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拒絕有技術的野蠻人

　　 大學新學期開始了，新生入學了。這本來應該是一個高興甚至歡心鼓舞的時刻，但我的心情卻異常沉重和複雜：因為今天是一個價值觀，包括大學的價值觀、大學生的價值觀乃至教授的價值觀空前混亂的時代，也是大學精神陷入空前危機的時代。唯權是圖，唯利是圖，實用主義，投機犬儒等等現象，不但在社會上而且在大學校園都非常流行。就在前年，某大學的一位教授在微博上就對自己的學生揚言：「到40歲還沒有掙到四千萬就別來見我」。

　　 在這樣的時刻，我想談談一個老話題：到底什麼是大學？什麼是大學精神？

　　 大學，英文為university，和它相關的兩個詞分別為universe 和universal，前者意為宇宙，後者意為普遍的、普世的。這幾個相互關聯的詞為我們理解大學精神提供了線索。

　　 首先，大學秉持的是普世價值而不是特殊價值，它追求的是全人類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特定群體（不管它是民族、階級，還是其他團體）的特殊利益，它為全社會服務而不是為特定人群服務；其次，大學精神超越了不同專業和學科，它是不同的專業和學科都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治學態度，它是通過傳授普遍知識而不是專業知識而獲得的。它培養的是有教養的公民，是頭腦理性，言談優雅、舉止得體的「紳士」，而不是目光短淺、惟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者，也不是有技術沒文化的新野蠻人。因此，大學教育應該特別重視通識教育、人文教育。

　　 大學之「大」就體現在這個普遍性的追求上。大學文化是普世主義的文化。

　　 為了實現大學的這種普遍主義情懷，大學必須秉持獨立、自由的立場。借用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寫的碑文上的兩句話，大學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說大學是一個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無禁區，我們不能在思想的領域畫出一個圈子，寫上「此地不得思考」；「獨立之精神」是說大學必須具有獨立品格，有獨立於權力和金錢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學，你能感受到學術的高貴、學者的尊嚴，感受到這是具有自己的遊戲規則、與外面世界相對隔離的自主世界（雖然它仍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感應著外在世界的風雲變幻）。權力和金錢被大學的尊嚴拒之門外。

　　 德國現代大學之父洪堡創辦了著名的柏林大學，他認為大學必須研究純粹之學術，必須獨立於政府：「謂高等學術機構，無非是具有閑暇或有志於學術和研究之輩的精神生活，與任何政府機構無關」，「政府不可把大學視為文科中學，或是專門學院，也不能把科學院當成國家所屬的技術或科學機構來對待。就總體而言，決不能要求大學直接地和完全地為國家服務，而應當堅信，只要大學達到了自己的最終目的，它也就實現了、而且在更高的層次實現了政府的目標，大學由此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政府的範圍，遠非政府的種種舉措所能企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洪堡看來，即使是國家也不能把大學當做自己的附屬機構，否則不但破壞了大學的自治原則，而且無法讓大學最終發揮服務國家和社會的目的。納粹德國時期的政府和大學的扭曲關係，就很好地說明了這點。

　　 大學不但獨立於權力，而且還要獨立於金錢。英國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翻譯為「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的著名倡導者、英國著名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在《論自由教育》中指出：「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知識有其自身的目的」。他堅決反對把知識用於經濟利益或廉價的道德教育，他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紳士。成為紳士是件好事，具備有教養的才智，有靈魂的鑒賞力，有率直、公正、冷靜的頭腦，待人接物有高貴、謙恭的風度是好事——這些都是廣博知識天生具有的本領。」通過自由教育，「理智不是用來造就或屈從某種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種具體的行業或職業，抑或是學科或科學，而是為了理智自身進行訓練，為了對其自身固有的對象的認識，也是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養」。

　　 拒絕廉價的道德教育並不意味著大學教育沒有道德和價值維度。大學裡的道德教育應該是公民道德教育。在蔡元培先生著名的「五育並舉」說中，公民道德教育佔有突出的位置。蔡元培認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固然重要，但僅有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遠遠不夠，必須「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榜者，曰自由、平等、博愛。道德之要旨，盡於是矣。」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的價值觀教育，使人明辨是非，站在全人類的公正立場批判一切非正義。

　　 大學的普遍性、自由性、獨立性和非功利性，與它的服務社會、服務公眾、造福民族國家的功能從根本上講並不矛盾。大學精神拒絕狹隘的功利主義，但大學因其無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狹隘的功利眼光看，想像力似乎是無用的，但是想像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靈魂。美國著名哲學家懷特海說：「大學教育在為腦力教育的職業做準備時應起這樣的作用：促進對構成職業基礎的各種專業原則作富於想像力的思考，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在進入專業的學徒訓練期時，他們已經鍛煉了那種富於想像力的思維能力，即把具體事實與普遍原理相結合。」「大學的恰當作用是用充滿想像力的方式去掌握知識」，「一所大學是充滿想像力的，否則它便什麼也不是」，「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輩用代代相傳的火炬象徵知識，那個光明的火炬就是我所說的想像力。組織建設一所大學的全部藝術就是擁有這樣一支教師隊伍，他們的學術知識為想像之光所照亮。」這種想像力不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閑暇，需要擺脫雜念和功利心的束縛，想像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為這樣，懷特海強調：不能用管理普通商業公司的條例和政策來管理大學，即使是大學中的商學院也是如此。

　　 想像力的敵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籲大學裡的生活應該是一種優雅的，應該有很多人在那裡發獃：發獃不是什麼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恆的根本的問題。這種狀態類似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的做夢：他說他經常「眺望風景，仰望天空，觀察雲彩，常常做著或者躺著，什麼事也不做」「在我看來，誰若是每天不給自己一點做夢的機會，那顆引導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來。」現在我們也講中國夢，如果中國夢就是發財夢和做官夢，那麼，中國肯定沒有希望。

　　 英國哲學家、分析哲學的創始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蘭伯特·羅素雖然主張民主政治和工業革命，反對貴族政治和貴族教育，但他也反對工業時代的那種功利主義教育，心儀文藝復興時代的貴族紳士教育，特別是其非功利的純學術傳統，認為這個傳統應該在民主社會得到延續，也就是說，原先「局限於悠閑紳士」的那種高雅樂趣，應該被大眾分享。他提出了「有文化的民主政體」的目標：民主國家的大眾不應該是沒有文化的群氓，而應該是有文化的紳士。羅素說：「如果所有的知識都是功利主義的，人類的進步將不會持久，功利主義的知識需要通過無私的研究來充實，這種研究的目的僅僅在於更好地認識世界。一切偉大的進步起初都是純理論的，只是後來才發現能夠實際應用。即使有些輝煌的理論永無實用的可能，它們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因為認識世界就是最大的用處」，「我不希望詩人、畫家、作曲家或數學家一心想著他們的活動在應用領域的間接影響。他們不如去追求一種幻象，去努力捉住和永久地留住他們起初曾在瞬間隱約看見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們愛得如痴如狂，相比之下，人世間的一切快樂都變得黯然失色。所有偉大的藝術和所有偉大的科學都源於這樣一種熱情，即人們要具體地表現出那種起初虛無縹緲的幻象，那種誘使人們捨棄安全和舒適而去光榮獻身的奇美。凡懷有這種情感的人絕不會受功利主義哲學的束縛，因為人若變得偉大，全憑這種熱情。」

　　 羅素有一篇文章就叫《「無用的」知識》。他認為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說法「並不是對一切知識都是正確的」，因為托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麼歌，然而即使他確實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幫助他從一個地方長官提升為國家的高級行政長官。羅素認為，學習應該是生活樂趣的一部分。現代大學精神的危機就是實用主義，在今天「把語言看做具有美學價值的概念正在泯滅」。「無論在哪裡，知識漸漸不被人們看做是自身有益的東西，或是開拓人生的一種博大仁慈胸懷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藝技巧的一個要素而已。」

　　 大學的普世主義是維持世界和平和人類團結的重要力量。目睹了二十世紀人類的相互仇恨的暴力歷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於屠殺同胞的殘酷事實，強調這點尤其重要。羅素更談到了普遍主義的人文教育在當今世界的特殊意義：「現今的世界充滿著以自我為中心的憤怒的集團，其中沒有一個具有全人類的眼光，每個團體都寧可文明毀滅，而不願做一點讓步。對於這種狹隘的思想，任何專門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毒良方」。「需要的不是這樣那樣的特殊的、片段的知識，而是足以激發整個人生概念的知識，藝術和歷史。」可見，人文學院肩負著艱巨而光榮的使命。

　　 目睹了二次大戰悲劇的愛因斯坦也看到了在一個缺少人文關懷的時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危險性。他問道：現代科學技術節約了勞動、使得生活更加舒適，可是「為什麼帶給我們的幸福卻那麼少呢？」他的回答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正確地去使用它們」，「正確地」在這裡的意思就是「合乎人道地」。「在戰爭時期應用科學帶給人們相互毒害和相互殘殺的手段。在和平時期，科學使我們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沒有使我們從必須完成的單調勞動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我們成為機器的奴隸，人們絕大部分的時間一天到晚厭倦地工作著，他們在勞動中毫無樂趣，而且經常提心弔膽，唯恐失去他們一點點可憐的收入。」愛因斯坦因此呼籲科學技術要具有價值維度：「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奮鬥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於圖標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關於人文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愛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大學不大可能因為社會生活的五花八門的要求而忙於搞各種專業訓練，也不應該跟著這種需求亦步亦趨地追時髦。他說：「如果青年通過體操和走路訓練了他的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那麼，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思想的訓練也是一樣的道理。「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即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儘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說出這樣的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上面我們介紹了很多西方思想家關於普遍主義的大學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們還可以參照德國的例子，看看一旦背叛這種教育原則，後果會是多麼可怕。我們知道，洪堡創立的現代德國大學是人文主義的大學，突出強調自由和獨立，但是在納粹德國時期，這個傳統被破壞，德國的大學變成了「政治性的大學」。大學成為軍營，學生和教師不但要參加軍事訓練，而且被灌輸納粹的世界觀和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於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教授的政治可靠性是由黨的官員確認的，教授的資格是教育部授予的，大學教師因為政治和種族原因被解僱的在當時達到15-20%之多。結果是大量的優秀學者流亡美國，也有一些墮落為納粹分子，教訓極為深刻。中國「文革」時期的大學也遭遇了類似的劫難：鼓吹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幾乎全中國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學生打老師事件，不但造成一代人學業的荒廢，更使得人性和人際關係被嚴重扭曲，流毒至今也還沒有徹底消除。我們的教訓同樣深刻。

　　 立足於普遍主義價值觀的人文教育，通常被稱為「通識教育」「普通教育」或「博雅教育」「自由教育」。這種教育強調這種教育的普遍性、超專業性：通過普遍性的知識，來培養普遍人性、普遍修養，使人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紳士。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斯特勞斯在《什麼是自由教育？》中認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其主要的方法是通過閱讀「偉大的書」來接近「最偉大的心靈」，「使我們從庸俗中解放出來」。「自由教育就是傾聽最偉大心靈之間的交談」。「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眾社會裡建立高貴氣質的必要努力」。「作為對完美的高貴氣質和對人的優異的培育，自由教育在於喚醒一個人自身的優雅和卓越」。

　　 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在他的《通識教育》（又譯作「普通教育」）中對通識教育進行了詳細的闡釋。

　　 首先，關於通識教育的意義，他寫道：「如果沒有通識教育，我們決不能辦好一個大學。」因為通識教育是把大學裡不同專業和學科的人聯繫在一起的，一種「共同的理智訓練」「共同的觀念基礎」是大學這個學術文化共同體的聯繫紐帶。

　　 其次，關於這種通識教育的用處，他寫道：「通識教育是對每一個人的教育，不論他是上大學還是不上大學，如果他永遠不上大學，它同樣是有用的。」因為在他看來，通識教育培養人的「理智的美德」，這種美德具有「更深刻、更廣泛的效用」。當然，這種「有用」理論和我們當下流行的實用主義效用觀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實用主義著眼於眼前的直接效用，比如能否拿來賺錢，能否有助於升遷，是否有助於職業市場的競爭等等。但「理智的美德」作為一種長期熏陶而成的習慣，一種文化修養，實際上是大有用處的，它「能夠在一切領域都起很好的作用」。

　　 「如果理智是我們那樣卓越的一部分，對它的培養又那樣卓越，那麼不僅它本身是美麗的，完美的，令人讚賞的以及高貴的，而且從真實的和高度的意義來說，對擁有這種理智的人們以及他周圍的人，必定是有用的，不是在任何低下的、機械的、牟利的意義上顯得有用，而是作為傳播美好的事情，或者作為一次祝福，或一件禮物，一種權力，一宗財富，首先對擁有的人有用，然後通過他對這個世界有用」。「理智的培養對於一切社會的一切人都是同樣的好事。」

　　 第三，赫欽斯還認為這種「通識教育」是不變的、持久的：雖然世界瞬息萬變，現實生活瞬息萬變，社會對知識和人才的需求瞬息萬變，但這種教育是不變的，它是「遠離變化不定的現實」的，因為普世價值是有永恆性的，人性中有永恆的東西，人類對於真善美的基本標準是不變的，教育和社會現實的關係不是絕對無條件地趕潮流和追時髦，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知識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應該是相同的。」真理和正義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如果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真理，如何談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之故，普通教育就應該有不變的「永恆課程」，也就是所有有教養的人都必須接受的那種教育。它不是可以賺錢立刻換來錢的技術知識，不是可以在職場競爭中立竿見影的那種知識，但是沒有它你就只能是一個有技術的野蠻人。

　　 來源： 《民主與科學》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