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歷史主義」和「歷史性」的內在悖歧

Transcending the Inner Paradox of "Historicism" and "Historicity":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簡介：袁祖社，男，陝面興平人，陝西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西安 710119

原發信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164期

內容提要：以「現代性」理論框架重新思考唯物史觀的理論貢獻，我們面臨的，首先是「歷史主義」和「歷史性」兩種解釋範式的內在衝突。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哲學理論，唯物史觀對於以往舊的歷史觀的革故鼎新之處，不僅僅是其創立者之新的社會倫理觀文化創構意義上，自主、自覺的個體性立場和公正本位的道德關切的表達，其實質，乃是一種範式開新意義上的智識性貢獻。論文依據相關文獻，從觀念史的立場，對構成馬克思社會歷史哲學之前提預置和深刻根基的「生產取向」和「關係取向」的動因、合理性等，做出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提出正是這兩者的「雙向內置」與「價值互釋」，使得唯物史觀理論自誕生之日起，就內蘊著內在的實踐合法性理據和正當性的價值在場性邏輯。

標題注釋：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公共性與馬克思哲學」、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實踐與美好生活的價值邏輯」(項目批准號：15GDC004)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在歷史何以為歷史以及歷史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上，有文明史以來的人類理智一直為此糾結不已。撇開文明進程中漸次呈現的經驗的、直觀的各民族之多樣態「歷史的」具象，在精神形而上學深度反思、追問的意義上，人類理智面對並必須回答的是下述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自古及今，人依照自己「進入」「創製」「支配」「擁有」歷史的方式對於現有的人類史的諸種解釋，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合法性?使既有的歷史「成為」存在和獲得正當性解釋的理據究竟是什麼?人類的「實踐史」和「理論史」是一步步切近歷史的本真，還是愈來愈遠離所謂歷史的目的?

經歷了啟蒙以後的理性的歷史一元論關於歷史的諸多言說的話語幻相，在理論立場、思想品質和人文境界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堪稱歷史哲學及其有關歷史的思想史的顯在路標，其提供了歷史之為歷史的「歷史性」品質的核心要素，以及基於對現實個體生產與生活史實踐觀照意義上近乎完整的科學實證論邏輯和無可辯駁的價值理據。馬克思以後的人類史和社會史的真實一再提醒我們，當我們遵照歷史的完整形貌，嘗試著進入歷史深處和內里，就會發現，它同時還是一種成長著的、進步著的文明人類不斷向上、向善攀緣的「精神」和「心靈」。忽視了對心靈或者精神質態的觀瞻和辨認，這樣的歷史過程一定是殘缺態的，與此相對應的歷史觀在文化境界和人文邏輯上至少是缺少足夠的解釋力的。一言以蔽之，歷史的正當性邏輯，必定是同時意味著對特定時代、特定形態的心靈和精神自我確證和確立史的深刻觀照。

一、唯物史觀理論根基的再審視：狹隘「現代性」歷史經驗與理論資源的短絀

肇始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理性」「自由」「平等」「博愛」等為旗幟，堅信人類將不斷朝向文明、進步目標邁進。當人類經歷了啟蒙以後的「極權主義」「戰爭」「暴力衝突」「奴役」等酷烈現實，伴隨著阿多諾「神話變成啟蒙」，「啟蒙倒退成為新的神話」的悖論，人類不禁要問：幾百年歷史過去了，人類在自己所創造的歷史中，究竟都做出了那些值得自己稱道的具有永恆意義的「成就」?這其中，從歷史價值之真值邏輯考量，其中又有哪些「成就」是真正體現、延伸、升華了人性的神聖、尊嚴，又有多少智慧被用來促進並持續地提高人類的公正和幸福的美好生活目標，從而讓整個人類在改善、改進了的生存與生活境遇中，獲得福祉、體驗人性的華美和尊嚴?

唯物史觀問世之前，深受啟蒙的理性主義傳統影響的馬克思時代的歷史哲學研究，業已積累了豐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哲學家格魯內爾指出：「現代歷史哲學構成現代性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同其餘組成部分如此契合，以致如果喪失有關源泉的話，未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會從其餘現代思想中重新建構其一般特點。」①和以往主流的西方學者一樣，當代英國著名哲學家沃爾什在其《歷史哲學導論》中，專門分析了「馬克思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沃爾什堅持認為，馬克思關於歷史觀的見解，對以往思想「確實構成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挑戰」②。但他同時又照搬沿襲已久的尋求馬克思思想的「黑格爾」根源的方式，主觀地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貢獻做出了不恰當的評判：「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說成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一個修訂版。」③沃爾什認為，構成馬克思歷史哲學理論來源的，是黑格爾的兩個學說：一是其「辯證法」的思想智慧，其二是馬克思受黑格爾之啟示所接受和形成的有關社會生活之有機、辯證的觀點。④不僅如此，沃爾什同樣對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也持懷疑甚至理智上的否定態度。在沃爾什看來，就理論性質而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區別於一般社會歷史理論的核心之處僅僅在於，其觀察社會歷史的基礎是確切的、具體的(人類的生產與生活)。而對於有關歷史的哲學思考範式而言，這樣一種基礎是否牢靠、是否具有確定性，是需要存疑的。⑤格魯內爾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理論建樹」和「內在困惑」的描述性評價，在西方當代歷史哲學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這種評價依然是沒有多少真知灼見的皮相之言。同樣，格魯內爾認定，馬克思的歷史觀理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歷史內部以及進程中的固有矛盾。格魯內爾指出，馬克思歷史觀中存在著三重分裂：其一是意識「必然」和「自由」的分裂。依照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全部過程都是服從嚴格的決定論，並會導致一個必然的結局。而要變革這一結局，勢必要訴諸批判的、「動蕩」的革命的實踐；其二是社會歷史觀領域中的「是」(is)和「應當」(ought)的分裂：馬克思對於當時社會現狀的描述，採取的是經驗的實證科學的方法，但是，卻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事情應當怎樣」的價值規範，對「現實」不斷地展開無情的譴責；其三，是所謂是科學和「末世論」的分裂。馬克思相信科學，相信科學所揭示的規律必然會導致末世論的實現。如此，客觀上導致了一種並非真實意義上的經驗探究與歷史哲學的「虛假」結合。⑥

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考中，還有一個繞不過去的「老問題」需要不斷審視，這就是卡爾·波普關於馬克思歷史觀問題的「歷史主義」和「社會工藝學」的論斷。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波普專辟一章，論述「馬克思的社會學決定論」。波普認為，「在黑格爾主義把自身確立為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運動的基礎之後……至於馬克思主義，則被看成是歷史主義的最純粹的、最發達的和最危險的形式」。⑦波普指出，馬克思是把理性的方法運用於社會生活的最迫切問題上，並「做了誠摯的嘗試」的思想家。「雖然他在主要理論上犯了錯誤，但他的嘗試沒有白費。他以各種方式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使我們的目光更敏銳。退回到前馬克思的社會科學，是不可想像的。」⑧波普緊接著表達了自己對待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立場：馬克思雖然有許多功績，但是，由於馬克思的決定論立場，因此，他關於人類歷史進程和未來的許多「預言」卻是錯誤的，因為迄今為止，大部分預言並沒有實現。馬克思的這一做法誤導了大批有理智的學者相信，探討社會問題的唯一方式是所謂「歷史預言」。⑨波普進而指出，在歷史觀問題上，馬克思思想理論的「錯誤」不止於此，而是雙重的。與通常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理解相對應，許多研究者基於俄國在社會工程的設計和實驗中的多次冒險卻又取得成功的事實，錯誤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理論指認為一種「社會工藝學」，並加以肯定和贊同。事實上，任何一個熟知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的學者，都不會贊同上述說法和做法。因為，從屬性和特質上講，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該被視之為一種純粹的歷史理論。

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歷史活動自身究竟應該以何種恰當的「理論的方式」被對待、被解釋、被規制，其實一直是一個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嚴肅問題。當代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學家詹姆斯·塔利分析並準確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塔利認為，根源在於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提出並堅信兩種信念：一是所謂「現代社會」(他們生活與其中的)優越於「傳統社會」的信念；二是所謂「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美好的」「普遍進步」的信念。啟蒙賦予了近代以後的社會以「現代」的指謂，以至於以後的200多年時間裡，人們一直相信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就是「現代社會」。但真實的情形是，「不過，我們往往懷疑，而且事實上高度懷疑現代社會是進步的這種信仰」⑩。

無疑，屬人的歷史是人的創造性的結晶。人期望通過自己的創造生存在一種「人的歷史」中。但是，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歷史實踐及其結果向我們所昭示的卻是：人的「歷史性」或者人作為一種「歷史性存在」的目標，對於我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可不可即的目標。按照歷史的人學邏輯，所謂「歷史性存在」，是人類創造性進化中，決意按照「人的方式」，對於自然本能慾望的超越，對於屬己的生存與生活方式的自主創製與自為規制，是人性自身的自我揚棄和自我變革。其標誌是人不僅作為一種對外部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的身份被確立，更作為一種充滿靈悟之性的整合性存在者，學會理智地觀照「他者」，同時時刻不忘照料自己的心靈。

但問題是，19世紀的思想家們卻陷入了一種他們自己當時不可能意識到的誤區：出於對黑格爾歷史哲學觀念中「隱藏的神正論」(決定歷史狀況的是上帝的腳步)矯正的考慮，他們一直同意，試圖讓「科學理性」的話語和邏輯進入歷史。這樣做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是以「科學」的方式實現了對歷史解釋方式的僭越。依赫勒之見，透過被表象掩蓋或扭曲的現實，解讀出隱藏在其背後的本質之義，是一切科學或哲學曾經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之所在，「思想家就是要提供開啟隱藏的本質的鑰匙，就是要幫助人們就近表明現實之後的東西——從現實的東西出發」(11)。

二、「生產取向」與「關係取向」的雙向內置與「價值互釋」：現代性框架無法證成唯物史觀理論的規範基礎

一種科學理論的規範性基礎，就是該理論的「硬核」。賴此「硬核」，該理論才具有了創新性品質和超越性特質。缺乏規範性支撐，所謂「理論」和思想就沒有圓融的邏輯，就只能是對以往理論的因襲或傳承，無法獲得「範式」創製意義上的引領性。

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無疑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理論。馬克思革新以往舊哲學的著力點，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與無情的批判，對其何以可能、所以如此的內在根據之反思、批判意義上的顛覆。唯物史觀究竟應以何種主張和理論預設為自己區別於以往歷史觀的標誌，從而成為一種「哲學」，在這個問題上，由於理解和解釋的多樣性，一種沒有達成應有的共識。常見的理論事實和定見是，在現代性的理論框架內，馬克思的全部哲學一直被按照「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解讀。按照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伊安·夏皮羅的見解，馬克思社會科學的歷史觀是「徹頭徹尾的笛卡爾哲學」。夏皮羅認為，作為啟蒙理性的「產兒」，馬克思相信「內在理性化了的有效性」。馬克思不太關心其關於社會歷史所做出的規律性解釋和科學預言與主張能否被「證偽」或者「證實」。在歷史的複雜性現實面前，僅僅依靠表象化的「知覺經驗」或者一大堆「實證數據」，有可能導致對於現實世界本來面目的扭曲、誤解。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贊同邊沁，相信支配人類歷史的「總體性法則」，主張深刻理解和洞悉這一法則的奧秘。而人類「一旦做到了這點，科學決定論和體現自由意志的個人權利概念的矛盾便不復存在，因為那時人類將處於創造自身歷史的自覺狀態」(12)。

當代匈牙利著名社會思想史家阿格尼斯·赫勒，堅持從「現代性」理論的視角，評判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指出，在「現代性」理論的三個奠基人當中，「馬克思是典型的十九世紀的產兒」。19世紀留給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們的共同的理論識見和啟示，所有關人類歷史線性進步的「宏大敘事」。在這方面，馬克思所受的影響較之於黑格爾更深。馬克思是技術樂觀主義，相信依靠技術，人類可以對自然有無限的認識和掌握。在進步的視野中，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方式只是現代性的一個特殊階段。「馬克思分享了19世紀的宏偉幻覺，尤其是有關技術發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極其積極的宏偉幻覺，他能夠較他的前輩和後者們更加激進地拒絕現代性的先進階段(資本主義)，將宏大敘事延伸至未來。」(13)赫勒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論的思想目標沒有超出整個19世紀的理論局限。其原因在於，有感於自柏拉圖以來有關歷史的理性主義範式的局限性，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整個19世紀的激進思想家們，對於社會歷史探索中的一個共同的努力目標在於，堅信人是世界歷史的唯一真實和現實的主體，力圖以此為基礎，從根本上摧毀黑格爾等以「絕對精神」所構建的舊的形而上學體系，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矯正精神與現實世界的關係，重構一種新的形而上學。「然而，不管其作者的意圖如何，這種新的形而上學卻從未獲得成功，或者至少從未獲得徹底的成功。」(14)馬克思本應設計出一種宏偉的「現代性」理論，因為「他相信他的理論是科學的，絕對真實的，連笨蛋都懂得」。赫勒認為，在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在內的文本中，馬克思關於歷史的解釋方式帶有明顯的「宏大敘事」的痕迹。馬克思相信歷史進程中「自由和理性最終光榮進軍的故事」，同時，受費爾巴哈「類本質」概念和黑格爾絕對理念之正、反、合邏輯的影響，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異化與復歸的「現象學」思考中，「有一種『如果/那麼』式的目的論必然性」。(15)

馬克思試圖發現並最終堅信自己找到了「走進歷史深處」的正確路徑。馬克思希望按照他自己認為的合理的、客觀的方式，對於歷史的本質和目的給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新的解釋。赫勒以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為典範文本，對馬克思的上述努力做出了自認為有「說服力」的論證。赫勒指出，馬克思藉以對歷史本質做出科學解釋的前提，在於其設定了一個「本質主義的起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發明了「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並以此為基礎，以對「技術的救贖力量」的肯定和堅信為基礎，展開關於歷史進步和人類解放的「宏大敘事」。馬克思由此陷入了一個巨大的理論誤區：當技術作為(始因)取代創造性(人的類本質的主要構成成分)時，「馬克思深深地扎進了形而上學之中，儘管他相信他已經將他的視角從哲學轉向了科學，從唯心主義的沉思轉向了經驗觀察的領域」。(16)赫勒指出，馬克思關於「歷史」(本質和目標)的見解和主張，是一種基於現代主義立場的「極度樂觀主義」的宏大敘事(17)，因為這樣被理解的「現代性」，基於兩個相互聯繫的假設：其一，生產力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最重要的、初始的動因，也是最終的基礎，生產力的發展充當了推動歷史發展和進步的一個「獨立」變數；其二，技術及其發展被定義為服從理性的，技術的發展進步，其結果，「社會和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逐步導致社會(人)對自然的支配與控制」。(18)赫勒認為，這種思考方式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一方面，馬克思根據一個無限進步的過程來思考的……馬克思從來沒有想到過自然資源可能會枯竭，他也沒有想到過人類保留地的有限性和脆弱性。」(19)另一方面，受啟蒙進步史觀影響的馬克思是一個樂觀論者。馬克思相信，在總體上，人類的未來一定會趨向與一個「完美的世界」。不僅如此，絕對自由和理性保障下的歷史，一定是一個「有得無失」的過程。這是一個誘人的美麗的夢想不斷實現的過程。但問題是，「但這個夢想的理論基礎是脆弱的，它的實際可能性也是荒誕不經的」(20)。

赫勒關於馬克思歷史觀理論的分析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就其將馬克思的理論歸結為「科學主義」分析框架而言，並無多少新奇之處。從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新的歷史哲學理論的本質來看，對馬克思理論構架中「生產因素」「技術因素」的正確理解是，馬克思的確是嚴格按照近代「實證科學」的態度來為歷史的存在、發展尋求一個本體性基礎和價值論根據的。但是，這並不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全部和「實質」。

被赫勒所忽視了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另一個突出的理論貢獻，在當代美國著名思想家麥卡錫的著作中得到了具有深刻理論洞見的分析。以麥卡錫之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論中蘊含著一種源自希臘城邦的「社會倫理學」的主張，一種「社會正義」訴求。麥卡錫指出：馬克思理論努力的目標在於，通過對現實之無情的、徹底的批判(包括宗教現實批判在內)，旨在將無產階級和工人從資產積極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帶有欺騙的啟蒙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新的平等的社會制度的創造者，從而獲得真正的民主和自我解放的權利。(21)從理論範式上講，馬克思所承襲的，是「激進化的康德式的目的王國」、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關於市民社會倫理之抽象權利、道德和倫理的具體普遍性觀念(所謂「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關係理論)，中間經由對費爾巴哈之感性人學的批判和轉變過程，開始關注和分析社會生產過程和階級社會。「現代道德哲學的根源與預設都是基於自身利益、私人財產和資本積累，馬克思對這種現代道德哲學深惡痛絕。」(22)

正因此，馬克思的「歷史倫理學」基於對一個理性形態的「人類社會」的召喚。其特徵概括起來，有如下基本要素：其一，這是一個擺脫了以工具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為理性標準的「有自我意識的目的社會」；其二，這個社會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它「綜合了普遍的共同財富和特殊的類存在者」，反對基於某個特殊階層的「任意需求」「私人生產」，或者自由民主國家的虛假普遍主義；其三，這個社會不單單反對將產業主義的技術成就視為唯一的新理性形式，強調社會自身的自主地位，而且強調「現代性與古典傳統的融合——這需要理性的直觀反思，以及對現代性之文化基礎的精神重述」。(23)

麥卡錫尤其強調社會倫理維度對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的正當性支撐，並明確指出，這是貫徹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與創立過程始終的根本性因素之一。依據麥卡錫，在較早期的著作中，馬克思從勞動對象本身方面討論了對象化的過程，但在《資本論》中，他關注的是關於資本發展和積累的經濟學規律的社會整體性。麥卡錫認為，馬克思此時的理論批判所關切的焦點在於「人的意識與人類共同體的異化」，這兩個方面的異化導致人的「自我意識和自由成為不可能」。「如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具有神一般的性質，並且被視為是理性的實現，那麼，道德行動和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就喪失了」。(24)麥卡錫進而指出，馬克思認識到，從資本主義體系的技術理性角度來看，它被自身的內在邏輯和歷史發展驅使著飛馳，它把社會推向這樣一個方向，其結果是，現代科學和科技力量的發展，開始逐漸取代傳統的資本對僱傭勞動時間的直接應用。財富的創造和利潤的獲得，不再被視為對工人「異化勞動」時間的佔有和支配，而是轉而變為對為生產力革命化所刺激的「代理者」的支配。這樣一種新的變化無疑為馬克思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人的自由的現實基礎在於「現代性的產業和技術進步」。與此同時，馬克思深知，資本主義的產業和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不是無限的，除非「科學和技術從根本上擺脫了「資本的社會必然性的支配」，現實的情形是：「但是自由主義沒有能力去培育出對這些新形式的自由和社會發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自治、人的尊嚴以及政治共同體的未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