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劉瑜、資中筠、何懷宏：倫理社會的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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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劉瑜、資中筠、何懷宏：倫理社會的再建發布時間:2011-12-02 16:17 作者:徐佳、周舒、蘇婭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72次

　　受訪人：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著有《無窮的困惑》、《另一種啟蒙》、《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等　　劉瑜：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細節》等　　資中筠：曾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著有《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等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世襲社會及其解體》、《底線倫理》等　　談倫理避不開制度建設　　第一財經日報：近期的小悅悅事件等，引發大眾對於社會倫理的討論。在你看來，這類事件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許紀霖：小悅悅事件，背後有倫理的問題。學術圈對它的討論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這是道德淪喪的結果。太多的國人已經喪失了孟子所說的最基本的惻隱之心。因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來就是喚醒良知的問題。另外一種意見則是，小悅悅事件背後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法學家季衛東教授認為小悅悅事件要和彭宇聯繫起來。如果彭宇事件不能翻案，它將催生更多小悅悅事件。司法不公正，司法不支持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話，很少有人會表現出良知。　　我們今天觀察很多事件的時候，需要將制度和倫理問題相結合。好的制度會激發人心的善。但惡法不僅會抑制人性之善，反而會釋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溝油、三鹿奶粉等各種事件，它們既反映了倫理的問題，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問題。我們不能孤立地討論倫理問題，首先得檢討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進的空間。因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揚善抑惡或抑善揚惡，制度是關鍵所在。　　資中筠：我相信這一倫理問題的提出是真誠的，大家都有這種感覺——我們社會的道德在滑坡。　　其中有兩個問題，一是有些問題屬於制度上的，本來應該改變制度，但這樣一討論，就變成道德問題。今天某種道德的滑坡是制度造成的，你老老實實幹事未必得到好報，但你搞邪門歪道很容易得到好處，這是制度和政策的問題，不是個人道德問題。在這個社會裡，依靠自己良心做事、道德高尚，非常難，而同流合污非常容易。「毒奶粉」事件雖然說明這些人本身道德很成問題，但是，有沒有追問：為什麼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地溝油」？造成這些問題的環境是什麼？必須靠法律監管，各國都如此。如果市場經濟沒有法律監管，人必然會這樣做，因為別人這樣做，而你不這樣做，你就破產了。因而用道德問題掩蓋制度建設，是這些討論中存在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談倫理重建的時候，我們不僅要回歸傳統道德，而且還要進行公民教育。我們教育小孩，不應讓他念《弟子規》，講「忠、孝、節、義」，而應該進行公民教育，告訴他現代公民有什麼社會義務、有什麼權利、通過何種合法手段維護權利、如何尊重別人的權利，如今這一套教育完全缺失。如果現代環境中缺乏如何生存的教育，你叫他回家天天給父母磕頭有什麼用，到時他照樣會為利益的問題，六親不認。所以，用回歸傳統道德抵制公民教育，虛偽而有害。如果真要回歸儒家，應該看看孔夫子認為做官怎麼做。儒家思想中有可取的，也有適用於那個時代而不適用於現代的，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管官的，不是管民的，他說「以德治國」，所要求的是統治者用良好的道德來樹立榜樣，而非統治者自己什麼都可以干，然後讓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所說的「君子」，在孔子心目中包含了「治人者」和「道德高尚者」兩個概念，他有一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要求做官的在社會上以德行樹立榜樣，形成一種風氣。　　現在講社會倫理道德重建，當然是對的，但也要看到這種方法虛偽而無效，其結果會造成「偽君子」和「兩面派」特別多。　　劉瑜：普遍的道德虛無主義，既是教育的失敗，也是制度的失敗。我們既有的德育教育充滿「假大空」話語，與現實生活脫節，難以喚起人們的真情實感，應有的人文和公德教育又比較稀少。家庭教育里，很多家長都灌輸「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考高分、上好大學、找掙錢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事，做人準則反倒是其次。制度上來說，我們的制度獎善罰惡方面激勵機制有限，而且公益組織、公民團體成立成長的障礙很多，也限制了善意的傳播。　　建立普世價值不能靠說教　　日報：這些事件的發生，與資本的發展，和中國傳統之間各有些怎樣的聯繫？　　許紀霖：有一種看法是，社會世俗化以後，經濟發展、人心向「錢」。這種觀念恰好背離了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訓誡。我想並不如此簡單。社會世俗化僅僅是外在的誘發。問題的核心是，人心當中的倫理、社會的基本倫理，我們所追求的核心價值當下是否依然存在。如果還存在，我想它可以抵禦社會世俗化後金錢對人的誘惑力。　　今天的中國，很像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工業大發展的時期。那個時代的英國，一方面，人的貪慾增大了；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卻很強大。一些有錢人，依然循規行善，現在被譽為有信仰的資本。這證明了倫理和資本，可以並行發展。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同時也寫了《道德情操論》。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資本以及作為「他者的眼光」的倫理，同時在發揮作用。而今天中國的狀況卻是，市場被引進之後，內心的倫理規範、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都塌陷了。慾望被大規模釋放，以致到了不擇手段、泯滅人心的地步。　　至於國民劣根性，雖然有，但並不是不可改變的東西。在好的制度環境下，它同樣會改變。比如，香港在幾十年的法治傳統里，形成了新的傳統。整個社會相當有序，市民社會也相當發達。市民間守望相助；有錢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業，蔚然成風。所以不要誇大國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國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國文化沒有斷裂的台灣地區，整個社會非常具有人情味，繼承了傳統之「美」。傳統很豐富，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在這個意義上，主要起作用的還是制度。　　日報：制度的改變與人性或說文化的改變，在你看來，在重建社會倫理的過程中是怎樣一種關係？　　許紀霖：我並不是唯制度論。制度也要靠人執行，如果人缺乏公民責任感、缺乏最基本的好人道德心，好的制度也會變壞。在制度重建的同時，我們也要致力於倫理重建。這是雙重的工作，不存在誰決定的問題，可能相互促進，也可能相互拖後腿。　　倫理建設本身也是有意義的。但它不靠說教。公民教育課、愛心銀行做好事獎積分等，不僅沒用，還適得其反。目前，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健全的社會。人性中的善需要得到鼓勵。在寬鬆的社會下，人心之善自然會被激發。最可怕的是強迫為善。每個人心中都有善根，需要通過自覺行善，獲得自我肯定和道德的自我滿足感。當你「被雷鋒」時，是得不到道德的自我肯定的，反而有種屈辱感。　　當下，在各種倫理道德建設上，政府行為太強大了。政府不應當規劃所謂的文明道德，而應當讓社會形成自主的力量。各種各樣的自願組織、NGO組織自主地在社會上發揮作用。道德是一種實踐過程。王陽明說「致良知」，「致」就是實踐的意思。良知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　　何懷宏：一個社會的「底線倫理」一再地被突破，就會產生普遍的社會性焦慮，普遍的社會性焦慮有時候可以通過個人的心理調適化解一部分，更深層次的，有人會選擇一種信仰，在信仰中找到一種安頓，於是能相對比較徹底地化解。但對大多數人，如果外在的、客觀的造成你社會性焦慮的原因沒有消除，即使你有個人的努力，還是難以消除這種焦慮。所以，我們不僅要關心心理、心靈的問題、宗教信仰問題，還要關心制度倫理的問題。　　一個社會的道德環境反映在法制、食品安全、醫療體系等問題上，它涉及的是一個普遍價值的問題，即你對生命的態度。如果我們通過制度的調整、社會倫理的改善使自己和別人處在一個比較健全的關係中，就會減輕這種社會性焦慮。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底線　　日報：你認為，倫理的底線在哪裡，哪些是必須堅守的原則？　　劉瑜：具體的底線應該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神，似乎是倫理自覺的最重要原則，比如誰也不希望走路時一不小心踩到一口痰，那麼由己推人，你就不應該隨地吐痰；比如人們排隊時都不希望有人插到自己前面去，那麼你就不應該隨便插到別人前面去。但是我發現很多人缺乏這種「由己推人」的倫理自覺。　　許紀霖：世界各大古老的文明，無論聖經、古蘭經還是中國儒家經典。基本的倫理和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摩西有「十誡」；儒家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相同的。十多年前，全世界的倫理學家和聯合國都在討論全球共通的倫理問題，即哪些倫理價值是為世界不同的文明所能統一接納的。有一條大家都能接受的標準，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最基本的倫理標準。在這點上，各大文明基本一致，可以稱作普世價值。　　日報：就制度層面而言，西方經驗和中國傳統中，各自有哪些「拯救人心」的制度設計？其中哪些特別適用於目前的中國現實？　　許紀霖：一般來說，歷史大轉型的時候，都會出現道德淪喪的境地。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描繪了文藝復興時期也曾浮現的亂象。雖不至於喪心病狂，但道德淪喪的情況也有。中國的歷史上，大轉型時代也面臨過諸如此類的陣痛。所謂陣痛，不是說不可避免。但值得更為警惕的是，政府通過人為的方式進行的道德修正。在這個領域裡，政府越是作為，社會越不能形成自主性的倫理力量。政府層面，不需要採取某種具體措施，而要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完善的法治社會，社會才會滋生倫理道德。因為社會自身存有免疫系統。過多的球蛋白，只會導致免疫力下降。　　當下的中國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正派社會。所謂正派社會，就是比儒家所說的君子社會要求低一點。君子社會要求很高，往往會衍生偽君子。但在君子和小子之間，有一塊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雖不高尚，但也絕對不卑鄙。一個社會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會上得到尊重、鼓勵和肯定。反之，則讓他們感覺羞辱。前幾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個真小人的社會要比一個偽君子的社會可怕。偽君子社會也不盡如人意，但大家起碼還承認基本的倫理道德標準，即便是偽裝。而真小人社會沒有公認的基本倫理，大家都拿出一套叢林規則，人人唯我。這個社會很可怕，只會被暴力所決定。顧炎武說「亡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會喪失了基本道德標準。儒家道德標準太高，但正派社會是我們可以追求的目標。　　劉瑜：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這種善意往往找不到「出口」，被荒廢了。如果放開結社自由，慈善、公益、公民團體的成立門檻變低，很多人的善意就會變得「有家可歸」，而且團體和團體的競爭會使得公益組織出現一個優勝劣汰的局面。　　當然對民間團體的監管也很重要，否則騙子可能大行其道。還有就是言論自由，允許媒體、出版業、個人去發現、批評社會當中的惡行，也會使作惡的人有所收斂。　　另外，給公益組織、公益捐款免稅減稅，也是常見的獎勵善意的「制度設計」。　　道德自覺讓個人推動社會　　日報：個人也有許多可為的空間。個人應如何看待自己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變化中所處的位置？又可以做些什麼，來促動倫理的建設？　　許紀霖：對於整個社會環境而言，建立正派的社會是對個人良知最好的正面刺激。如果不是彭宇案；如果救死扶傷，哪怕失誤引起了後果也能免責；如果有各種各樣的鼓勵措施，令個人的愛心得到社會的肯定，更多的人就會放低顧慮，施出善心。至於個人，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蠟燭。與其抱怨人心不古、周邊環境太壞，還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力所能及地行善。行舉手之勞，幫助老人、孕婦。每個人只要稍微有一定的道德自覺，相互間表現出一點點的善意，社會就會改變很多。不能改變社會、就改變自己。即使不能溫暖全天下人，至少溫暖身邊的家人、朋友和鄰居。　　劉瑜：「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話說得挺好。　　日報：有一種觀點認為，「權力越大責任越重」，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呢？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道德倫理的重建，是否承擔不同的社會責任？政治家以及公眾人物、知識分子，是否有特殊的重任？　　許紀霖：的確如此。公眾人物因為享受特權，社會對他的責任要求也就越高。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公眾人物承擔社會責任的時候，沒有理由以「普通人」為由而推辭。2003年非典，市民社會比較發達的香港，在政府能力不強的情況下，整個演藝圈站出來，用義演帶動了社會。雖然有危險，他們也站出來，公眾人物就起這個作用。政治家也好，知識分子也好，社會對他們的道德要求應當更高。　　劉瑜：我始終覺得公民作為納稅人，可以對官員的道德水準提出要求。但除此之外，在水平方向上，道德這種東西，最好用來要求自己，而不是別人。比如哪裡鬧水災旱災，姚晨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王石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捐少了就要挨罵？我不覺得一個人成了公眾人物，就應該受到普通人的道德綁架。我看到凡是「嚴於律己」的人，一定也是「寬以待人」的，而那些「嚴於律人」的人，也往往「寬以待己」。那種公眾人物應該怎麼怎麼樣的思維，實際上是鼓勵大家都虎視眈眈地盯著「名人」，而不是自己的言行，這並不利於一個社會的倫理髮展。　　重建要靠社會自主力量　　日報：經濟發展的過程蘊含著對「個人」價值的張揚。這也導致了個人的原子化和社會的離散化，中間形態缺失，也使得倫理重建的重要層面——「社會」——缺失。社會如何才能重新生長出活力？你認為「社會」的存在對於倫理重建究竟有多大作用？　　劉瑜：經濟發展未必一定會導致個人的原子化，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缺乏結社自由，個人原子化則是必然的。政府讓渡一部分權力給民間，放棄「家長制」思維，社會就有可能生長出活力。倫理重建的基礎應當是社會，倫理不大可能以一種自上而下的大躍進方式建設出來。　　許紀霖：中國目前的狀況恰好是政府行為太多。文明城市、文明單位評比、考核將道德量化等等。與其大規模地搞指標性的評比，還不如給社會更大的寬容。過去傳統社會有士大夫領導，今天這個社會當然是平等的社會。但社會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商業精英、文化精英、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更大的道德責任。同時，每一個公民應當有自身的責任感。這幾年，上海的志願者團體湧現出很多，令人欣喜。但他們的工作有時候受到限制，善意往往被挫傷。在當下的中國，一方面是惡在增長，但也有善的力量在崛起，只是沒有得到制度和社會的肯定。怎麼樣才能星火燎原，形成一群人做善事？怎麼樣讓行善者得到鼓勵，從內心滋生出成就感？在倫理重建的過程中，除了制度的完善，健全一個良善的公民社會也至關重要。　　日報：在你看來，社會的重建和自我教化，依賴於哪些價值觀和共同意識？　　許紀霖：從一個低的標準上看，共同價值觀還是存在的，否則不會有輿論的譴責。輿論譴責本身就反映了某種共享的價值。只是說價值不夠強大，許多人承認它，但一旦涉及個人，就靈活運用了，我稱之為道德的相對主義或實用主義。其次，這些共同的價值觀沒有通過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傳統的儒家有義理性的表達；基督教有教義；在現代社會，憲法也是一個共同的價值表述。但當下中國沒有這個東西：沒有憲法教育，儒家傳統衰落了，西方的觀念也沒有得到承認。從大學到中學的政治課，意識形態說教太多，但樸素的公民教育反而很弱。包括對倫理道德的學術研究、論證也是很薄弱的。　　針對這些情況，我們所依賴的更多應該是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更多加強法治與憲法教育；更多地建立多重的倫理價值。儒家、基督教或是佛教的信奉者都是我們這個社會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的一部分。中國過去講三教合一，即儒道佛三教合一。這三教之間的基本價值相同。如今，我們能不能讓各種信仰的人心平氣地和坐下來對話，尋求共識呢？找到的共識就是社會基本的核心價值。　　原文載《第一財經日報》；日期：2011年11月15日；版次：T34；作者：徐佳、周舒、蘇婭　　鏈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1/1198499.html

來源: 許紀霖博客 | 來源日期：2011年12月2日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