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型中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在轉型中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袁志剛教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講演

　　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的下滑表明，中國經濟不僅遇到了很強的外部衝擊，而且經濟體內的固有矛盾，或者說長期的增長動力正在減弱，需要我們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袁志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等。

　　最先將非均衡經濟理論引進國內，著有《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運用》，該著獲1997年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在宏觀經濟運行和就業、失業問題研究領域，出版《失業經濟學》《隱性失業論》等著作，並編寫《上海就業報告》和《中國就業報告》。在《經濟研究》等經濟學核心雜誌和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接近先進國家，使得後發優勢所推動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動力也越來越缺乏；而中國教育、科研與企業體制缺乏有效溝通，創新激勵機制也不充分，使得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創新主體缺失，這都會使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不足；從日本、韓國在轉型期的國際經驗來看，在轉型期間經濟TFP的增速都是趨於下降的。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0至15年期間的TFP增速難以維持在目前的高水平。」

中國經濟周期波動中的短期衝擊

　　隨著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開始逐漸顯現，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發生，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開始發生深刻變化，伴隨著政府換屆工作的完成，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回顧1992年到2012年這20年的中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把這20年大致劃分為兩個10年，在這兩個10年中，中國都經歷過多種正面和負面因素的衝擊。如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投資全面高漲，和寬鬆的貨幣發行相配合；1994年高速通貨膨脹下的貨幣緊縮，對資金循環的治理整頓；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4萬億刺激政策和10萬億地方融資平台的貨幣擴張；房地產泡沫和房地產調控；大宗商品價格的過快上升；地根收緊和土地使用的控制等。中國經濟就是在各類外部衝擊之下，根據其自身的運行機制，代表性經濟行為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對衝擊形成反應，做出行為決策，內生地生成經濟周期。回顧前後10年，各自碰到的最大衝擊莫過於兩次金融危機，它們都對中國的出口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中國經濟在危機之後都出現增長率的大幅下降。但是，兩次危機後的政策反應不盡相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面對經濟速度的下滑，我們出台了一些短期的刺激性政策，但是力度不大。其後我們經歷了5年（1998-2002）的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過程，GDP的增長「七上八下」，周期形態如同「L」形。但是在經濟制度的改革方面卻做了很多事：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產權制度的改革；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國有銀行資產的重組和改革；中國加入WTO。這些改革措施相當於在經濟周期的低部做了牢固築底的工作，為2003年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打下了基礎。各個領域都在努力與國際接軌，使中國經濟的效率有了明顯提高。2007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機，由於2003-2007年中國經濟的連續高速增長和財政收入兩倍於GDP的增長，中國政府財力雄厚，外匯儲備充足，很快做出了4萬億投資，以及10萬億配套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安排，經濟增長「V」形走勢明顯，令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十分眼紅。但是，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不利因素仍舊在不斷積累，結構性矛盾進一步突出。2009和2010年的經濟刺激，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只有短期效應。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的下滑表明，中國經濟不僅遇到了很強的外部衝擊，而且經濟體內的固有矛盾，或者說長期的增長動力正在減弱，需要我們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總而言之，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成就來自於通過改革方式消除原有計劃體制約束，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微觀經濟組織再造和微觀相對價格體系的理順，給予了正確的激勵，激發了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供給方面來看拓展了經濟增長空間，加之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在總需求方面的刺激，從而成就了長達30多年的快速增長奇蹟。其中，政府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過改革原有計劃資源配置體制，引入市場機制，活躍了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激發了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提高了經濟運行整體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積极參与具體的經濟活動，利用銀行信貸系統，大幅擴張信用，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充分的流動性，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關注到這些措施所引發的宏觀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經濟近期表現和走勢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開始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的發展模式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

　　從最終消費、出口和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來看，中國在2012年基本上就是靠投資和消費，外貿處於零貢獻水平。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從2013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看，情況並不令人樂觀。

　　2012年經濟運行主要受到短期經濟因素和長期經濟因素的重疊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明顯下降，季度GDP增長一直處在低迷的狀態。中國是一個製造業佔比重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30多年的改革又是承接跨國公司製造業轉移發展起來的，工業增加值在正常年份增長一般都在15%左右，但是最近這個值降到了只有10%。服務業領域在短期也難有較快發展，因此，內需擴張對於最近的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不可能很強。

　　現在來看，短期的外需走勢和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還是有利於外貿增速在2013年低位企穩，目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有所減弱。在2012年人民幣升值幅度為2.22%，低於2011年的6.21%和2010年的4.4%，因此這有利於促進2013年的外需企穩。現在美國繼續實行量化寬鬆政策，美國就業形勢出現了好轉的跡象，隨著QE3的繼續，美國經濟有望在2013年下半年復甦，這有助於中國經濟對外出口。再者現在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增速高於發達國家，表現出令人較為樂觀的趨勢。不過歐債危機前景仍不明朗，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仍然很大；對於日本「安倍經濟學」是否可以提振經濟、遏制通縮仍有待觀察；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出口還是可能繼續受到外需不振的拖累，難以像以前一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在投資方面，去年在地方新政刺激下，固定投資出現了一些亮點，但從2012年整體來看還是存在問題。2012年投資增長主要來自於基礎設施投資和第四季度的房地產投資，2013年初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也開始回升。中國現在實行的是積極財政政策和中性穩定的貨幣政策。因為世界幾個主要國家普遍實行量化寬鬆政策，會通過傳導機制影響中國，所以貨幣政策是缺乏空間的，只能在財政政策上有所舉措。近期經濟增長回升的主要動力就是來自於前期政策主導的基礎建設投資增速加快和近期房地產投資的復甦，而反映自主增長能動性的製造業投資增速仍處於下滑過程中，2013年1-2月的同比增速只有17%。在政府對房地產市場強化調控的環境下，中國經濟的投資需求回升不會非常強勁，而且可以發現，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部分增速加快，非國有及非國有控股部分仍處在下降趨勢中，所以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受到抑制。國有企業如果不改革，地方政府不轉型的話，中國經濟的未來是缺乏足夠動力的。

　　現在經濟發展最大的系統性問題來自於金融領域，而金融領域最大的問題是2009年刺激政策所帶來的越來越龐大的地方融資平台問題和銀行體制外的影子銀行問題，兩者互相鏈接在一起，具有系統性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中國經濟的總體情況不會太好，不大可能出現像2009年和2010年這樣的V字形增長的恢復，而是一個L形的復甦過程。

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機制

　　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如何，需要從供給層面來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展望。就長期因素來說，主要包括勞動要素供給、資本供給、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等方面。

　　首先看勞動要素供給能力，2010年以後勞動力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2012年全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出現首次下降，減少了345萬人，比2011年下降了0.6個百分點。而在2010年中國總撫養比已到達最低點，少兒撫養比在不斷下降，老年的撫養比在不斷上升。這表明中國勞動人口數量即將到達供給拐點。

　　在資本供給層面，中國現在國民儲蓄率大約在50%，這是由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所構成的。居民儲蓄率將隨著老齡人口的增長而趨於下降，企業儲蓄也將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而下降，政府儲蓄率也會因為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轉變而處於下降趨勢。從長期看，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將從2008年的22.5%下降到13%-14%左右，企業儲蓄率也將從2008年的21.6%下降到14%-15%左右，政府儲蓄率將從2008年的8.2%下降到1.6%-5%左右，也就是說國民的總儲蓄率將從2008年的52.3%下降到28.6%-34%左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資本供給能力將趨於下降，需要通過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來應對。

　　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也將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接近先進國家，使得後發優勢所推動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動力也越來越缺乏；而中國教育、科研與企業體制缺乏有效溝通，創新激勵機制也不充分，使得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創新主體缺失，這都會使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不足；從日本、韓國在轉型期的國際經驗來看，在轉型期間經濟TFP的增速都是趨於下降的。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0至15年期間的TFP增速難以維持在目前的高水平。

　　再就是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也逐漸成為中國經濟長期不可忽視的方面，2009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高達4525億元，佔GDP比重達到1.49%。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多地會受到環境相關的成本約束。

　　由此而言，中國經濟供給面的優勢正在逐漸消散。從短期看，外需增長缺乏比較優勢，擴大總需求的關鍵在於通過減稅降低企業經營負擔，促進民間投資，擴大消費，提升居民消費率，從而消除內外結構失衡問題；從長期看，應立足於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於改革扭曲的要素市場制度，以根本解決結構失衡問題。

　　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一方面要求各類要素以市場化方式來配置，消除包括政府力量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壟斷力量；另一方面要求理順土地要素、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相對價格關係，讓市場價格機製作為各類要素配置的關鍵決定力量，通過市場的力量來逐漸消除結構失衡問題。比如通過土地要素市場的改革來應對農村現代化問題、農民市民化、農民社會保障及城市化問題，以資本要素市場改革來應對產業失衡、投資消費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經濟內外失衡以及國有企業壟斷問題，以勞動要素市場改革應對社會保障、勞動力要素供給、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

　　就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的解決，首要的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實現政府職能的公共化，消除政府對經濟發展過程的干擾，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

　　要避免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應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保障，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主線，以增強市場活力，保障市場公平競爭為目標，推動資產（包括土地）的資本化，要素流動的自由化，推動市場效率的提高，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順利調整，使中國經濟獲得新的經濟增長點。

　　當然，維持中國經濟在未來一定時期仍舊保持較高速度增長，也有許多有利條件：第一，東中西部差距明顯，未來中西部存在較大的增長空間，但是這要在要素配置機制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且必須由市場來決定地區的發展，而不是政府；第二，中國經濟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差距明顯，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轉移，也將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三，制度紅利依然存在，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間，效率導向的改革制度紅利仍舊很大；第四，中國經濟一個顯著特點是城市化落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不僅能增加內需，也將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第五，就是要素的資本化，尤其是土地要素的資本化，通過土地權流轉的方式將能使「沉睡資本」復甦，極大擴大信用規模和經濟的流動性；第六，通過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和質量，優化中國對外經濟交往模式，繼續發揮中國經濟要素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化進程，為中國經濟增長爭取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些都將令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發展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