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能開出現代文明之花嗎?
儒學領域最近又有兩件大事。6月25日,武漢大學國學院成立,並成為國內少數幾個具有國學本科、碩士、博士完整培養體系的教學研究單位。 6月29日,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也宣告成立。
對於成立北大儒學研究院的初衷,院長湯一介先生稱,西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省提供了機會,「應該在當前研究儒學,要研究發揚什麼、拋棄什麼、吸收什麼,實現儒學從傳統走向現代。」
湯先生為學嚴謹,在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學術貢獻頗豐。如果是如湯先生所說,設立儒學院,多幾個人扎紮實實研究學術,整理國故,有利於中國傳統文化更深的自省,自然是知識界的好事。
但近代以來有關國學儒學的話題,往往都超出純學術的範圍,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路徑的選擇,文化問題常常與政治關聯在一起。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講究經世致用,很少有為學術而學術的專業精神。研究儒學的學者,至今還有很多人想把儒學貫徹到中國的現代政治實踐中去,想在儒學的指導之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這也是為什麼有關儒學的話題總能引起思想界熱烈爭論的原因。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就表示,現在不少高校在開設儒商班,都是對企業家的培訓,但這不夠,他呼籲儒家思想應該參與到加強幹部培訓的課程中去。而北大儒學院的副院長王博說,儒學要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要直面西學價值觀的挑戰。
儒學拿什麼進入現代政治
文化的話題總是很宏大,這使得一些討論容易虛無縹緲,落不到實處。如果我們將宏大的問題分解落實,或許很多問題就明了得多。儒學進入現代政治,究竟如何實施,究竟哪一項有可操作性?幹部培訓學儒學,具體學哪項思想有利於現代行政?
說到儒家與現代政治,新儒家們談得最多的就是「民本」與「德治」思想。現代政治必須發展民主政治,有人就在現代民主和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之間畫上等號,認為儒家傳統中也是有民主思想的,挖掘儒家民本思想就可以建設現代民主政治。
這種想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幾千年的政治實踐中,中國人政治的真實圖景都是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所謂民本的說教,所謂的「民可載舟,亦能覆舟」,不過是用說教對絕對君權保持一絲脆弱的張力而已,意在勸導君主和官員劫掠不要太過分,要他們保持一絲牧人對羔羊的仁慈和矜持。要是君主們不矜持,制度也拿這些主子沒太多的辦法。直到最後完全崩盤,付出極大的歷史代價改朝換代才能消停少時,但過不了多少年,治亂興衰的循環又得再來一輪。
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人格的獨立與平等,公民個人的權利讓渡是所有公權力的來源,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壓根沒這一要求。儒家的民本主張可能有利於訓導出清官明君,但這絕對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新儒家們津津樂道的德治,聽起來是勸人行道德之事,表述得美輪美奐。可問題是,一個國家,特別是現代工商業文明國家,能否僅僅以道德說教立國?道德缺失的國家是可悲的,但僅僅以道德來支撐的國家同樣是可悲的。缺乏健全的權力制衡和制度支撐,最終也必然以失望而告終。
當代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蔣慶曾提出一個儒家思想進入政治操作的構想。他主張「三院制」:讓那些飽讀詩書的儒家組成「通儒院」 ,聖賢、皇帝的後裔組成的「國體院」,可以否決民選的「庶民院」的決議。
這種不靠譜的想法其實代表了儒學面對現代政治的尷尬,儒學進入現代政治,貌似是一種補充,但具體分析就發現沒有任何可操作性。一旦具體到操作層面,其幼稚可笑的一面立馬顯露無遺。
儒學凋零的根本原因
無可否認,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作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對文明的延續和發展有過巨大的貢獻。和世界所有地方的主流文明一樣,儒家思想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機制,對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暴政和反文明的災難都有有效的遏製作用,使文明得以延續,種族得以繁衍,心靈得以安頓。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儒學內在地含有孳生和維繫專制政治文化的思想依據。儒學從根本上說是與王朝專制和小農經濟相配合的。世界上沒有超時間的理論形態,沒有遊離於政治和經濟基礎之外的文化建構。小農經濟的解體,王朝政治的終結,都必然導致儒學的生存危機。
特別是在成就輝煌的現代文明面前,儒家文化的一系列弊端也顯露無遺,這一點,中國的近代史已經有了清楚的說明。與現代文明的巨大成就相比,傳統儒家文明就顯得不那麼美輪美奐了。
正如啟良先生所言:「儒學重視心性修為,推崇孔顏人格,可事實上中國統治者窮奢極欲,生活極其腐朽;儒學強調德治,主張民本思想,可事實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最為悲慘,官逼民反的次數最多,規模最大,對經濟與文化的破壞最巨;儒學主張中庸,崇尚理性,可事實上中國人最容易走極端,最容易被偏狹的非理性所驅動。
這些年出現了很多道德失范、人心惟危的不佳社會景象,使得一些人開始懷念傳統道德的力量,希望能借儒家傳統道德來拯救日下的人心與社會風氣。誠然,在一個舊的價值觀坍塌而新的價值觀還未建立的時期,確實有人會懷念舊時還稍微靠譜的時代。
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如果傳統儒家的道德體系還能適應現代商業社會的話,恐怕也不至於落魄到今日儒門冷落的境地。現代社會的道德基礎是制度化、法治化的公正體系,而這些,儒學是提供不了的。新舊價值觀交替的時代,明智的做法是加快轉型的速度,讓新的公正體系、道德體系儘快建立,而不是再回到舊體系中去尋找新時代的價值支撐。何況,我們的舊體系根本就沒這些現代資源。
尊重什麼樣的傳統
人是生活在傳統中的,這一點毫無疑問,再偉大的人也不可能推倒一切先人的成果來重建一個文化世界。傳統的沉澱是人類智慧和實踐的結晶,文明的發展,是一個層累的過程,必須尊重前人的試錯經驗和智慧才能少走彎路。
但有一點必須明確,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我們所能借鑒的傳統,不單包括中國人自己的歷史經驗,而且還有全世界範圍內的優秀成果。
一些新儒家對傳統定義過於狹隘,將傳統定義局限在孔孟程朱陸王一脈下來的道統之中,似乎除此之外,就不是傳統。其實傳統從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今日之儒家傳統,也是經過了多次的革新和突破才得以成型。今天的中國,沒有必要固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而拒斥世界文化的大傳統。
任何國家要從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都要經歷一場思想變革,都是一個價值重估的過程。現代商業文明起源於西方,但其中很多的成果都帶有普世性,也逐漸為全世界所接納。比如聯合國的憲章及其準則,以及WTO的規則,早已被看作是跨文化、跨種族的普世性規則,被全世界認為是文明交往的準則,只關乎文明與現代,無關乎東方西方。
一些現代文明的準則,是世界人民幾百年來探索的結晶,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要敢於接受外來的現代文化,因為它們同樣是寶貴的傳統,而且與現代商業社會更為匹配。
結語
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是走了很多彎路的。世界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民族究竟該走哪一條路,已經逐漸清晰。這是世界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一百多年來用最慘痛的教訓換來的經驗。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無視歷史的啟示,還在頭腦發熱,企圖另起爐灶,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觀念來修改世界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或者說遊戲規則,那就是標準的文化烏托邦了。
學術自由、學術無禁區。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不管他們的思想傾向如何,學術主張如何,也不管他們所開出的藥方對民族的未來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只要他們是真誠地探索學問,都值得理解和敬重。
但在一些鼓吹國學的人中,也不乏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人。這些人並非不知道儒學在現代社會將遭遇什麼,也並非不知道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這些人搞所謂復興儒學,大有攪混水之嫌。企圖以此拒斥中國對現代文明的接納,進而繼續維護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特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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