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近代民族主義歷史認識的形成探析
近年來，東北亞的歷史問題成為困擾中、日、韓三國關係和區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實際上，早在民國初年日本就抗議中國的「排日教育」，而中國則抗議日本的「蔑華教育」，並引發30年代顧維鈞與松岡洋右在國聯的外交交涉。後來的結果是，在歷史認識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爆發了慘烈的戰爭，而這場戰爭又留下了新的歷史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東北亞的歷史認識衝突，儘管起起伏伏，但從戰前一直延續到戰後，貫穿了整個20世紀。回溯中、日、韓三國民族主義歷史認識在近代的形成，有助於我們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今天東北亞存在的歷史問題。 一、民族主義與歷史認識 如果說世界近代史是一部由民族國家主演的關於現代化的悲喜劇，那麼民族主義一定是幕後的導演——它在19世紀控制了歐洲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並在20世紀席捲了全世界。「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預料到它會在未來扮演遠為重要的角色。」① 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將民族國家塑造成歷史進步的化身，而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也的確印證了民族國家對現代性的適應。在「西力東漸」的19世紀，東方那些沒有「歷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部落或者帝國，在西方民族國家眼裡只能成為其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它們認為有權摧毀非民族國家，並為其送來啟蒙之光。在黑格爾那裡，這一線性目的論的進化歷史觀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替代了一種真正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② 正是這種線性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促成了「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並為帝國主義提供了「文明徵服野蠻」的合法性。不久，黑格爾的預言就在東方實現，馬克思是其最生動的描繪者：「印度失掉了它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悲慘的色彩，並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③「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解體一樣。」④ 中、日、韓三國的民族主義正是產生在這一大背景下。而歷史則是非民族國家轉入民族國家的主要模式，歷史成為民族的生存形式，以歷史主體的資格進行自衛。⑤ 日本首先開始了向「文明」的民族國家的轉變，但緊接著就把中、韓視作是等待被征服和開化的「野蠻」之邦，在激起後兩者民族主義的同時，也開啟了東北亞互相糾結的沉重歷史。 正如湯因比所說：「歷史同小說一樣是從神話中生長起來的，神話是一種原始的認同和表現形式——像兒童們聽到的童話和已懂事的成年人所作的夢幻似的——其中的事實與虛構並沒有清晰的界限。」⑥ 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歷史不再僅是訓詁考據的專業研究，而是開始與政治行動產生密切的聯繫。社會精英利用「神話傳統」的強大力量，將流傳於民間、本來並不相關的歷史傳說，經過精心演繹的歷史敘述，塑造出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精神認同。民族主義的政治領袖、知識分子向民眾宣傳民族的固定起源和歷史的連續感，將民眾與先前若干代成員聯繫起來，給人一種從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的關於民族共同命運的線形歷史感，從而獲得民族國家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使人民對村落、城邦或是藩國的忠誠轉移到民族國家這一新的共同體上來。而在近代化的大背景下，隨著識字率的提高和現代傳播手段的發明，通過大眾媒體和歷史教育向一般大眾傳播民族主義的歷史認識成為可能。 19世紀以來，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專業學者和思想大師都對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進行了小心謹慎的研究和鞭辟入裡的思考。或許正是由於民族主義研究的跨學科本質，至今，學術界對民族主義並沒有一個通用的權威定義。凱杜里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學說，他認為「人類自然地分為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由於某些可以證實的特徵而能被人認識，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⑦ 安東尼·史密斯則強調「民族主義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⑧ 而在蓋爾納那裡，「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應是一致的。它可以用這個原則為一種情緒或者運動作最恰當的界定」。⑨ 事實上，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民族國家不同的形成方式與不同的政治思潮的結合，都會造成民族主義的不同面孔。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和民族主義都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與政治和社會行動息息相關。現代民族區別於古代族群而存在，它的形成關鍵並非由於人口、地理和種族等原因。單是隸屬於某一國家共同體並擁有共同的政治制度這一客觀事實，尚不足以產生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要想成為一個民族，民族所屬成員就必須積極地要求一種共同屬性，意識到相互之間區別於其他民族的共同特性，並多少具有要求守護一體性的願望。⑩ 而要擁有這種屬性，就必須形成本民族的歷史認識。 二、日本近代民族主義歷史認識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前後與中國隋唐王朝的國書問題中，我們就可推斷當時日本統治階層已有了「日出處天子致日落處天子」這種區別於中國的獨立意識。一些知識分子也萌生了超越中國而以日本為中心的意識，如瑞溪周鳳批判日本學生讀中國歷史而很少讀日本的六國史，山鹿素行則以日本為中心稱日本為「中國」。(11) 民眾方面，當江戶時代身著異國服飾的外國使節進入江戶城的途中，沿街居民和江戶的町人也身著盛裝觀看，從這些場景可以推測，這些日本人通過「他者」的意識而有了「我們」的意識。(12) 此外，日本的徂徠學、國學、歌舞伎，也強調日本的大和心與中國的唐心漢意的區別。「基於日本國家體制特性的神國觀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國以來一直一脈相承地在國民的胸膛中回蕩著。」(13) 可以說近代以前的日本已經有了模糊的族群自我認同意識，但是僅限於特定的地域和階層，這是因為分屬相互隔離的藩國下的日本人民很難直接了解本地域之外的人們的思維、行為方式，「日本全國幾千萬人民，被分別關閉在幾千萬個籠子里，或被幾千萬堵牆壁隔絕開一樣，簡直是寸步難移」，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民不關心國事」，「國民不重視自己的地位」。與之相對的，「日本史書大都不外乎說明王室的世系，討論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說評書者講述戰爭故事那樣記載戰爭勝負情況……總而言之，沒有日本國家的歷史，只有日本政府的歷史」。(14) 進入幕府末期，封建制度下依然四分五裂的日本國和日本國民，在西方民族國家的進逼下，民族獨立和統一問題迫在眉睫。於是「注意力又集中在天皇身上，把他看作歷史意義的傑出領袖……以天皇的名義，產生了一個統一的國家」。(15) 明治維新時期，隨著現代行政、教育制度的建立，工業化和報紙等大眾傳媒的開展，在城市化運動中與崩潰的原有的村落共同體脫離的人們，在更大範圍的人員流動中進行社會整合。在精英的引導下，通過普遍的國民義務教育、全國性報紙和廣播，形成了「我們日本人是共有獨特文化氣質的共同體」這一想像。例如利用日本歷史傳統中祖先崇拜這一原始信仰中的「神」的概念，設定「神」為父母先祖，而位於眾神金字塔結構最頂端的天皇自然就成了日本民族的總家長。(16) 就這樣通過對過去家族制度與祖先信仰的巧妙組合，天皇制在明治時期被創造出來，成為日本民族的重要標誌之一。同時，為從道德與情感面上操縱民眾，把國家作為家族的類推看待的家族式國家觀成為官方意識形態。 1889年頒行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肯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總攬統治權」，規定天皇可用敕令形式隨意立法，「天皇統率陸海軍」；規定國家神道作為超宗教的國家祭祀宗教，凌駕於神、佛、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之上。憲法確立了天皇同時擁有最高世俗權力和作為最高祭司神的神權地位。1890年以天皇名義頒布的《教育敕語》，以國家神道中的天皇崇拜意識來教化國民，以對「臣民」命令的形式，列舉了全民應遵守的道德規範。明治維新前，只有僅占明治初期總人口的6％的武士階級才處於必須盡「忠」的君臣關係中，而大小諸侯、實力派武士、將軍則統治著「民」。而現在，天皇之下，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此前與「忠」的精神無緣的90％以上的日本人，終於成為擁有共同效忠對象的「臣民」。(17) 政治精英通過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建成的大日本帝國，其基礎仍然是神權蒙昧主義和封建家長式統治。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啟蒙知識分子，最初也對其進行了批判，「原始時代的人民昧於事理，只知畏懼表面事物」，(18) 「說什麼君主是受命於天，或者說其祖先曾登靈山會見天神，或說夢兆或說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為怪」。(19) 轉而福澤諭吉提倡一種文明開化的「文明史觀」，以培養日本國民的民主進步意識；但同時也流露出深沉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以「論我國之獨立」作為《文明論概略》的最後一章，認為「今天號召日本人向文明進軍，就是為了保衛我國的獨立。所以說，國家的獨立就是目的，國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20) 此外，也蘊含著「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後，那麼，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21) 的侵略邏輯。 在福澤諭吉等知識分子的聲援和支持下，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政策，保持了日本的獨立。但在處理與其他民族特別是亞洲鄰邦的關係時，日本以一種民族主義的主觀絕對性來確定「文明標準」，將中華民族和韓民族視為「野蠻」與「未開化」。「親惡友者不能免其惡名，吾之心則謝絕亞細亞之惡友。」(22) 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民族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對「非現代化」的、中韓代表的舊亞洲進行了批判和排斥，逐步形成了以「獨特文明民族優越感」為核心的日本民族主義。這種優越感正是建立在對中國和韓國的逆反、蔑視和侵略基礎上。 在近代日本思想界和政界之「民權論」和「國權論」的競爭中，國家至上的「國權論」最終佔得上風。在一度興起的「大正民主運動」偃旗息鼓之後，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國民思想的控制和愚弄。例如將古代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神話記載加工成「真實歷史」灌輸給國民，以培養一種符合「國體」的「皇國史觀」，「學者們稱之為應用史學，認為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自當有別，從而說服自己的學術良心」。(23) 而對此持有異議的知識分子，則受到打壓和迫害。津田左右吉認為神代史並非歷史的觀點，被認為是大逆思想。1938年他的有關古代史的四部著作被禁止出版，1942年因所謂「冒瀆皇室尊嚴」被判監禁3個月。(24) 當狹隘民族主義的皇國史觀成為日本統一的歷史認識時，同樣植根於日本傳統中的軍國主義也變得無可遏制。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不幸結合，導致了二次大戰的悲劇，在亞洲，給包括日本自身在內的各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成為當代東北亞歷史問題的始作俑者。 三、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歷史認識 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為契機，通過對以前所依存的環境或多或少自覺地轉換，把自身提高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這種轉換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國勢力，也就是所謂外患。(25)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日本，近代中、韓等國的民族主義也是作為擺脫民族危機、追求獨立富強的精神動力而興起的。 「中國」一詞，在典籍中早已存在，但只是一個模糊的文化概念。其主要內容是以華夷秩序為核心的「天下觀」，體現在「夷夏之防」、「尊王攘夷」和「以夏變夷」等思想里，並落實到朝貢體系這一制度中。歷史上，中國不曾有過「民族國家」的觀念，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王朝的「家天下」。「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26) 直到19世紀中葉，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的民族問題以民族危機的方式被提到歷史日程上來。中國面臨的並非傳統的異族入侵，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隨著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急劇轉型，新的社會階層、組織結構和政治思潮不斷產生、傳入，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破了華夷秩序的世界觀。 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思想在清末經由日本傳入中國。面對近代中國的屢戰屢敗、積貧積弱，梁啟超指出國民「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包括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國家與國民之關係」。(27) 作為中國闡述民族主義的第一人，梁啟超公開提倡一種民族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8)「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29) 章太炎也指出：「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30) 為培養中國人的愛國意識，近代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將焦點放在歷史學上。梁啟超認為「史學者，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而中國之舊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並指出中國舊史的四大弊端：「知朝廷而不知有國」、「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以至於「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能成立也」。(31) 由此，梁啟超、章太炎等提出要在全民中間建立有現實意義的民族主義歷史新認識，「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32)「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33) 從梁啟超到傅斯年、雷海宗、顧頡剛，20世紀上半葉幾部有影響的中國史著作都採用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描繪中華民族從遠古進化到現代的線性歷史敘事手法。(34) 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精英，都將倡導民族主義作為中國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首便是民族主義，從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強調「五族共榮」，國民黨人經歷了由狹隘漢族民族主義到大中華民族主義的轉變。國民政府成立後，培育民族主義歷史認識成為歷史教育的首要目標——「研究中華民族之演進，特別說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到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復興之思想，且培養其自信自覺發揚廣大之精神」（1932年《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目標一）；中日戰爭爆發後，「敘述中華民族之演進，特別注意各支族融合與其相互依存之關係，以闡發全民族團結之歷史的根據」，「並特別注意國際現勢之由來與吾國所處之地位，以啟發學生對抗戰建國責任之自覺」（1940年《修正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目標一、三）。(35) 費孝通從「自在」和「自覺」的角度分析中華民族的形成，認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形成的；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則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36) 在與外國「他者」的交往中，中國人由族群、地理、文化和共同歷史構成的「共同體」開始覺醒。而從甲午戰爭開始，特別是在一戰之後，日本成為中國的最主要「他者」，並隨著二戰中日本的全面入侵而達到最高潮。在此過程中，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也要歸功於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將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作為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澤東在1939年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37) 抗日戰爭為中國民族主義創造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共產黨精英和知識分子有效地動員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並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下一代。(38) 四、韓國近代民族主義歷史認識 近代以前，韓國長期作為中國王朝的藩屬國，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世界觀和歷史觀，奉行「事大主義」，以上國之禮對待中國。明末清初，韓國開始反思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觀，本國文化自尊意識上升，一度以「小中華」自居。在知識分子當中強調本國獨立性的實學歷史觀也應運而生，例如認識到中國史料「傳外夷事，故多謬誤」的局限，來瓦解中國傳統的權威。 與中國一樣，韓國從19世紀中葉開始受到外來民族的衝擊；而同時又面臨國內社會矛盾和階層分裂的朝鮮王朝無力擺脫民族危機，各種民族救亡思潮在這種情況下紛紛興起。其中，具有排斥倭洋和脫離中華意識的東學思想最具民族主義代表性，並發展成以推翻封建體制和打敗外來干涉侵略為目的的1894年甲午東學農民戰爭。又例如開化思想，致力於啟蒙人民完成文明開化，宣揚人民的愛國心和民族意識，從而誕生了愛國啟蒙史學。 《馬關條約》結束了朝鮮與清朝的藩屬關係，而在1895年至1905年所刊行的幾乎所有韓國史中，已將檀君置於韓國史之始初，並且將之神聖化為建國始祖。強調韓國自檀君以來就是具有悠久歷史與傳統的獨立自主國家，而非中國藩屬。(39) 以崔景煥1905年刊行的《大東歷史》為例，該書跋文中批評過去的史書是毫無過濾地接受支那人史書中的錯誤，而無知於獨立大義，又在序言中宣布：「此書以獨立為主旨，普及閱讀此書人們才會知道我國獨立已有四千二百年余年」。(40) 金澤榮在《歷史輯略》中論述中國中心的事大秩序已崩潰，主張韓國也要從歷史敘述中來誇示自己的實力和名聲。(41) 同時受進化史觀的影響，朴殷植、申采浩等知識分子主張韓國史是要觀察韓民族如何在與其他民族競爭中發展的，而批判傳統史學中的尊華思想。朴殷植批評韓國人不學習本國歷史而學習中國歷史，不崇拜本國英雄只崇拜別國英雄，以至於學習奴隸的歷史而國性失落。(42) 申采浩也批評韓國人所著教科書降低了國民志氣，致使韓國國權喪失。因此申采浩主要關心的對象是韓國古代史，也就是曾與中國並駕齊驅並競爭過的高句麗等自主的民族史，以此在民眾中間培養自強求存的民族國家意識。(43) 正是在外國勢力咄咄逼人的情勢下，擺脫傳統中華思想束縛而謀求獨立國姿態成為韓國的第一課題；但在為了與作為「他者」的中國對立而強調韓國古代的光榮的同時，韓國卻「未能正確認識新面臨之帝國主義，因而疏忽防備日本和西洋」，「缺乏對日本之抵抗意識，主要是因為將日本與西洋視為近代文明的典範及羨慕對象所致」。(44) 最終韓國在1910年淪為日本殖民地。 進入20世紀，日本帝國主義對韓國的侵略日益嚴峻，面對韓國隨時可能淪亡的前景，申采浩切身感到韓國與日本相比力量的不足，開始主張對韓民族文化的保存，尤其強調通過歷史培養民眾的愛國心。他說：「歷史是愛國心的源泉，因此史筆強則民族才能強，史筆武則民才能武。」(45) 申采浩因此認為歷史不能僅當作是書齋或研究室里純粹的學問，而是要面對實際參與解決自己時代課題的國民大眾，成為歷史教育的學問。朴殷植創作了描述近代以後日本侵略過程的《韓國痛史》和抵抗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史《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46) 號召韓國人民做時代進化的強者，其思想對韓國獨立運動影響深遠。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給殖民韓國尋找歷史合法性，製造了「日鮮同祖論」和「滿鮮史觀」等殖民史觀，否定檀君神話的歷史意義，而強調笈子、衛滿、漢四郡為古代中國對韓國的殖民歷史，而古代日本的「南朝鮮經營說」或「任那日本府說」則為日本對韓國的殖民歷史。以此貶低韓民族的歷史地位，磨滅韓民族的獨立意識。 鄭寅普、安在鴻、文一平等人繼承和發展了申采浩、朴殷植等建立的「民族主義史學」活動。他們通過強調古代韓國與中國對等發展的歷史，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史觀。(47) 首先，將檀君描述為擁有廣大領土、統率眾多百姓而具有政治組織與行政區域的君長，而否定箕子東來說，並強調上古時代朝鮮文化勝於中國文化。其次，關於古代東夷族的活動範圍，為配合殖民史論，韓國史的範圍被局限在半島以內，而申采浩、鄭寅浩為擴大韓國古代史範圍，將東夷族活動範圍甚至古朝鮮版圖擴大至北滿洲、遼西、山東、山西以及長江下游地區。再次，為了對抗日本殖民史論引用中國傳統史書而強調韓國被殖民的歷史，申采浩等主張韓國古代史具有與中國對等的系統，即檀君—扶余—高句麗系統，特彆強調高句麗對外抗爭的勝利等，來打破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事大主義；此外，還包括「漢四郡半島外存說」、「百濟海外經略說」。 從客觀的立場來看，這些研究無疑過分地強調了韓國古代的獨立文化、廣大的領域，過分強調了與中國戰爭的勝利，然而在當時遭受殖民統治的狀況下，這些思想學說「卻是最佳對應之策」。(48) 五、民族主義歷史認識的意義與局限 與法國大革命以後興起的西歐民族主義相比，近代東亞中、日、韓三國的民族主義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即以追求民族獨立富強為首要目標，並帶有鮮明的現代化特徵。在近代民族危機和現代化壓力下，各種社會思潮和運動在東亞接連興起，但民族主義卻成為其中最有力的浪潮，即便是其他思潮和運動也或多或少地要與它結合；而培育本民族的歷史認識，則是民族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日、韓近代民族主義及其歷史認識的形成具有各自的特點。在日本，政府起到了主導作用，然而強大的國家機器所鼓吹的皇國史觀等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使日本最終走向法西斯主義和侵略道路，導致了巨大的災難和舊日本的覆滅，同時也激發了中國和韓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是在華夷秩序崩潰後，經歷了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種種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過程，其間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紛至登場，最終完成了由一個王朝天下向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韓國的淪亡使其民族主義運動以光復國家為使命，由於國家政權的不復存在，韓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歷史認識的建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民族主義歷史認識在近代的產生和傳播促進了中、日、韓民族國家的形成，而近代東亞波瀾壯闊、血淚交加的歷史畫卷又加深了中、日、韓之間互為「他者」的印象。今天東北亞存在的歷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思潮的捲土重來，它將歷史認識上存在的固有差異重新激化為現實矛盾。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通過民族主義的歷史認識來凝聚民眾是必要的，而教育則是推廣民族主義和歷史認識的基本工具。東方、西方莫不如此。中、日、韓三國在歷史教育上如此民族主義行事，一定程度上也是效法德、美、法諸國之舉。(49) 直到今天，中、日、韓三國仍需強調某種民族主義歷史認識來鞏固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民眾也樂於從與「他者」的對立中尋找認同，來克服全球化帶來的疏離感；但與此同時，一味進行民族主義的歷史教育，也可能會激化中、日、韓三國歷史認識上的差異和矛盾，而對三國關係產生消極影響。(50) 如何消減民族主義的狹隘成分，成為未來中、日、韓三國歷史教育中所面臨的課題。歷史認識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可以保留，中、日、韓可以在青年一代中鞏固與其自身的特殊共同體、民族歷史、語言和傳統相關的知識；但作為補充，還應在歷史認識中提倡一種國際主義精神，在具有固有民族差異的東北亞，中、日、韓三國人民都需要學會尊重擁有不同生活方式、價值和傳統的「他者」，把彼此視為平等的成員。
注釋： ① ［英］以賽亞·柏林著、秋風譯：《論民族主義》，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4期，第44—54頁。 ②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10頁。 ③ 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頁。 ④ 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⑤ ［印］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頁。 ⑥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4. ⑦ ［英］埃里·凱杜里著、張明明譯：《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頁。 ⑧ ［英］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歷史，意識形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頁。 ⑨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⑩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69頁。 (11) ［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鐵森譯：《日本的修史和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03、141頁。 (12) ［日］吉野耕作著、劉克申譯：《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3頁。 (13)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70頁。 (14) ［日］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56、142、181、137頁。 (15) ［美］約翰·霍爾著，鄧懿、周一良譯：《日本：從史前到現代》，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93—194頁。 (16) ［日］吉野耕作著、劉克申譯：《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第34、108頁。 (17) ［日］小森陽一：《天皇制與日本現代社會》，《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1期，第5—11頁。 (18)(19)(20)(21) ［日］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第25、26、190、168頁。 (22) ［日］福澤諭吉：《脫亞論》，《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卷，岩波書店，1960年，第240頁。 (23)(24) ［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鐵森譯：《日本的修史和史學》，第185、205頁。 (25)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70頁。 (26)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27)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載《飲冰室合集》（1），文集五，中華書局，1989年，第14—17頁。 (28) 梁啟超：《新民說》，載《飲冰室合集》（6），文集四，第4頁。 (29)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載《飲冰室合集》（1），文集六。 (30)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194頁。 (31) 梁啟超：《新史學》，載《飲冰室合集》（1），文集九，第1—4頁。 (32) 章太炎：《答鐵錚》，載《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1頁。 (33) 梁啟超：《新史學》，載《飲冰室合集》（1），文集九，第7頁。 (34)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載《飲冰室合集》（1），文集六；傅斯年：《民族與中國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雷海宗編、黃振萍整理：《中國通史選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 (35) 《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歷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77頁。 (36)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頁。 (37)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頁。 (38)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4頁。 (39) ［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88頁。 (40)(41) 《韓國開化期教科書叢書》（17），第265—267、5、7頁。轉引自[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89—90頁。 (42) ［韓］朴殷植：《讀高句麗永樂大王墓碑譽本》，載《全書》（下），第42頁。轉引自［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124頁。 (43) ［韓］慎鏞夏：《申采浩之社會思想研究》，1984年，第211－218頁，轉引自［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105頁。 (44) ［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90頁。 (45) ［韓］申采浩：《許多古人之罪惡審判》，載《全集》（別集），第120頁。轉引自［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141頁。 (46) 詳見［韓］太白狂奴：《韓國痛史》，1915年；［韓］朴殷植：《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上海維新社，1913年。 (47) ［韓］姜萬吉著，陳文壽、金英姬等譯：《韓國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71頁。 (48) ［韓］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219—223頁。 (49) 關於西方的民族主義教育，詳見王兆璟、王春梅：《西方民族主義教育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50) 詳見拙文：《從戰後歷史教育看中日韓民族歷史認識的演變》，載《歷史教學》，2008年第10期，第8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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