，可容不得你保持中立。　　　　這封信，詳細地陳述了胤禛集團為爭取儲位應採取的策略。胤禛對戴鐸的告誡十分重視，稱為「金玉之言」。從此以後更加謹慎小心，竭力揣摩康熙帝的心思，盡量討得康熙帝的信任。同時，暗中擴張自己的勢力。　　　　戴鐸不久由福建知府升為道員，他寫信來說，奴才在五夷山遇見一位道人，行蹤甚為古怪，與之談論，語言甚奇。胤禛對此大感興趣，命他繼續訪問，細細回報。戴鐸又來信說：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之事問他，以卜主子前程。他說乃是一個「萬」字，奴才聞之不勝欣悅。當然，胤禛聞之更是不勝欣喜了。　　　　不久，戴鐸轉任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錦由胤禛向吏部活動，而出任河南開歸道。康熙五十六年，戴鐸又向胤禛提出謀求退路的主張，他認為Ｔ灣遠處海洋之中，沃土千里，而Ｔ灣道兼管錢糧，我應該謀調這個職務，替主子屯聚訓練，也可以為將來之退計。　　　　胤禛黨人在朝廷內外大多單任一般性職務，然而有兩個關鍵性職務卻被兩位死黨掌握了。雍府中的一位關鍵人物是年羹堯，其妹為胤禛側福晉，他於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撫，不久晉陞四川總督，他又自請擔任川陝總督，被朝廷批准。年羹堯有一次在給胤禛的信中露骨地說： 「今日之不負皇上，即異日不負王爺。」這話說得太明顯了，受到胤禛的申斥。胤禛並非不想當皇帝，而是怕做太露骨了，可能招禍。　　　　胤禛集團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隆科多。隆科多（？~1728），滿洲鑲黃旗人，佟佳氏。他是佟國維之子，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佟氏先為漢軍旗人，清制滿漢不通婚，與漢軍旗人是可以通婚的，但康熙帝仍然將其家族抬旗為滿洲旗人，姓改稱佟佳氏。隆科多任理藩院尚書兼步軍統領，很受康熙帝信任。他也被胤禛爭取過來，在胤禛繼承皇位時起到了最大作用。　　　　胤禛著意搜羅人才，他曾企圖結交內務府員外郎鄂爾泰，遭到鄂爾泰的拒絕。他命門下人馬爾齊哈聯繫禮部侍郎蔡珽，召他來見。蔡珽以 「身為學士不便往來王府」為由，不受召，以後他又命雍邸一位重要人物年羹堯代表自己往請蔡珽，蔡珽仍不受招，康熙六十一年，蔡就任四川巡撫，到熱河陛辭，胤禛也在熱河，他終於通過年羹堯的兒子年熙召見了蔡珽，將其爭取過來。蔡珽又將左副都御史李紱介紹給雍正帝。李紱是理學家，道德文章俱佳，在當時的文壇上是很著名的。胤禛集團還有魏經國、沈廷正、博爾多等人。　　　　為了麻痹外人，胤禛故意裝出不問世事的樣子，他本來就崇信佛教，雍王府旁邊即為柏林寺，是京城著名的密宗道場，他常與章嘉呼土克圖喇嘛等僧人頻繁往來，講論佛法，又在西山修建大覺寺，自稱「天下第一閑人」。他把古人出世的文章摘錄輯成《悅心集》一書，宣傳消極出世的思想。他表面上過著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處處忍耐，以欺蔽世人。　　　　胤禛謀求儲位，有兩個特殊的條件：首先，他搞謀奪儲位的活動起步較晚，使他可以吸取了兄弟們失敗的教訓，活動就更隱蔽、更狡猾了，康熙帝一直對他比較放心。康熙帝痛恨某些皇子刻薄寡恩，在晚年歲月中與胤禛關係最和睦，除了他常常表現出仁孝之外，還利用兒子弘曆來為自己增加籌碼。　　　　弘曆本為胤禛的第五子，古代醫學不發達，無防疫苗可用，故皇帝的兒子也常常夭折。弘曆上面三個哥哥，死了兩個，他就成了第二子。大哥弘時「年少放縱，行事不謹」頗令人失望，只有弘曆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年齡11歲，不大不小，正合適。　　　　5、以兒子的才華，博取父皇的歡心　　　　太子與諸皇子的權位之爭，使康熙帝的精神和身體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傷，第一次廢黜太子，他失眠六日，大病一場。為了建儲之事，十幾年來，他「心思用盡，容顏清減」，身體一直不好，乃至於右手有時不能寫字，他堅持以左手批紅，也不令人代筆，以防有人借批紅之際擅權亂政。他活得非常累，為了散心，他常住暢春園，或往熱河避暑山莊休養。胤禛和三阿哥胤祉經常請康熙帝到他們在京西和熱河的花園遊玩，使康熙帝在暮年歲月中，又享受了一番天倫之樂。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季，胤禛陪侍康熙帝到熱河避暑山莊避暑，弘曆也跟隨前往。　　　　有一天，胤禛陪同康熙帝散步至山莊觀蓮所下，趁康熙帝高興之時把11歲的弘曆叫來陪伴。康熙帝問弘曆正在讀哪一部經書，弘曆回答說，在讀《論語》。胤禛也有意無意地問弘曆記熟了沒有，可不可以背一段來給大家聽聽。康熙帝命他背誦幾篇，弘曆遵命，走出來站在眾人面前，從容不迫地背了起來，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帝及左右隨從都大為驚異，齊聲誇獎。多年來聚集在康熙帝心頭的烏雲，忽然被一陣清風吹開。這些年他心中的苦惱之事，純粹由兒子們的爭位而起，因此能夠慰藉他心靈的，也只有骨肉親情。他立刻就喜歡上這個孫子了，這日顯得特別開心。　　　　這是康熙帝第一次對弘曆的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過了一年，春暖花開之時，胤禛請康熙帝游圓明園。當時康熙帝正住在附近的暢春園，那時圓明園只是胤禛當皇子時的賜園，叫「和碩雍親王園」，規模不是很大，圓明園成為佔地廣大豪奢無比的名園，是在乾隆帝時期。那幾年康熙帝每次遊覽頤和園，胤禛都請康熙帝駕臨圓明園，設宴演劇。使康熙帝寂寞孤苦的心懷得以排遣，他常常對嬪妃們誇獎皇四子的孝敬。在康熙帝遊園之時，弘曆始終不離身旁，朝夕相伴，康熙帝對弘曆格外歡喜，撫愛備至。胤禛說： 「讓弘曆隨侍父皇讀書如何？」康熙帝馬上就同意了，胤禛巧妙地利用了父皇的愛孫之情，把兒子安排在皇帝身邊，做得不露痕迹。康熙帝命將暢春園內的「澹寧堂 」賜給弘曆，同時又將自己在圓明園寢殿旁的牡丹台，設為弘曆起居讀書之所，這裡後來又稱作「鏤月雲開」，為圓明園四十景之一。　　　　胤禛恰到好處地利用了康熙帝苦惱的情緒，以及老年人愛孫的心理，把弘曆推到康熙帝的身邊。這種讓孫子在皇祖面前顯示才能的方式，比自己直接在父皇面前顯示才能的方式更高明。曲線奪儲的策略比較容易奏效。這一切都做得那樣自然，水到渠成，不留痕迹。　　　　這年夏天，弘曆又扈從康熙帝到避暑山莊，時時伴隨康熙帝身邊，備受寵愛。康熙帝又將日常批閱奏章、引見官吏的「萬壑松風」殿旁的三間小殿「鑒始齋」，賜給弘曆作為讀書之所。　　　　有時康熙帝瀏覽經史，見弘曆站在身旁，則親授章句，為他講解文義。寫字之時，見弘曆從旁竊觀，便問道： 「你也喜歡我的書法嗎？」弘曆點頭微笑，於是弘曆不斷地得到康熙帝所賜書法，或長幅，或橫幅，或詩扇。之後，弘曆就拿去給父親欣賞，「寶而藏之」。康熙帝接見朝臣，弘曆則敬立座側，傳膳用餐時，弘曆常常倚靠在康熙帝的膝前，一同進餐，「特被寵愛，迥異他人」。　　　　有一次，康熙帝乘御舟來到晴碧亭畔。弘曆正在湖邊玩，他聽到康熙帝叫他名字，急忙從假山石上跑過來。康熙帝又趕快叫他不要跑，不要摔跤。康熙帝愛撫著弘曆的肩頭指著湖畔茂盛的荷花問他，還記得周敦頤的名篇嗎？弘曆一字不落地將《愛蓮說》背誦出來。康熙帝又問他，懂得文章的深意嗎？弘曆滔滔不絕，解說融徹，康熙帝龍顏大悅。康熙帝在他一生的最後歲月里，含飴弄孫也許是他惟一的快樂。　　　　在承德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前的大門門壁上，刻有乾隆帝的一首詩。他在詩及自注中記述了自己12歲時，常常在康熙帝面前表演箭法，並以箭法優秀而受到康熙帝的垂愛的事實。有一次，他隨侍康熙帝在校場閱射。弘曆連中五箭，康熙帝很高興，對他加以褒獎並賜黃馬褂。　　　　又有一次在圍場打獵，侍衛們射傷一隻大熊，眾人上前觀看，弘曆剛剛上馬，大熊忽然立起，弘曆不慌不忙，搭弓射箭，康熙帝舉槍將熊打死。事後大家入帳休息，康熙帝對溫惠皇太妃說： 「弘曆之命真是貴重，將來福報必在我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已經在有意識地培養弘曆做皇帝了，否則無法解釋「將來福報必在我之上」這句話，如果這話不是雍正帝後來捏造的話。　　　　胤禛請康熙帝到他在承德的賜園「獅子園」用膳，弘曆也隨同前往，康熙帝指著弘曆說： 「可帶其生母來見。」當時他仔細看了看胤禛的福晉鈕祜祿氏，不住地點頭說： 「這真是有福之人啊！」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古人一向很迷信命相，宿命論的意識根深蒂固，認為富貴之人必有福相，而且某個人的福、祿、壽，往往與其父母的命相有關係。弘曆的生母原是雍王府的侍女，後被收為侍妾，在雍王府地位很低下。康熙帝此時特命召見弘曆的生母，已屬破格，似有深意，恐怕不是隨便看看吧。在祖孫三代翁媳同堂的和睦氣氛之中，康熙帝又給胤禛親書「五福堂」匾額，以後胤禛將它懸掛於雍王府後室。何謂「五福」？即長壽、大富、端正、尊貴、聰明。這五福是人生福報的極點，人們一向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有乾隆皇帝所得最為完滿。很可能康熙帝在那一天之後，最終決定將帝位傳給胤禛。後來乾隆帝在講到這一件事的時候曾說： 「仰窺皇祖的恩意，似乎已知道我是異日可以付託之人，因此要看一看聖母佛相。」　　　　當時，康熙帝常常在西山一帶筵宴遊玩，先後共十一次到胤禛的花園，祖孫三代，同享天倫之樂。　　　　因愛孫而傳帝位與其父的事情，明朝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明成祖朱棣先立了皇長子朱高熾為世子，但又嫌他柔弱，常想以漢王朱高熙替換，可是他又十分喜歡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認為他的性格剛強果斷與自己很相像。後來他命朝臣議立太子，大臣們同意立朱高熾為太子，他不同意。大學士解晉說，皇上有一個好聖孫，難道忘記了嗎？這句話打動了明成祖，他最終同意立朱高熾為太子。　　　　很明顯，胤禛也是企圖通過兒子弘曆來打動康熙帝的心，他確實是做得相當成功。到此，人們不難看出，胤禛謀奪儲位的計劃已經接近於完成了。　　　　從當初康熙帝對胤禵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可能是打算立胤禵為儲君的，也許是由於他對弘曆的喜愛，使他改變了主意，又決定立胤禛為儲君了。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命胤禵回京述職，胤禟就說： 「父皇明是不讓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後難於安頓他。」康熙帝大概就在此時改了主意。後人因此感到迷惑，認為胤禛是篡位而得皇位的，公平而論，胤禛不是篡位，而是謀位成功。康熙帝既然就立儲問題考慮了多年，怎麼到臨終卻又沒個清楚地交代？歷代英主往往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失敗，無非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教育皇子的方法，除了孟子所說的「天降大任」外，別無他法。　　　　6、奪位成功　　　　胤禛越來越受到父皇的信任和重視。康熙帝晚年體力不支，祭天、祈谷、祈雨三大禮就由胤禛代行。清朝，三大祀的主持人往往都是由皇帝親自擔任。尤其是康熙帝，十分重視大祀，他曾說： 「天壇大祭，朕必親往行禮，方展誠心」， 「自即位以來，凡大祀皆恭親行禮。」他是輕意不使人代替的，現在由胤禛來代替，表明了他對胤禛重視的程度。康熙六十年，他派遣胤禛前往盛京三大祖陵告祭，回京後又祭祀太廟；六十一年胤禛又再次代康熙帝行大祀典禮。誰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儲君，由此也稍微可以看出一些跡象。也許康熙帝是想以此挽回當年為胤禵隆重送行的影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忽然病逝於暢春園。前幾天，他因為往南苑獵場行圍，著涼後患了感冒，不知為什麼會死？當時守衛暢春園的是掌握京師衛戍大權的隆科多，時人懷疑：是不是他與胤禛相Ｇ結害死了康熙帝？民間一直有這種傳說。雍正七年（1729年），發生了曾靜案。曾靜在他的著作《知新錄》中指責雍正帝犯了「謀父」、「 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惡。所謂「謀父」，是說雍正帝用一碗人蔘湯毒死了康熙帝。雍正帝為了洗刷自己，將當時的情況描述為這樣：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當時皇考身體不爽，朕請求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應於齋所虔誠齋戒為重，朕遵旨於齋所至齋。十三日，皇考招朕回暢春園，朕未回之前，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怡親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 「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承繼大統，著繼承朕即皇帝位。」……及朕馳至暢春園問安，皇考告之以病情嚴重。朕含淚勸慰，當天夜裡皇上即歸天了。朕哀慟號哭，痛不欲生。隆科多乃宣讀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仆於地。誠親王等向朕叩首，勸朕節哀，朕才振作起來，開始辦理大事。　　　　當時朝鮮使臣金演回國後，有一段不同於此的報告： 康熙帝在暢春園病劇，自知不起，召閣老馬齊至病榻前說： 「第四子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並以做皇帝不易以及治國平天下的重要道理訓誡胤禛，然後解脫其頭頸間所挂念珠，對胤禛說： 「此乃先帝（順治）臨終時遺贈之物，現在我把它贈給你，你要好好保存。」又說： 「廢太子皇長子性情不順，依前拘囚，豐其衣食以終其身。廢太子第三子朕所鍾愛，其特封為親王。」言迄而逝。　　　　這段記載與清朝的官方記載或野史都不同。正史固不足信，野史描述此事，則明顯為演義之筆，更不能令人信服。國內所存史料雖不能支持這個說法，但朝鮮使臣的報告也未必無所根據。　　　　這裡還需補上一筆，交代馬齊的復出。當初馬齊因操縱群臣擁立胤禩為太子，被革職。不久佟國維病逝，使得朝中滿漢官員之間失去平衡，大小事都由漢族大臣做主，滿洲大臣內竟然沒有可以和漢族大臣抗衡的人物。康熙帝於是又重新起用馬齊為武英殿大學士、內務府總管，以壯大滿臣的勢力。可見當時馬齊是朝中頗具威望的人物，他被重新起用後，不再支持胤禩，但何時轉而支持胤禛的則不清楚。難道他真的只是臨危受命，秉公辦事嗎？　　　　胤禛即位後任命馬齊、隆科多、胤禩、胤祥四人為總理事務大臣，他讚賞馬齊「任大學士二十餘年，甚屬敬謹寬厚，先帝出巡，每嘗隨從，殊為出力，此番改元大事，又公同善為辦理，黽勉勤勞，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雍正帝即位的關鍵時刻，馬齊是積極的支持者之一。雍正帝又令馬齊為《康熙實錄》的總裁官，馬齊一定在銷毀康熙朝對雍正帝不利的各種材料方面，為雍正帝出了不少力。弘曆被秘密立為皇儲，雍正帝指定馬齊的侄女為弘曆的福晉（即未來的皇后），後來，弘曆繼位以後，富察氏一門榮耀至極，傅恆、福康安等都官至大學士，深受皇帝倚重。雍正和乾隆兩位皇帝對馬齊和富察氏一門的優待，似乎可以視為是對馬齊當初擁立功勞的獎賞。　　　　可以肯定地說，隆科多是確保胤禛繼位的關鍵人物。他掌握北京的衛戍兵權，康熙帝死後一日，他奉胤禛之命，立即關閉了京城九門，隔斷了胤禩、胤禟等人與胤禵的聯繫。他保護雍正帝處理善後事宜，對胤禩、胤禟等人的不滿和可能的反抗，起到了威懾和壓製作用。胤禩曾被眾臣推舉為太子，在朝野都頗有影響力，他覬覦皇位久矣，現在眼睜睜地看著胤禛以非正常的手段繼位，他心裡十分懊惱，行動反常，態度倨傲。胤禟則倚柱發獃，叫他做事，他也不理不睬。但是他們都沒有採取什麼實際的反抗行動，說明他們對隆科多的禁軍是畏懼的，雖然他們根本就不打算採取任何激烈的行動，但也並不能說隆科多的作用不重要。當年康熙帝在世的時候，他們尚且能大肆活動，把父皇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今天也必然會興風作浪，之所以沒有採取什麼反抗行動，也實在是因為對手是有武力做後盾的，而自己卻是赤手空拳。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強大武力的反抗，只能是以卵擊石，稍有頭腦的人不會出此下策。　　　　與在京城中手無寸鐵的皇子們相反，當時胤禵卻是手中重兵在握。可惜他無法行動，因為他的駐軍之所，正在川陝總督年羹堯的轄地之西，他如果要舉兵東進，年羹堯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當然，胤禵也許並沒有舉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堯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碼能起到巨大的威懾作用。雍正帝命大將軍王胤禵立即馳驛來京。封胤禵手下的都統延信為貝子，並命他馳驛赴甘州，然後又發一道密諭給延信，說： 「你抵達之後，將大將軍王所有奏摺、所有硃批諭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繳封固後奏送。如果大將軍要親自帶來，你從速開列緣由，在他家信等帶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軟疏怠，使他得以檢閱奏文後，並不全部交來，朕就生你的氣了。如在路上遇見大將軍王，勿將此諭稍有泄露。」雍正帝顯然是害怕康熙帝曾經給大將軍王胤禵的硃批中有傳位於胤禵的暗示。他說： 「皇父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諭旨，妄行指稱，為生事證據。」因為，雍正帝並沒有得到康熙帝的真遺詔，只是由隆科多口頭傳達遺囑，當然沒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禵手中康熙帝的硃批，有對他不利的文字。　　　　戴鐸此時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撫蔡珽表示，如果胤禵敢於起兵反抗，四川應該出兵丁錢糧支持雍正帝。蔡珽則向雍正帝上書，提出優待八旗、從西北撤軍等建議，以便穩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為「允」字，以避其諱。　　　　當時就有傳說，雍正帝是矯旨篡位，因為康熙帝沒有正式詔書留下來，對此問題這裡不做分析。僅從君臣關係的角度分析，雍正帝是高明的，他和他的屬下為了爭得儲位，做了極其周密的謀劃和多方面的活動。他與諸位阿哥謀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爭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稱之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 「富貴閑人」，這是他高過諸阿哥之處。在常人的觀念中，凡是要求的東西不爭取就得不到。這種直截了當的方式在有些情況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況下都行得通。往往有這種情況，某些東西你越是去爭取越是得不到。適得其反，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雍正帝學佛與僧侶往還，制.造出世假象，真騙得了人嗎？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與他談論佛法，恐怕謀位之事，也能從僧人那裡得到一些以忍讓求進取或「感應道交」一類的「開示」吧，可惜這些事情沒有留下記錄。從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覺禪師安置在宮中，「倚之如左右手」，軍國大計常與他商量這一點來看，在他謀取儲位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會與他談論世間法。　　　　雍正帝利用弘曆博取父皇歡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視為純粹的陰謀，真正的孝心還是能打動人心的，康熙帝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康熙帝痛恨太子不孝，對於其不仁則可以容忍。對於胤禩的仁義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難道有這樣的理學家嗎？　　　　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歷史記錄的缺失。康熙帝在位61年，時間久，所處理的軍國大事亦多，《清聖祖實錄》至少應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實錄為1500卷）。在清代各朝實錄中，每年所佔的篇幅以康熙帝最少，每年只5卷，順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這說明在後來纂修《清聖祖實錄》時有些記載被大大刪除了，當然是將於雍正帝不利的記載銷毀，皇子們爭嫡之謎也就被永遠地掩蓋了。　　　　第二卷：（三）　　　　7、確立秘密建儲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前往天壇舉行祭天典禮，這是他登基後第一次祭天。祭天歸來，回到宮中養心殿休息，雍正帝命人將弘曆召來，將帶回的一小塊祭肉賜給弘曆吃，而沒有賜給他的哥哥弘時。多年以後，弘曆做了皇帝，回憶起這件事，認為其中定有深意，想必是父皇在第一次祭天時就已將建嗣之事默告於天，然後賜胙肉於他。雍正帝封弘曆為「寶親王」，暗含有將授予其大寶（玉璽）的意思。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弘曆做了皇帝以後人們的分析，當時並沒有明顯的跡象。　　　　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對中國歷史上封建皇帝生前預立太子的制度進行了改革。他鑒於康熙帝立太子失敗的教訓，也吸收康熙帝晚年不立太子的經驗，結合滿洲的歷史傳統，廢除了公開建儲的制度，明確建立了一個秘密立嗣法。一般都說是雍正帝創設了秘密立儲法，似乎並不盡然，康熙帝晚年不明立太子的做法本身就是秘密建儲法的開端，只是因為他的病忽然加劇，使他還來不及做完最後的工作而已。　　　　公開預立太子的制度源於儒教的宗法制度。按照宗法制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從血統來說皇帝的嫡長子是法定的大宗，其他諸子皆為小宗，諸弟對嫡長子在親屬關係上是兄弟，但從政治上說則是君臣關係，不容有所僭越。嫡長子繼承製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皇位理所當然要由正皇后所生的長子繼任，如果長子夭折，則立長孫，如果沒有長孫，再由嫡次子按順序繼承。只有在正皇后無子的情況下，才可能考慮立嬪妃所出的長子為太子，如果皇帝根本不曾生育，則依照族內親疏順序選立皇儲。　　　　在君主專制時代，國家的興衰都在君主掌握之中，因此如何選擇君主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宗法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著嚴重的缺陷，究其本意是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希望以血緣嫡長子繼承製的原則，來確保皇位交替時能夠和平而有條不紊地進行。然而一切事情都有所謂的悖論。往往由於嫡長子本人的品性不良，使得和平交替的正麵價值被它的負麵價值大大地抵消了。因為「龍子龍孫」生長於禁宮之內，長成於閹宦婦人之手，自幼嬌生慣養，所以「童昏狂暴，接踵繼出」（趙翼《廿二史札記》），他們對國計民生一無所知，怎麼能治理國家？　　　　清初思想家唐甄批評儒家的宗法制度說： 「帝王之家，富貴尊榮，天生的習性就是驕縱恣意，豈能成為賢人！一個朝代十多世中能有兩三個賢君，不能說不多。其餘不是殘暴即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乖僻，不是乖僻就是懦弱，懦弱之君使國家隱藏動亂，乖僻之君引發國家動亂，昏暗之君招致國家動亂，殘暴之君激發國家動亂。」（唐甄《潛書·鮮君篇》）總之，宗法制度是國家動亂的一大根源。　　　　「宗」，從「宀」，從「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是宗廟和尊的意思，表明終身、世襲與不可變易是順理成章的。漢族的宗法制度，雖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其實歷朝歷代都有破壞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因太子朱標早死，乃立朱標之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後朱允炆繼承帝位，史稱建文皇帝，不久即被皇叔朱棣奪去帝位。雖然是皇家內部的爭奪，但也是「以臣易君」的弒君行為，是宗法制度所不容的「亂臣賊子」。宗法制度雖然不斷受到衝擊和破壞，但是這種衝擊和破壞卻是消極的，皇子們為謀奪儲位而相互傾軋，皇后妃子們爭奪「母由子貴」的機會而攪亂皇帝的視聽，宮中和朝中各種政治勢力也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鬧出了許多的宮廷政變。　　　　由於嫡長繼承製弊大於利，漢族統治者也常常不遵守嫡長繼承製，儲君不是由皇帝指定，就是由權臣擁立，全是非程序化的獨斷專行，往往演出逼宮篡位的悲劇，談不上正面有益的經驗，少數民族政權則有過一些成功的經驗。遼、金、元三個朝代都是實行王公會議推定繼承人的辦法，比較成功。然而，漢人對此方法的優越性卻視而不見，反而斥之為「以臣選君」，認為是野蠻民族的做法。　　　　其實，「以臣選君」這一原始的方式比儒家的宗法制度高明得多，國家元首的產生形式永遠是國家政治的核心。中國的封建社會停滯落後的根源主要在於宗法制度，而重農抑商或八股取士，輕視自然科學等等原因倒還在其次。　　　　按照滿洲的慣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後，由諸王大臣共同推舉新君繼位，如皇太極和順治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繼位的，順治在世時，康熙也並非太子，而是順治臨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繼位的。福臨死時只有24歲，還沒有來得及考慮這個問題，他共有八個兒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選三子玄燁。他徵求洋人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認為玄燁已經出過水痘，不至於夭折。因為這個理由，玄燁就做了皇帝。對這種偶然性的解釋，只能說是天意了。　　　　可惜，康熙帝吸收漢儒文化後放棄了滿洲傳統，也許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訓，他於康熙十四年（1675年），自己年僅22歲時就按照漢人立嫡長子的制度，冊立了不到兩歲的嫡長子胤礽為皇太子。太子長大成人之後，開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勢力。許多大臣出於將來利益的考慮，靠攏趨奉皇太子，結成了太子黨。他們的勢力不斷擴大以至威脅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是大學士索額圖，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禮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儀注，在索額圖的授意下尚書薩穆哈將太子的拜褥與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欄內，康熙為此十分不快，說： 「太子與皇帝應有所區別，不可違禮。」命將太子的拜褥移至欄外。事後薩穆哈請求將此事明確記錄入檔，其實不必他請求，此事也會記入《起居注》，他惟恐史官不記，日後太子登基會提起舊事，治他的罪。康熙帝由此感到太子黨人的威脅，於是開始整治太子黨，先對索額圖下手，將其逮捕誅殺，兩次廢除太子，最終將預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帝是清朝惟一的一個搞公開冊立嗣君的皇帝，這又是他遇到的最無能為力的難題。他統治中國的最後十幾年，因為廢立太子的事情，搞得他心力交瘁，許多本來應辦之事都耽誤了。如面對西北地方政權坐大的形勢，朝廷不能及時處理，處於被動地位，他曾嘆息說：我老了，要是年輕，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的晚年，吏治廢弛，國家也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他所立的太子趁他老邁之時加緊奪權，廢黜太子之後，諸皇子又各立門戶，結黨蓄勢，明爭暗鬥，加劇了政治危機。這就是預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帝需要認真吸取教訓之處。　　　　有了康熙朝預立太子而朝政愈亂的教訓，雍正帝決定不再按漢人的宗法制度辦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詔宣布：大清朝的皇位繼承，自此以後改用「密建皇儲」之法。所謂「密建皇儲」，即是由在位皇帝從皇子中物色一人做自己的繼承人，被選之人不論長 、幼 、嫡、庶，只要他的品行和才能堪當大任，就可入選。入選之後，並不公開，還須繼續考察，必要時可以更換。選定皇儲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們不得建言推舉，甚至也不許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來影響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集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於乾清宮西暖閣，宣布新的立儲之法。他說： 「當年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之狀，難以描述。如今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周密詳慎，現在不可舉行。然而聖祖既將大事託付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先籌劃。現在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於乾清宮正中，世祖章（順治）皇帝御書 『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朕另備一份密旨，隨身攜帶，以作勘對之用。諸王大臣都應知悉，也許這個繼嗣文書收藏數十年也不一定。」 繼嗣文書上所定的儲君是誰，除了皇帝之外，大家都不知道。要等到在位皇帝臨死之前或駕崩之後，才將密旨公布，儲君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盡列臣工之位，如有抗旨不遵者，應予嚴厲制裁。　　　　雍正帝問：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稱： 「皇上聖慮周詳，為國家大計發布明旨，臣下惟當謹遵聖旨，此乃天經地義之事，豈有異議？」雍正帝表示滿意，然後令眾臣退出，但是留下了總理事務王大臣（輔政大臣）數人，當面將聖旨裝入錦匣密封，藏於「正大光明」匾之後。　　　　密建儲君，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從乾隆至嘉慶，再至道光，再至咸豐，一百餘年來執行密建制，沒有出現漢人皇權交替時常有的那些弊病。既無兄弟奪位之舉，也沒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的皇帝們與明朝的皇帝們作一番比較，不難發現，明朝的皇帝遠遠不及清朝的皇帝。撇開才幹不談，僅就品性而論，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幾位皇帝比較明白事理之外，中後期的皇帝大多冥頑不靈，昏庸殘暴。中國歷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這樣，出現如此眾多的頭腦清楚又工作勤奮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關鍵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過太子，最後還是廢掉了。秘密建儲，使皇子們地位一律平等，不論長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幹的優異來贏得皇儲的資格。這就避免了皇長子以天然的儲君自居，因為沒有競爭，而不求進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睜睜看著國家的命運，交到一個頑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時也避免了產生太子黨，從而威脅皇帝地位的局面。　　　　漢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於穩定高於一切的考慮——要求穩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徵。但是以不公正來求穩定，這種穩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歷史早已證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穩定的作用，反而是動亂的禍根。密建儲君之法，吸收了滿族「以臣選君」辦法中不以嫡長子為惟一的候選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幹爭取候選。諸皇子為了日後能登大位，必須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雖然皇子們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樣，小機智，但必竟是偽善（人能偽善也算有是非之心），絕不會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聵狂暴，而無可「選擇」之事。　　　　乾隆帝受儒家文化影響，對乃父密建儲君之法不太滿意，認為這只是權宜之計，以後還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過他並沒有實際做這件事，他只是提前遜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國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時避免明立東宮，可能出現的儲君與皇帝爭權，儲貳驕縱或諸皇子爭儲位等弊病。以人品學識為資本來競爭權力，在封建社會是很理性的表現，體現了中國人「尚賢」的文化傳統。在封建時代，還沒有其他更高明的「選君」辦法，因此雍正帝創建「密建儲君」之法，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可以算做相當進步的一項改革。　　　　8、年羹堯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親的典型表現是過分寵愛隆科多、年羹堯，寵愛勢必縱容，臣子坐大，也就成為權臣，不可避免要威脅到皇權，於是轉向另一極端。　　　　年羹堯（?~1726），清漢軍鑲黃旗人，康熙進士。年羹堯是文武雙全，詩文書法俱佳。年羹堯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還大幾歲，也有比雍正帝小一歲的說法。他們是郎舅之親，年羹堯的妹妹是雍正帝的側福晉（後稱年貴妃）。雍正帝與年羹堯私交甚厚，二人關係有超越君臣之處。康熙末年，年羹堯受到康熙帝的重視，出任四川巡撫，授總督，辦理松潘軍務。雍正帝奪嫡成功，年羹堯有鉗制胤禵之功。雖然這只是一種威懾作用，也不能說是毫無意義。　　　　雍正初年，年羹堯成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區的總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務，斷不可貽誤，並傳諭大將軍延信知之」（《清世宗實錄》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條）。這樣就使延信撫遠大將軍的西北軍事指揮權也隸屬於年羹堯。雍正帝在雲貴總督高其倬的奏摺上批道： 「年羹堯近年來於軍旅事務邊地情形甚為熟諳，且其才情實屬出人頭地」，「兵馬糧餉一切籌備機宜，如及與年羹堯商酌者，與之會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鍾琪的奏摺上批示： 「西邊事務，朕之旨意，總交年羹堯料理調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往青海討平厄魯特蒙古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年羹堯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襲罔替，兼預雲南政事。一時，年羹堯稱霸一方，儼然成為一個割據勢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堯進京，說： 「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來。」可見當時雍正帝決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堯二人參與謀劃。年羹堯在中央沒有任何職務，又遠在西北邊陲，而朝中重要政務雍正帝必與之商討、聽取和採納他的意見。年羹堯儼然宰輔。如耗羨歸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撫諾岷的提議，但廷議遭到抵制。雍正帝徵求年羹堯的意見： 「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入祀孔廟，但康熙帝先已將朱熹入祀，雍正帝覺得如將周、程置於朱熹之前，於乃父面上有妨礙，委決不下，要年羹堯「詳細推敲奏來」。對於年羹堯的意見，雍正帝特諭大臣們，說年羹堯「讀書明理，持論秉公」，要他們細心參考他的意見。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堯陛見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屆期赴京集會，以年羹堯之行止定其他督撫的進京行動，雍正帝明顯把年羹堯置於其他督撫之上，所謂「超群之大臣」。對於允禩集團的處理，雍正帝不僅與年羹堯磋商，更讓他參加執行，把允禟交年羹堯監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堯也有很大權力。除了在他的轄區內，「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至千把」，俱聽年羹堯分別棄用。其他省份的大員的任免，年羹堯也可以參謀意見。如年羹堯密參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不可擔當巡撫重任，雍正帝就將趙撤職，改用李維鈞。李維鈞的妻子，是年羹堯家下人魏之耀的乾女兒，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維鈞與年羹堯親近，李維鈞間接地成了年羹堯的「下人」。又如李紱就任廣西巡撫時，保薦徐用錫同往，年羹堯說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堯隨意任用私人，年羹堯的家僕桑成鼎累宦至直隸守道，家僕魏之耀也署副將；其私人胡期恆、王景灝出任甘肅巡撫、四川巡撫。陝、甘、川三省府州縣官及軍將，多為其黨羽私人。每遇文武員缺，年羹堯必拔擢其私人，俗稱「年選」。吏、兵二部視同虛設。年羹堯大權在握，「於是鮮廉寡恥行賄鑽營之徒競相奔走於其門」。　　　　雍正帝對年羹堯的態度異乎尋常，稱之為「朕之恩人」，說： 「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當西寧危急之時，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煩驚駭，委曲設法，間以閑字，爾此等用心愛朕處，朕皆體到。每向怡（親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清世宗硃諭》，第十二函）何謂「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這是佛教的觀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緣，轉世以後又來相會，相互報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堯平叛有功賜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堯上折謝恩，雍正帝批示： 「實尚未酬爾『心勞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為民為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文獻叢編》第四輯《年羹堯奏摺》）君臣際會簡直親如兄弟。又說： 「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硃諭》，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對待年羹堯的態度，要與對待皇帝的態度類同。　　　　雍正帝給予年羹堯的殊榮，以及年羹堯擅自享受的特權，多有違封建等級規範之處。他無視皇權，恩詔頒到，不按照規定在公所設香案開讀跪聽，「不宣讀張掛」，宣示於眾。「奏摺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啟發」。雍正帝將侍衛送到年羹堯軍前效力，這些人多為滿洲勛貴子弟，本來是用以監視年羹堯的耳目，不料卻被後者用為「廝役」，「似奴僕聽命而行」；年羹堯還接受了許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說是在軍前效力，其實也是表示依附於年羹堯的意思。官員向他饋送物品，稱為「恭進」；而他給予別人物品，叫做「賜」，受者須「向北叩頭謝恩」。他接見新屬員叫「引見」。他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 」。他出行，竟然也要黃土墊道，凈街，擅用黃袱，官員補服跪接。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視同下屬。年羹堯給將軍、督撫函件竟用令諭。總督、巡撫向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但是直隸巡撫李維鈞、山西巡撫范時捷卻跪道迎接他。在軍中蒙古諸王皆跪謁，連額駙、郡王阿寶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禮部擬定迎接年羹堯的儀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規格草擬，被降一級。年羹堯「進京陛見，沿途墊道疊橋，鋪面具令關閉」，「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於廣安門外，年羹堯策馬而過，毫不動容。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略點頭而已」。（《清世宗實錄》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年羹堯身邊的人也驕縱不法，傲視百官。年羹堯路過河南，懷慶府同知穿著官服向年羹堯的巡捕官跪著回話，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進京，知州縣令道旁打躬，游擊、守備跪道迎送，魏乘轎而過，全不答理。年羹堯家塾教師沈某回原籍江蘇省親，沿途「將吏迎候如貴宦，至江蘇，巡撫以下皆郊迎」。年羹堯編選了陸宣公奏議，進呈後，雍正帝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年羹堯卻自行草擬一篇，要雍正帝認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讚賞他這樣做。年羹堯陛見，在雍正帝面前「箕坐無人臣禮」。這些都越出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頗有點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堯權勢炳赫，明顯由於雍正帝對其寵異過分所致。雍正帝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幼稚，還是帝王與友處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縱之計？　　　　一些史學家認為，雍正帝「天性險詐」，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堯。王鍾翰持此觀點，他說：　　　　世或以年（羹堯）恃功驕蹇，不繳硃諭，為致死之由，當屬皮相之論。若深察世宗之為人，則年、隆（科多）之戮辱，誠為不可避免之事。蓋年、隆皆反覆無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對於其人，則早存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順自矢，亦決難免禍。（《清世宗奪嫡考實》，見《清史雜考》）　　　　孟森先生說：　　　　世稱康熙諸子奪嫡，為清代一大案，因將世宗之嗣位，與雍正間之戮諸弟，張皇年羹堯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並為一事，遂墜入五里霧中，莫能了其實狀。……蓋羹堯之為功臣平青海之功小，鉗制胤禵之功大。世宗紐合年羹堯、隆科多兩人為一體，可見其同效事之力，又皆以其挾功泄漏秘密遭忌，隆禁固而年殺身。（《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見《明清史論著集刊》）　　　　Ｔ灣史學家陳捷先說：　　　　年羹堯與世宗之間，既有舊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驕縱在後，世宗對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難免的。羹堯以戰功與殘殺著稱，而又聚斂財物，植黨營私，定會令君上心膽震懾，內生畏懼。皇帝對他驕狂無禮，與尾大不掉的態度，當然會日久生厭。而羹堯的謀逆言動，更足以觸發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厭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堯還能不凶終嗎？（《年羹堯死因探微》，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1975年第二號）　　　　此處所謂「既有舊怨在先」，是指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堯攀附三皇子胤祉之事，他對主子有所冷淡。胤禛寄信責問他： 「六七個月無一請安啟字，視本門之主已同陌路人矣。」罵他是「儇佻惡少」、狂悖、藐視主子。由此可見，雍正帝早就對年羹堯不滿了。那麼，先利用他，故意放縱他，之後再收拾他，就很有可能了。　　　　Ｔ灣另一位史學家楊啟樵認為，年羹堯既沒有參與「奪嗣」之功，也沒有鉗制胤禵之功。楊啟樵說：　　　　拙見則以為允禵雖不滿世宗繼位，卻無兵變意圖，自毋庸羹堯箝制。羹堯於雍正朝所獲恩寵，乃本於君主的用人政策，及其本身立功邊陲的關係。至於他的身敗名裂，乃驕橫貪暴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破壞了世宗自負的情報網。氣憤之餘，年羹堯自難逃越鬼門關。　　　　說到兩者間關係的曖昧不明，乃官書芟略過多及籠統不清所致。我以為世宗曾由衷地寵信過羹堯，宮中檔硃批可證。《雍正硃批諭旨》付梓時，這些資料被刪除一清，因世宗對年余怒未息，豈料因此反蒙殺功臣的污名。（《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所謂「官書芟略過多及籠統不清」就是《聖祖實錄》的被刪削，這是張廷玉所為。那麼，雍正帝為什麼不殺張廷玉滅口？因為張廷玉一向以謹小慎微著稱，不留把柄。可見，「殺人滅口」之說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來說，只要是權力的享有者，都會自然而然地膨脹。孟德斯鳩曾說過： 「有權力的人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中國古人的修身反省是從內部自我約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論。就張廷玉與年羹堯二人比較而言，張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碼可以保全首領。年羹堯不修身，要保全首領就只能得到皇帝開恩的不砍頭而已。大臣的權力過大必然會成為權臣，進而危及皇權，更危害了社會。「殺人滅口」之說也就成立了。兩事合而為一，都是皇帝的「維權」行動。　　　　年羹堯開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進京之後，起初雍正帝對他非常熱情，要九卿給他優敘加恩，說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後來，雍正帝賞軍，朝野傳言說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豈不成了年羹堯的傀儡？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決心收拾年羹堯的起因。雍正帝就此發上諭說，朕是小孩子嗎？需要年羹堯指點？年羹堯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他不過是記憶力好，代朕傳旨，書寫上諭罷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說，大臣若市恩望報、植黨營私，罪不容誅。（《上諭八旗》36~42頁）這就是懷疑年羹堯有侵奪君主之權的意思了。　　　　當時有人向雍正帝建議，不要放年羹堯回陝西，以便留京控制。據說是與雍正帝關係密切的僧人文覺法師的建議。「傳聞隆、年之獄，阿、塞之死，皆文覺贊成」（《永憲錄》續編，第358頁）。雍正帝沒有接受文覺的建議，年羹堯陛見回任之後，他接到雍正帝上諭，口氣大變： 「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致於危險，方可謂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其勉之，慎之。」（《文獻叢編》第六輯《年羹堯奏摺·奏報抵署日期並謝蒙陛見折硃批》）這些話使年羹堯「惶汗交集」，皇帝為什麼會「返恩為仇」呢？顯然是年羹堯的權勢太大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功臣謹慎小心尚且難於自保，而年羹堯卻太狂妄了。　　　　年羹堯的倒行逆施當然會遭到一些官員的指責。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等曾說雍正帝「凌逼眾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陝西巡撫范時捷多次說年羹堯「狂縱」。山西按察使蔣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堯擅權之狀： 「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位，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者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督、鎮標、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簡選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已傳聞某人為巡撫、提督、鎮標、布政使、按察使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位果然出現矣，未幾而其人果得補其缺位矣。」（《硃批諭旨·蔣泂奏摺》）雍正帝終於看到「年選」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然而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嗎？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堯表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時，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成為「不敬」的口實，雍正帝下詔切責： 「年羹堯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許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雍正起居注》，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條）過去，那麼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現在寫錯了幾個字，就不行。何況這也是雞蛋裡挑骨頭，「夕惕朝乾」與「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樣。後來，雍正帝又大興文字獄，與此如出一轍。　　　　四月間，雍正帝又指責年羹堯妄舉胡期恆為巡撫。雍正帝召見胡期恆，見此人「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觀其人甚屬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堯的摺子上批道： 「你實在昏聵了！胡期恆這樣東西，豈是年羹堯在朕前保舉巡撫的人，豈有此理！」又指責他妄參陝西驛道金南瑛，因為金是怡親王允祥保薦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薦舉之人，是皇帝意志的體現者。年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雍正帝怒斥道： 「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系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系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所謂「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就是說有冤魂惡鬼纏身使之糊塗了。明明是自己對年羹堯寵異過分，導致其忘乎所以，卻說成是他殺戮太多，冤孽纏身所致。這仍然是不承認自己錯誤的表現。雖然，他後來也一再承認自己有錯。皇帝即使是真心認錯，也不能掩蓋他拒絕認錯的事實。不認錯或假認錯是人性之根本弱點。　　　　雍正帝沒有給年羹堯痛改前非的機會，只是一味地予以嚴譴。四月，命年羹堯交出撫遠大將軍印，念年羹堯尚能操練兵丁，著調補杭州將軍，拔離其老巢。年具折謝恩，雍正帝批道： 「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救；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文獻叢編》第八輯《年羹堯奏摺·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折硃批》）這話的意思是，把你從西安調到杭州，是成全你謀反的大計，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權臣要奪帝位，這就說明君臣關係完全變成你死我活的性質了。年羹堯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堯雖將行李發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認為他是欲加皇帝「遺棄功臣」之名。當時有人怕因皇帝屢次降旨嚴責年羹堯，他會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帝不可過急。雍正帝卻早已「洞察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看來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堯根本就沒有謀反之心，不過是強加他這個罪名。　　　　以前有人揭發年羹堯，雍正帝斥之為無知之論。現在則歡迎揭發年羹堯。有人揭發年羹堯保題各官，莫不營私受賄，贓私巨萬。如被年奏參過的葛繼孔，兩次向年羹堯打點，送去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堯密奏罷官的趙之垣，向年羹堯贈送價值10萬兩銀子的珠寶，年羹堯轉而保舉趙可以起用。年羹堯冒銷軍需、開例捐納、侵用稅款、私自行鹽、販賣經商。他利用對準噶爾、羅卜藏丹津的戰事，冒銷四川軍費白銀160餘萬兩，又加派56萬兩，冒銷西寧軍需47萬兩；運米4萬石至軍前，冒銷腳價40餘萬兩；抄沒塔爾寺，私自變價14000餘兩，抄沒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寶等物40餘車。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24萬兩，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銀149000餘兩，侵用河東鹽政盈餘捐修銀56000餘兩。隱匿夔關歷年稅銀88000兩，加派軍需糧規5萬餘兩；將拿獲私茶商罰贖銀40000餘兩入己，將其子年富、年斌偽編商人富斌名色，私佔山西潞安、澤州等 17處鹽窩；自出本銀行鹽，別以心腹偽編商名，私占陝西咸寧等18處鹽窩，代己買鹽，獲利17萬餘兩；私行印票12000張，每票抵作十引，共增鹽引12 萬張，上報10萬，以2萬張課銀盡入私囊。又以保舉題補各官之手段，營私受賄。此外，還委派家人販賣馬匹、木材，經營房地業、典當業，牟取暴利。其龐大的私財分別寄匿於直隸的保定、易州，陝西的西安，江南的鎮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資財箱匣廚櫃捆包等達431號，玩器86號，細緞65箱，房1020餘間，地297頃。　　　　年羹堯憑藉雍正帝給予的特權，聚斂了太多的財富。此時，雍正帝正開始整頓官場的貪污腐敗，當然不能容忍他。不過，在一般情況下，權臣的貪污斂財都不算太嚴重的罪過。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學、高士奇都是大貪官，無論皇帝整肅與否，都不至於被殺。後面乾隆朝的和珅的家財，更是空前絕後，也沒使皇帝感到不可容忍。權臣之所以不能夠被容忍，只在於擅權太過，而非貪污受賄太多。　　　　雍正帝最怕大臣結黨，特意要求官員們疏遠年羹堯。在表彰河道總督齊蘇勒「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未聞夤緣結交」時說： 「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從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肅年羹堯、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防止權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堯，隆科多又豈能容忍？邏輯的結果就是二人同歸於覆滅。　　　　直隸總督李維鈞上奏說： 「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疏，近復與之斷絕。」雍正帝反駁道： 「據奏殊屬狡辯，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眾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堯的轄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彙報了。不過他仍然說：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奮然易轍，猶可謂之勇於自新。似此巧言粉飾，一旦發覺，罪無可逃，爾其思之。」李維鈞連上三疏，說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山西巡撫伊都立、都統范時捷、軍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職方司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奏劾年羹堯不法罪狀，雍正帝把他們的奏疏都發給年羹堯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說： 對「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姑容」。大同總兵馬覿伯說自己與年羹堯沒有關係，雍正帝批示道： 「滿口支吾，一派謊詞，對君父之前豈可如此，欺誰乎？」雍正帝在河北鎮總兵紀成斌奏摺上問，年羹堯是什麼樣的人？紀奏稱年「背恩負國」，雍正帝說他對年羹堯的批評仍然「留有餘地」。　　　　年羹堯於五月到新任所，所經過地方的官員，如田文鏡都及時向皇帝報告了他的行蹤。六月，嚴懲年氏子弟和親信，肅清年羹堯朋黨。其實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黨。年羹堯離京回陝後曾參劾蔡珽貪暴，逼死人命，刑部擬斬。雍正帝卻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堯參奏，如置之於法，人必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這與前面指責年羹堯妄參陝西驛道金南瑛都是一個意思。不論是非，只分你我。其實，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確是大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堯，年反對的人正可以利用來整他。雍正帝將蔡珽提升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漢軍都統、兵部尚書、署理直隸總督，為經筵講官、議政大臣等。　　　　七月，大學士九卿請將年羹堯正法，雍正帝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革其官職，以閑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堯進京會審。大臣議罪羅列其罪狀達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專擅罪、貪婪罪、侵蝕罪、殘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說，其中有30多條罪可以將年羹堯立斬，但是念他青海立功，開恩賜自裁。由蔡珽監刑，蔡珽惟恐年不死，嚴厲促年羹堯趕快自縊。雍正帝把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銀首飾衣服器皿等物賞給了大貪官蔡珽。雍正帝慣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年羹堯一死，雍正帝翻過來就整肅蔡珽。這雖然是骯髒的權力之爭，但貪官污吏受到整肅也是好事。以為整肅貪官應該是純粹的出於正義的動機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肅貪官污吏從來都與權力鬥爭密不可分。　　　　當初雍正帝那樣肉麻地讚揚年羹堯，後來又不給年羹堯改正錯誤的機會，好像不合邏輯，這與雍正帝的權力癮太大有關。年羹堯最後向雍正帝求饒： 「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饒了臣，臣年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地給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給年羹堯的回答是： 「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條）可見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虛了。他也曾說： 「朕今深恨辯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條）在給紀成斌的硃批諭旨中，說年羹堯之負恩，「殊令朕愧見天下臣工」。這些話並非虛詞，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間有是非，人死後有靈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後不葬東陵，另闢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無顏見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繼承皇位，而把兄弟們都整死，也無顏見父皇於地下。　　　　最後，再簡單分析雍正帝與年羹堯的關係變化的原因。一般來說，皇帝總是過分重視能臣。年羹堯無疑是能臣。雍正帝與他又有特殊的關係。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時，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親，又要求賢若渴。年羹堯即是集親信與能臣於一身者，當然備受寵信。雍正帝曾說，像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有十來個，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說，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幾個像年羹堯這樣的人。雍正帝有一種看法，他認為，西部地區的封疆大吏最難得人。因為要兼理少數民族的事物，情況複雜，必須具備討撫之長才，文武雙全者才能應付裕如；至於兩江地區，經濟繁榮，所理事務無非是錢糧徵收和整頓文化風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對付；直隸地區則中才以下也可以應付了。年羹堯文武雙全，在當時的群臣中大有鶴立於雞群的氣勢。　　　　年羹堯固然有才能，但是他過分的囂張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說： 「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來，除了是親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一般論者，都忽視此點，以為是迂腐觀念。雍正帝又說： 「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奔競之路，因種種敗露，不得已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戒，非為其權重權大疑懼而處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堯表現得仁義一點，當不致遭殺身之禍。　　　　有史學家說，年羹堯即使是小心謹慎也難免於禍。但是筆者認為年羹堯畢竟不是胤禩，沒有必死之理。主要還是他咎由自取。許多人對於古人的正統思想顯然是不屑一顧，而過於陷溺於權術技巧的思考之中，以為非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不深刻。古人關於君臣之道思想總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負面之 「術」，怎麼可能只有一面？「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事萬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獨能例外嗎？古人（董仲舒）視君為陽，臣為陰，以分尊卑。筆者以為，也可以視儒家的道德為「陽」，法家的權術為「陰」，也有明暗的分別。無論任何時代，人類的價值觀都是「一陰一陽」，沒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堯明顯是才勝於德，權不稱德，如果他低調一點，韜光養晦，就既可以視為有權謀，也可以視為有道德。可與年羹堯的才幹媲美者，如鄂爾泰，道德功業兼備，不但善始善終，而且備受寵信，享盡尊榮。道德與權謀可以相稱，符合儒家為臣之道的精神。　　　　因為年羹堯有大功，人們就簡單地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語運用過來，好像特有洞見，其實是抹煞了仁義與殘暴之是非的觀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說過誅功臣的問題： 「朕輾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條）任何皇帝都不會給予有功之臣違法亂紀不受懲罰的特權。退一步說，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堯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堯始榮而終衰，反證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幾位史學家的結論，楊啟樵的觀點是最有價值的。年羹堯的囂張過分與雍正帝的陰險過人，兩者的關係如何認識？主要原因是相權威脅到了皇權。但是客觀上也是為民除害。對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無法無天的權臣的覆滅，無論如何，對國家和人民都是有好處的。雍正帝並沒有把他從戰場上拉回來，而對於隆科多就不一樣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從中俄邊境談判桌邊拉回來，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由此看來，權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實質。　　　　不過，還是要強調一下，雍正帝畢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與其說年羹堯是一把「良弓」，不如說他是一條惡犬。這種惡犬不用時必須殺掉，因為他本質上是惡犬，不可不殺。也許殺它的人比它還惡，也不能認為它的被殺不是因為惡。帝王的權術是權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權臣的囂張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認為即使年、隆不囂張，也難免一死，即使是洞見，也不免邪惡之譏。正如因為病人已無可救藥，醫生就見死不救一樣，這是邪惡之洞見。功臣的冤屈與老百姓的苦難比較，哪一個更重要？殺掉一個貪贓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減輕負擔，就是大好事。如果殺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就是壞事。朱熹說：「凡觀史書，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當今流行的歷史觀是，輕是非，重權術，喜歡從功利與實用的角度解讀歷史，這種「看人相打」並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歷史觀，是非常邪惡的歷史觀。　　　　9、隆科多之圈禁　　　　雍正帝一繼位，隆科多、年羹堯就成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為總理事務大臣，又把其父佟國維在康熙朝獲罪失去的公爵賞給隆科多，又下命稱隆科多為「舅舅」，雖然雍正帝與隆科多輩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稱之為「舅舅」，卻屬於皇帝的封賞，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見，皇帝的家事絕不僅僅是家事。此後提到隆科多時除了職務還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為吏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聖祖仁皇帝實錄》和《大清會典》總裁官，《明史》監修總裁。雍正帝還賜給他太保加銜，雙眼孔雀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鞍馬紫轡。這時的隆科多，作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參預處理重大事務，可算寵榮備至。有人說，雍正帝「聽用總理事務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親友」。　　　　作為皇親國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攬權納賄方面，與年羹堯可謂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對他惟命是從，「莫敢仰視」。他掌管朝廷內外用人大權，對他經辦的銓選，人們稱為「佟選」，可與「年選」相提並論。但是過度享受用人大權之際，就是觸犯皇帝的根本權力之時。　　　　論才能隆科多遠遠比不上年羹堯，所以年羹堯看不起他，對皇帝說他是「極平常人」。雍正帝則努力調和二人的關係，說：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也！」（《掌故叢編》第十輯《年羹堯奏摺》）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堯之子過繼給隆科多。這是君臣關係和睦時期，君臣三人親如一家。後來翻臉，又把他們二人打為朋黨。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於年羹堯，同時受整肅。隆科多有一點卻比年羹堯有遠見，就是他預料自己可能會受到整肅，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護術實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財產分藏到各親友家和西山寺廟裡。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卻忘記了皇帝的密探系統特發達，此事馬上就被雍正帝察覺。明智的皇帝必然會這樣想：隆科多這不是做賊心虛，狡兔三窟嗎？既然知道自己有錯誤，為什麼不公開改正？還是自認為沒有錯處，為君臣難以相處預留後路？無論如何隆科多所為都於臣道不合。　　　　雍正帝對人有病態的猜忌，臣工們的行為都在雍正帝的嚴密監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與王公所屬人員有所接觸，立即受到雍正帝嚴厲追查，雍正帝批閱隆科多的密折後，在另一紙上寫道： 「誠王（允祉）牧場的喀爾坎為何差往你處，都說了些什麼？你如何回答後讓伊返回了？祭祀禮畢，你倆遠離他人，在廂房前站著，又說了些什麼？仔細想想，寫下封好奏來。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變心了，是否將此事泄露給誠王了。三思後繕寫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對他的寵臣也不放心。受到極大威懾的隆科多，以轉移財產的方式自我保護，等於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謙抑，在雍正二年主動請辭步軍統領兼職。雍正帝在告誡年羹堯時提及此事： 「朕並未露一點，連風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對於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說他們不再有利用價值。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們。雍正三年五月，公開曉示廷臣，責備隆科多，說他屢參允禩，務必將其置於死地，卻把允禩的黨羽鄂倫岱、阿爾松阿、都統汝福包庇網羅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懲治年羹堯之子年富，並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門頭等侍衛、總理侍衛事、鑾儀衛使等職。　　　　吏部議處年羹堯妄參金南瑛之罪，先後擬了兩個處理辦法，雍正帝說，如此錯亂，他人斷不敢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令都察院嚴加議處。定他庇護年羹堯之罪，削去他的太保銜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命往阿蘭善山修城墾地。這明明是強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還特地指示署理涼州總兵宋可進： 「隆科多亦如年羹堯一般貪詐負恩，攬權樹黨，擅作威福，他到你處，儘管你曾經是他的屬員，但似此誑君背主小人，相見時不須絲毫致敬盡禮」。這等於指示宋可進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許多事情都表明他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給了隆科多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令他往阿爾泰嶺，與策妄阿拉布坦議定準噶爾和喀爾喀部游牧地界，然後與俄國使臣會議兩國疆界。雍正帝說隆科多「若實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寬宥其罪」。隆科多與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庫河，代表清政Ｆ與俄國談判。談判中隆科多態度強硬，他要求俄國將其侵佔的蒙古大部分土地歸還中國。俄國人背地裡施展陰謀詭計，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聲稱由於隆科多態度惡劣，談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動，通過賄賂大學士馬齊，由馬齊勸說雍正帝讓步。恰在此時，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發出來，雍正帝不聽議政大臣們提出的談判之後再處理隆科多的意見，斷然召回隆科多，並決定向俄國人讓步。隆科多走後，由策凌擔任中方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了當時中俄兩國的中段邊界線，中國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在這個問題上策凌表現得不如隆科多強硬，他雖然有一定的責任，但主要責任還在雍正帝。隆科多以為在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就是忠誠於皇帝，卻沒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權看得比維護國家領土更重要。歷來中國的獨裁者維護國家領土的決心，遠沒有他們維護自己權威的決心更強烈，這是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先天痼疾。無怪乎清朝的最後一位獨裁者西太后，面對內外交困的形勢會說出「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昏話來。　　　　所謂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從輔國公阿布蘭處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譜，非常神聖，「除宗人府衙門，外人不得私看，雖有公事應看者，應具奏前往，敬捧閱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條）。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為借口，嚴厲懲治隆科多。十月，諸王大臣議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亂朝政罪、奸黨罪、不法罪、貪婪罪等。雍正帝說，隆科多之罪當處斬，但是念其在先帝駕崩時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將隆科多永遠圈禁，禁所設在暢春園附近，他對先帝有罪，守在園外以思其過。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雍正帝為了表示公正，賜金治喪。這比對年羹堯的態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蔣泂就權臣的專擅和官僚投靠權臣的問題，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漸，法制一定，大權不分」的建議，雍正帝回答說： 「似汝如是條奏者頗多，朕因踐阼不久，耳目未廣，知人尚少，諸凡且循舊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見人治社會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約機制。本來君臣都要受制約，逐漸地只有相權受制約，皇權不再受制約了。　　　　隆科多與年羹堯身為雍正朝的兩大權臣，都是皇親國戚，帶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對他們的過度讚賞，頗有點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使他們倒了霉。在皇帝看來，君臣關係的本質就是主奴關係，這是法家的觀念。儒家觀念則認為，君臣關係是對等的。孟子說：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種思想，這樣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權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們敢於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們常說雍正帝是殺功臣滅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傳揚出去，於己不利，一殺了卻這樁心事。有人認為，即使雍正帝是改詔篡位，也不怕他們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於暴露自己的罪行，豈不是自掘墳墓，他們絕不能幹這種蠢事。所以雍正帝無殺人滅口之必要。筆者以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詔篡位，就有殺人滅口的必要。不殺也可以。人要去除心頭之患，往往是不論事實，非理性非邏輯的。人的行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則就沒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點精神疾病，不足為奇。特別是皇帝，往往是喜怒無常，雍正帝從小就是如此。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對於權力都有病態的戒護和迷戀。今日美國總統尚且定期看心理醫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為亂服補藥所致，足見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從他不葬東陵另闢西陵這一點看，雍正帝必有隱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當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張廷玉那樣謹小慎微，就不會發生殺人滅口的事。兩種可能性都有，此時，修身自省的意義就見其偉大了。　　　　10、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雍正帝是清入關以後的第三代皇帝，他在位時間雖不長久，只有十三年（1723~1735）。但是，他卻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上承康熙盛世，然而這個鼎盛之世已呈現衰落趨勢，財政危機日增，吏治漸趨廢弛。由於他的大力整飭刷新，國力才又明顯上升，於是下開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得以持續130年之久，雍正帝所起到的繼往開來及振頹起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雍正帝得登大位，已年過四十，成熟老練，他的治道風格崇尚嚴厲和講求實際,做事精明果斷，又善於周密的謀劃和隱蔽的活動。也許是因為雍正帝長期在與父皇及諸王兄弟極其微妙的關係中周旋的緣故，使得他難於被臣下愚弄和欺騙，他擅長於冷靜觀察和分析思考，又能謀定而動，果斷堅決。　　　　雍正帝是一位為政務實「不尚虛名」的人。他說： 「為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事無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可有濟天下者」，批評「內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見諸實事」。雍正帝的一大特點是精力過人，處理政務，從早到晚沒有停息，「孜孜以勤慎自勉」。他白天同臣下接觸，議決和實施政事，晚上則批覽奏章。即使在吃飯和休息的時候，他也在考慮問題。他的工作作風也以精細縝密，雷厲風行，敢想敢幹著稱。他喜歡親自處理大小政務，他時時通過批答奏摺的方式，了解和處理全國的政務。雍正之世，為政嚴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項改革措施，都是經過反覆調查驗證，深思熟慮之後而付諸實行的，並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強轉衰的關鍵時刻，經過他的勵精圖治，力挽狂瀾，遂把清朝的發展又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雍正帝是一個有抱負有作為並有實際統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夠在短短的13年內取得超乎尋常的業績，與他在皇子時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關。同時他也善於探求統治方法。他在藩邸時就洞悉官場弊端，對官場中盛行的欺上瞞下，逢迎隱庇，因循苟且等等頹風惡習，一方面深惡痛絕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對治之法。他細心考察了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矛盾，以及官場社會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夠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識定見，立即大刀闊斧地革舊布新。　　　　雍正帝曾經說： 「朕在藩邸四十年，對於臣僚之間的結黨營私，狼狽為奸，欺上瞞下，賄賂請託，陽奉陰違，假公濟私等種種惡劣之習，朕早已深知灼見，可屈指而數之。朕對於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無不周詳。朕洞悉下情之處，得之於親身閱歷，這是皇考當日所不曾親歷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漢文帝，朕所見所聞之深廣，也遠遠超過他了。」真知來源於實踐，雍正帝胸懷策略權謀，是充分了解實際情況之後，他抓住國務朝政的要害之處，做出有針對性的整頓，其興廢革新無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為人苛刻，性喜猜忌，卻又有任賢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人，在性格和作風上與他十分相似，成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11、模範疆吏田文鏡　　　　雍正元年九月，雲貴總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況，說： 「雲貴兩省土司承襲一事，向來有向地方衙門送禮的陋規，上下衙門，每每因為文書中有錯字，借故刁難土司，意在索取陋規。臣已嚴行禁革，並請求今後上報六部的文冊中，若有個別幾個錯字，無關大局者，免予駁換。臣於疏內代為聲明，以便土司承襲一事易於了結。」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頓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獎。可是高其倬為人圓滑，不大肯彈劾官員。當時有一位以彈劾官員而得到皇帝賞識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鏡。　　　　田文鏡（1662~1745），清漢軍正藍旗人，後因受雍正帝寵愛，被轉入上三旗之正黃旗，田文鏡僅是監生出身，歷任縣丞、內閣侍讀學士。雍正元年，田文鏡祭華山經過山西，見到山西正鬧饑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撫不聞不問，也不上報朝廷。他返京後，把山西的情況如實彙報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賞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賑災，拯救了七八十萬災民。事後，他授任山西布政使，並不斷提升，他由一個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員，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幹和勇氣，當然也是因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撫而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雍正帝又置河南、山東總督，由田文鏡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賢，或因事權授，往往不拘定製。督撫的設置時有變化。比如，直隸原設巡撫，為李維鈞改作總督，後成為定製。閩浙總督先為一人，雍正帝用李衛為浙江總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盜案，於是福建也單獨為一總督。鄂爾泰改土歸流時期，兩廣總督轄下的廣西割歸雲貴總督。巡撫，歷來各省只有一個，當王國棟署理山東巡撫時，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劉於義協辦山東巡撫事務。伊都立為山西巡撫等等。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於打破成規的表現。　　　　田文鏡在河南厲行廉政，毫不瞻顧，不避嫌怨，彈劾貪官污吏數十人，他因此屢遭攻擊和貶抑。從朝廷大員到下轄官民，反對他的人非常之多。陝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舊人，頗不滿意田文鏡。雍正二年，他調任河南開歸道，田文鏡因他是雍王府舊人，有所顧慮。雍正帝在田文鏡的奏摺上批道： 「聽說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見，欲與你作梗。試想朕豈有命一屬員前來約束上司，使之掣肘於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盡心協助，實力承辦，反而倚仗其雍府舊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賣你而取媚於他人的情景，你可嚴加參劾，待朕重懲，決不姑息，你接到此諭可與他共觀之。」　　　　當時，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員的奏摺上批示，同時令其他官員知悉的方式發布上諭。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員互相監督。有人認為，田文鏡所以提升極快，因為是雍王府舊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實田文鏡並非雍王府舊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舊人就太狹隘了，對沈廷正的態度就說明了這一點。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鏡，在河南以極嚴厲的手段大刀闊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規。整頓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於上下不同步進行，往往是對下嚴而對上寬。約束下屬官員容易，抗拒上峰則難。有一次，欽差大臣何國宗到河南辦公，按照通常的規矩，地方官要送禮給欽差大臣。田文鏡的左右對他說，您對下面可以嚴禁陋規，對上面卻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卻說，豈有對下嚴而對上寬之理？欲禁州縣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規。他堅決不送規禮。何欽差沒有得到紅包，認為這簡直是奇恥大辱，回京後就到皇帝面前說他的壞話。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鏡。因為他的行政風格，恰恰體現了雍正帝振刷數百年頹風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對他雷厲風行施行嚴政的手段十分欣賞，特為他設河南山東總督一職，並把他樹立為「模範疆吏」。所謂「數百年頹風」 是把明朝也算在內，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經下大力氣肅清貪污，以後就沒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對於貪污的官吏有時雖然也嚴厲打擊，但更多的是以規勸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鬆弛，以至於國庫都空虛了。雍正帝眼裡不揉沙子的性格決定他行事的堅決果斷，打擊貪官污吏絕不手軟。　　　　田文鏡對治下的貪官污吏，毫不徇情，堅決題參革職審查，三年之內，他共參奏屬員22人。雍正帝讚許說： 「田文鏡參官最多，鄂爾泰從不輕彈，然二人皆各有道。」鄂爾泰的事情，後面再說，這裡只說田文鏡參奏隆科多一案，頗有些戲劇性。有一天，他的師爺鄔先生問他： 「公願為名巡撫呢，還是做普通巡撫？」　　　　田文鏡說： 「誰不願意做名巡撫，庸庸碌碌有什麼意思？」　　　　鄔師爺說： 「公若願為名巡撫，須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嗎？」　　　　田文鏡平時上的奏摺，凡是由鄔先生代書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許，所以對他極為信任，於是同意了。鄔先生的奏摺由田文鏡蓋印發出。奏章發出去以後，鄔師爺才告訴他，是彈劾國舅隆科多貪污受賄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鏡聽罷，連連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禍來。　　　　鄔師爺卻笑著說：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過苦於沒有借口而已，公無須顧慮。」　　　　果然，皇帝將田文鏡的奏摺交部臣議處，結果，隆科多被罰為永遠監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鏡有膽量。　　　　以後田文鏡又對鄔師爺的孤傲性格有些厭煩，鄔師爺便辭職不幹了，田文鏡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鏡只好再把鄔師爺請回來。有一次，雍正帝還特意在批複奏章中問候鄔師爺。於是田文鏡再也不敢輕視鄔師爺了。田文鏡死後，許多封疆大吏爭相以高薪聘請鄔師爺，鄔師爺一概拒絕。傳說，後來鄔師爺到了京城，有人還在宮中見過他，因此懷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鏡身邊的人。這也並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樣估計都不算過分。　　　　言歸正傳，犁剔陋規可要比彈劾某一位高官困難得多，因為它是全體官吏的命脈所系，所謂「千里做官只為錢」。陋規也是官場腐敗的一面鏡子，官僚體制的運轉的主要動力就是陋規，所以罵田文鏡的人特多。　　　　田文鏡也深知自己的處境，就任河（南、山）東總督之際，他上奏摺說： 「臣在河南行政，使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稱不便。因此謗騰毀積，物議風生。臣到山東仍照河南一樣行政，山東也會怨聲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堅決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東，以不負皇帝之寵眷。」田文鏡在山東總督任上，一口氣剔除官衙陋規數十項之多。　　　　田文鏡為犁剔山東糧驛道衙門的陋規，直接向雍正帝奏報戶部等中央衙門接收陋規的情況，請求禁止。廉政要想實際有效，必須上峰不收規禮才行，否則地方也難於實行廉政。一時，從地方到中央，怨聲蜂起，田文鏡屢遭彈劾，但是雍正帝卻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規是官場痼疾，既然是下級向上級送禮，只整頓地方，不整頓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頓下級，叫下級不送，何如整頓上級，叫上級不勒索？田文鏡反腐敗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鏡鐵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睞。　　　　高其倬、田文鏡奏請革除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堅決支持，卻得罪了中央大員。因為京官沒有機會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報批，就只好被吃，送禮不斷。「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同鄉同年於別敬之外，則有團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後不久，派專人持「問安函」附「敬費」奉贈京官。至於具體的錢數，也有一定之規。以「別敬」為例，外調的官職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錢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時，陝西糧道就是肥缺，「別敬」要送17000餘兩左右。當然不是只送給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關鍵人物得大頭，次要人物得小頭，一般的人物沾點光而已。如果光贈大員，不送小吏，他們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讓事情辦不好，起碼要拖延幾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規辦事。　　　　下面說幾個關於陋規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獄「《南山集》案」入獄，出獄後有《獄中雜記》一文，講述獄中陋規。獄吏與獄卒向犯人收取陋規心狠手辣：死刑犯也要交陋規，交了就死個痛快，否則就盡量延長你受痛苦的時間。有人被判凌遲，交規錢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絞刑則反覆數次才使人斷氣；捆綁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錢就把臂膀捆傷，終身殘疾。方苞問： 「與被刑、縛的人，又沒有仇，實在無錢，何不稍稍放寬一些，豈不是仁術嗎？」老吏說： 「這是為了立規矩，以警示後人。不如此，他們就會存僥倖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發生了一件借命索規的慘劇，說來令人髮指：河南學政俞鴻圖被人彈劾，告他賄賣秀才，贓私累萬，雍正帝大怒，下令將俞鴻圖立即革職，嚴加審訓。半年後，判處斬立決。處決犯人，也是劊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規的極好機會。如果收受了規費，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時斃命，犯人死個痛快。不得規費，則「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極。俞鴻圖忽然被押赴刑場，他事先毫無準備，來不及向劊子手送規費，他被斬為兩段，上身在地上亂滾，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著自己身上的鮮血，在地上連續書寫七個「慘」字，其宛轉未死之狀，令人目不忍睹。事後監斬官據實奏陳，雍正帝也為之惻然，於是下令封刀，從此廢除腰斬之刑。　　　　上司利用權力勒索下級，收取陋規，已是代代相因的公開的積弊。總體來說，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們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奧妙。早在康熙朝，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規情況，請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計，恐怕以後尾大難收，遺累後人，亦非久遠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給兩淮鹽商庫銀100萬兩，但是商人實收只有80萬兩，對此康熙帝只有三個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請革禁兩淮鹽課浮費所列出的院費、省費、司費和雜費四大項陋規，其中送給江蘇省督、撫、司、道各衙門的規禮就有三萬四千五百兩。康熙帝對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則必深得罪於督撫，銀數無多，何苦積害？」皇帝難道還不敢得罪於督撫嗎？康熙帝是怕督撫因撈不到油水而不肯盡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對官場的陋規總是採取容忍的態度。由上述幾例可見： 社會生活中，陋規之多，其無孔不入，簡直就像空氣和飲水一樣。　　　　各地的大小官吏們貪得無厭，他們上下沆瀣一氣，朋比為奸，分享貪贓。州縣官吏把贓款的一部分據為己有，一部分以種種名義饋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啟龍在《嚴貪吏以肅官方疏》中所說： 「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以州縣之大小，分禮物之多寡，以饋贈之厚薄，定官評之賢否。」康熙帝對陋規深有了解，他曾說： 「地方官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對貪官污吏的處理卻相當寬大。以至官場中陋規累累，貪污冒領，相習成風。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陝總督岳鍾琪在一份奏摺中，詳細開列了兩省五花八門的各種雜派項目，較大的有三十多項，他說： 「以上所開陋弊，有包差、定差、輪差、飛差種種名色。在各州縣原非盡同，或此有彼無，或此無彼有，或更隨事生法，自難搜羅枚舉。至於派斂銀數，又各隨州縣之大小，其間多寡迥別，且派一分，則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頭人層層侵剝，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間派銀數目難以核實。」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屬公誠，不但川陝，各省皆然。」雍正帝對官吏收受陋規一事的態度不同於乃父，他決心以雷厲風行之勢，大力整頓吏治，肅清貪污。田文鏡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員。雍正帝執法嚴峻，田文鏡嚴刻的行政風格與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堅決支持田文鏡犁剔陋規的舉動。雍正元年，雍正帝發布諭旨說： 「各省奏銷錢糧，積弊甚大……若無部費，雖冊檔分明，也以本內數字互異，或錢數幾兩不符，往來駁詰。而一有部費，即使糜費錢糧百萬，也可准予奏銷，或僅將無關緊要之處駁回，以存駁詰之名，掩飾耳目，下次覆報時，即予議准。官員內外勾通，欺盜虛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東蒲台縣知縣朱成元在任期間，凡給巡撫、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員送陋規，都予登記。被人揭發出來，田文鏡對朱成元和受禮的前巡撫黃炳和博爾多、余典等人進行審訊，嚴厲整飭。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鏡搞政治革新，誇他是「巡撫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大治矣」。　　　　田文鏡得到雍正帝的賞識有秘訣。有人說：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臣下奏章，雖然殫精竭慮，卻故意留下一兩處罅誤，以待批駁，或故作一二誤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則世宗之心必不快，將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肅文鏡深知其妙，對豫省民則苛刻搜求，務以嚴厲為尚，對朝廷則強作呆態，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東總督最久，帝眷最寵……」（柴蕚《梵天廬叢錄》卷二）簡單說來，就是對下精明，對上裝傻。田文鏡奏摺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義如父子天性，間不容髮。」「總之此心惟知有君，則凡是悉秉至公，無人不可以共事。」這就是「強作呆態」，雍正帝批道： 「難為你此數句議論。」（《雍正奏摺》六、七田文鏡）雍正帝的精明原來如此。　　　　田文鏡死後，雍正帝這樣評價田文鏡： 「老成歷練，才學兼優，自簡任督撫以來，府庫不虧，倉儲充足，察吏安民，懲貪除弊，殫竭心志，不辭勞苦，不避嫌怨，庶務俱舉，四境肅然」。　　　　第二卷：（四）　　　　12、壓抑李紱及科舉士人　　　　不過，田文鏡做事也有些過於嚴刻了，難免有酷吏之風。尤其是對於讀書人的態度非常苛刻。他對於「師生一道，平日痛惡於心」。在科舉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師生特殊關係的陋習，新進士要到主考官家裡報名，自稱門生，大講師生之誼、同年之交。官員之間相互援引，即使並無師生關係的官員，下級官員也要拜朝中權貴為老師。一以自保，一以進身。這個陋習在科舉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積習深重，到清朝就更嚴重了。田文鏡自稱為官40年，從未搞裙帶關係於顯要之門。田文鏡非科甲出身，年輕時由監生出仕為福建長樂縣縣丞，9年後遷山西寧鄉縣知縣，13年後遷直隸易州知州。次年內遷，任吏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學士。他歷40年始升為地方大員，沒有師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識，竭力以圖報效，因此對科甲出身的官員有偏見，視士人搞師生關係為朋黨之源。雍正帝特別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黨，並對於搞師生關係的官員予以嚴厲打擊。雍正帝對科甲官員的偏見源於儲位之爭。當初，康熙帝要大臣們薦舉太子時，大多數官員都傾心於允禩，其中漢大臣基本上都是科舉出身，因為允禩的寬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卻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國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對科甲漢臣產生了偏見。現在由他的寵臣田文鏡出來，替他出了這口惡氣。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撫田文鏡為防止官員以師生關係朋比庇護，出告示「嚴禁夤緣鑽刺以正官方以肅法紀」。這種打擊「科甲朋黨」 行為不斷升級。雍正三年十一月，題參信陽州知州黃振國，次年正月密參汝寧府知府張玢，息縣知縣邵言綸，固始縣知縣汪，陳州知州蔡維翰等人。黃振國、張玢、邵言綸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進士，有些人說田文鏡不許師生夤緣是無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說，當時由於對科甲士人的壓制.造成了「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的局面。　　　　李紱雍正四年，李紱由廣西巡撫奉調為直隸總督，入京面見皇帝。他路過河南，對於田文鏡的做法表示不滿，責問他何以蹂躪讀書人？李紱進京陛見時向雍正帝當面述說了田文鏡種種苛刻嚴酷負國殃民的行為。因為當時雍正帝對李紱也非常看重，所以認真傾聽了他的意見，談至午夜方罷。李紱隨之又上疏彈劾田文鏡，參劾田文鏡「任用僉邪，賢否倒置」；信任「本屬市井無賴」的署理知州張球；張球向邵言綸勒借未滿所欲，勒索汪饋送不遂，轉而向田文鏡誣告他們，於是田文鏡參劾他們；又說田文鏡把黃振國害死在獄中，以殺人滅口。　　　　雍正對田文鏡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鏡上了張球的當，就把李紱的摺子裁去頭尾發給他看，要他審查張球。田文鏡回奏說張球是賢能之員，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說，看看疏內斥張球為「市井無賴」，可知此人必為進士。李紱是康熙己丑進士。六月，他更以黃、張、邵、汪都是己丑同年進士為理由，進一步說他們同年科第不無徇私袒護之處。並借題發揮說，將來科甲自多，一旦他們被參便群起妄議，如此一來，科甲之員如有貪污苟且之事，督撫諸臣斷不敢題參彈劾了。又說皇上屢次頒旨解散朋黨，他們卻違背聖意，公然結黨。田文鏡把評定是非的標準與師生同年、科甲朋黨相聯繫，深深地觸動了雍正帝長期以來的隱恨。雍正帝以為他的意見很對。田文鏡果然是酷吏本色，這種手段足以置對手於死地。　　　　不過，雍正帝頭腦也不簡單，對於事實還是要調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壽、工部侍郎史貽直為欽差大臣，到河南審理黃振國等案。海壽等查明張球貪污不法之事，證明田文鏡確實是在袒護張球，但卻又揣摩上意，把李紱對田文鏡的參劾視為是朋黨行為，反之田文鏡打擊科甲官員就不是朋黨行為而是打擊朋黨行為。這多少有些講不通。朋黨的本質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團黨同伐異。田文鏡袒護張球與李紱袒護黃振國都是朋黨行為。雍正帝卻只認李紱是朋黨行為。　　　　雍正帝為什麼特別警惕朋黨？原因就在於多年的儲位之爭。太子與皇子們各自結黨營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結黨營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堯等人如果不與他結黨，他就沒有今日。自己靠這個方法上台的就決不允許此法再被別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黨生存的空間擠得死死的，一絲一毫的空間都不能留。不是朋黨問題也要當做朋黨問題處理，尤其是科舉朋黨，寧可冤枉人也不放過人。雍正帝對朋黨一事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嚴重的病態程度。　　　　欽差承審中，河南管河道佟鎮向欽差揭發了田文鏡信用的道員陳世倕。佟鎮是隆科多親屬，而隆科多曾說汪是好官，被田文鏡冤抑。雍正帝認為這是年羹堯、隆科多對田文鏡不滿，所以佟鎮揭發田文鏡信用的陳世倕就是打擊自己信用的田文鏡，也就是反對皇帝了。那麼彈劾田文鏡就是與隆科多的結黨行為。欽差到河南，證實黃振國並沒有被田文鏡害死，當時只是「血流不止，飲食不進」而已，李紱聽到他已死的傳言就相信了。人總是相信願意相信的事情，就難免犯主觀Ｚ義的毛病。黃振國原是兵部尚書蔡珽在四川巡撫任內的屬員，本來考核政績時已被參革，由於蔡珽的推薦才得任知州，李紱與蔡珽的關係向來密切，這就是出於朋黨之間的庇護了。　　　　田文鏡也要承認錯誤，他畢竟袒護了張球，但不是朋黨，田文鏡「羞愧無地，悚惕難安」地謝罪，但這是虛的；然後就要獎勵他，這是實的，因為他打擊了朋黨，有功。一虛一實，人主用權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閱歷一番，亦未嘗無益。」特地賜給田文鏡風羊、荔枝。當年雍正帝賜給年羹堯荔枝，由兵部快馬發送，從北京至西安幾天之內就到，人們都說，只有唐玄宗為楊貴妃能做這等事，現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鏡荔枝，雖沒有特別使用快馬，如此一虛一實的處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驚為異數」了。田文鏡也就在雍正帝的虛實兼用的權術中受到保護和鼓勵。　　　　此時，李紱也還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還敢於為自己辯護並一再攻詰田文鏡。對於指責自己袒護同年的說法，他不承認，他不是也題參過同年張玢、陳世倕及廣西官員孫來賀嗎？怎麼能說是朋黨呢？他說這種言論「立說甚巧，而實未合」。田文鏡確實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點，李紱這話也等於是暗中對皇帝提出批評了。對於他的置辯，雍正帝加以嚴厲申斥，說是「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與田文鏡的認罪乞憐相比，李紱身上讀書人剛直好辯的壞毛病就太可惡。李紱被調離直隸總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隸總督任內徇庇昌平營參將楊雲棟之事的牽連，把他降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題參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擲還，不讓他參劾，他卻偏要堅持。雍正帝認為，他所奏內容，與李紱所說完全吻合，顯系受人指使，這是公然結黨，擾亂國政，顛倒是非。如果說李紱參劾田文鏡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話，那麼謝濟世的彈章卻不是。他不過是聽了好友陳學海的話，是以「濟世」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檢討、員外郎陳學海跟隨海壽、史貽直赴河南審查，了解了實際情況，當時曾據理力爭，欽差大臣海壽不敢與皇帝唱反調，沒敢完全揭發事實真相。陳學海回京後向謝濟世說明了事實真相，謝濟世就上奏了。雍正帝當然要袒護田文鏡，乃將謝濟世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贖罪。　　　　欽差大臣為了與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時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謝濟世實事求是卻是欺君了。雍正帝認為謝濟世是受了李紱、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紱與謝濟世關係，命令廣西提督、署巡撫事韓良輔調查謝濟世在其家鄉的行止，了解李紱在巡撫任內同謝的關係。韓沒有查出他們的朋黨關係。後來，謝濟世在阿爾泰軍營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認了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珽的指使。李紱終被下獄，但也不殺。據說，有兩次決囚，雍正帝命將李紱陪綁，刀置其頸，問現在知道田文鏡的公忠了嗎？李紱卻回稱，我是愚笨之人，雖死也不知道田文鏡的好處。李紱頗有些「以道抗權」的精神，堅持這一原則是儒臣的本分，理學名臣本該如此。　　　　李紱、蔡珽、黃振國、邵言綸、汪、謝濟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結果是：黃振國、汪論死；邵言綸戍邊；蔡珽、李紱下獄；張球絞監候。後來，謝濟世在充軍地又因為註疏《大學》、《中庸》獲罪，但是也沒有殺頭。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現象可以視為常規，一般來說，皇帝是不輕易殺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開恩不殺謝濟世就是因為殺言官的皇帝名聲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紱、謝濟世才恢復官籍，蔡珽也獲釋。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擊。田文鏡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寵臣的地位穩固了。本來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寵臣，對於兩人互參相爭，雍正帝先是調和，希望挑起爭端的李紱認錯，至少不要再辯解，再攻訐田文鏡了。畢竟他是欣賞這位理學名臣的。李光地曾說，六百年以來，沒人能超過歐陽修和曾鞏，而李紱大有希望。詩壇領袖王士禎也說：通觀當時的文士，沒有一個頂得上李紱。李紱在康熙末年待罪於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對之迭加升賞，遷任督撫，當他就任直隸總督陛見時，皇帝賜宴內廷，賞四團龍褂、五爪龍袍，賜對聯。雍正帝曾在李紱的奏摺上批道： 「汝與田文鏡二人，實難辜負朕恩也」。雍正帝說李紱「乃不由旁人薦舉，為朕所特用之人」，「爾實非他人可比」，「汝之出處與眾不同」。（《硃批諭旨·李紱奏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曾說過： 「誠然不黨者李紱也。」（《硃批諭旨·李紱奏摺》）可是最後李紱卻以朋黨罪下獄。雍正帝本來不願意過度打壓李紱，但是當謝濟世參劾田文鏡以後，雍正帝認為李紱既然非與田文鏡斗到底不可，那麼李紱與田文鏡二者之間就只好舍掉一個了。　　　　李紱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與直隸也風馬牛不相及，他為什麼要死咬田文鏡呢？說到底，他是在爭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權力。田文鏡堅決貫徹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鏡發難。首先，田文鏡非科甲的監生出身就與科甲出身的官員有矛盾。明清時期，監生可以捐錢買得，未必一定在國子監讀書，也可取得鄉試資格。有監生的資格就可以做縣令了。這象徵著對「學而優則仕」的否定。監生出身的田文鏡等人打擊科甲官員也可以視為是進一步在否定「學而優則仕」 的原則。李紱作為理學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決定他必然要與打擊科甲的非科甲官員作鬥爭。科甲出身的謝濟世、陳學海等官員與李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說到底都是向皇帝為儒臣爭地位，鳴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要把官場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條）。七年，上諭說，科目進身官員以「科甲流品相誇尚，其風自唐宋以來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極」。又說： 「科甲之習一日不革，則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爾等當豁然醒悟，庶可使歷代相沿之弊習，廓然頓除也。」他的決心很大，甚至有廢掉科舉的意思。雍正帝有計劃地打擊科甲官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質卻是要打擊相權。說起中國的相權，當數漢朝最盛，其次為唐朝。科舉制完成於唐朝，有利於把人才選拔出來，但是弊端也就同時產生。朋黨營私即其一。唐朝牛李黨爭，就是科甲士人與非科甲士族的鬥爭。在科舉制度實行之前，沒有科甲官員，也有朋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種現象發生。既然是朋黨之爭，就至少有兩個對立面。現在雍正帝所要打擊的僅僅是科甲朋黨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鏡犁剔陋規嚴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針，而李紱與田文鏡相鬥又是儒臣與酷吏的鬥爭。一般人們都是說雍正帝袒護田文鏡，打壓李紱，是為了打擊「科甲朋黨」。雍正帝把李紱與田文鏡的互參案看成是朋黨問題。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從根本上說，這些科甲官員都是孔孟之徒，骨子裡都是有限制君權膨脹傾向的。只要氣候稍微溫暖一點就敢於廷辯，不順旨。比如李紱一定要論辯是非，堅持己見，就是藐視君權，或挑戰君權了。　　　　五年，田文鏡又題參進士出身的知縣周知非「頑廢不職」。雍正帝認為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鏡而廢弛政事，用今天的話說叫「消極怠工」。下令將其革職拿問，以使科目出身之員因結黨怨望上司而廢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後來，雍正帝又一再有意打壓科甲官員，搜尋他們的過失，予以懲治。對當時很有名氣的儒臣吏部尚書、雲貴總督楊名時的打擊為最典型，再略說幾句。因為楊名時對雍正帝片面地打擊科甲官員不滿。雍正帝說： 「朕整理科甲積習，伊挺身樂為領袖，抗違朕意，仗伊向來夙望，必因其黨庇惡習，即如朱軾、張廷玉現任大學士，莫不因他是前輩，懾服尊重，若不懲治他，惡習萬不能革。」（《清世宗硃諭》，第六函）後來為請求修浚河道事，楊名時不用密折本而用題本。雍正帝作誅心之論說，他即將離任才有這個請求。用題本是欲令眾人皆知，以此博取讚譽，給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聲，卻不把好事留給後任，如此沽名釣譽，「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並不知有君，尚得腆顏自命為讀書人乎？」又「 出奇料理」了一番，說他既然是想造福於地方，就讓他個人出資修治洱海河道好了，他死後，讓他子孫繼續承辦，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釣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雍正帝這種觀念與康熙帝所說的「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真是如出一轍，都是厭惡大臣沒有把一切功勞歸於皇帝，考慮問題比皇帝更長遠，比皇帝更愛民，有吃醋的意思。從權力的角度講，皇帝把大臣或官員的仁政視為對皇權的削弱——孔孟的思想在本質上必然與君主的權力意志相矛盾。這才是雍正帝打擊科甲官員的實質。打擊科甲朋黨的意義並非像它表面所呈現出來的那麼簡單。從「台省合一」與設立軍機處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目的是要把相權擠壓到最小程度。　　　　後來，乾隆帝一登基就接見楊名時。楊進京的路上人們奔走相告，設宴迎送。可見，雍正帝打壓科甲朋黨之不得人心。雍正帝表面上是嚴禁朋黨，實際上是摧殘儒家理想，要把「霸者與臣」的君臣關係徹底而不留餘地地實行之。雍正帝的思想基本上屬於法家。一般來說，君主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康熙帝是少有的儒家皇帝，有人稱之為「理學皇帝」），主張寬仁的大臣則代表了儒家精神。李紱與田文鏡的鬥爭，也可以視為儒法鬥爭，這樣區分之後還有需要認識的一點就是，實施儒家的仁政的同時，法家治術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時「中庸之道」就見其偉大了，這樣認識歷史，也就不是一鍋糊塗粥了。　　　　13、追查虧空，怡親王大搞抄家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帝接見直隸巡撫李維鈞問： 「直隸虧空多少？」　　　　李維鈞回答： 「虧空大約四十萬兩，不虧在道府，都虧在州縣挪用之上了，州縣挪新補舊，年年奏銷過的。」　　　　雍正帝說： 「從前虧空，都是趙弘燮（前巡撫）未完公項，如今他自家人願捐銀三十萬兩，料理此事，你務必追他的出來，以後的虧空交給你補了。」　　　　李維鈞說： 「是。臣謹遵聖命。」　　　　雍正帝誇獎說： 「你參保定知府馬兆扆，參的是。」　　　　李維鈞說： 「通州知州李麟葉，為官暴戾，士民怨極，皇上雖特旨簡放，臣今日也參了。」　　　　雍正帝一向鼓勵大臣互相監督，不瞻顧徇情，因此十分高興地說： 「參得好！你不要因為他是朕特放的人，就怕參他。將來要認真審，不要瞻顧。」　　　　李維鈞說： 「臣謹遵聖命，絕不敢徇私。」　　　　雍正帝又說： 「若要地方有起色，必要州官好，而州官賢否，全在你等督撫。平時要細心查訪，不可徇私。」　　　　李維鈞說： 「州官不好，全是督撫不好。三年一舉大計，原是懲勸大典。向來直隸大計，只參貪官，不選卓異，州縣官有做得好的，若沒有出頭的日子，怎麼能鼓舞人心呢？」　　　　雍正帝說： 「參劾、卓異，必須並行，朕這就下旨於吏部，舉行卓異，不論有賞罰無賞罰，好官就選為卓異。有才者常處於繁劇地方，不能無賞罰；無才者處於偏僻小地方，自然無賞罰。豈可舍有才者，而用無才者？」　　　　李維鈞叩頭謝恩： 「皇上如此用人，不患人才不起了！」　　　　好官與貪官的區別之一就是虧空的多寡。雍正帝即位之時，內閣官員照例呈上一份新擬的新君登基恩詔，無非是普天同慶，大赦天下一套陳規舊例，其中有豁免官員虧空一條，按照成例，這一條是不可少的。皇上得了無上的權力自然是樂事，官吏們也要沾光飽一飽私囊。雍正帝閱後立即刪去了這一條，說，不但不能豁免，還要徹底清查！　　　　大赦天下與豁免官員虧空一起實行，真是妙不可言。在獄中的囚犯，與把他們關入牢房的官員本質上都是罪犯，都是盜賊，只是所竊的物品不同而已。讀書人竊取功名之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國帑化公為私，算是合法的盜竊。普通的小蟊賊就不同了，他們把其它人的財產竊為己有當然是犯法。但是，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他們都希望新君開恩赦免。　　　　不久，雍正帝向戶部下達了全面清查錢糧的命令。他說： 「我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清吏治，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警戒訓飭至嚴，只以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可是不肖官員人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為廉吏，反而恃有寬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為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污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然容忍此等貪官污吏擁厚資以養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康熙後期，由於官吏貪污嚴重，地方的錢糧被官吏們大量貪污和挪用，導致清廷的國庫收入銳減，造成了財政的嚴重混亂和危機。戶部存銀，康熙四十八年尚有5000餘萬兩，到了六十一年，就只剩800餘萬兩了，可見官吏貪污現象之嚴重。　　　　地方官員向朝廷呈報的積貯錢糧的數字，一般只是虛額，實際根本不足，形成巨額「虧空」。歷任官員無不侵吞肥私，前任官員把虧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挪用侵吞，積年累月，越虧越多。經過康熙朝長時期的虧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日益虛匱。　　　　雍正帝剛剛登基，就向全國的貪官污吏們發難了，抓住虧空的問題，嚴厲加以整頓。他說： 「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地方虧空錢糧，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漁。以前大行皇帝（康熙帝）寬容，未對贓官明正典刑。雖然有所追補，也不過是虛應故事，虧欠依然如故。庫藏空虛，一旦地方有事，則難以應付。」他下諭指斥地方官員虧空錢糧的種種弊端，並限期三年之內，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三年之內，如數補齊。但是不得苛派民間，不得借端掩飾，如限期仍不能完，則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嚴懲不貸。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別處理外，其實際侵欺入私囊者，經審查確實具奏，即行正法。如果仍然徇私舞弊，或被朕訪知，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　　　　如此一來，幾乎全國的官吏都處於被動地位，誰不挪用公款呢？虧空早就普遍化了。　　　　為了防止官吏們借權貪污，雍正帝設立了會考府（不是考職稱，而是考廉政），命和碩怡親王允祥主持其事。在四位總理大臣中，雍正帝惟一倚重的人就是十三王爺允祥。在諸皇子之中允祥與雍正帝的關係最為密切，雍正帝即位後，任命他為總理事務大臣，封怡親王，參與處理最高政務，允祥常常代他傳旨。允祥兼管戶部，清查虧空之事特意交由他負責辦理。雍正帝說： 「輔政之初，阿其那（允禩）包藏禍心，擾亂國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攬勢招權，實賴怡親王一人挺然獨立於其中，鎮靜剛方之氣，使姦宄不得肆其志。怡親王公廉忠誠，為當代諸大臣中第一人。」　　　　戶部掌管國家財政，多年來，積弊甚多。允祥以相當多的精力整頓追查虧空。　　　　雍正帝發出上諭：錢糧奏銷中的弊病主要在於「部費」陋規，沒有部費，正常的開支，戶部也不予通過。有了部費，即使是靡費百萬的開支，也准奏銷。過去大行（康熙）皇帝也知道其中的弊端，但是不欲深究，從寬處理了。他特別聲明： 「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寬容。」今後，一切錢糧奏銷事務，無論哪一個部門，都由新設立的會考府清釐出入之數，都需經過怡親王允祥等人會同辦理。他特別告知允祥說： 「你如果不能清查，朕再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親自查出。」表示了絕不寬容的態度。　　　　以前，各部院動用錢糧，只要是給戶部送了規禮，就可以自行奏銷了，因此助長了營私舞弊之風。會考府設立之後，一切開銷由會考府稽查審核，杜絕了不少貪污行為。允祥又查出戶部庫銀虧空250萬兩，勒令戶部歷任堂官、司官以及部吏賠償150萬兩，其餘的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　　　　過去清查虧空，允許官員去勒索百姓以彌補虧空，現在填補虧空，不許苛派民間，只勒令官吏們退出贓銀賠補。許多人拿不出現銀。允祥一下子抄了許多貪官污吏的家，引起普遍的不滿。官場畢竟是貪官污吏的天下。雍正帝明確表示，抄家是朕的意思，這是必須的，是為了徹底清除積弊，以此打消官吏的僥倖之心。以往清查虧空多是走走形式，特別是基本不會觸動皇親國戚。現在允祥對皇親國戚的貪贓枉法，也絕不姑息。他追索履郡王十二阿哥在內務府任上的虧空，強迫他務必把銀子交出來，逼得他沒有辦法，就把傢具器皿都擺在大街上變賣，換了銀子來償還虧空。敦郡王十阿哥雖然被追索數萬兩銀子，仍不能賠完，最終查抄了他的家產了事。內務府官員李英貴等人冒支正項錢糧百餘萬兩，也被抄家。　　　　在清查虧空的時候，有許多官吏還在轉移贓物，ZB抵賴。　　　　雍正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錢以塏提出追補辦法： 「凡虧空官員題參時，一面嚴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員，封其家產追變，才不致於隱匿寄頓。」官僚貪污受賄所得，往往派人送回原籍，或用以購置田產，或密藏起來留給子孫。如有一位曾任雲南布政使，後遷廣西巡撫的大貪官錢度，家中贓錢太多，乃在家中修夾壁牆，儲存金銀錢財，以傳子孫。所以抄家必須兩處同時下手才能追回犯官的贓款，不足之處即將其產業估價變賣，可以較徹底地完納應償虧空。這個辦法實在很高明，雍正帝立即就採納了這一建議，大多數貪官的清償方式都照此辦理。不僅如此，對於那些抄家之後仍然賠補不足的，再抄其親戚之家。雍正帝說，因為當初他們都幫助貪官分贓了，現在也要幫助賠償。這個辦法就是徹底，國庫一下子就豐富了。俗話說，花錢如流水。正如水不能從地球上消失一樣，這錢也不可能從地球上消失，不過是從國庫里流到貪官污吏的老家（子孫和親戚）而已。雍正帝使這些錢倒流回來，用順藤摸瓜的辦法，可以說是歷朝歷代皇帝中反貪最徹底的一次。　　　　雍正帝對虧空的兩種原因「挪用」和「侵吞」的處罰是有區別的。　　　　挪用輕罰，侵吞重懲。貪官污吏避重就輕，將侵吞報作挪用，以圖矇混過關。通常的辦法是先追查侵吞，後追查挪用，官吏們把侵吞之款算在挪用之中，希圖以挪用了結案子。雍正帝與貪官污吏鬥法，改變成例，先追查挪用，後追查侵吞。官吏們總是有僥倖心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承認侵吞，而侵吞之數遠遠大於挪用之數，他們先報了虧空小數，如果再核查出虧空大數，必是侵吞無疑。雍正帝所作所為也是歷朝歷代所僅見。比朱元璋的辦法效果好。　　　　河東總督田文鏡向朝廷奏報山東省錢糧虧空的原因時說： 「山東錢糧虧空，半虧在官，半虧在役，而實際在民欠者無幾，此臣之所訪得最確也。臣不遺餘力督責府州互相覺察，設法嚴查，總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田文鏡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讚揚。　　　　雍正帝深知，地方官吏填補虧空的辦法，也不外乎苛派民間而已，這是他們惟一精通的理財之道，故此特彆強調不得苛派民間。他下了一道諭旨說，在康熙朝，就曾有人提出請加火耗以彌補虧空。先帝未允，如今火耗更不允許增加。　　　　根據以往的慣例，被革職的官員仍然留任以彌補虧空。雍正帝認為，讓這些官員留任催追，必然貽累百姓，因為賠款「不取之於民，將從何出」？官員之間更互相包庇，他們只會以新的貪污受賄來填補舊項，故不許其復留原任。　　　　在雍正五年（1727年），發生了一起人們十分熟悉的抄家事件，曹雪芹的家被查抄。　　　　曹氏是皇家世代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是康熙帝的奶媽的丈夫。曹璽於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江寧織造，他的任務就是監督制.造和採購宮中使用的絲綢織物，直接受宮中內務府管理。江寧織造局在南京，蘇州和杭州還有兩個織造局。他們雖然官品不高，但是在地方上頗有權勢。曹璽死後由他的長子曹寅承襲其職務。曹寅與康熙帝關係密切，小時候曾陪伴皇帝讀書，因此受到皇帝重用，委派為兩淮巡鹽御史。兩淮巡鹽御史是個肥缺，中央和地方官吏一有機會就狠狠勒索他一頓。康熙帝每次南巡，他都遠出接駕，很受皇帝賞識。皇帝有時就住在江南織造署。每次接駕，「把銀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紅樓夢》語），又沒處去報銷，虧空之大可想而知，曹寅報告皇帝，他歷年虧空有190萬兩，康熙帝讓他設法彌補，他生前沒能補完。　　　　曹寅死後，他的兒子曹顒仍然承襲他的職務，但是虧空也仍然沒有補上，曹顒死後，他的兄弟曹常常受到雍正帝的訓斥。到他這一代，曹家與皇帝的關係已經疏遠了。更由於他與廢太子的關係密切，犯了雍正帝的忌諱。現在，雍正帝對他可不客氣了，雍正帝先是讓允祥「照看」他，以後，山東巡撫塞楞額參奏江南三織造擾累驛站，正巧今年是曹負責解運，他的虧空遲遲不能彌補，已經使皇帝不快，如今又騷擾驛站，皇帝一貫禁止官員騷擾驛站，一怒之下命令兩江總督范時繹查封曹的家產。查抄的結果，只沒收了幾萬兩銀子，雍正帝以為他把家產都轉移了。因此曹家的親戚，蘇州織造李熙的家也被查抄，搞得曹、李兩家徹底破產。曹家遷到北京，再遷到西山。雍正帝大搞抄家的副產品，使得中國產生了一部傑出的小說《紅樓夢》，曹家如果不敗落，曹雪芹也許就寫不出《紅樓夢》了。曹雪芹就在「舉家食粥」的窘況之中，才寫出了不朽名著《紅樓夢》。當今國內力爭諾貝爾文學獎的諸位先生們，不知是否能從當中受到一點有益的啟發？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有些官員虧空數額巨大，無法彌補，在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也無處可以潛逃，就畏罪自殺了。他們以為只要自己一死，事情就算了結，不會再抄家了，貪污的財產就可以傳給子孫。然而雍正帝卻加重處罰這種人，繼續向他們的家屬追賠贓款，決不輕饒。　　　　雖然被揭發和抄家的贓官不少，但是仍然有大部分虧空無人可賠。因為這些虧空全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已經搞不清楚該由誰來賠償了—— 如果真要搞清楚的話，恐怕就沒有幾個人能做官了。所以大部分虧空的賠償都不可能落實到個人頭上。凡被人舉報告發者就被革職抄家，算他們倒霉。可是地方上被糾參的官吏過多，官員頻繁改換，也於統治集團不利，因此必須採取一項既可以充實國庫，又不加重百姓的負擔的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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