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蔣介石與日本武士道

06-19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核心是什麼？從日本國際政治活動家新渡戶稻造於1899年發表英文著作《武士道》以來，一百多年過去了，但是世界對武士道的討論一直在繼續，而中國政治家蔣介石在一百多年前兩次留學日本，對武士道進行了細緻的研究與考察，並不乏精闢而獨到的見解。

【令人不解的「赤穗義士」的三百年讚歌】

在日本兵庫縣的赤穗市內，有一座赤穗城，赤穗城以故事「忠臣藏」的舞台而聞名，為國家指定史跡、名勝，在江戶時代是赤穂藩的藩廳所在地，2006年被選為日本100名城之一。

元祿十四年(1701)三月十一日，東山天皇派了兩位敕使和院使諸卿由京都來到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為了歡迎和招待天皇派來的敕使諸卿，特地命令赤穗地方的城主淺野長矩為「御馳走役」(接待人員)。可是，淺野不熟悉儀式與典禮，幕府便命令深懂朝廷禮儀的首席「高家」吉良上野介來輔助他，以免有失禮節。吉良一向看不起淺野，不但不好好教他禮儀，反而故意讓他出醜。敕使們到來的時候，淺野由於不懂禮法，鬧出笑話，羞怒交加，在迴廊式的松之走廊遇到吉良走過來的時候，一刀砍向吉良，頓時血流滿地。吉良沒有傷到要害，只是前額受了刀傷，但仍是滿面血跡斑斑。將軍綱吉聽到淺野在大殿里行兇，氣急敗壞，認為淺野罪大惡極，膽大包天。立刻命令即日切腹，沒收家祿。

赤穗藩武士因主人被逼剖腹怒不可遏，認定吉良是逼死主人的元兇，大石良雄是赤穗武士家宰，他糾集47家臣人(包括他自己在內)，月明星稀的拂曉衝進吉良宅邸，砍翻十幾人，殺死吉良，用長槍挑著頭顱到淺野墓前祭奠，然後自首待罪，47家臣全部剖腹自殺。

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淺野的47家臣因主人和吉良小有齟齬而被將軍綱吉所逼自殺，要說主要兇手應該是綱吉，但是47家臣卻殺死了吉良與他的家人，義在何方？難以理解。

而日本人卻把47浪士作為日本武士精神的象徵，一直以戲劇、小說、繪畫、電影、電視劇等形式歌頌了三百多年，表現47浪士事件的戲劇開始時叫《忠臣藏》，原名《假名手本忠臣藏》，是凈琉璃劇本，共11場。1748年在竹木座首演，後來移植為歌舞伎劇目，這是日本歌舞伎中最優秀的劇目之一，在那以後的幾百年里久演不衰，1962年改編成電影，也叫《忠臣藏》（導演：稻垣浩），1995年又重拍《忠臣藏》，2012年電視東京的新春獻禮節目，就是大型電視連續劇《忠臣藏—其義其愛》。

從明治時代的1903年起，為宣揚47浪士的「忠義」，赤穗市於每年公曆12月14日舉辦盛大的祭祀活動(47浪士攻入吉良邸的日子)，到了那時，安葬浪士們的花岳寺內外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

為什麼日本對47家臣的讚美代代相傳，讚歌不覺，不僅我們不能理解，年輕時代的蔣介石來日留學時也不能理解，因此他對日本的武士道進行了深入的探究。

【蔣介石的日本留學與武士道觀】

蔣介石和日本的淵源很深，曾兩次東渡日本留學。蔣介石父蔣肇聰繼承祖業經營鹽鋪，1895年病歿。蔣介石由母親王采玉撫養成人，幼年入塾，誦讀經史。1903年入奉化鳳麓學堂，兩年後至寧波箭金學堂就讀。1906年初肄業於龍津中學堂，4月，18歲的蔣介石東渡日本，入東京清華學校，年末回國，1907年考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習炮兵。

1907年，滿清陸軍部決定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選拔留日學生，但是只從該校日文班的學生中選拔。當時蔣介石沒在日文班，但他在第一次留學時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強盛，非常希望再赴日本留學。他想盡辦法，最後給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總辦趙理泰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有赴日留學和學習日語的經驗，希望能作為特例允許自己參加考試。

在臨考的前一天深夜，趙理泰派人將參加考試許可通知書送到蔣介石的宿舍，已經絕望了的蔣介石接到了通知書後喜出望外，第二天去參加了考試，結果是榜上有名。

1908年3月，蔣介石第二次來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學習，張群、閻錫山、孫傳芳都是振武學校畢業生。蔣介石來日不久後在陳其美的介紹下參加中國同盟會。振武學校地址在東京都新宿區河田町，現在是東京女子醫大。

振武學校是清廷設立的，是專門培養清廷派遣的軍事留學生的「陸軍預科」，由日本方面提供位於東京的原士官學校臨時校舍，畢業後分配到日本國內的各個部隊，蔣介石屬於第11期生。

蔣介石1910年畢業後，在當年12月5日，作為士官候補生入伍，其所在部隊在日本新潟高田市，部隊名稱為「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連隊」，在這裡，蔣介石度過了一年的士兵生活，也深深感到了日本軍隊軍事教育的成功，日本軍隊嚴明的紀律，嚴格的訓練，節儉的作風，完備的系統和強韌的武士道精神使他感銘甚深。

他曾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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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立國精神究竟是什麼？他是怎麼強大起來的。這是大家應該研究的問題。日本立國精神就是所謂武士道。

照武士道的內容看來，他不過是我國儒家學術的一部分，當然不如總理的三民主義精深博大；但是日本人就視此為其國家民族的靈魂所在，稱之為「大和魂」，篤信不疑，而且能夠照著這個道理，時時模仿，處處實踐，力行不懈，遂使其國勢由弱而強，蒸蒸日上。甲午之役，一戰而勝滿清；十年之後，再戰而勝帝俄；後來參加世界大戰，又戰勝德國。

甲午以前，日本還是一個積弱不堪的國家，外國人在日本都有領事裁判權。當時庸懦無能如滿清政府其駐日本的領事館，亦同樣享有此項特殊的權益。日本人與我國在日的僑民發生糾紛，如果是日人違法，我國領事館就可直接逮捕其日本人予以處治。可以說，當時日本這個國家，亦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和我國在清末民初的國際地位一樣。但他們自從甲午以後，二十年間，經過三次對外的戰爭，每一次都獲得勝利，一躍而為世界上頭等強國，誰都不敢輕視他，侮慢他。為什麼日本能夠發展這樣快呢？這就是因為日本一般國民不但信奉他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並且能夠實踐我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凡是他們自己認為必須追求的道德、知識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詣以求其了解，第二步篤實踐履以促其實現，這就是王陽明所謂「即知即行」。毫不因循遲疑，敷衍懈怠。所以他在明治維新之後，亦能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迎頭趕上與列強並駕齊驅。總理(孫中山)曾經讚譽日本說：「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的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出版，1012-10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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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對日本軍隊中官兵關係中以上凌下，上官毆打士兵等作風持批判態度，認為上官對士兵任意驅使的做法相當粗野，新兵為老兵洗衣服，擦皮鞋，補衣服，上官對士兵的辱罵、毆打是家常便飯，他認為這是日本軍隊的弱點，並認為中國軍隊應該把日本軍隊這種野蠻作風當作方面教員，在他看來，下級軍官把士兵當作牛馬一樣使役的軍隊無法贏得戰爭的勝利，官兵應該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必須嚴禁上官打罵士兵，由此他也認識到了中國「士道」和日本「武士道」的峻別，對武士道的弱點進行了頗有見地的批判:

日本怎麼會成功為一個侵略民族？因為日本沒有中國固有的國民性，他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國儒教精神道德，所謂信義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講：所以他只知道勇，而且只知道血氣之勇，而不知道義理之勇，所以他雖學得了陽明動的哲學一片段，而其結果，充他的量，還是亂動盲動，陷入了一個動的大毛病，所以他就成了一個侵略的民族了。(同上《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192頁)

日本人在片面性地強調「勇」的時候，忽略了「仁」與「智」，因而走入歧途。「仁」性是我們軍人精神的基本，亦是我們中國—切固有道德的—個中心……如果沒有「仁」，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不能整個的連貫起來，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的人格與至大至剛的氣節；因為道本惟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人歧途，得此失彼，他們日本人下知這個道理，亦未認識我們中國全部的固有道德，所以他們的武士道將中國固有道德最中心最基本的一點即「智仁勇」的「仁」字完全丟掉了。(同上《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277頁)

由此可見，蔣介石認為：日本的武士道，來源於中國的「士道」，但卻「得此失彼」，不同於中國的「士道」。

儒家學說中「士」同「仕」，儒家以教育和培養「士」（「君子」）為己任。孟子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說，士出來任職做官，為社會服務，就好像農夫耕作一樣，是他的天職。荀子在講到社會分工時，也把「士」歸於「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的一類人。荀子還說：「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就是說君子在居住的時候，要選擇民風醇厚的地方，在交遊時，要選擇仁厚有能力的人，中國的「士道」，以「仁」為本，其次才是「勇」與「忠」。

【以「忠」易「仁」的日本武士社會結構】

鎌倉幕府建立以後，建立了由主從關係組織起來的武士社會，武士不是屬於國家管轄的職業軍人，他們並不對國家和天皇效忠，而只為自己的主君獻忠誠。

武士集團開始屬於恆武平氏、清和源氏和地方名主莊園里的武裝集團，這些武士集團由莊園主的子弟、親屬、親戚（統稱家子）、郎黨構成。在武士團中，與主君有血緣關係者稱「家子」，與主君無血緣關係者稱「郎黨」。「郎黨」又分「棟樑郎黨」和「下層郎黨」，前者為武士團的骨幹力量，後者為武士團的基礎力量。統率武士集團的武士領袖叫「武家之棟樑」。到了鎌倉幕府成立以後，武士的棟樑被稱為「御家人」，意指鎌倉時代「與將軍直接保持主從關係的武士」。以後雖沿用此詞，詞義多有改變，直到江戶時代。「家人」最初是貴族及武士首領對部下武士的稱謂，而當鎌倉幕府成立後，將軍被敬稱為「御」，故有「御家人」一詞。

御家人本以賴朝起兵召集的東國武士為主，幕府統治全國後，西國也出現了御家人。鎌倉幕府時期，將軍與御家人在主從關係的基礎上，有著「御恩」與「奉公」的關係，即將軍任命御家人為「守護」或者「地頭」，或者給予「本領安堵」的保證，使其父祖傳下的領地成為合法，或授予新的領地（「新恩給與」），或代其向朝廷申請官位，種種均可稱為「御恩」。御家人則於平時擔任京都、鎌倉的警備工作（「京都大番役」、「鎌倉大番役」），為將軍修築御所，戰時自備武器出戰，接受種種經濟負擔與義務，稱為「奉公」。

武士家族的財產如果有多個子女繼承，則繼承主要領地和財產的男子被稱位「惣領」。

從屬於御家人和惣領的武士，和自己的主人的關係，同樣是「御恩」與「奉公」的關係，他們從自己的主君那裡領取俸祿，有根據祖先的功績給予的「家祿」、有根據自己所遂行的職務的「職祿」、和「扶持米」等，根據武士的級別的不同，俸祿以土地、大米、現金等多種形式支給，他們雖有「家子」和「郎黨」之分，但是這種分別不是固定的和永遠的，武士家族有時會用一種「擬家族」的形態對「郎黨」和「家子」一視同仁，沒有祖先可拜的「郎黨」，將和「家子」一起拜祭「擬似祖先」，他們世世代代和自己的主人是主從關係，在有戰事，需為主人赴死盡忠。為主人盡忠而死，是武士最大的美德。而這被日本人代代歌頌的美德中，也包含著經濟因素，因為如果為主人盡忠而死，不僅他的子女可以繼承「家祿」和「職祿」，而且他的子孫可以永久性享受「家祿」，這是武士「終身就業」乃至「世代就業」的一條沒有盡頭的生存之路。

日本武士道最為強調的精神有兩個，其一為忠，其二為知恥。而「忠」和「知恥」都具有絕對性，至於主君是否有錯誤，不在侍從的探討範圍之內。

在中國，「士」的最高道德是「仁」，如果主君不仁，「士」是可以拋棄主君的，「殺身成仁」，而不是「殺身成忠」，中國歷代的「易姓革命」，都是以「君之不仁」為大義名分的，《孟子》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臣事君，以民為根，以仁為本，以道為義，君以道為其政，臣則事君；君離經叛道，君臣離合，「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同時，在中國，君臣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仇寇。」

而日本的武士道，把「忠」作為最高境界，中國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並未受到足夠重視，盡忠知恥是日本武士精神的最高表現形式，為忠和恥而死，最為圓滿，他們心中的「至善之路」，是盡忠盡職，讓生命在血色刀光中為主人像櫻花一樣飄零:

「縱使身在利劍下，心在主君馬首前。」(幕府末期志士加藤司書詩作，武士道學會、國書刊行會編，2013年5月出版，36頁。)

【以「忠」易「仁」的歷史功罪】

日本武士從平安時代末期登上歷史舞台，至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但是「武士道」這個詞廣為人知，卻是在明治時代後期。明治維新以後，武士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但是在徵兵制實行以前，以天皇為中心的政府軍實質上是由幕府時代幾個藩的武士集團拼湊而成，一有風吹草動，就有分裂的危險，以西鄉隆盛為首的明治政府軍中的軍閥在維新以後挑起「西南戰爭」就是一個明證。因此當時的明治政府的官僚、參與起草《軍人敕語》、《軍人訓誡》的文人西周等，將神道與武士道結合，打出「日本人」、「大和心」、國民都是「天皇的赤子」等概念，鼓吹「萬世一系」的天皇是象徵「神國日本」，的「現人神」，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軍人敕語》、《軍人訓誡》等明治日本的圭臬，還利用日俄與甲午戰爭的勝利，宣揚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全民族的精神——「大和心」的核心，巧妙地將幕府時代武士對主君的忠誠心置換為對天皇的忠誠，將武士精神完成的頂點集中在天皇身上，而當時的基督教徒新渡戶稻造、內村鑒三、植樹正久等人用西方全新的概念對武士道的正面詮釋，更使武士道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

儒教曾對日本武士道產生過很大影響，特別是新儒學的王陽明的學說，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與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7世紀中葉，日本形成了陽明學派，並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得以長足發展，如中江藤樹、熊澤蕃山、三輪執齋、佐藤一齋、大鹽平八郎、佐久間象山、河井繼之助等江戶時代武士，吉田松陰、高杉晉作、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志士及岩崎彌太郎、澀澤榮一、廣瀨武夫、東鄉平八郎等明治時代著名財閥和軍人都是陽明學者，「陽明學的簡易直截，合於日本武士快刀利刃的性格；陽明學的即知即行，合於日本武士勇往直前的習慣；陽明學的講究實際，合於日本武士注重事功的品行。所以，日本陽明學在日本封建社會瓦解的過程中，作為下級武士和市民階級的哲學產生了。」(李蘇平《聖人與武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110頁)

武士曾是日本掌握知識、文化的重要社會集團，但是他們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的傳播與儲存集團，更是一個積極行動的集團，只是精通古典，博覽全書，在武士中不僅得不到讚賞，而且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在武士中，知而不行的人被嘲笑為「讀論語而不知論語」，西鄉隆盛諷刺學而不致用的文士為「書蟲」，因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學成了他們的圭臬，同樣，作為一個主要職責是戰鬥與殺戮的集團，他們不能將中國儒教中的最高準則——「仁」放在第一位，而是將儒教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德」改為「仁義」、「忠義」、「信義」、「節義」、「禮義」，在加上「廉恥」、「潔白」、「質樸」、「節儉」、「勇氣」等，將「忠」作為貫穿「五德」之「義」，將「武士說一不二」「誠」作為道德的核心，形成類似於西方新教倫理的「修身與治國」兩個中心的平衡律動，相輔相成的「橢圓形」精神結構（日本一些學者認為，日本傳統的思想結構是「忠孝一體的同心圓結構」，與中國的儒教及陽明哲學的「橢圓形」結構不同），並在「知行合一」的陽明學的驅動下，將武士道對主人無條件忠誠的道德觀延伸為忠實職守，精益求精的職業觀，將勵精圖治的自我精神與知識的修養與「八弘一宇」（意為「神國」日本統一和治理天下）的「神國」觀結合，打造出日本人全部生命意義的載體，從而形成行動迅速而統一的高效率忠誠集團，使其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避免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傳統與革新的物理性的排斥與消滅，即知即行，迅速以既有的文化能量吸收與轉化西方的制度與科技營養，對推進日本近代化的完成發揮了重大作用。

但是由於近代武士道也與武士傳統一樣淡化了儒教中「仁」的核心價值，而使日本的近代化走上了歧路。王陽明晚年用四句話對自己的「陽明哲學」做了精闢的概括，就是「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意思是說人心本來無善無惡，隨著年齡的增長，產生了善惡之心，能夠分辨善惡，是非分明，就是良知，知善知惡，為善去惡，就是知行合一，透悟事物的道理。由此可見，為善去惡的「仁」的精神，是陽明學「格物致知」的核心，而日本武士道，雖然也崇拜中國的陽明哲學，但是他們的精神核心裡缺少中國「士」的道德與精神核心——「仁」，正像蔣介石所說，不問善惡的「勇」與「忠」，是日本曾成為侵略國家的一個重要歷史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