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交融與交鋒
06-19
中西文化的交融與交鋒
發布時間： 2006-12-15 08:43:19 被閱覽數： 次2005年5月22日，一向對中國報道比較吝嗇的美國《紐約時報》評論版，罕見地配以隸書中文標題發表了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作者說，「公元1000年，坐落在黃河岸邊的古城開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文章用漢語標題《輝煌如過眼煙雲》是為了說明漢語是許多美國人將來要學習的語言，而「繁華如夢」的哲理也是美國人需要了解的。」 「在我看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世界上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烏爾，公元前1500年之前，也許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很難說哪個城市有絕對優勢，不過很多人會認為是黎巴嫩的西頓。公元前500年是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一年是羅馬；公元500年前後也許是中國的長安；公元1000年是中國的開封；公元1500年是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公元2000年是紐約；到了公元2500年，上述這些城市可能一個都不再能挨上邊兒。」 「今天的開封骯髒貧窮，連個省會也不是，地位無足輕重，所以連機場都沒有。這種破落相更讓我們看清楚了財富聚散的無常。11世紀的開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過100萬，而當時倫敦的人口只有15,000左右。」 克里斯托夫告訴美國人，從開封衰落的歷史裡，紐約能學到些什麼呢？ 「教訓之一是保持科技活力，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古代中國繁榮的原因之一，是採取促進經濟增長，促進貿易往來的政策，鼓勵技術創新，如鐵鏵犁、印刷術、紙幣等方面的技術革新。等到後來中國重農輕商，它的個人所得便不再增長了，一停就停了六百年。教訓之二是要避免狂妄自大。當時的中國認為無需向外國學習——中國的衰敗也就從此開始了。」 他說，「從這兩方面看，我都為美國捏一把汗。美國目前經濟管理懈怠，無法解決農業補助或長期預算赤字問題。技術雖然領先，但公立中小學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水平只能算作二流。美國人對外國缺乏興趣，而中國人就是靠這種鬥志再次走向了世界的前沿。」「如果我們在經濟繁榮的桂冠下流連不前，即使像紐約這樣偉大的城市，也總有一天會墮落為哈得遜河上的開封。」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幾個信息： 其一、說明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既是需要引以為鑒的反面教員，又是需要認真學習的潛在對手； 其二、說明中國出現了西方媒體似乎不情願看到的進步，他們心態矛盾，對中國政治持相當的批評態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卻普遍看好； 其三、說明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的發展已經開始了仔細的分析和應對。 透過這些信息，我們感到中西文化之間矛盾、對立的情緒和看法：交流與交鋒、肯定與排斥、欣賞與警覺、自信與不安等等，從而構成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困境。 一、 多重文化困境 1、 中西文化的脈絡 在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國又一位偉大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誕生了。他年輕時得了一種怪病，終身行動不便，卻因此獲得了大量學習思考的時間。熟讀史書後，他提出了「軸心時代」的概念：大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世界的版圖上，各種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和思想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先知，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則有孔子、老子等，這些智者獨立發展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成為人類的軸心。他們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依然是人類的準則。他們突破和超越原始文化的方向，決定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態。 中西文化的差異也在這一時期顯現出來，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軸。而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則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脈。兩種文化此消彼長，各自長成了枝繁葉茂的大樹。 中西方的歷史學家對古文明的判斷不一樣。上個月我在歐洲訪問時，在土耳其聽到一些有趣的觀點。有人說，現在我們所說的四大文明古國是和西方文明不能比的，這四大文明古國是西方古文明之外的文明古國，是古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和歐洲文明之外的四大文明。這個觀點我聽得很新鮮，以前咱們說的四大文明是絕對的四大文明，不是相對四大文明。 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發生了資本主義革命，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成為世界霸主。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後的第四年(1644年)，中國東北部一支游牧民族的有生力量，越過長城，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中國的版圖也急劇擴張，由明王朝時期的300多萬平方公里擴張到1300萬平方公里。但是，不要以為中國正在與資本主義一起壯大。中國的擴張與資本主義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 西方，是快速興起的工業化浪潮，一夜巨富的夢想驅使列強狂熱地向東方輸出商品，爭奪原料基地，攻勢咄咄逼人。中國，從表面上看也很強盛，實際上，清王朝傳承的是儒學的文化傳統，擴張土地是「天子守在四夷」思想的延續，是為了中央王朝的安全，其總體戰略思想是以進為退的守勢。 19世紀末，西方文化的強行進入，使中國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痛苦的外侮。中國的有識之士發現，曾經讓國人引為自豪的傳統文化並不能把這個國家帶上強盛之路。歷史是以成敗論英雄的，輸家總是羨慕贏家手中的法寶。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其國體政體完全模仿美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中國人與傳統文化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可惜，這些企圖改造中國文化的舉動都失敗了。這些經歷，造成了一種特別尷尬的現實：中國人無論是面對西方文化還是自己的傳統文化，都呈現出極其複雜和矛盾的心態。這也迫使我們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我們復興的路徑到底在哪裡？ 2、 中西文化的差異 我們復興的道路在哪裡？我為什麼要講到復興的道路？我在馬來西亞做過一次演講，特彆強調中國的崛起實際上就是文明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這兩個觀點是說，一、我們本身所講是文明的崛起； 二、要用文明的方法崛起，而不是用其它的方式。 西方文化的核心：實證科學，宗教精神，以個體自由為重心，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民主制度。特點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戰性。 中華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哲學觀，剛健有為的進取觀，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崇禮重德的倫理觀。特點是相對內斂、溫和、沉穩。 西方文化是強勢的，氣質陽剛，有較強的排他性。中國文化是柔性的，內涵陰柔，有很強的包容性。中華文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和容忍度。但是，由於近代史上的巨大屈辱，民族自尊強烈而敏感，一旦與西方發生碰撞和誤解，更容易將問題歸咎於對方的傲慢或惡意。 西方文化是超越浪漫。講究絕對超越功利的善，具有對思想本身進行考察的興趣和愛好。中國儒學是入世的學問，缺少非實用的標準。儒家的思想家一般都是實踐家，他們提出某種思想或者宣揚某種道德是為著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 蘇格拉底關於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識」。在中國儒學思想家那裡，道德的隱含命題卻是「道德即權力」。 西方文化傳統中，道德始終高居於政治之上。儒學把「仁」看成是統治的基礎，要求統治者本著「忠恕」之道、「愛人」之心來施行統治。其理想建立在人對人的統治基礎上。 在西方的傳世經典中，從《羅蘭之歌》到《神曲》，東方一直被書寫為一種異質而不善的形象，成為西方的對立面。在中國的語言里，西方人長相怪異、野蠻，是「鬼子」、「夷人」、「洋人」，對西方也有傳統的偏見與反感。 總之，中西文化分屬兩種不同的體系，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兩種文化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中國人認為兩種文化只有性質不同，沒有高下之分。中國認為西方文化是有益的思想，並加以學習借鑒。但是，西方一些學者將儒學視為落後傳統和變革道路上的障礙，認為中國只有向西方靠攏才有出路。 3．相互理解的困境 理解是信息被成功轉達的感覺。如果人們沒有相同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 一位美國學者向人講述中國儒學的精神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時，說其意思是「你右邊的人有你不喜歡的東西，你不要把它傳給你左邊的人，你左邊的人有你不喜歡的東西，你不要把它傳給你右邊的人」。這樣一解釋，這句成語里的精妙之意蕩然無存。我相信，在我們理解英語國家人們的思想和觀念時，這樣的問題也會很多。 因此，也許中西文化可以很充分地相互了解，卻永遠不可能真正地相互理解。所以我相信我們在翻譯那些英語作品的時候，肯定也有失色、失水準的情況，特別是在詩歌方面，外國人翻譯不了我們的唐詩，中國人也翻譯不了莎士比亞。 我覺得，理解的困境大約有三種： a)人際關係困境(個體主義與儒學) 個體主義：個體主義是美國文化的核心，美國人說，我們堅信個體主義的尊嚴。任何損害我們為自己思考，按自己的標準判斷是非，由自己做出決定、按自己意願進行生活的權利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褻瀆神聖的。 儒學：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學講究仁、義、禮、智、信。講究倫禮、道德。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成為一個有著相互義務，相互依存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個人不太會計較給予什麼，接受什麼，或者說是一種充滿高尚情感的自願奉獻。而在西方，責任和義務往往被看作是對個人自主或行為自由的。 1)儒學中的人際關係是特殊關係，習慣於把發生相互關係的人依據親密程度、地位、場合分成三六九等。而西方人認為，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原則有悖於個體主義價值觀和公平、平等的神聖原則。 2)儒學的人際關係是互補的，相互有義務的，同時也是溫暖的，持久的，負有責任的。一個人總是欠別人的情，別人反過來也欠你的情。 我們就有鮮明的例子，鳳凰衛視的員工一部分來自大陸，一部分來自香港或者在海外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去飯店吃飯，在付費方式上就體現出來不同。大陸去的同事一定是今天你請明天我請，大家輪流坐莊。但是香港的同事不管吃多少錢的飯都是AA制，每個人按份子出錢。 3)儒學講「義」，看不起那種以精打細算和協約為基礎的純商業交易。私人關係與公共關係往往攪在一起，即使雙方交往的目的是為了做生意，也要搞得像交朋友一樣，努力淡化私人情誼和公共關係的區別，私人情誼深了，公共關係就好了。美國人一般不會利用個人關係去實現某一願望，一是為了避免裙帶之嫌，二是把私人空間與公共事業截然分開，以保證個體的高度自立。 b)價值觀困境 1)相同的文化忠誠 美國大報《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手冊中有這樣一段話：「要格外謹慎地處理敏感信息和嚴格審查有害國家安全的信息，本報與國家利益和社區利益生死攸關……」這段文字如果不作介紹，我們可能還會以為是中國內地某家報社的規定。現代國家和市場經濟使美國公民的自身利益與國家緊緊相連，導致了美國人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這一點，與中國人是相同的，中國人的愛國狂熱有時能達到偏激的程度。相同的文化忠誠，不同的文化取向，導致相互負面地看待對方。 2) 不同的國家利益觀 美國現行的國家利益觀有如下六點： (1) 維護全球貿易、金融、能源供應和環保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 (2) 與可能變成戰略敵人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建立一種與美國國家利益一致並具有建設性的關係，保持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存在，保持美國的基本體制和價值觀不受侵犯。 (3) 以先發制人戰略取代遏制和威懾戰略，在可預見的未來始終保持軍事上的優勢地位，積極促進全球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 (4) 保證美國盟國的生存，防止周邊出現敵對或失敗國家。 (5) 防止美國本土和駐外美軍遭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襲擊和打擊。 (6) 憑藉超強國家實力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全面改造世界格局。 美國的現實政策就是讓21世紀繼續成為美國世紀，創造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的國家戰略則是建設和諧社會；堅持改革開放；通過經濟和政治的途徑解決國家安全問題；集中力量，突出重點，有針對性地發展國防力量；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沒有利益、沒有必要同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展開正面對抗。 中國學者何英分析了中美國家利益觀兩個方面的差異：一是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的差異。美國的國家利益觀的出發點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哲學基礎之上，認為世界秩序就是一個利益對抗和利益衝突的過程，主張以先發制人和主動出擊清除挑戰和潛在的威脅。呈現的態勢是一种放大的「個人利益」。中國強調「人之初，性本善」，主張以和致利，反對以爭得利。 最近朝核問題爭議很大，到底是用極端的手段包括外交制裁來修理或者剷除北韓政權，還是用現在比較理解的方式來制約它，使它回到談判桌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俄羅斯與美國採取的方法完全不一樣，兩種文化衝突非常明顯。前幾天我們《總編輯時間》的呂寧思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關於陽光和北風如何對待穿大皮襖人的故事。陽光和北風打賭，北風說我一定能把大皮襖吹掉，北風呼呼地吹，但是這個人的大皮襖越裹越緊；而陽光用它的溫暖使他不得不脫掉皮襖。這個例子是當時西德用比較懷柔的政策向東德示好時所用的。在處理國家矛盾、國家利益和外交衝突時，中國往往會採取陽光政策。這也是不同文化在處理外交事務上表現出的兩種方法。 c)媒體力量困境 2006年第16期的《鳳凰周刊》上刊登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最近提出的一個觀點：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權力，進而削弱西方國家的『傳染性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影響文化交流的媒體力量困境。 信息時代，是媒體與政治相互交織和影響的時代，媒體影響甚至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可是，中國出口的電視機，絕大多數成為播放西方新聞和影視作品的接收工具。相比之下，美國媒體向中國傳播信息佔有絕對優勢，這種信息傳播幾乎是單向的。在中國的國際新聞中，美國享有頭號的位置，其次是日本、歐洲等。在美國的國際新聞節目中，排序大致為：歐洲、中東、日本、俄國，中國大概可以列在第五或第六位以後。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佔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傳播於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是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佔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製作。這一趨勢在20多年裡沒有變化。 這一媒體困境是非常嚴峻的，當然它的形成有我們自身的原因。我舉一個香港的例子 ，香港本土的電視台只有兩個，一個是香港無線，一個是香港亞視。香港無線是一家獨大，都通吃了，跟許多藝員（四大天王等）都簽了約，藝員不許在別的地方出現。這種情況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香港電視節目業的發展。一家獨大，做什麼是什麼，做什麼標準是什麼標準，到現在香港無線只有4個頻道。美國的電視業為什麼發展那麼迅速？美國很早就有規定，任何一個電視台自製的節目量不能超過12%，其它的88%要從社會上採集。這在相當程度上扶植了媒體製作業的發展，同時它保證了流動與變化，保證了多種觀點的並存。現在香港立法會提出，香港這種電視管理方法如果持續下去，所謂「東方好萊塢」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國的文化產業是僅次於航空和汽車的第三大支柱產業，歐洲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則占其GDP的三分之一，而中國文化產業的產值僅佔GDP的2.15%(2004年)。2004年，中國圖書進出口版權逆差對歐美達到100：1。2005年對美版權交易逆差達4000：25。今年，這種狀況有所改變。根據「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 1000多種圖書成為對外推薦書目，國外出版機構購買時將得到翻譯費資助。在第1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輸出版權1096項，引入891項，顯示國際出版業對中國圖書市場有所期望。但版權輸出和引進之間的逆差短期內不可能改變。2005年中國輸入版權9382項，輸出版權僅1434項。 美國時代華納2004年第四季度的銷售額為111.2億美元，是中國當年所有報紙廣告收入、發行收入總額300億人民幣的3倍多。 崇拜強者的心理暗示誇大了強者的優勢，也強化了強者自身的盲目自信。在中國，會講英語被視為是個人素質高的表現，上網瀏覽來自西方的新聞成了一些人的時尚。美國的8000萬網民絕大多數不懂漢語，中國的一億網民多數能粗通英文。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少而又少。幾年前，一位中國學者到美國介紹中國高等教育，一位教授提問說，為什麼中國只有一份報紙？李志民說，中國現在有2000多份報紙，美國人認為他在講天書。事實上，截止到2005年7月，中國共出版報紙1926種，平均每千人擁有量達到76份，其中北京、上海等大都會城市，千人已經達到了276份，相當於美國的全國平均水平。這是世界上衡量社會和地區文化狀況的一個基本指標。 力量的不對等導致交流難以進行。使中國政府在處理中美兩國關係問題上經常處於不利地位。 二、 交鋒成為主線 1．變與不變 美國國家歷史檔案館裡珍藏著在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0部歷史文獻，其中包括《獨立宣言》、《聯邦憲法》等，但這百部文獻中也有因觀念問題做出的錯誤決策，如美國國會制定的《1882年排華法案》。華人是當時美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法律上被排斥加入美國國籍的一個種族。美國學者哈羅德·伊薩克斯在《美國的中國形象》中認為，中美文化交流的幾百年里，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大致有以下的順序： (1)崇敬時期（18世紀） (2)蔑視時期（1840—1905年） (3)仁慈時期（1905—1937年） (4)欽佩時期（1937—1944年） (5)幻滅時期（1944—1949年） (6)敵視時期（1949— 至今） 觀察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交往史，我們發現了雖然中美文化之間有過浪漫與溫情，但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衝突與交鋒。哈羅德·伊薩克斯曾在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與魯迅、宋慶齡有過密切接觸，對中美文化的衝突印象深刻。他說：「在西方與中國接觸的漫長歷史中，我們只認中國的兩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殘忍荒蠻——不斷變換，這兩副面孔分別在不同時期進入或淡出人們的腦際。但它們從不會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 伊薩克斯的書寫於20世紀50年代，此後多次再版而不需要修改，說明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無大的改變。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2006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說，大約75年前，美國常常透過兩副變形眼鏡看中國，這兩副眼鏡都是20世紀30年代流行文化的產物。一副是居高臨下的鏡片，可以跟賽珍珠1931年的小說《大地》以及1937年改編的電影聯繫起來；另一副是妖魔化的鏡片，可以跟1932年的恐怖電影《傅滿洲的面具》（一部被視作醜化華人的影片）聯繫起來。 1979年以後，中美結束軍事上的敵對狀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從前那種美國文化的單向撞擊，包括軍事、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剿，變成了相對平等的正面較量。中國人也得以不帶有色眼鏡觀察認識美國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文化真正意義上的碰撞始於改革開放。此時，中國人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印象基本是正面的，而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基本是負面的。呈現在西方公眾面前的依然是一個獨裁落後、恃強凌弱、沒有民主法制、擴充軍備、威脅地區安全的中國。這種衝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權問題。20世紀 80年代中期以前，出於當時「聯華制蘇」的戰略利益，美國沒有就「人權問題」同中國正面交鋒。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決策層已有中美關係分歧大於共同點的看法。1989年2月，老布希訪問中國，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中提出「人權問題」，並私自邀請「持不同政見者」出席總統告別宴會，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公開化。許多中國人不理解，西方為什麼天天給我們上人權文化課？有人指出，除了國家利益，還有文化的不同。美國人認為關心中國人權是他們的義務，而中國人認為美國的人權外交只是爭奪權力的手段。對人權的指責，美國政府美國媒體參與，美國的老百姓也參與。 二是經濟問題衍生的文化衝突。美國常以經濟手段壓中國就範，比如曾把「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相聯繫。美國財長斯諾對此深有體會。近年來，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匯率升與不升、升多升少的問題上反覆爭執，這既是經濟戰，也是一種政治文化的心理戰。斯諾無奈地說，「美國施加的壓力越大，中國抵制的理由就越多。美國政界的呼聲越高，中國官員就越發充耳不聞。如果美國開始以大棒政策代替口頭威脅，中國就會用自己的大棍進行還擊。凡是看過李小龍(Bruce Lee)或成龍(Jackie Chan)主演的影片的人都知道，棍術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武術的一部分。」 三是文化內核的較量。首先，美國文化的內核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就是美國主義的代名詞。如土地私有就是美國西部開發時期最有吸引力的口號。而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以個人為目標是非常渺小的，「公」是社會的基石。隨著美國文化的湧入，中國人意識中一直受到壓抑的「私慾」調動了起來，並在法律、政策和情理中找到其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雖然這種「私」的目的仍然具有小農經濟社會的顯著特徵，帶有暴發戶的傾向。其次，中國人的價值觀開始向個體得失傾斜。以財富為度量單位的西方價值觀與以奉獻大小為尺度的中華文化價值觀發生了激烈的碰撞。 第三，重視個體權利的西方文化與重義務的中華文化的衝撞，使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個體應該具有某些權利。但是，他們對美國文化中個人權利的含義還不夠了解，導致了對美國文化的盲目嚮往。 四是文化產品的湧入。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的電影文化、電視文化、電子產品文化、文學作品都成為中國同行羨慕、模仿的對象，也在大眾之中風行一時。 還有因國家利益、意識形態不同而不斷交替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無數事實說明，中美文化的碰撞正在向縱深發展，其激烈的程度、影響的深遠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作為文化界和媒體界的人士感受到我們在文化和媒體之間的交鋒和衝突儘管不是硝煙瀰漫，但是我們認為一點也不亞於在軍事上在外交上的交鋒。從目前的形勢看，美國文化的優勢比較明顯。其一是經濟實力相差甚遠。強大經濟實力為美國文化可信性的基石。其二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斷層。五四以來，中國人幾乎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其三是現階段的中國文化沒有產生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 因此，美國在與中國的文化交往中至今三個不變：一是優勢地位沒有變；二是妖魔化的變形眼鏡沒有變；三是搖擺不定的矛盾心態難以改變。雖然中美在反恐、反對核擴散等多個領域有共同利益和合作，但多數觀察家認為，中美關係十分複雜。從長期、全局來看，既非敵人又非夥伴；從短期、局部來看，敵對與合作並存。中國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統一的中國。美國則致力於將自由與民主的理想散播到全世界，同時保持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中國目前的政治系統直接與美國的理想衝突。雖然中國一直希望與美國保持穩定的關係，但美國看待中國晴天版與陰天版模式在近100年內並無變化。 2．天使想像和天真猜測 德國文化人類學家馬勒茨克說，要想讓文化交流出現積極的成果，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 ——交往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雙方爭取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或在更高的層次上雙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 由於中國的負面形象已經被西方文化觀念所決定，中西方的經濟實力相差甚遠，文化交流的三個起碼的條件目前都還無法完全滿足。但是，在中國知識界、傳媒界，把西方想像成制度先進、民主自由、悲天憫人的天使者，大有人在。有學者指出：把西方想像成天使是一種民族悲情情結的表現。這種情結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至今在中國思想界仍有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中國知識精英們對於他們所崇拜的西方的無知。這種將西方天使化的思想應用在國際戰略上是十分危險的。 天使想像的另一面是天真猜測。在想像中把其它大國的矛盾擴大化、不可調和化，夢想從中漁利。美歐、美日、歐日或歐洲國家之間的矛盾，是親兄弟，明算賬的矛盾，是一條船上舵手與水手的矛盾。一旦有了風浪，他們會同舟共濟。《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顯示，中國才是他們的頭號假想敵。一廂情願或把自己晉級的希望寄托在對國際關係的無知上，是不可取的。 3．美國媒體「藍隊」的攻防戰 中國軍隊在軍事演習中分為紅藍雙方。紅方代表自己，藍方代表敵對方。美國政界和媒體的保守勢力沿用中國的這一軍事術語，將自己歸為「藍隊」。它沒有領導人，也沒有固定章程和辦公地點，但政治能量和影響力不可低估。藍隊有著共同的使命：代表保守的政治勢力向中國發難，其核心觀點就是宣揚「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專制政權統治下一股崛起的力量」，要求對中國進行遏制和打擊。 (1) 強調實質是對抗 1999年，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開播時承認：「美國人信仰的某些東西——對新聞事件全面、客觀和公正的報道，在新聞事業中太罕見了」。由於美國媒體藍隊的新聞標準是「美國利益至上」，所以中國文明復興的步伐越快，「藍隊」的報道向公眾強調的是： a)這個國家在實體和符號意義上與美國差距甚大； b)這個國家關乎美國貿易和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 C)這個國家是世界上幅員最遼闊和最有潛力的國家。 中國是少數幾個在以上方面都能對號入座的國家之一，因此成為「藍隊」發難的主要目標。 (2) 渲染中國威脅論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正是那種最容易被美國媒體不實報道和美國政治話語不當炒作的國家。「藍隊」從文明衝突論、利益衝突論、意識形態衝突論「三論」出發，把中國威脅論「炒作」了一波又一波。最具「實質性」的一波是2005年6、7月間，美國國防部和國會推出涉華報告，《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等對中國的軍力發展及其威脅提出警告，他們跳出了簡單的「指控」和意識形態糾纏，觸及中國軍力發展的深度分析，首次公開指出中國軍力不僅對台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 a)中國是對亞洲和美國的嚴重威脅。 b)中國竊取美國軍事機密。 c)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是對美國經濟的挑戰。 d)中國航天技術動搖美國的科技中心地位。 (3) 企圖影響美國政策 藍隊目標似乎要說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接受他們的觀點：中國現政權是有史以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最壞的政權，任何對中共稍顯不徹底的強硬政策都是對專制的縱容，對中美經貿關係大加撻伐，公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美國藍隊的骨幹人物、美國安全政策中心負責人弗蘭克·加夫尼說，「美中關係走向何方？坦率地說，是走向衝突。美國對華政策不夠強硬，應提高警惕。」 4．交鋒也是一種交流 沒有交鋒，就不知道對方的底線，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對策。從這個意義上講，交鋒是一種對話的特殊方式。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博弈雙方有時採取針鋒相對戰略，也是達成合作的方法。朝鮮戰爭中，中美雙方最終選擇了在板門店坐下來談判。古巴導彈危機時，美國和前蘇聯的關係降至冰點，但他們的共識卻是馬上在最高領導層建立了熱線電話。中國如果沒有劉翔，阿蘭·約翰遜也許不會到上海參加田徑黃金大獎賽，如果沒有兩人的同場競技，從來沒有觀看田徑比賽習慣的中國觀眾絕對不會把上海體育場圍得水泄不通。對抗導致了多種交流。 費正清所說的：為了在人類前途未卜的環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國人和中國人必須對他們過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歷史，找出某種可以共同理解的領域。 三、 文化秩序重構 鳳凰衛視的嘉賓主持人余秋雨先生近日撰文，討論中國是否處於「文化孤立」之中的問題，題目是《21世紀不會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他認為，「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不懂得崇尚文化差異而「幻想著文化形態上你死我活的衝突」等，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存在的障礙，導致「國際間對我們的文化話語，在整體上仍處於不樂於接受的狀態」。余秋雨提議，「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國際間並沒有多少人痴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 但是，馬上就有學者提出反駁：當前中國文化交流之所以遭遇障礙，並不是因為「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等，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並未向外傳播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把一些失去現實意義的傳統經典反覆向外推廣，拿一些庸俗的、假冒的所謂「文化」去炫耀傳播，沒有體現出真正的獨特性。其實，我理解，余先生講得是一種大國心態和寬容態度，希望以國際座標為憑據，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時，未來的世界座次怎樣排？中國的座位擺在何處？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在多大程度上會取得認同？現在已經到了進行文化重構的時候。 1、確立文化自信，提高抗擊打能力 所有的爭論都因文化衝突而起。不同文明的共存與衝突是維持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但是，當一種弱勢心態瀰漫在中國知識精英心中的時候，我們如何承受衝突的壓力？我們又從哪裡去找到發展的動力呢? 難道我們的城市只有放棄原有韻味才能展示其現代化？難道年輕人的女友真的要改名為瑪麗才能體味到愛情的甜蜜？應當承認，中國內地存在著一個文化斷層：破四舊、打倒孔家店、文革十年浩劫，導致許多人對傳統的隔膜和缺乏尊敬。年輕一代對傳統的智慧和文明所知甚少。 中國文化界的當務之急，是真正的認識和廓清5000年的傳統文化到底對今天的國人意味著什麼？我們怎樣以客觀的、揚棄的立場和態度，看待中國文化的優劣？「中國文化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時時都在發展、創造、淘汰、更新的河流，讓國際文化與中國文化始終處於互動、互溶、互濟的過程之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文化最智慧的貢獻是什麼？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怎樣體現？ 我們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之日，就是中國文化自信力重回人心之時。 一是重溫，二是重構。 重溫。對西方的文化恐懼來源於對中國文化的無知。鳳凰衛視多年來一直在進行傳統文化的「掃盲」工作。例如：佛指舍利赴台、赴港巡遊供奉是中國大陸首次直播。對星雲大師、凈空法師多次進行採訪，並邀請他們在電視節目中表達他們的理念。 鳳凰還通過《文化大觀園》、《縱橫中國》、《尋找遠去的家園》等節目，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易經、佛教、中醫、甲骨文、京劇、龍鳳文化、關公崇拜、徽商、晉商等中國文化的代表作，有的節目播出後，在互聯網上引起了論戰，使觀眾在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理解。 重構。文化認同的核心不是簡單的「回顧」過去，而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創造新的價值觀。鳳凰衛視於2001年1月6日開播《世紀大講堂》，是一檔有著強烈文化抱負的節目，它請中外學者闡釋獨特思想，展示最新學術成果，期待為中華文化的重構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最近，這個節目做了《晚清人物系列》、《民國人物系列》、《國學系列》、《中國文化思維的誤區》以及對西方國家、人物和學術成果的介紹，引起了新的關注。一位觀眾留言說，《中醫的傳統與出路》使我們震撼了！這種震撼在《世紀大講堂》中已有過好幾次了！早發現這是一檔上好的節目，每個星期六都等著看呢！我們經常感到很餓，周圍缺乏思想的美餐！請堅持下去。 《世紀大講堂〉的編導史雪頌表述了他對這個節目的看法。他說，央視的《百家講壇》很紅火，這對《世紀大講堂》是一個不小的壓力。《百家講壇》如今的策略是：盡量把話題放低，追求情節性。這對於《世紀大講堂》是件好事，因為高端話題一直是維繫《世紀大講堂》的核心賣點所在。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是佔據高端，把這個思想論壇做得更加純粹，而不是相反。我覺得《百家講壇》和鳳凰的《世紀大講堂》實際上是一種分工，它們在不同的領域為弘揚中華文化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2、爭奪話語權，化憂國之心為效國之力 話語霸權實際上是實力霸權。 李敖在進行「神州文化之旅」時講了一個掌故：司馬光在接見後進的時候，先問你家裡有沒有錢。大家很奇怪，說國務總理級的人怎麼見面問這麼不上路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看不起錢，恥於談錢，但錢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可以保證我們的競爭，維護我們的話語權。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報告：《多種聲音 一個世界——交流與社會的現狀和發展》。報告說，「不幸的是，在當今世界上，交流往往總是成為不平等夥伴之間的一種交換，於是就讓比較強大的、比較富裕的、裝備較好的一方佔了優勢」，「『自由流通』只不過是『單向流通』，它所依據的原則應當重新改寫成保證『自由和均衡流通』」。 但是，26年過去了，「自由和均衡流通」沒有實現，話語權的壟斷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國新聞史上，鳳凰衛視說過一句很響亮的話：「向世界發出華人的聲音」。一句話，十年功。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就是要去「做」，去付諸行動。 我們知道西方是靠新聞轟炸去影響甚至主導人們思想的。而新聞頻道的運營非常昂貴。CNN在全球有4000員工，42個記者站。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CNN的花銷是2500萬美元；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CNN的花銷超過3500萬美元。其它幾個西方主要電視台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花銷都超過1000萬美元，鳳凰衛視少一點，也有300多萬港幣。也就是說，伊拉克戰爭中的新聞大戰，成本超過1億美元。 鳳凰資訊台是中國第一個橫跨兩岸三地的24小時新聞頻道，2001年1月1日開播。2003年以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開通了，這對中國是件大好事，兩個新聞頻道同時以民間和國家的形式出現，使中國的資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資訊台開播兩年來一直沒有廣告，為了發出華人的聲音這個目標，我們一直咬牙堅持投入。幾年裡一共投入了數億港幣。這種執著的堅守，終於使我們成為全球華語電視台里第一個報道「911」事件和第一個報道伊拉克戰爭開始的電視台。舉一個例子，陳曉楠在「911」爆炸發生7分鐘後趕到辦公室，她家住的離公司最近。她急急忙忙衝上演播台說：對不起，我沒有化妝。因為她沒有時間嘛，這句話後來成為電視界的名言。「911」報道，美國的世界媒體博物館除了收集西方英語媒體的報道之外，只收集了兩個英語以外的語言報道該事件的樣品，一個是鳳凰衛視的中文報道，另一個是半島電視台的阿拉伯語報道。除了投入金錢，還要投入全部身心。被稱為戰地玫瑰的閭丘露薇在大戰開始之前，關了手機，與攝像師一起涉險進入巴格達，極大地振奮了民族自信心。而且她對戰爭的把握與報道也有世界水準。她的作為得到了胡錦濤主席的充分肯定。 上個月，日本朝日通訊社的一位資深記者專程來採訪我，我向他介紹了鳳凰英語頻道即將開播的消息。他在對我們企圖把華人視角融入英語國家主流社會的努力表示祝賀的時候，也顯出了一點吃驚，覺得我們的步伐確實比較快。 文化交流的自由和均衡流通是慢功細活，不能指望天上掉餡餅，也不能指望對手發善心，更不能急功近利，圖一時熱鬧，而要像做新聞那樣，用事實說話，用數字說話。鳳凰的全球記者站加上特約記者站已經有40多個。累計對世界重大突發事件的直播時間約達到1691小時。2006年1至10月，鳳凰衛視資訊台直播突發事件99次，直播的時間達到了161個小時。因為我們靠廣告養活我們自己，我們的廣告客戶很多。「國窖1573」贊助突發事件報道，他們剛開始做這個廣告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很好的回報，不知道有多少個突發事件能做報道，結果10月20號我在長城飯店見到他們廠長的時候，他跟我說，我們是逮著了。我說，你們是逮著了，對不起，明年廣告費漲價，因為突發事件太多了。 3、 兼收並蓄，創造新文化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著作中一段不起眼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讀了美國中央情報局1985年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後說，雖然這個報告著重指出了中國經濟上的各種弊病，但卻證實了我的看法：中國100年來的革命，已於80年代完成。其間最大的一個收穫，則是這個國家今後已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說明中國歷史已開始與西洋文化匯合，免除了「主義」的混淆隔閡，使全民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環境而生存。說明中國過去以刑法作張本，以文士管制億萬農民的方式，終於被注重民法，以商業習慣、以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為前導的管理方式所代替，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為了這個結果，中國上至國家首腦，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交鋒待續了100多年，顯示著整體社會重新構造過程的艱辛。超越「主義」束縛，不再爭論「姓社姓資」的問題，是一種偉大的進步，發展才是硬道理。 曾有人問我：鳳凰衛視何以能在不長的時間內，迅速取得成功？我答：我們像指揮一個充滿激情的搖滾樂隊那樣，讓中西文化、兩岸三地文化，一起隨著音樂的節拍舞起來。鳳凰的成功，是管理方式的成功。鳳凰採取了許多西方的管理方式，特別是在決策、預算、財務、投資、法律等方面（也就是關於數目字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方法。鳳凰衛視的執行副總裁楊家強出身香港一個普通家庭，17歲時去英國讀書，畢業於伯明翰大學，因為成績優異而成為英國最權威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他加盟鳳凰衛視後，嚴把財務關，像「廟裡的韋馱」。管得有多嚴？舉個例子，我經常講用佛教的話說我們鳳凰不能沒有彌勒佛，就是說寬容大量，容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但是也不能沒有韋馱，韋馱搞管理啊，所以我說財務總監就是韋馱。比如我是鳳凰衛視的董事局主席，也是香港亞視的董事局主席，但是如果我想在名片上印兩個頭銜，財務總監楊家強就說，那亞視也應該出一半錢印名片。 鳳凰是香港上市公司，要按世界共同的遊戲規則出牌。但是鳳凰又有自己個性化的管理方式，就是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間，找一條最能發揮能量的、最能展示身段的比較柔性的道路。 剛柔相濟，人性管理；西方化的規矩，中國式的領導；嚴謹的計劃，靈活的變通，是鳳凰融合中西文化體會，也由此產生了一種「四不像」的新文化。沒有大陸文化那種深厚的底蘊，沒有大陸文化中那種詩人般的浪漫創造能力，鳳凰衛視不行。但是，如果像香港那種按步就班、有板有眼的方式，也不行。我覺得的鳳凰這種「四不像」的文化很好。 4、 搭建平台，讓文化流動起來 在文化交流史上，高山總是阻隔文化，而河流則使文化交融。中國的媒體應該成為一個平等寬鬆的交流平台，讓各色人等都能表達看法，讓文化在流動、互動中更新和發展。 1998年5月底，中美兩國的四位著名記者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媒體與中國」的聯合講座。雙方在新聞的客觀性和傾向性等問題上各執一詞，講座很快演化成了一場思想衝突。美國記者稱中國記者是「籠中鳥」，而中國記者則反諷美國記者為「井底之蛙」。最後，主持人不得不匆匆結束了這場強硬的對話。我認為，這恰恰是交流太少所致。而主辦者也很難承受「吵架」帶來的壓力。而在鳳凰的節目中，我們幾乎是天天吵架，這就是《時事辯論會》。我們先後請過幾十位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澳大利亞人、韓國人、日本人、香港人、台灣人到會辯論，出過900多個辯題。敏感時事，真實辯論，全部直播。有時辯手氣得撕稿子，拿鞋敲桌子，節目結束後還繼續臉紅脖子粗地吵。比如中日辯論時，我們不迴避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方辯手反覆重申，參拜是為了反戰。中方辯手則據理駁斥。會後並沒有中國人由此認為參拜有理，反而有日本人罵該死的小泉。看過《中國是否要對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節目，一位日本觀眾寫道：「(節目)有個學者的發言引起我注意：『中國對日本總是在示弱。』 啊！真的嗎？日本人都認為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示弱，沒想到中國人（對中國政府）也是這樣想的。日本的新聞當中，別人的抗議之類的東西完全不介紹。希望看到更多的這樣中國國內的討論。我真的感覺到，不了解對方的思維，無法取得任何進步。」 我們的《時事辯論會》被日本NHK買斷版權，每天同聲傳譯的費用比我們節目的成本還高。NHK一直轉播我們的節目三年多，最近到期了。我說你們還轉不轉，他說還要轉播，再簽3年約。 《中日辯論會》的收視率：高橋政陽先生來信說，「在香港播出5天後的7月30日，朝日電視台《周日時政論壇》將《中日辯論會2006》縮編為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並邀請前首相輔佐官岡本行夫先生到演播廳，播出了30分鐘的摘要版。這一欄目的收視率達到9.8%，此節目在當天所有欄目中高居第二。按收視率計算，1億2000萬日本人當中，有1000萬以上收看了這次《中日辯論會》。此外，朝日新聞社經營的朝日新聞衛星台也兩次播出了60分鐘的摘要版。這意味著共有數千萬日本觀眾收看了這一討論會。節目播出後，反響熱烈，獲得了超過去年的好評。我們認為，這次最大的收穫，是日中兩國國民都能夠冷靜地對待日中關係了。」 其實，鳳凰衛視本身也是一個大的交流平台。作為一個非官方的電視台，為什麼世界上200多個國家首腦和政要接受我們的訪問？我認為，是平等交流的誠意打動了他們。這種誠意包括：1、不斷地約請，把問題事先通報。2、以善意揭示真相，不刁難對方。3、完整表達對方的觀點，不刪改，不剪切。 2005年華盛頓時間11月8日下午，鳳凰衛視記者莫乃倩專訪了美國總統布希。為了這次訪問，我在半年前就投入精力操刀策劃，白宮有關人士協商，介紹鳳凰衛視對美國新聞的關注和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表達承諾與誠意。布希原定給我們6分鐘採訪時間，採訪時，他的側後方有一個官員，用手勢告知採訪者還剩多少時間。 當採訪時間還剩一分鐘時，莫乃倩有些著急，想打斷布希的話，多問幾個問題。布希則委婉地說，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我還可以多回答一些你的問題。於是，他用三分多鐘時間講出了此次採訪中最精彩的話：「我想中國和1975年相比，非常不一樣。我在1975年去中國，是很愉快的經歷。真的很棒。那是很有趣的經歷。我對那個時候有幾個印象，第一個，所有人都在騎自行車，看不到很多汽車，我也是騎自行車的人之一，我騎車轉遍全北京，這是很奇妙的經歷。第二，我仍然記得人們覺得我是多麼地奇怪。那時人們對西方沒有太多接觸。突然間，他們看到一個美國人在他們之間騎自行車，他們感到很意外。第三，我注意到人們穿著非常統一，人們穿同一樣式的衣服。這些都改變了。這意味著，現在有了市場，人們開始表達他們個人不同的需求……所以，這個國家從1975年以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而且展示出巨大的潛力，這就向美國人民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和中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至關重要。」 我們要的就是這三分鐘，這三分鐘顯示了鳳凰衛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總之，由於觀念、利益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難以統一，只能存異；難分正誤，只能接納；衝突難免，只能化解；沒有勝負，只能妥協。關鍵在於雙方信息傳遞的真實流暢，利益關係的相互磨合。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和諧」，這種「和諧」其實就是自信。 願我們能擁有更多的智慧，最終把中西文化的交鋒變為交融。 作者：劉長樂來源：中華傳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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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06-12-15 08:43:19 被閱覽數： 次2005年5月22日，一向對中國報道比較吝嗇的美國《紐約時報》評論版，罕見地配以隸書中文標題發表了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作者說，「公元1000年，坐落在黃河岸邊的古城開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文章用漢語標題《輝煌如過眼煙雲》是為了說明漢語是許多美國人將來要學習的語言，而「繁華如夢」的哲理也是美國人需要了解的。」 「在我看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世界上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烏爾，公元前1500年之前，也許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很難說哪個城市有絕對優勢，不過很多人會認為是黎巴嫩的西頓。公元前500年是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一年是羅馬；公元500年前後也許是中國的長安；公元1000年是中國的開封；公元1500年是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公元2000年是紐約；到了公元2500年，上述這些城市可能一個都不再能挨上邊兒。」 「今天的開封骯髒貧窮，連個省會也不是，地位無足輕重，所以連機場都沒有。這種破落相更讓我們看清楚了財富聚散的無常。11世紀的開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過100萬，而當時倫敦的人口只有15,000左右。」 克里斯托夫告訴美國人，從開封衰落的歷史裡，紐約能學到些什麼呢？ 「教訓之一是保持科技活力，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古代中國繁榮的原因之一，是採取促進經濟增長，促進貿易往來的政策，鼓勵技術創新，如鐵鏵犁、印刷術、紙幣等方面的技術革新。等到後來中國重農輕商，它的個人所得便不再增長了，一停就停了六百年。教訓之二是要避免狂妄自大。當時的中國認為無需向外國學習——中國的衰敗也就從此開始了。」 他說，「從這兩方面看，我都為美國捏一把汗。美國目前經濟管理懈怠，無法解決農業補助或長期預算赤字問題。技術雖然領先，但公立中小學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水平只能算作二流。美國人對外國缺乏興趣，而中國人就是靠這種鬥志再次走向了世界的前沿。」「如果我們在經濟繁榮的桂冠下流連不前，即使像紐約這樣偉大的城市，也總有一天會墮落為哈得遜河上的開封。」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幾個信息： 其一、說明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既是需要引以為鑒的反面教員，又是需要認真學習的潛在對手； 其二、說明中國出現了西方媒體似乎不情願看到的進步，他們心態矛盾，對中國政治持相當的批評態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卻普遍看好； 其三、說明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的發展已經開始了仔細的分析和應對。 透過這些信息，我們感到中西文化之間矛盾、對立的情緒和看法：交流與交鋒、肯定與排斥、欣賞與警覺、自信與不安等等，從而構成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困境。 一、 多重文化困境 1、 中西文化的脈絡 在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國又一位偉大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誕生了。他年輕時得了一種怪病，終身行動不便，卻因此獲得了大量學習思考的時間。熟讀史書後，他提出了「軸心時代」的概念：大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世界的版圖上，各種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和思想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先知，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則有孔子、老子等，這些智者獨立發展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成為人類的軸心。他們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依然是人類的準則。他們突破和超越原始文化的方向，決定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態。 中西文化的差異也在這一時期顯現出來，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軸。而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則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脈。兩種文化此消彼長，各自長成了枝繁葉茂的大樹。 中西方的歷史學家對古文明的判斷不一樣。上個月我在歐洲訪問時，在土耳其聽到一些有趣的觀點。有人說，現在我們所說的四大文明古國是和西方文明不能比的，這四大文明古國是西方古文明之外的文明古國，是古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和歐洲文明之外的四大文明。這個觀點我聽得很新鮮，以前咱們說的四大文明是絕對的四大文明，不是相對四大文明。 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發生了資本主義革命，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成為世界霸主。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後的第四年(1644年)，中國東北部一支游牧民族的有生力量，越過長城，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中國的版圖也急劇擴張，由明王朝時期的300多萬平方公里擴張到1300萬平方公里。但是，不要以為中國正在與資本主義一起壯大。中國的擴張與資本主義擴張有著本質的區別。 西方，是快速興起的工業化浪潮，一夜巨富的夢想驅使列強狂熱地向東方輸出商品，爭奪原料基地，攻勢咄咄逼人。中國，從表面上看也很強盛，實際上，清王朝傳承的是儒學的文化傳統，擴張土地是「天子守在四夷」思想的延續，是為了中央王朝的安全，其總體戰略思想是以進為退的守勢。 19世紀末，西方文化的強行進入，使中國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痛苦的外侮。中國的有識之士發現，曾經讓國人引為自豪的傳統文化並不能把這個國家帶上強盛之路。歷史是以成敗論英雄的，輸家總是羨慕贏家手中的法寶。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其國體政體完全模仿美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中國人與傳統文化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可惜，這些企圖改造中國文化的舉動都失敗了。這些經歷，造成了一種特別尷尬的現實：中國人無論是面對西方文化還是自己的傳統文化，都呈現出極其複雜和矛盾的心態。這也迫使我們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我們復興的路徑到底在哪裡？ 2、 中西文化的差異 我們復興的道路在哪裡？我為什麼要講到復興的道路？我在馬來西亞做過一次演講，特彆強調中國的崛起實際上就是文明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這兩個觀點是說，一、我們本身所講是文明的崛起； 二、要用文明的方法崛起，而不是用其它的方式。 西方文化的核心：實證科學，宗教精神，以個體自由為重心，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民主制度。特點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戰性。 中華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哲學觀，剛健有為的進取觀，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崇禮重德的倫理觀。特點是相對內斂、溫和、沉穩。 西方文化是強勢的，氣質陽剛，有較強的排他性。中國文化是柔性的，內涵陰柔，有很強的包容性。中華文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和容忍度。但是，由於近代史上的巨大屈辱，民族自尊強烈而敏感，一旦與西方發生碰撞和誤解，更容易將問題歸咎於對方的傲慢或惡意。 西方文化是超越浪漫。講究絕對超越功利的善，具有對思想本身進行考察的興趣和愛好。中國儒學是入世的學問，缺少非實用的標準。儒家的思想家一般都是實踐家，他們提出某種思想或者宣揚某種道德是為著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 蘇格拉底關於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識」。在中國儒學思想家那裡，道德的隱含命題卻是「道德即權力」。 西方文化傳統中，道德始終高居於政治之上。儒學把「仁」看成是統治的基礎，要求統治者本著「忠恕」之道、「愛人」之心來施行統治。其理想建立在人對人的統治基礎上。 在西方的傳世經典中，從《羅蘭之歌》到《神曲》，東方一直被書寫為一種異質而不善的形象，成為西方的對立面。在中國的語言里，西方人長相怪異、野蠻，是「鬼子」、「夷人」、「洋人」，對西方也有傳統的偏見與反感。 總之，中西文化分屬兩種不同的體系，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兩種文化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中國人認為兩種文化只有性質不同，沒有高下之分。中國認為西方文化是有益的思想，並加以學習借鑒。但是，西方一些學者將儒學視為落後傳統和變革道路上的障礙，認為中國只有向西方靠攏才有出路。 3．相互理解的困境 理解是信息被成功轉達的感覺。如果人們沒有相同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 一位美國學者向人講述中國儒學的精神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時，說其意思是「你右邊的人有你不喜歡的東西，你不要把它傳給你左邊的人，你左邊的人有你不喜歡的東西，你不要把它傳給你右邊的人」。這樣一解釋，這句成語里的精妙之意蕩然無存。我相信，在我們理解英語國家人們的思想和觀念時，這樣的問題也會很多。 因此，也許中西文化可以很充分地相互了解，卻永遠不可能真正地相互理解。所以我相信我們在翻譯那些英語作品的時候，肯定也有失色、失水準的情況，特別是在詩歌方面，外國人翻譯不了我們的唐詩，中國人也翻譯不了莎士比亞。 我覺得，理解的困境大約有三種： a)人際關係困境(個體主義與儒學) 個體主義：個體主義是美國文化的核心，美國人說，我們堅信個體主義的尊嚴。任何損害我們為自己思考，按自己的標準判斷是非，由自己做出決定、按自己意願進行生活的權利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褻瀆神聖的。 儒學：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學講究仁、義、禮、智、信。講究倫禮、道德。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成為一個有著相互義務，相互依存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個人不太會計較給予什麼，接受什麼，或者說是一種充滿高尚情感的自願奉獻。而在西方，責任和義務往往被看作是對個人自主或行為自由的。 1)儒學中的人際關係是特殊關係，習慣於把發生相互關係的人依據親密程度、地位、場合分成三六九等。而西方人認為，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原則有悖於個體主義價值觀和公平、平等的神聖原則。 2)儒學的人際關係是互補的，相互有義務的，同時也是溫暖的，持久的，負有責任的。一個人總是欠別人的情，別人反過來也欠你的情。 我們就有鮮明的例子，鳳凰衛視的員工一部分來自大陸，一部分來自香港或者在海外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去飯店吃飯，在付費方式上就體現出來不同。大陸去的同事一定是今天你請明天我請，大家輪流坐莊。但是香港的同事不管吃多少錢的飯都是AA制，每個人按份子出錢。 3)儒學講「義」，看不起那種以精打細算和協約為基礎的純商業交易。私人關係與公共關係往往攪在一起，即使雙方交往的目的是為了做生意，也要搞得像交朋友一樣，努力淡化私人情誼和公共關係的區別，私人情誼深了，公共關係就好了。美國人一般不會利用個人關係去實現某一願望，一是為了避免裙帶之嫌，二是把私人空間與公共事業截然分開，以保證個體的高度自立。 b)價值觀困境 1)相同的文化忠誠 美國大報《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手冊中有這樣一段話：「要格外謹慎地處理敏感信息和嚴格審查有害國家安全的信息，本報與國家利益和社區利益生死攸關……」這段文字如果不作介紹，我們可能還會以為是中國內地某家報社的規定。現代國家和市場經濟使美國公民的自身利益與國家緊緊相連，導致了美國人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這一點，與中國人是相同的，中國人的愛國狂熱有時能達到偏激的程度。相同的文化忠誠，不同的文化取向，導致相互負面地看待對方。 2) 不同的國家利益觀 美國現行的國家利益觀有如下六點： (1) 維護全球貿易、金融、能源供應和環保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 (2) 與可能變成戰略敵人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建立一種與美國國家利益一致並具有建設性的關係，保持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存在，保持美國的基本體制和價值觀不受侵犯。 (3) 以先發制人戰略取代遏制和威懾戰略，在可預見的未來始終保持軍事上的優勢地位，積極促進全球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 (4) 保證美國盟國的生存，防止周邊出現敵對或失敗國家。 (5) 防止美國本土和駐外美軍遭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襲擊和打擊。 (6) 憑藉超強國家實力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全面改造世界格局。 美國的現實政策就是讓21世紀繼續成為美國世紀，創造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的國家戰略則是建設和諧社會；堅持改革開放；通過經濟和政治的途徑解決國家安全問題；集中力量，突出重點，有針對性地發展國防力量；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沒有利益、沒有必要同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展開正面對抗。 中國學者何英分析了中美國家利益觀兩個方面的差異：一是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的差異。美國的國家利益觀的出發點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哲學基礎之上，認為世界秩序就是一個利益對抗和利益衝突的過程，主張以先發制人和主動出擊清除挑戰和潛在的威脅。呈現的態勢是一种放大的「個人利益」。中國強調「人之初，性本善」，主張以和致利，反對以爭得利。 最近朝核問題爭議很大，到底是用極端的手段包括外交制裁來修理或者剷除北韓政權，還是用現在比較理解的方式來制約它，使它回到談判桌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俄羅斯與美國採取的方法完全不一樣，兩種文化衝突非常明顯。前幾天我們《總編輯時間》的呂寧思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關於陽光和北風如何對待穿大皮襖人的故事。陽光和北風打賭，北風說我一定能把大皮襖吹掉，北風呼呼地吹，但是這個人的大皮襖越裹越緊；而陽光用它的溫暖使他不得不脫掉皮襖。這個例子是當時西德用比較懷柔的政策向東德示好時所用的。在處理國家矛盾、國家利益和外交衝突時，中國往往會採取陽光政策。這也是不同文化在處理外交事務上表現出的兩種方法。 c)媒體力量困境 2006年第16期的《鳳凰周刊》上刊登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最近提出的一個觀點：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權力，進而削弱西方國家的『傳染性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影響文化交流的媒體力量困境。 信息時代，是媒體與政治相互交織和影響的時代，媒體影響甚至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可是，中國出口的電視機，絕大多數成為播放西方新聞和影視作品的接收工具。相比之下，美國媒體向中國傳播信息佔有絕對優勢，這種信息傳播幾乎是單向的。在中國的國際新聞中，美國享有頭號的位置，其次是日本、歐洲等。在美國的國際新聞節目中，排序大致為：歐洲、中東、日本、俄國，中國大概可以列在第五或第六位以後。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佔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傳播於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是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佔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製作。這一趨勢在20多年裡沒有變化。 這一媒體困境是非常嚴峻的，當然它的形成有我們自身的原因。我舉一個香港的例子 ，香港本土的電視台只有兩個，一個是香港無線，一個是香港亞視。香港無線是一家獨大，都通吃了，跟許多藝員（四大天王等）都簽了約，藝員不許在別的地方出現。這種情況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香港電視節目業的發展。一家獨大，做什麼是什麼，做什麼標準是什麼標準，到現在香港無線只有4個頻道。美國的電視業為什麼發展那麼迅速？美國很早就有規定，任何一個電視台自製的節目量不能超過12%，其它的88%要從社會上採集。這在相當程度上扶植了媒體製作業的發展，同時它保證了流動與變化，保證了多種觀點的並存。現在香港立法會提出，香港這種電視管理方法如果持續下去，所謂「東方好萊塢」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國的文化產業是僅次於航空和汽車的第三大支柱產業，歐洲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則占其GDP的三分之一，而中國文化產業的產值僅佔GDP的2.15%(2004年)。2004年，中國圖書進出口版權逆差對歐美達到100：1。2005年對美版權交易逆差達4000：25。今年，這種狀況有所改變。根據「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 1000多種圖書成為對外推薦書目，國外出版機構購買時將得到翻譯費資助。在第1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輸出版權1096項，引入891項，顯示國際出版業對中國圖書市場有所期望。但版權輸出和引進之間的逆差短期內不可能改變。2005年中國輸入版權9382項，輸出版權僅1434項。 美國時代華納2004年第四季度的銷售額為111.2億美元，是中國當年所有報紙廣告收入、發行收入總額300億人民幣的3倍多。 崇拜強者的心理暗示誇大了強者的優勢，也強化了強者自身的盲目自信。在中國，會講英語被視為是個人素質高的表現，上網瀏覽來自西方的新聞成了一些人的時尚。美國的8000萬網民絕大多數不懂漢語，中國的一億網民多數能粗通英文。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少而又少。幾年前，一位中國學者到美國介紹中國高等教育，一位教授提問說，為什麼中國只有一份報紙？李志民說，中國現在有2000多份報紙，美國人認為他在講天書。事實上，截止到2005年7月，中國共出版報紙1926種，平均每千人擁有量達到76份，其中北京、上海等大都會城市，千人已經達到了276份，相當於美國的全國平均水平。這是世界上衡量社會和地區文化狀況的一個基本指標。 力量的不對等導致交流難以進行。使中國政府在處理中美兩國關係問題上經常處於不利地位。 二、 交鋒成為主線 1．變與不變 美國國家歷史檔案館裡珍藏著在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0部歷史文獻，其中包括《獨立宣言》、《聯邦憲法》等，但這百部文獻中也有因觀念問題做出的錯誤決策，如美國國會制定的《1882年排華法案》。華人是當時美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法律上被排斥加入美國國籍的一個種族。美國學者哈羅德·伊薩克斯在《美國的中國形象》中認為，中美文化交流的幾百年里，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大致有以下的順序： (1)崇敬時期（18世紀） (2)蔑視時期（1840—1905年） (3)仁慈時期（1905—1937年） (4)欽佩時期（1937—1944年） (5)幻滅時期（1944—1949年） (6)敵視時期（1949— 至今） 觀察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交往史，我們發現了雖然中美文化之間有過浪漫與溫情，但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衝突與交鋒。哈羅德·伊薩克斯曾在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與魯迅、宋慶齡有過密切接觸，對中美文化的衝突印象深刻。他說：「在西方與中國接觸的漫長歷史中，我們只認中國的兩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殘忍荒蠻——不斷變換，這兩副面孔分別在不同時期進入或淡出人們的腦際。但它們從不會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 伊薩克斯的書寫於20世紀50年代，此後多次再版而不需要修改，說明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無大的改變。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2006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說，大約75年前，美國常常透過兩副變形眼鏡看中國，這兩副眼鏡都是20世紀30年代流行文化的產物。一副是居高臨下的鏡片，可以跟賽珍珠1931年的小說《大地》以及1937年改編的電影聯繫起來；另一副是妖魔化的鏡片，可以跟1932年的恐怖電影《傅滿洲的面具》（一部被視作醜化華人的影片）聯繫起來。 1979年以後，中美結束軍事上的敵對狀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從前那種美國文化的單向撞擊，包括軍事、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剿，變成了相對平等的正面較量。中國人也得以不帶有色眼鏡觀察認識美國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文化真正意義上的碰撞始於改革開放。此時，中國人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印象基本是正面的，而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基本是負面的。呈現在西方公眾面前的依然是一個獨裁落後、恃強凌弱、沒有民主法制、擴充軍備、威脅地區安全的中國。這種衝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權問題。20世紀 80年代中期以前，出於當時「聯華制蘇」的戰略利益，美國沒有就「人權問題」同中國正面交鋒。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決策層已有中美關係分歧大於共同點的看法。1989年2月，老布希訪問中國，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中提出「人權問題」，並私自邀請「持不同政見者」出席總統告別宴會，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公開化。許多中國人不理解，西方為什麼天天給我們上人權文化課？有人指出，除了國家利益，還有文化的不同。美國人認為關心中國人權是他們的義務，而中國人認為美國的人權外交只是爭奪權力的手段。對人權的指責，美國政府美國媒體參與，美國的老百姓也參與。 二是經濟問題衍生的文化衝突。美國常以經濟手段壓中國就範，比如曾把「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相聯繫。美國財長斯諾對此深有體會。近年來，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匯率升與不升、升多升少的問題上反覆爭執，這既是經濟戰，也是一種政治文化的心理戰。斯諾無奈地說，「美國施加的壓力越大，中國抵制的理由就越多。美國政界的呼聲越高，中國官員就越發充耳不聞。如果美國開始以大棒政策代替口頭威脅，中國就會用自己的大棍進行還擊。凡是看過李小龍(Bruce Lee)或成龍(Jackie Chan)主演的影片的人都知道，棍術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武術的一部分。」 三是文化內核的較量。首先，美國文化的內核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就是美國主義的代名詞。如土地私有就是美國西部開發時期最有吸引力的口號。而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以個人為目標是非常渺小的，「公」是社會的基石。隨著美國文化的湧入，中國人意識中一直受到壓抑的「私慾」調動了起來，並在法律、政策和情理中找到其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雖然這種「私」的目的仍然具有小農經濟社會的顯著特徵，帶有暴發戶的傾向。其次，中國人的價值觀開始向個體得失傾斜。以財富為度量單位的西方價值觀與以奉獻大小為尺度的中華文化價值觀發生了激烈的碰撞。 第三，重視個體權利的西方文化與重義務的中華文化的衝撞，使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個體應該具有某些權利。但是，他們對美國文化中個人權利的含義還不夠了解，導致了對美國文化的盲目嚮往。 四是文化產品的湧入。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的電影文化、電視文化、電子產品文化、文學作品都成為中國同行羨慕、模仿的對象，也在大眾之中風行一時。 還有因國家利益、意識形態不同而不斷交替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無數事實說明，中美文化的碰撞正在向縱深發展，其激烈的程度、影響的深遠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作為文化界和媒體界的人士感受到我們在文化和媒體之間的交鋒和衝突儘管不是硝煙瀰漫，但是我們認為一點也不亞於在軍事上在外交上的交鋒。從目前的形勢看，美國文化的優勢比較明顯。其一是經濟實力相差甚遠。強大經濟實力為美國文化可信性的基石。其二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斷層。五四以來，中國人幾乎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其三是現階段的中國文化沒有產生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 因此，美國在與中國的文化交往中至今三個不變：一是優勢地位沒有變；二是妖魔化的變形眼鏡沒有變；三是搖擺不定的矛盾心態難以改變。雖然中美在反恐、反對核擴散等多個領域有共同利益和合作，但多數觀察家認為，中美關係十分複雜。從長期、全局來看，既非敵人又非夥伴；從短期、局部來看，敵對與合作並存。中國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統一的中國。美國則致力於將自由與民主的理想散播到全世界，同時保持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中國目前的政治系統直接與美國的理想衝突。雖然中國一直希望與美國保持穩定的關係，但美國看待中國晴天版與陰天版模式在近100年內並無變化。 2．天使想像和天真猜測 德國文化人類學家馬勒茨克說，要想讓文化交流出現積極的成果，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 ——交往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雙方爭取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或在更高的層次上雙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 由於中國的負面形象已經被西方文化觀念所決定，中西方的經濟實力相差甚遠，文化交流的三個起碼的條件目前都還無法完全滿足。但是，在中國知識界、傳媒界，把西方想像成制度先進、民主自由、悲天憫人的天使者，大有人在。有學者指出：把西方想像成天使是一種民族悲情情結的表現。這種情結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至今在中國思想界仍有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中國知識精英們對於他們所崇拜的西方的無知。這種將西方天使化的思想應用在國際戰略上是十分危險的。 天使想像的另一面是天真猜測。在想像中把其它大國的矛盾擴大化、不可調和化，夢想從中漁利。美歐、美日、歐日或歐洲國家之間的矛盾，是親兄弟，明算賬的矛盾，是一條船上舵手與水手的矛盾。一旦有了風浪，他們會同舟共濟。《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顯示，中國才是他們的頭號假想敵。一廂情願或把自己晉級的希望寄托在對國際關係的無知上，是不可取的。 3．美國媒體「藍隊」的攻防戰 中國軍隊在軍事演習中分為紅藍雙方。紅方代表自己，藍方代表敵對方。美國政界和媒體的保守勢力沿用中國的這一軍事術語，將自己歸為「藍隊」。它沒有領導人，也沒有固定章程和辦公地點，但政治能量和影響力不可低估。藍隊有著共同的使命：代表保守的政治勢力向中國發難，其核心觀點就是宣揚「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專制政權統治下一股崛起的力量」，要求對中國進行遏制和打擊。 (1) 強調實質是對抗 1999年，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開播時承認：「美國人信仰的某些東西——對新聞事件全面、客觀和公正的報道，在新聞事業中太罕見了」。由於美國媒體藍隊的新聞標準是「美國利益至上」，所以中國文明復興的步伐越快，「藍隊」的報道向公眾強調的是： a)這個國家在實體和符號意義上與美國差距甚大； b)這個國家關乎美國貿易和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 C)這個國家是世界上幅員最遼闊和最有潛力的國家。 中國是少數幾個在以上方面都能對號入座的國家之一，因此成為「藍隊」發難的主要目標。 (2) 渲染中國威脅論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正是那種最容易被美國媒體不實報道和美國政治話語不當炒作的國家。「藍隊」從文明衝突論、利益衝突論、意識形態衝突論「三論」出發，把中國威脅論「炒作」了一波又一波。最具「實質性」的一波是2005年6、7月間，美國國防部和國會推出涉華報告，《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等對中國的軍力發展及其威脅提出警告，他們跳出了簡單的「指控」和意識形態糾纏，觸及中國軍力發展的深度分析，首次公開指出中國軍力不僅對台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 a)中國是對亞洲和美國的嚴重威脅。 b)中國竊取美國軍事機密。 c)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是對美國經濟的挑戰。 d)中國航天技術動搖美國的科技中心地位。 (3) 企圖影響美國政策 藍隊目標似乎要說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接受他們的觀點：中國現政權是有史以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最壞的政權，任何對中共稍顯不徹底的強硬政策都是對專制的縱容，對中美經貿關係大加撻伐，公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美國藍隊的骨幹人物、美國安全政策中心負責人弗蘭克·加夫尼說，「美中關係走向何方？坦率地說，是走向衝突。美國對華政策不夠強硬，應提高警惕。」 4．交鋒也是一種交流 沒有交鋒，就不知道對方的底線，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對策。從這個意義上講，交鋒是一種對話的特殊方式。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博弈雙方有時採取針鋒相對戰略，也是達成合作的方法。朝鮮戰爭中，中美雙方最終選擇了在板門店坐下來談判。古巴導彈危機時，美國和前蘇聯的關係降至冰點，但他們的共識卻是馬上在最高領導層建立了熱線電話。中國如果沒有劉翔，阿蘭·約翰遜也許不會到上海參加田徑黃金大獎賽，如果沒有兩人的同場競技，從來沒有觀看田徑比賽習慣的中國觀眾絕對不會把上海體育場圍得水泄不通。對抗導致了多種交流。 費正清所說的：為了在人類前途未卜的環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國人和中國人必須對他們過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歷史，找出某種可以共同理解的領域。 三、 文化秩序重構 鳳凰衛視的嘉賓主持人余秋雨先生近日撰文，討論中國是否處於「文化孤立」之中的問題，題目是《21世紀不會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他認為，「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不懂得崇尚文化差異而「幻想著文化形態上你死我活的衝突」等，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存在的障礙，導致「國際間對我們的文化話語，在整體上仍處於不樂於接受的狀態」。余秋雨提議，「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國際間並沒有多少人痴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 但是，馬上就有學者提出反駁：當前中國文化交流之所以遭遇障礙，並不是因為「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把民族的價值置於人類價值之上」等，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並未向外傳播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把一些失去現實意義的傳統經典反覆向外推廣，拿一些庸俗的、假冒的所謂「文化」去炫耀傳播，沒有體現出真正的獨特性。其實，我理解，余先生講得是一種大國心態和寬容態度，希望以國際座標為憑據，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時，未來的世界座次怎樣排？中國的座位擺在何處？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在多大程度上會取得認同？現在已經到了進行文化重構的時候。 1、確立文化自信，提高抗擊打能力 所有的爭論都因文化衝突而起。不同文明的共存與衝突是維持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但是，當一種弱勢心態瀰漫在中國知識精英心中的時候，我們如何承受衝突的壓力？我們又從哪裡去找到發展的動力呢? 難道我們的城市只有放棄原有韻味才能展示其現代化？難道年輕人的女友真的要改名為瑪麗才能體味到愛情的甜蜜？應當承認，中國內地存在著一個文化斷層：破四舊、打倒孔家店、文革十年浩劫，導致許多人對傳統的隔膜和缺乏尊敬。年輕一代對傳統的智慧和文明所知甚少。 中國文化界的當務之急，是真正的認識和廓清5000年的傳統文化到底對今天的國人意味著什麼？我們怎樣以客觀的、揚棄的立場和態度，看待中國文化的優劣？「中國文化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時時都在發展、創造、淘汰、更新的河流，讓國際文化與中國文化始終處於互動、互溶、互濟的過程之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文化最智慧的貢獻是什麼？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怎樣體現？ 我們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之日，就是中國文化自信力重回人心之時。 一是重溫，二是重構。 重溫。對西方的文化恐懼來源於對中國文化的無知。鳳凰衛視多年來一直在進行傳統文化的「掃盲」工作。例如：佛指舍利赴台、赴港巡遊供奉是中國大陸首次直播。對星雲大師、凈空法師多次進行採訪，並邀請他們在電視節目中表達他們的理念。 鳳凰還通過《文化大觀園》、《縱橫中國》、《尋找遠去的家園》等節目，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易經、佛教、中醫、甲骨文、京劇、龍鳳文化、關公崇拜、徽商、晉商等中國文化的代表作，有的節目播出後，在互聯網上引起了論戰，使觀眾在消除「陌生感」和「抗拒感」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理解。 重構。文化認同的核心不是簡單的「回顧」過去，而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創造新的價值觀。鳳凰衛視於2001年1月6日開播《世紀大講堂》，是一檔有著強烈文化抱負的節目，它請中外學者闡釋獨特思想，展示最新學術成果，期待為中華文化的重構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最近，這個節目做了《晚清人物系列》、《民國人物系列》、《國學系列》、《中國文化思維的誤區》以及對西方國家、人物和學術成果的介紹，引起了新的關注。一位觀眾留言說，《中醫的傳統與出路》使我們震撼了！這種震撼在《世紀大講堂》中已有過好幾次了！早發現這是一檔上好的節目，每個星期六都等著看呢！我們經常感到很餓，周圍缺乏思想的美餐！請堅持下去。 《世紀大講堂〉的編導史雪頌表述了他對這個節目的看法。他說，央視的《百家講壇》很紅火，這對《世紀大講堂》是一個不小的壓力。《百家講壇》如今的策略是：盡量把話題放低，追求情節性。這對於《世紀大講堂》是件好事，因為高端話題一直是維繫《世紀大講堂》的核心賣點所在。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是佔據高端，把這個思想論壇做得更加純粹，而不是相反。我覺得《百家講壇》和鳳凰的《世紀大講堂》實際上是一種分工，它們在不同的領域為弘揚中華文化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2、爭奪話語權，化憂國之心為效國之力 話語霸權實際上是實力霸權。 李敖在進行「神州文化之旅」時講了一個掌故：司馬光在接見後進的時候，先問你家裡有沒有錢。大家很奇怪，說國務總理級的人怎麼見面問這麼不上路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看不起錢，恥於談錢，但錢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可以保證我們的競爭，維護我們的話語權。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報告：《多種聲音 一個世界——交流與社會的現狀和發展》。報告說，「不幸的是，在當今世界上，交流往往總是成為不平等夥伴之間的一種交換，於是就讓比較強大的、比較富裕的、裝備較好的一方佔了優勢」，「『自由流通』只不過是『單向流通』，它所依據的原則應當重新改寫成保證『自由和均衡流通』」。 但是，26年過去了，「自由和均衡流通」沒有實現，話語權的壟斷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國新聞史上，鳳凰衛視說過一句很響亮的話：「向世界發出華人的聲音」。一句話，十年功。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就是要去「做」，去付諸行動。 我們知道西方是靠新聞轟炸去影響甚至主導人們思想的。而新聞頻道的運營非常昂貴。CNN在全球有4000員工，42個記者站。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CNN的花銷是2500萬美元；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CNN的花銷超過3500萬美元。其它幾個西方主要電視台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花銷都超過1000萬美元，鳳凰衛視少一點，也有300多萬港幣。也就是說，伊拉克戰爭中的新聞大戰，成本超過1億美元。 鳳凰資訊台是中國第一個橫跨兩岸三地的24小時新聞頻道，2001年1月1日開播。2003年以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開通了，這對中國是件大好事，兩個新聞頻道同時以民間和國家的形式出現，使中國的資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資訊台開播兩年來一直沒有廣告，為了發出華人的聲音這個目標，我們一直咬牙堅持投入。幾年裡一共投入了數億港幣。這種執著的堅守，終於使我們成為全球華語電視台里第一個報道「911」事件和第一個報道伊拉克戰爭開始的電視台。舉一個例子，陳曉楠在「911」爆炸發生7分鐘後趕到辦公室，她家住的離公司最近。她急急忙忙衝上演播台說：對不起，我沒有化妝。因為她沒有時間嘛，這句話後來成為電視界的名言。「911」報道，美國的世界媒體博物館除了收集西方英語媒體的報道之外，只收集了兩個英語以外的語言報道該事件的樣品，一個是鳳凰衛視的中文報道，另一個是半島電視台的阿拉伯語報道。除了投入金錢，還要投入全部身心。被稱為戰地玫瑰的閭丘露薇在大戰開始之前，關了手機，與攝像師一起涉險進入巴格達，極大地振奮了民族自信心。而且她對戰爭的把握與報道也有世界水準。她的作為得到了胡錦濤主席的充分肯定。 上個月，日本朝日通訊社的一位資深記者專程來採訪我，我向他介紹了鳳凰英語頻道即將開播的消息。他在對我們企圖把華人視角融入英語國家主流社會的努力表示祝賀的時候，也顯出了一點吃驚，覺得我們的步伐確實比較快。 文化交流的自由和均衡流通是慢功細活，不能指望天上掉餡餅，也不能指望對手發善心，更不能急功近利，圖一時熱鬧，而要像做新聞那樣，用事實說話，用數字說話。鳳凰的全球記者站加上特約記者站已經有40多個。累計對世界重大突發事件的直播時間約達到1691小時。2006年1至10月，鳳凰衛視資訊台直播突發事件99次，直播的時間達到了161個小時。因為我們靠廣告養活我們自己，我們的廣告客戶很多。「國窖1573」贊助突發事件報道，他們剛開始做這個廣告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很好的回報，不知道有多少個突發事件能做報道，結果10月20號我在長城飯店見到他們廠長的時候，他跟我說，我們是逮著了。我說，你們是逮著了，對不起，明年廣告費漲價，因為突發事件太多了。 3、 兼收並蓄，創造新文化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著作中一段不起眼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讀了美國中央情報局1985年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後說，雖然這個報告著重指出了中國經濟上的各種弊病，但卻證實了我的看法：中國100年來的革命，已於80年代完成。其間最大的一個收穫，則是這個國家今後已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說明中國歷史已開始與西洋文化匯合，免除了「主義」的混淆隔閡，使全民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環境而生存。說明中國過去以刑法作張本，以文士管制億萬農民的方式，終於被注重民法，以商業習慣、以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為前導的管理方式所代替，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為了這個結果，中國上至國家首腦，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交鋒待續了100多年，顯示著整體社會重新構造過程的艱辛。超越「主義」束縛，不再爭論「姓社姓資」的問題，是一種偉大的進步，發展才是硬道理。 曾有人問我：鳳凰衛視何以能在不長的時間內，迅速取得成功？我答：我們像指揮一個充滿激情的搖滾樂隊那樣，讓中西文化、兩岸三地文化，一起隨著音樂的節拍舞起來。鳳凰的成功，是管理方式的成功。鳳凰採取了許多西方的管理方式，特別是在決策、預算、財務、投資、法律等方面（也就是關於數目字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方法。鳳凰衛視的執行副總裁楊家強出身香港一個普通家庭，17歲時去英國讀書，畢業於伯明翰大學，因為成績優異而成為英國最權威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他加盟鳳凰衛視後，嚴把財務關，像「廟裡的韋馱」。管得有多嚴？舉個例子，我經常講用佛教的話說我們鳳凰不能沒有彌勒佛，就是說寬容大量，容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但是也不能沒有韋馱，韋馱搞管理啊，所以我說財務總監就是韋馱。比如我是鳳凰衛視的董事局主席，也是香港亞視的董事局主席，但是如果我想在名片上印兩個頭銜，財務總監楊家強就說，那亞視也應該出一半錢印名片。 鳳凰是香港上市公司，要按世界共同的遊戲規則出牌。但是鳳凰又有自己個性化的管理方式，就是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間，找一條最能發揮能量的、最能展示身段的比較柔性的道路。 剛柔相濟，人性管理；西方化的規矩，中國式的領導；嚴謹的計劃，靈活的變通，是鳳凰融合中西文化體會，也由此產生了一種「四不像」的新文化。沒有大陸文化那種深厚的底蘊，沒有大陸文化中那種詩人般的浪漫創造能力，鳳凰衛視不行。但是，如果像香港那種按步就班、有板有眼的方式，也不行。我覺得的鳳凰這種「四不像」的文化很好。 4、 搭建平台，讓文化流動起來 在文化交流史上，高山總是阻隔文化，而河流則使文化交融。中國的媒體應該成為一個平等寬鬆的交流平台，讓各色人等都能表達看法，讓文化在流動、互動中更新和發展。 1998年5月底，中美兩國的四位著名記者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媒體與中國」的聯合講座。雙方在新聞的客觀性和傾向性等問題上各執一詞，講座很快演化成了一場思想衝突。美國記者稱中國記者是「籠中鳥」，而中國記者則反諷美國記者為「井底之蛙」。最後，主持人不得不匆匆結束了這場強硬的對話。我認為，這恰恰是交流太少所致。而主辦者也很難承受「吵架」帶來的壓力。而在鳳凰的節目中，我們幾乎是天天吵架，這就是《時事辯論會》。我們先後請過幾十位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澳大利亞人、韓國人、日本人、香港人、台灣人到會辯論，出過900多個辯題。敏感時事，真實辯論，全部直播。有時辯手氣得撕稿子，拿鞋敲桌子，節目結束後還繼續臉紅脖子粗地吵。比如中日辯論時，我們不迴避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方辯手反覆重申，參拜是為了反戰。中方辯手則據理駁斥。會後並沒有中國人由此認為參拜有理，反而有日本人罵該死的小泉。看過《中國是否要對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節目，一位日本觀眾寫道：「(節目)有個學者的發言引起我注意：『中國對日本總是在示弱。』 啊！真的嗎？日本人都認為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示弱，沒想到中國人（對中國政府）也是這樣想的。日本的新聞當中，別人的抗議之類的東西完全不介紹。希望看到更多的這樣中國國內的討論。我真的感覺到，不了解對方的思維，無法取得任何進步。」 我們的《時事辯論會》被日本NHK買斷版權，每天同聲傳譯的費用比我們節目的成本還高。NHK一直轉播我們的節目三年多，最近到期了。我說你們還轉不轉，他說還要轉播，再簽3年約。 《中日辯論會》的收視率：高橋政陽先生來信說，「在香港播出5天後的7月30日，朝日電視台《周日時政論壇》將《中日辯論會2006》縮編為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並邀請前首相輔佐官岡本行夫先生到演播廳，播出了30分鐘的摘要版。這一欄目的收視率達到9.8%，此節目在當天所有欄目中高居第二。按收視率計算，1億2000萬日本人當中，有1000萬以上收看了這次《中日辯論會》。此外，朝日新聞社經營的朝日新聞衛星台也兩次播出了60分鐘的摘要版。這意味著共有數千萬日本觀眾收看了這一討論會。節目播出後，反響熱烈，獲得了超過去年的好評。我們認為，這次最大的收穫，是日中兩國國民都能夠冷靜地對待日中關係了。」 其實，鳳凰衛視本身也是一個大的交流平台。作為一個非官方的電視台，為什麼世界上200多個國家首腦和政要接受我們的訪問？我認為，是平等交流的誠意打動了他們。這種誠意包括：1、不斷地約請，把問題事先通報。2、以善意揭示真相，不刁難對方。3、完整表達對方的觀點，不刪改，不剪切。 2005年華盛頓時間11月8日下午，鳳凰衛視記者莫乃倩專訪了美國總統布希。為了這次訪問，我在半年前就投入精力操刀策劃，白宮有關人士協商，介紹鳳凰衛視對美國新聞的關注和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表達承諾與誠意。布希原定給我們6分鐘採訪時間，採訪時，他的側後方有一個官員，用手勢告知採訪者還剩多少時間。 當採訪時間還剩一分鐘時，莫乃倩有些著急，想打斷布希的話，多問幾個問題。布希則委婉地說，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我還可以多回答一些你的問題。於是，他用三分多鐘時間講出了此次採訪中最精彩的話：「我想中國和1975年相比，非常不一樣。我在1975年去中國，是很愉快的經歷。真的很棒。那是很有趣的經歷。我對那個時候有幾個印象，第一個，所有人都在騎自行車，看不到很多汽車，我也是騎自行車的人之一，我騎車轉遍全北京，這是很奇妙的經歷。第二，我仍然記得人們覺得我是多麼地奇怪。那時人們對西方沒有太多接觸。突然間，他們看到一個美國人在他們之間騎自行車，他們感到很意外。第三，我注意到人們穿著非常統一，人們穿同一樣式的衣服。這些都改變了。這意味著，現在有了市場，人們開始表達他們個人不同的需求……所以，這個國家從1975年以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而且展示出巨大的潛力，這就向美國人民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和中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至關重要。」 我們要的就是這三分鐘，這三分鐘顯示了鳳凰衛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總之，由於觀念、利益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難以統一，只能存異；難分正誤，只能接納；衝突難免，只能化解；沒有勝負，只能妥協。關鍵在於雙方信息傳遞的真實流暢，利益關係的相互磨合。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和諧」，這種「和諧」其實就是自信。 願我們能擁有更多的智慧，最終把中西文化的交鋒變為交融。 作者：劉長樂來源：中華傳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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