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輸論」思想源流考察

孫來斌

目前，學術界對「灌輸論」的首倡者看法不一。事實上，「灌輸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原理，是一代代馬克思主義者不懈努力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構成了「灌輸論」的思想源頭；考茨基對馬克思、思格斯的思想進行了出色的發揮，賦予了「灌輸論」初步的比較系統的理論形態；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新的實際，進行了新的理論創造，形成了科學的、完整的「灌輸論」觀點體系。

理論經緯 「灌輸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這是為世人所公認的。但是，在它的首創者問題上，迄今為止，理論界仍存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最早將『灌輸』這個詞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是列寧。1902年，他在《怎麼辦？》一書中指出：『工人階級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1]（導言）。有學者則認為，考茨基在1901年正式提出了「灌輸論」，這是他「最有生命力的思想」[2]（第34頁）。還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關於「灌輸論」的討論中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在考茨基之前就提出了「灌輸論"[3]（第14頁）。可見，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來系統考察一下「灌輸論」的思想源流，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論源頭：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思想

「灌輸論」思想是伴隨著科學世界觀的誕生而萌發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發表，標誌著馬克思在建立科學世界觀方面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正是在這篇光輝文獻中，「灌輸論」思想才萌芽。「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4]（第15-16頁）在這裡，「頭腦」與「心臟」的結合，就是「精神武器」與「物質武器」的結合，就是德國哲學家與工人的「聯盟」，也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如何實現這種結合，「思想的閃電」怎樣「徹底擊中」尚未被理論武裝起來的、處於自髮狀態的「素樸的人民園地」，這就蘊含著社會主義理論需要從工人運動外面灌輸進來之意，這可以理解為對「灌輸論」思想的最初表達。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和各種反動的社會主義，強調了科學理論對於工人運動的意義，進一步表達了「灌輸論」的思想。他們指出：「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4]（第285頁）「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4]（第306頁）。在這裡，他們明確地表達了共產黨必須加強對工人階級的思想理論教育、黨是社會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的思想。他們還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主義理論需要從工人運動外面灌輸進來，因為「貧困」不能產生「理智」，社會主義不能從自發的工人運動中產生，它最初只能由「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的、「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4]（第282頁）提出來。

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魯東主義者的鬥爭中再次表達了有關思想。在第一國際籌建之時，蒲魯東主義者竭力阻撓第一國際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第一國際建成一個國際信貸和合作社之類的組織。他們在第一國際倫敦代表大會和日內瓦大會上先後拋出了「不讓腦力勞動者參加國際」的建議。這一建議遭到了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大會的否決。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告誡工人階級：「工人們所具備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人數眾多；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5]（第606-607頁）再一次強調了工人運動與科學理論結合的重要意義。馬克思還指出，蒲魯東主義者仇視革命理論，「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為是「荒唐的」[6]（第85頁），指出國際委員會「堅決反對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為我們協會裡的負責人員的原則」[7]（第91頁），強調革命理論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和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

此外，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而「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8]（第760頁）這段話明確指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於喚醒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重要意義。當然，總的來看，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直接、專門來探討「灌輸」問題，其論述因而顯得不夠集中、不夠系統，沒有形成關於「灌輸論」的觀點體系。因此，可以將他們的有關思想看做是「灌輸論」的思想源頭。

　　二、初步形成：考茨基的貢獻

19世紀最後30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一方面，如列寧所指出的：「到處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來說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這些政黨學習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創辦自己的日報，建立自己的教育機構、自己的工會和自己的合作社，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且廣泛傳播開來」[9]（第3頁）。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在合法鬥爭中不斷取得一些成果，但卻隨之產生了崇拜資本主義民主、醉心於合法鬥爭和議會道路的思想。後一情況的出現，除了客觀原因外，也有社會主義政黨主觀上的原因，即它們忽視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目標，放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淡化了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致使黨在自發的群眾運動中隨波逐流。因此，加強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當務之急。考茨基此時的理論活動順應了這種形勢的要求。

1886年，考茨基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評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列文章，雖沒有直接使用「灌輸」這種提法，但已大致形成「灌輸論」的思想框架。兩年以後，考茨基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工黨《海因菲爾德綱領》的討論和最後定稿工作。這個綱領使用了「灌輸論」意義上的「灌輸」提法：「從政治上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把認識無產階級地位及其任務的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是指在精神上和體力上具有戰鬥力並保持這種戰鬥力，這就是奧地利社會民主工黨的真正綱領。」[10]（第125頁）

考茨基在1891年參與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新黨綱（即《愛爾福特綱領》）的制訂工作。他在為這個新綱領所作的解說中，再次從自覺性的角度表達了「灌輸論」思想。他提出，對於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的革命政黨的要求應該是，「如果這個革命政黨能夠認識導向新社會的那些趨勢，從而使它的政治活動具有自覺性，而不單純具有自發性，那末，它對進步事業的補益，就已經很大了。」[11]（第111頁）他還說：「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能夠成為更自覺和更合目的的鬥爭，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11]（第186頁）

1901年10月，正當伯恩施坦主義盛行、攻擊和修正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時髦」的時候，考茨基參加了反對伯恩施坦主義的鬥爭。他在《新時代》上發表文章，引證了上述綱領中關於「灌輸」的提法，並對其前述「灌輸」思想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其基本內容是：(1)社會主義意識不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必然的直接的結果，兩者雖然具有相同的經濟和社會根源，但它們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並列地產生的，而不是一個從另一個中產生出來的。(2)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代社會主義也就是從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產生的」。(3)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海因菲爾德綱領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清無產階級的地位及其任務的這種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直譯就是：充實無產階級〉。假使這種意識會自然而然地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那就沒有必要這樣做了。」[12]（第37頁）上面這一段論述，列寧在《怎麼辦？》中作了直接引證，並且稱其是「一段十分正確而重要的話」[12]（第37頁）。

綜上所述，考茨基根據時代變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思想進行了出色的發揮，使「灌輸論」初步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考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個複雜而重要的人物，雖然他後來蛻變為機會主義者，但在1909年以前，他還是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機會主義的敵人」，其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的論述，是射向機會主義者的重磅炮彈。他對於「灌輸」思想的理論化所作的重要貢獻，與他所撰寫的其它馬克思主義文獻一起，「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中有價值的成果」[13]（第81頁）。

　　三、完善發展：列寧的新概括

除了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以外，還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對「灌輸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普列漢諾夫就是其中的一個。普列漢諾夫在向俄國介紹馬克思主義時曾說：「馬克思的學說是現代『革命的代數學』。凡是要想同我們現存秩序進行自覺鬥爭的人們，都必須了解這種學說。」[14]（第822頁）「這個理論，這個由於它的所謂宿命論把資產階級嚇壞了的理論，灌輸給無產階級以無比的幹勁！」[14]（第212頁）「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條後來經列寧的闡發而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至理名言，最初就是出自普列漢諾夫之口[15]（第98頁）。但是，對「灌輸論」貢獻最大的是列寧。

在俄國經濟派「自發論」大行其道的歷史條件下，列寧重申「灌輸論」，使之具有了新的現實針對性。列寧重申「灌輸論」的時候，正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地方黨組織中小組習氣濃厚、工人運動分散性和自發傾向普遍存在、伯恩施坦主義及其在俄國的變種經濟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經濟派推崇西歐的伯恩施坦主義，迷戀工人運動的自發性，滿足於分散狀態，醉心於經濟鬥爭，忽視無產階級運動的政治任務，否認黨的領導作用。工人運動中的自發傾向助長了經濟主義，經濟主義思潮的發展又加劇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使党進入一個混亂、瓦解、動搖的危機時期。所以，揭露和批判黨內的經濟主義傾向，已經成為俄國工人運動發展的迫切需要。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列寧開始了對經濟主義的堅決鬥爭。他明確指出，同伯恩施坦主義一樣，俄國經濟主義的實質是要腐蝕社會主義的意識，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是荒謬的思想，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這就完全等於資產階級民主派否認社會主義運動的獨立自主權，從而也就否認它的生存權；這在實踐上就是想把剛剛開始的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的尾巴。」[12]（第16頁）因此，凡是在實際上而不是僅僅在口頭上願意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應當擔負起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工作，積極地同嚴重腐蝕人們意識的經濟主義作鬥爭，「揭穿並且駁斥一切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的行為」[12]（第18頁）。

正是在同經濟主義作鬥爭的過程中，列寧對「灌輸論」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形成了新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中，列寧第一次通過引用考茨基的話提出：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它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通俗化並灌輸給工人[16]（第284頁）。稍後，列寧在《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1895-1896)中，提出並定義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自覺」，並進一步指出：「社會民主黨對工人的階級鬥爭所能給予的幫助應該是：在工人爭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鬥爭中給予幫助，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自覺。」[17]（第88頁）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1897)中，列寧重申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第一次系統闡發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的著名論點[17]（第443頁）；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1899)中，明確提出「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能成為工人運動的旗幟」[18]（第155頁）。應該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還在研究「灌輸」問題，例如，他在《青年團的任務》中就論及到「灌輸」的具體方法問題。但是，列寧「灌輸論」的標誌之作是他在1901-1902年所寫的《怎麼辦？》。

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灌輸論」的思想：

(1)工人運動不可能單獨產生科學社會主義。列寧認為，「『自發因素』實質上無非是自覺性的萌芽狀態。甚至原始的騷亂本身就已表現了自覺性在某種程度上的覺醒」。但自發性和自覺性畢竟不同。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意識。「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12]（第28-29頁）。

(2)社會主義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俄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12]（第29頁）

(3)「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裡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12]（第38頁）。自發的工人運動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2]（第40頁）因此，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12]（第36頁）

(4)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要把自發的工人運動變為自覺的革命運動，就必須實現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12]（第76頁）

(5)「對於怎麼辦才能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這個問題」，列寧的回答是，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應當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應當派出自己的隊伍分赴各個方面。」[12]（第76頁）「我們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既以鼓動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12]（第79頁）

在上述5點內容中，第1至3點，主要論述的是灌輸之必要性，回答的是為什麼要灌輸的問題；第4、5點主要論述的是灌輸之方法，回答的是怎樣灌輸的問題；所有內容都論及了灌輸的主客體問題，實際上也回答了對誰灌輸、誰來灌輸的問題。這些思想，決不是單純地解釋考茨基的觀點。固然其中有的考茨基已有論述，但列寧根據新的實際做出了新的闡發，如第2、4點；有的考茨基雖有所論述，但是論述得不夠全面，深究起來還不夠準確，列寧作了新的論述，使之更準確，如第1點所涉及的自發性與自覺性關係問題，考茨基論述了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分別產生的，但是對兩者之間的聯繫強調得不夠，列寧對此作了新的辯證的闡釋；有的是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結合俄國的實際，作出了全新的概括，為「灌輸論」增添了新的內容，如第3、5點。總起來講，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新的實際，把蘊含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文獻中的思想闡發出來，把考茨基等人對「灌輸」的論述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並進行了新的理論創造，形成了科學的、完整的「灌輸論」觀點體系，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

由此可見，前文提及的關於「灌輸論」的首倡者問題的幾種觀點，看似相互矛盾，其實是統一的。實際上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寧對「灌輸論」所作的貢獻。從「灌輸論」的思想源頭來看，無疑可以而且應該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從「灌輸論」的理論化過程來看，其首倡者是考茨基（這種觀點更符合目前科研成果認定和評價的一般標準）；從「灌輔論」在理論上的完善、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及其社會影響的擴大來看，這又要歸功於列寧。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努力，「灌輸論」才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他們在當時這麼做的時候，惟一關心的是如何更有力地推動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將「灌輸論」歸至名下的功利意識。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在此問題上我們不妨來一點「模糊學」：「灌輸論」的首倡者是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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