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1957年春，王小波（前排左二）、王小平（前排左三）與父母、姐姐攝於人大鐵獅子衚衕宿舍。
王小波與哥哥王小平，兄弟倆自幼愛讀書。
王小波與李銀河在美國家中。
1986年，王小波與李銀河到歐洲旅遊，蕩舟義大利桑塔露琪亞海濱。
王小平說，他本想把書取名為《兄弟》。「裡面其實不只寫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寫我、我們的共同經歷，以及兄弟間的理解。」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將於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寫了與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長、青春，也記下了弟弟的死亡。
年長王小波三歲的王小平，在北京京西煤礦下井十年後，於1978年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1981年畢業。1991年於美國圖蘭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居美國。他延續了這個知識家庭的命運。
王小平的文字與王小波驚人的相似：「如果命運沒有選擇他成為一個作家，他也許會是一個體格孱弱的農民，一個心不在焉、缺乏效率、在幻想中生活的街道廠工人。他也許會窮困潦倒，在被埋沒的痛苦中度過一生。」
但即使寫作也沒有帶給王小波生前的榮譽。1988年回國以後，除了《聯合報》的小說獎以外，他被文壇排斥、拒絕，靠寫專欄與《聯合報》發給他的近1萬美元獎金生活。
欣賞他的編輯很多，但他被斃掉的稿子更多。《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寫道：「我自己感覺中，王小波最後死於心力交瘁，因為生活壓力，因為寫作，也因為其他種種不自如不愉快，以及他給我交稿時說寫不出稿來的那種痛苦不堪。」
曾任《北京文藝》編輯的李靜是王小波生前好友。「80年代文學熱潮里的東西還是有種中國傳統文人勁兒，但王小波對性的描寫，對愚蠢、怪誕、荒謬的表現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政治性的反應。人們會說這是居心叵測」，李靜說，「他給我看過他的貨車駕駛執照，說如果有一天徹底發表不了作品的話，大不了就去當個貨車司機。」
小說刪也刪了，改也改了，仍然不能發。
在朱偉看來，王小波死於寫作帶來的巨大壓力。按照李靜的看法，王小波幾乎是貧病交加。而在李銀河看來，貨車駕照之說只是個玩笑而已。
「他考了個駕照，結果辦下來就是那一型的。何況就算他當時沒有收入，我還在工作。」她說：「小波只是開個玩笑。問題還是出在心臟上。」
《我的兄弟王小波》中有多幅從未公開的圖片。在一張常見的中式全家福（圖1）里，五個孩子依身高大小排列起來，身後站著他們的母親、父親。王小波比弟弟高，比哥哥矮，皺著眉頭、半張開嘴，頭向前伸著站在畫面邊緣。書越往後翻，王小波的面容漸老，身邊的人也越少，最後只剩下李銀河。書末最後一張照片記錄的是一場家常小聚（圖3）。李銀河坐在狹窄但擺滿菜肴的飯桌旁，笑著舉起一根黃瓜作勢扔向拿著相機的人，王小波也在桌邊。他頭髮長了點，坐在桌旁舉起大拇指，臉上同時出現了幸福與疲憊。
無論如何，在經過回國幾年中的寫作高潮後，王小波死在自己家中。在他生前遺稿《漫漫黑夜漫遊》中，他說自己已經幹什麼都不成，而在年輕時他「覺得一切人類的事業都是我的事業，我要擁有一切……」沒有人在他身邊。他的兄弟在美國，妻子在英國，母親在她自己家中。在最後的時刻里，只有住在樓上的居民聽到了他的呼號。
童年
「小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經常閉目塞聽，露出一副獃獃的表情，站在同齡兒童中間，十足是個異類。我經常注意觀察他，發現在他發獃的時候，兩眼會固定地凝視一個地方。問他剛才想了些什麼，他總是語焉不詳，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他這部分心理活動從不向他人公開。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樣陷入了冥想，但我沒敢告訴別人，怕人家把我也當成神經病。」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當你想起王小波的時候，你最經常想起你們兩兄弟之間發生過的事情是什麼？
王小平：也許是我們小時候一起玩的時候。小波穿著背帶褲，頭髮像豬鬃一樣立著。或者小波和我一塊跟人打架。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寫我們共同的童年。
南都：這些共同的童年包括什麼？
王小平：書里有句話說「小波是個大智若愚的孩子」。他確實是這樣的。小時候在別人看起來，他呆呆傻傻的，經常盯著什麼東西出神。但是我知道，他是被一些神秘的東西吸引住了。
書中記錄了我們一起在鐘樓探險、捅馬蜂窩、去探尋大鍊鋼鐵後拆掉的土高爐。以後在清醒時或夢中，我常常回憶起這個情景，那種感覺是非常強烈的，好像充塞了整個世界。我能感覺到，小波和我一樣體會到了書中描寫這些共同經歷中的神秘、美的氣息。而別人是不能像我們兩兄弟這樣感受的。
南都：確實，人們在兒童時代的冒險很多，但是否有書中描述的這種感受，以及這種感受的能力就很難說了。
王小平：對，我覺得有這種感覺的人應該不是很多，實際上正是因為有這種感覺能力，他從現實中攝取印象，沉入冥想，使得內心的感覺細膩化，使它變得豐富起來。而這樣的精神現象在一般人的心裡是較難碰到的。我仔細想過這個事情，覺得這是一種個人的特別素質，好像與生俱來。他從小就是這麼一個人，長大了以後也會走一條獨特的道路。
他原來見到生人是不大說話的，可是全家人吃飯的時候，大家一塊聊天，東一句西一句，他經常在坎節上插入一些逗趣的話，笑得大家前仰後合的，甚至把飯都吐出來了。所以給人一個印象，他長大了應該去說相聲。
南都：從童年到少年，王小波的生活可以說是平順的。當他非要去雲南當知青時，家人是什麼意見？
王小平：差不多每個人都反對，沒人贊成，我的父母不願意讓他走，我的姐姐也都勸他別去。
南都：他為什麼一定要走？
王小平：這就像個謎團一樣，大家都在猜測，有人說他迷上一個女孩子，那個女孩子要上雲南，所以他要跟著去，總之有各種說法。
我曾經勸過他，但是他做出了決定以後不容易更改。但是沒想到這事情比他想的要複雜得多。小波(從雲南)回來以後戶口成了很大的問題，拖了好幾年才解決。他回來後，我母親埋怨他，讓你不要去雲南，你為什麼非要去？你看你現在弄成這樣了，不知道將來怎麼收場。我母親嘟囔小波特別多，但是心裡最著急的也是她，總是想著如何給小波作個好的安置。小波面對母親的嘟囔，無話可說，默默地聽著。
南都：後來怎麼辦？
王小平：小波從雲南建設兵團病退回來，在北京落不下戶口。在家呆了好幾年，家裡人都挺著急的。我的母親就想了一個辦法，把他送到山東老家青虎山插隊。小波在那兒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等得到機會再回北京。回來後把戶口落上了，隨後就進入街道廠工作。一開始是在牛街教學儀器廠，生產圓規之類的東西。後來又轉到離我們家比較近的另一個街道廠，在錦市坊街，是生產半導體器件的。後來在這個廠等到考大學的機會，終於考上了大學。
小波1977年考大學，因為政審被刷。1978年又考一回，總算僥倖過關。這期間還考了一回(中央)戲劇學院，初試通過，複試鎩羽而歸，要不然也就端上演藝界的金飯碗了。那時候是身不由己，能撈點什麼都比沒有強，不敢對以後的生活做什麼長遠規劃。當時我上學的時候已經快三十了。如果「文化革命」再拖上十年、二十年，我也就快退休了，再去考學豈不成了笑話。如果1978年再上不了大學，到1979年就沒戲了，全是應屆生了。
寫作
「在雲南的山林里，他初次產生了創作的慾望。對著月光，他把內心中湧現的詞句用鋼筆寫在鏡面上。……可是寫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這些句子平淡無奇，與內心中奇妙的感覺相去甚遠。……事實上，當一個人初次接觸琴鍵的時候，即使是貝多芬那樣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彈奏出美麗的樂曲。但當時的他還不懂這一點。」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王小波在上大學前開始寫作了嗎？
王小平：他從雲南回來就開始寫了，剛回來的時候，他在家裡賦閑，無班可上，這樣有好幾年，所以他有大量的時間寫東西。最初寫的幾篇東西也被收進了他的文集，像《劉三姐》，還有《戰福》。
南都：王小波經常強調他在插隊時的苦難給他帶來的荒謬感，比如把糞土不斷地堆到山上去。在那種生活情況下，他為什麼會尋找精神家園？對王小波來說，精神世界的分量重到什麼地步呢？
王小平：那是他的根，他藉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一個動物寓身的山洞一樣。
70年代，我在京西煤礦，小波已經從雲南回來了。有一天，我坐著煤礦的卡車在山路上顛簸，一邊晃蕩一邊想著人類的價值取向這件事。我想到：人類的追求，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和感官的愉悅外還剩下什麼？好像只剩下兩個東西。一個是美，另一個是力。美代表無窮的夢幻和細膩的情緒，像大海一樣撫慰著心靈。力代表對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來的君王、科學家、豪商巨賈、戰士終生追求的對象。兩個東西都是那麼豐富和深邃，值得窮其一生去追求。那麼，在兩者之間，我當如何取捨呢？考慮的結果是：如果必須兩者擇一的話，我選擇力，因為這更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覺得小波是追求美的人。
後來我把這個想法跟他說了，他若有所思，但是沒有明確地說出他的取向。我猜他當時在兩條路上徘徊不定，一方面他很喜歡科學、哲理一類代表力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又沉溺於幻想，對於美的東西有很多追求。
這時他已經二十多歲了。後來我越看越清楚，他基本上是選擇了美，這就是他的天性。
南都：他和你交流過關於寫作的問題嗎？
王小平：我通常是他的第一讀者。他拿來給我看，問我寫得行不行。我對他持鼓勵的態度。不過在那個時代，說老實話，我看不出寫這樣的東西對改善他的處境能有任何幫助，因為那個時代思想控制太嚴了。這種東西要是被捅出去，不但沒人誇獎，還會惹來挺大的災禍。
那是「文化革命」時代，寫這種東西不說是反動吧，至少是思想極端落後的表現。我說你寫的這些東西想要發表很困難，需要等很長的時間，也許等到你老了都沒有機會發表，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是該寫的東西還是要寫，不然豈不是像頑石槁木一樣度過一生。
南都：這就像一語成讖。到80年代，他的寫作當時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王小平：他那時候好像已經不寫了，上大學以後就沒寫過東西，在大學裡功課繁忙，確實也沒功夫寫。除此之外，當時曾有過這麼一本書，嚇退了他寫小說的一片雄心。這本書叫做《少女與死亡》，是圖尼埃爾的作品。有一天我在社科院哲學所的圖書館裡期刊架子上亂翻，翻到了一本《外國文學》，隨手把書打開，正好翻到《少女與死亡》。我草草讀了一遍，印象很深。後來我就借了一本，把它帶回家細細參透。看完之後，我把書拿給小波，以俾共享之，順便也鎮一鎮他。沒想到這一鎮就鎮得他擱筆十年(笑)。
小波看了以後受到很大衝擊。過去我們看過很多古典作家的東西，但還沒有看到多少現代的東西。他看過以後覺得文體極端精美，到了可以嚇死人的程度。這就撼動了他從事寫作的信心，所以他有十年時間擱筆沒寫過什麼。到了美國以後，他的眼界拓寬了，過去的雄心再度浮起，所以重新提筆寫起來。
南都：當90年代末王小波突然開始流行的時候，讀者們非常震驚地在他的小說中看到了一種先知性的東西。
王小平：我想跟他看的東西有關係，首先他接受西方的東西挺多的。我們當時讀的書如果堆起來能摞滿屋子。
你想知道他的敏銳性來自什麼地方，而這個問題，如果不想敷衍過去的話，其實很難回答。譬如說，為什麼只有老子寫出了《道德經》？從老子的時代特點、生活環境上找答案都是徒勞的。根本的原因在於精神素質和智能水平。對於小波來說，這個問題也應這樣回答。他在這方面有可能顯著超越了一般作家的水準。
一般的作家入世太深，而小波在骨子裡是個遺世獨立的人。我父親曾寫過兩句詩「昂藏七尺身，特立獨行人」掛在家中。小波每天走來走去，要看好多遍。我父親藉以自況的詩，但用在小波身上也不算離譜。何況在80年代文學熱潮的時候，小波到美國留學。他完全沒經歷過那個熱潮，那時他在美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他跟國內一些作家的思想應該有很大的區別。
美國
「記得小波夫婦倆有一輛白色的八缸大車，當年曾攜我同游佛羅里達。他媳婦李銀河和他是同一路人，開車的本事還不如他。所以他們兩個人像連體人一樣，一個專管看燈和路上車輛，同時氣急敗壞地發布指令，另一個只管轉方向盤。幾個月後，這輛車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撞毀在電線杆子上，就此為他們的開車生涯畫下休止符。」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你最後一次見到王小波是什麼時候？
王小平：我在1988年最後一次見到他。當時我到匹茲堡，到他和銀河家裡接他們。我開著車，銀河、兩個弟弟都坐在我的車裡面。小弟從肯塔基州轉到新澤西的大學讀書。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然後到波士頓去，在一個島上逛來逛去。我們還在李銀河的朋友林春家借宿，和她的丈夫討論哲學和邏輯，併到一個花園去聽露天音樂會。後來我們就沒再相見，都是靠家人回國帶話。
南都：王小波在美國這樣一個現實、物質化的社會裡怎麼會繼續寫作？按照一般留學生的心態，既然已經十年不寫了，不如好好念個博士，找份工作。
王小平：當時有不少夫妻一方先過來，然後給配偶辦陪讀過來。小波跟著李銀河去的美國，他也打過工。但是後來好像是李銀河跟他說，「你是一個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要在瑣事上浪費了你的才能，打工的事我來干。」所以她平時讀PHD(學術研究型博士)、周末去打工，確實扮演了一個賢內助的角色。她讓小波在家好好地組織自己的思想，寫他應該寫的東西，所以後來小波打工的情況就不太多了。
1986年年初，小波夫婦兩個人曾經到過新奧爾良，接了我到佛羅里達玩了一圈。據我看來，他們在經濟上雖然過得節省，但是有點余錢的。因為在幾年內他們還有財力把美國差不多的地方都逛過。有一年還利用假期的時間逛遍了歐洲。
後來小波在匹茲堡讀書，列入許倬雲先生門下。許倬雲跟小波說，你是中國作家級別的人物，中文修養和其他學生根本不能比，無論讀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課對你來說都沒什麼意義。所以許先生為他專門設立了名曰「獨立研究」的課程，每周幾次在許先生辦公室里，兩個人天南海北地談一談，談談文學、歷史以及中國大陸的一些情況、包括「文化革命」的情形。那個時候小波已經在著筆寫《黃金時代》了。
南都：王小波曾在後來的文章里寫，他一位特別聰明的朋友給人做軟體打包工作，每年4萬美元。他接著說：「要有一年4萬美元，我也給人干打包去。」但他最後始終沒有去追求美國夢。
王小平：我想有時候也難免這麼想吧。因為這正是美國的時尚，即所謂美國夢(笑)。如果人人都這麼想的話，他很可能受到一點影響。但他又說過我這個人別的不擅長，最擅長的事情還是寫東西。而要想寫東西就不能留在美國，一定要回中國，這一點他看得也蠻清楚的。
南都：王小波如何面對對他人的責任、世俗的生活？
王小平：他不大想這種事情，在生活上是得過且過，能混就混，可是內心有一種特別的追求。《我的兄弟王小波》中也寫了，他與李銀河的生活之簡單樸素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他們的生活過得馬虎無比，對物質層面簡直是不屑一顧。在這一點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說小波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就是因為他從來就有一種奇異力量在內部指引。你所說的世俗的枷鎖不能束縛他，因為一般的功利對他很少有吸引力。他之所以能在滾滾紅塵中特立獨行，是因為基本價值觀已經和常人不同了。
南都：你是怎麼看待他們的生活方式呢？
王小平：我在心裡暗暗地佩服，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過的這種生活，雖然我無法企及，真的是一種蠻高尚的生活。我不能像他那樣，雖然我自己也有很強的冥想傾向，也會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處理了以後，抽時間來做思考。但是我不能像小波那樣把90%的時間都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死亡
「小波對自己的心臟毛病心裡有數，我猜他早就感覺到自己壽命不會很長，所以他一向散布這樣一種觀點：就是人生只有四十歲以前才值得活，過了四十歲，就是一個緩慢的受捶過程(註：雲南騸牛的方法)。……他還和一個北京的朋友說：他覺得他要死了。現在想起來，當時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但大家都沒把他的話當真。」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當王小波最初說要寫作的時候，家裡人是什麼反應？是否憂慮他的生活？
王小平：我是一向支持的，姐姐們也覺得寫得挺好的。我們當時就感嘆他生不逢時，如果趕上好時候或許能揚名於世。我的母親在文學上沒什麼修養，看不出個好壞。直到小波出名後，別人跟她說她兒子的書寫得好，她也還是看不出來小波寫的東西好在哪裡。
我父親也看過小波的早期作品，好像沒有表達過什麼意見，也許覺得寫這種東西將來不一定有前途。他有兩句詩掛在牆上：「乍暖還寒春欲分，新雷未響小蟲驚」，也許他是被政治鬥爭嚇壞了，在小波的作品上只看到災禍的影子。而且他和小波畢竟是兩代人。我父親讀過私塾，舊學底子很深，小波寫的東西未必能在他心中產生共鳴。我父親在1985年9月份去世，小波的主要作品他沒看到過。
南都：在他生前，作品常常幾經修改也無法發表。在這個狀態下他有沒有跟你抱怨過什麼？
王小平：如果說小波對自己的筆墨耕耘未獲得足夠的重視完全不在意，這大概不是真實的情況。但是在踏上這條道路之前，他對於遭受冷遇的可能，早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他走上這條路也不是為了成名或者是過上富足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內心動力的驅使。人在世界上不能白活，應該做一些事情。他給自己提出了個問題：他最適合做的事情是什麼？考慮了不同的回答，最後他確定最適合他的事情就是寫作。(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他確實有過灰暗的情緒，他說他覺得自己是一個worm(蠕蟲)，什麼都做不好。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離他去世已經沒有多少天了，我想這是由他衰弱的心臟引發出來的一種病態和沮喪的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抱怨這個世界對他不公，他只是歸罪於他自己的無能。總而言之，他很少抱怨。
南都：80年代文學熱潮是國內文學的一個重要節點。王小波也是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但他在寫作的時候並沒有遇到80年代這個時代所給予的機遇，以及其後的好處。
王小平：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心知。小波重視的，不是衣紫腰金。實際上他在寫作中得到的收入應該是不怎麼多的，特別是在國內。我猜他最大的一筆由文字而來的收入是他的《黃金時代》在《聯合報》得獎，獎金大概是九千九百九十幾美元，這在那個時候是相當大的數字。正因為得到這麼一筆獎金，他才動了一個念頭，辭職專業寫作。
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是在課堂里講課，是能夠沉思默想，把自己想出的好東西寫下來。如果不在學校里教書，他的注意力可能會更加集中，可以過藝術家式的晝夜顛倒的生活。何況那時候大學的教師收入也相當低，想掙到接近1萬美元不知道要多少年。過了幾年，大學教師的收入成倍地向上翻，但那時候他已經辭職了。
他剛回國的時候曾跟李銀河兩個人商量，把在美國攢下的美金買一輛計程車，靠開計程車生活。當然這只是說說而已，並不十分認真。但生活的壓力我想是有的。
南都：在很多讀者看來都會覺得很不可想像，王小波這麼聰明的人，為什麼會落到想要用駕照掙生活的地步？(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王小平：假如說一個作家寫出的東西，一送出去發表就被人把稿件槍斃，你還能指望什麼呢？有一個編輯還跟他開玩笑說，你是送死刑犯的囚車，來一個斃一個。書出了以後，將來會不會惹出禍來都很難說。那個時代和今天不一樣。現在是比較自由和寬鬆，那個時候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當然，如果順應潮流，寫一些溫順無害的東西，如果他放棄植根於靈魂深處的思想探求，改為追求商業利益的話，他會過得舒服得多，卻會失去讀者的尊敬。甘蔗沒有兩頭甜，在利益和追求中，他只能選一個。
南都：1997年去世之前的時候，他和家裡人的聯繫是什麼樣的？
王小平：在1997年小波去世前一段時間，銀河到英國去了，好像是去進修，要去半年還是一年時間。我當時已經在美國。我父親已去世，姐姐弟弟都在國外，媽媽身邊沒有人。他出於孝心，搬回來照顧我媽媽。
可是我媽媽看到他去了，反而嘟囔他很多，嫌他生活過得邋裡邋遢的，沒有條理，半夜不睡覺，抽煙、喝咖啡。當時他跟李銀河買了一套房子，在北京遠郊。有一天他要回去看看那套房子，晚上就睡在那邊。就在當天的晚上心臟病發作去世了。
我聽人說，當天晚上，已經很晚了，他還在外面走。他說覺得挺不舒服的，在外面走一走。他住在二樓。到了半夜，住三樓的人聽到他發出痛苦的呻吟，但是她的膽子小，沒敢下來看一看。第二天報告了公安。公安的人過來查看，發現大門根本就沒鎖好，一推就開了。進去一看，小波已經去世了。1997、1998兩年里我的兩個弟弟相繼去世。小弟去世的事情我們沒敢告訴母親，怕她受不了，結果全教育部就她一個人不知道。
南都：一個人可能在幻想的世界裡很強大，而在現實世界不盡如人意。從《我的兄弟王小波》以及他去世前文字里，讀者看到的並不是順利、富足的一生。他有許多追隨者，在面對這樣的事實時應該怎樣生活？
王小平：說小波在生活上幾乎是一個失敗者，好像措辭太強烈了。因為在那個時代，他過的是一種知識分子里中等的生活，雖然比不上在演藝界掙大錢的人，基本的溫飽還是有的。如果說要大家都像小波一樣安貧樂道，那就像讓大家都成為顏回那樣的賢人，一簞食，一瓢飲，自得其樂，是一種過分的苛求。
對小波的追隨者，我也沒有什麼高明的建議。我覺得「齊家治國平天下」應該是一定之規，這兒的順序是不應該違反的。其次，不要把小波作為人生的樣板。他之所以成為他那個樣子，是由造化提供的難以追溯的無窮契機促成，是極難複製的。
但我覺得至少可以建立這樣一個信念，就是人生中除了名利之外還有一些別的可追求的東西。也許應該記住朱熹老夫子這首詩：「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南都：我讀到一種評論，說王小波是用自己的生活、用他自身來實現這種思想、來實現這種精神的自由，你認同嗎？
王小平：可以這麼說。他想獲得的是脫離塵俗世界、追求自由思想的可能性，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
B16-17版采寫：南都記者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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