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紅色特工鄧發遭國民黨特務謀殺始末

　　輝煌非凡的革命經歷鄧發，原名元釗，1906 年3 月7 日出生於廣東省雲浮縣。由於家境貧寒，鄧發只受過初級小學教育，15 歲時就隨哥哥外出廣州、香港等地謀生，先後在旅店、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上當勤雜工。期間，他結識了常常來往於省港兩地的工人領袖蘇兆征。受蘇兆征的影響，鄧發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從此，他就抱定志向，要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

　　1922 年春，中國工人運動開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當年1 月，鄧發參加了香港海員大罷工，經過鍛煉而成為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1925 年6 月19 日，聞名世界的省港大罷工開始，鄧發是這次大罷工的骨幹分子。他被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並任工人糾察隊隊長，為罷工的勝利作出了傑出貢獻。同年10 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1927 年春，鄧發返回廣東。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他的革命經驗日益豐富，臨危不亂的品質為同志們稱道。4 月15 日，廣州的反動派繼蔣介石之後，對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進行了大屠殺，反動軍警到處搜捕鄧發。他命令身邊的同志馬上轉移，自己卻在燒毀文件後，才從窗口逃走。當敵人遇到鄧發時，只見他手上拿著畫筆，正靜靜地為一個小孩畫像，敵人還以為他是位畫家呢！

　　1927 年12 月，鄧發又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任第五區副指揮。起義軍一度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很快失敗。這時，鄧發主動要求率領工人赤衛隊到廣州長堤一帶阻擊敵人，掩護起義部隊撤退，英勇頑強地同數十倍於己的敵人浴血奮戰。12 月13 日下午3 時左右，在勝利完成阻擊任務、赤衛隊只剩下三個人後，鄧發臨危不亂，要求大家分頭隱蔽，分散保存力量。隨後，他跑到廣州四牌樓牌坊巷五號，找到四叔公鄧北水家裡，敵人尾追很急。 他一進屋就吩咐：「現在敵人四處搜查，不要怕，敵人還未看到我進來，只要鎮定就沒事。」他叫堂姑鄧蓮彩給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來，又叫四嬸母叔婆找出幾張舊藥方紙，把痰盂里的髒水倒了一些到鄧蓮彩床邊，蓋上一些爐灰，裝成「病人」嘔吐過的樣子。接著，他自己就躺到鄧蓮彩的床上裝起病來。

　　當這些事情剛剛處理完，反動軍警就搜查到了鄧北水家裡。幾個端著槍的敵人，一進門就凶神惡煞地追問：有沒有共產党進來？如果收藏了共產黨就要立即殺頭。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鄧發十分鎮定，裝成病得很痛苦的樣子。一個敵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當發現床前有一堆「病人」「嘔吐」的臟物，加上看見這個「病人」不像裝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趕快退出了房間。接著，他們說了幾句「不準窩藏共產黨」之類的話，就到別處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動軍隊又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併到處殺人。為了安全起見，鄧發的哥哥把他從牌坊巷5 號轉移到自己的家裡。當時他哥哥在省公安局當廚師，他知道在這個時候要出門是很危險的。鄧發靈機一動，就叫哥哥趕緊回公安局的飯堂，取來一盞印有公安局字樣的大「風燈」掛到門頭上，把大門打開，兄弟二人在門邊站著，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裡搜查的樣子。就這樣，敵人搜查到門前一看掛著「風燈」，以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裡搜查，便跑到別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關頭，鄧發臨危不懼，鎮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又一次機智地脫了險。

　　1928 年2 月，鄧發又奉命回雲浮老家隱蔽。他當時回雲浮，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這時的廣州，反動派到處設崗哨，搜查共產黨人，一抓到就殺害。從廣州回雲浮要乘船沿西江上行，而當時的車站、碼頭是敵人搜查的重點。 為了避過敵人的嚴厲搜查，鄧發利用自己學到的「炭相」技藝，化裝成畫「炭相」的人，帶著「炭相」的工具和自己過去畫的幾幅「炭相」（現有兩幅存雲浮烈士館），帶了一副平光眼鏡，裝成下鄉給人畫「炭相」的樣子，在碼頭避過了敵人的嚴密搜查，順利地回到了老家雲浮縣。

　　1930 年9 月，鄧發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並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這年冬天，鄧發被調往福建任中共閩粵贛邊特委書記兼軍委會書記。

　　1931 年７月，鄧發奉命奔赴中央蘇區並成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擔任紅軍總司令部政治保衛處處長，直接在主席毛澤東的領導下，負責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同年11 月7 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19 日，大會經過選舉，鄧發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在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分為蘇區、白區兩大系統。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特科主管，蘇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肅反委員會主管。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後，統管各蘇區、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

　　國家政治保衛局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白區工作部等工作部門，偵察部部長為李克農，執行部部長為洪水（越南人），白區工作部部長為潘漢年，秘書長為歐陽毅。當年只有25 歲的鄧發，運用多年的白區秘密工作的經驗，以各種有效的手段訓練機要、警衛幹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項項保安措施。在鄧發的努力下，蘇區各省縣和紅軍各軍團、師、團陸續建立起各級政治保衛機關。

　　2001 年6 月24 日，在江西瑞金葉坪，公安部隆重舉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舊址揭幕儀式。時任公安部長的賈春旺在講話中指出，「國家政治保衛局是『人民公安的雛形』。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紅軍各部隊和蘇區各級保衛局的負責人，有許多成為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門的元老。1934 年1 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鄧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 月，鄧發參加長征並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上，鄧發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後，紅軍進行了整編。在長征途中，鄧發既負責指揮所屬部隊行軍打仗，又要嚴防敵人對全軍的破壞和襲擊。長徵結束後，鄧發繼續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後來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 萬元要他的首級……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1937 年7 月，全面抗戰爆發，受中央委派赴蘇聯學習的鄧發兩個月後回國，赴新疆協助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雲工作。同年11 月、12 月，當陳雲被調回延安後，已經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發（化名方林），次年１月被正式任命為中共駐新疆第二任代表，併兼管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和駐在迪化（即烏魯木齊）的由紅軍西路軍左支隊余部整編而成的「新兵營」的工作。

　　當時，中共與盛世才之間的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聯共黨員幫助盛當局開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動要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雙重領導，事實上更多的是聽命於共產國際，而且還要遵守共產國際、蘇聯制定的以不宣傳共產主義、不公開黨員身份和不發展黨的組織為內容的「三不」組織原則等。在如此條條框框的限制下，鄧發要負責完成黨中央所賦予的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物資和人員往來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務，其艱難可想而知。經鄧發向盛世才舉薦，林基路（化名林為梁）、李雲揚（化名李志梁）等一批優秀共產黨員被選派入新疆學院、省立第一中學等學校擔任領導職務或教學工作。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辦學，向學生傳播馬列主義和抗日愛國進步思想，使學校的面貌和師生的精神狀態很快發生了深刻變化，為新疆培養了一批思想進步而又年輕的專業人才，推動了邊疆教育事業的深入發展。

　　早在1938 年2 月，按照陳雲的籌劃，經黨中央批准後，鄧發又充分利用蘇聯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組建了航空隊，旨在為我黨我軍培養一批既能駕駛飛機又會維護修理飛機的航空技術幹部。當時，若按《新疆日報》所刊航空隊的招考啟事中限定的中學畢業生的學歷條件，我黨選派的這43 名同志是難以過關的。為此，鄧發就親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隊的蘇聯總教官尤吉耶夫解釋說：「我們選調來的學航空的這批幹部，都是從小參加紅軍的幹部、共產黨員，沒讀過什麼書，如按規定條件考試，都很難考上，因此，請對他們免於文化考試。至於身體條件，可照常進行，按條件錄取。」在一番耐心說服下，蘇聯總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見狀，也只好點頭答應。此外，鄧發還著手組建了航空隊黨支部，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我國現代化空軍和民航事業建設中的骨幹。

　　1938 年夏，為了進一步發揮「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作用，鄧發將黃火青（化名黃民孚）等優秀黨員派入該會，分別擔任秘書長和內設部門的部長等職，實際上控制了該會。其分會又遍及全疆各地，從而使「反帝會」真正成為全疆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性進步組織。「反帝會」以出版會刊《反帝戰線》和舉辦幹部訓練班等活動，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幹部。面對當時新疆由於連年戰亂而造成的財政混亂、經濟低迷、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嚴峻局勢，束手無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鄧發求援。鄧發經請示黨中央同意後，將從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而路經迪化的毛澤民留下來擔負起了這一艱巨任務。理財工作經驗豐富的毛澤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為省財政廳副廳長、代廳長後，果然不負眾望，經過他整頓財經幹部作風、健全完善財經制度和改革幣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價趨於穩定、生產穩步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使新疆援助全國抗戰的實力大大增強。

　　根據對盛世才的深入觀察和準確判斷，鄧發在與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終採取既鬥爭又團結、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針對盛世才既對中共人士處處設防和監視，又打著「親蘇友共」的幌子的情況，他時常教導同志們：「他不讓我們宣傳馬列主義，我們就用馬列主義精神宣傳『六大政策』，也等於宣傳馬列主義；他不讓我們發展組織，我們就用馬列主義教育群眾，為發展組織做好思想準備。」在他的領導下，新疆黨組織的發展準備工作穩步進行。

　　從1938 年夏季起，盛世才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從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轉而對中共採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特別是他和鄧發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毛澤民向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寫信反映了這些情況。由於抗戰時期新疆成為中共和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繫的最重要渠道，又處於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盛世才對中共的態度具有不尋常的意義。所以，這種情況早已經引起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 年8 月底，赴蘇療傷的周恩來抵達迪化，滯留了大約一周左右。周恩來在新疆逗留期間，除了會見當地黨的工作人員外，主要是處理中共和盛世才的關係問題。他認真聽取了陳潭秋和鄧發的彙報，了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政治動向。然後，他又親自同盛世才進行了四次會談，其中兩次是他們二人單獨進行的。會談中，盛世才向周恩來斷然要求中共立即從新疆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鄧發留在烏魯木齊，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周恩來答應，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將不再是鄧發，鄧在新疆的任期還有四個月，這期間他將不會和盛世才見面，此後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將由其他人進行。周恩來還同意致電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鄧發，周恩來赴蘇後，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同簽發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指出「鑒於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烏魯木齊。指示他務必不要在烏魯木齊滯留」。後來，周恩來說，盛世才對鄧發既恨又怕，恰恰說明他在新疆幹得不錯。

　　1939 年夏，鄧發在乘車去機場接人時，因車禍撞斷了肋骨，需要長期治療調養。根據他的身體狀況以及盛世才的態度，黨中央決定將他調回延安。9 月，鄧發告別新疆，臨行前他還和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化名徐傑）一道研究了有關工作。末了，他懷著對黨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一片赤誠之心，一針見血地告誡陳潭秋說：「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盛世才在1942 年後大變臉，反蘇反共，投靠蔣介石，證明了鄧發的遠見卓識。

　　在新疆期間，鄧發一手撮合成了毛澤東親弟弟毛澤民和朱旦華的婚事。

　　1939 年秋，鄧發回到延安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再次做「紅娘」，撮合成鄧小平、卓琳的婚事。1940 年初，黨中央為加強對職工運動的領導，又調鄧發接替劉少奇而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此後他一直肩負解放區職工運動的領導工作。1945 年4 月，鄧發這位被周恩來稱為「工人隊伍里培養出來的領袖」，當選為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9 月，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

　　1946 年1 月，鄧發回國。值得一提的是，鄧發回國前，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贈送給毛澤東一幅油畫，托他帶到延安面呈毛澤東。為不負所托，鄧發將油畫精心包裹，形影不離。1946年4 月8 日，鄧發等同志在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那幅畢加索的名畫也隨之被毀。

　　國民黨軍統特務的眼中釘

　　在「四八」空難前的20 天，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乘坐的飛機失事，戴笠死後，「軍統」內部對戴笠感情濃厚的特務如喪考妣，痛哭流涕，誓言要給戴老闆報仇。他們想當然地把共產黨當做害死戴笠的仇人。在國民黨特務培訓教材中，把中共的農委、工委一概列入特情秘密機構——中共社會部範圍內。鄧發一到重慶，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掃蕩報》就鼓噪「中共大特務鄧發來渝……」

　　對於戴笠之死，他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怪罪中共，把瘋狂報復的目標選定在中共秘密情報工作的領導人鄧發身上。「四八」空難事件後，經中共多方調查，推斷系人為破壞，但卻苦於沒有證據當年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的顧逸之， 在「四八」空難發生後，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曾向中共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和自己的推論：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但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痕迹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 月8 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就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找到其他可以引爆或炸毀飛機的物證。顧逸之和晉綏公安總局詫異的是，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中轉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本來是一直向北飛行的航線，為什麼飛機拐為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當時從西安北上的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隊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一般來說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技術失誤。在給中共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對於這一因操作和天氣的原因而造成飛機失事的說法，周恩來當時就不認可並提出了質疑。他堅持認為，「四八」空難一定是國民黨的陰謀。周恩來說，這一次開飛機的是美國人，坐飛機的都是共產黨人，並且主要的都是共產黨高級且重要的領導人。這樣不應該也不允許出的重大事故不可思議地發生了。而國民黨一方沒有損失一根毫毛，出事情的一方僅僅就是中共一方和擔任機組飛行任務的美軍飛行員。 這太不公平，也太不合情理。儘管當時中共是按飛行事故處理「四八」事件的，但後來周恩來見到葉挺的兒女時，對他們還是說：一定是國民黨特務人為破壞而造成飛機失事的。這次失事後，為了防止國民黨特務繼續破壞，中共採取了一個相應措施。中共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乘坐國民黨安排的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軍陪同。國民黨答應了這一要求，以後也不得不這樣做了。

　　歷史的疑問終於解開

　　60 年後的今天，大多數當事人作古，但還是有人透露了特務破壞的行徑。事發50 年後，香港媒體報道，一位已經隱居台灣多年、當時參加「四八」空難密謀的軍統特務杜吉堂在臨死之前透露了部分真相。王若飛、博古、鄧發和葉挺將軍的後人，曾著意欲找這位「杜吉堂」，可惜未果。後來台灣又有人透露出有關「四八」空難的背後細節，端倪逐漸顯現——

　　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而安排飛機飛行任務後，馬上電話報告了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策劃。軍統特務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任特工隊隊長的軍統特務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得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錶，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這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特務開始實施他們的計劃。首先，他們讓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擔任這次飛行任務的C-47 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懂得機修業務的特務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 月8 日上午，飛機準時飛離了重慶，途中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著3000 小時飛行實踐的機組人員、美國飛虎隊飛行員並未覺察到異樣，認為飛行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指示是不準的，比實際高度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地影響到了飛行員的判斷。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作用了。飛行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的準確性失去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方向飛去。

　　儘管當時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 多米，而C-47 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卻在6000 米以上，作為資深的飛行員，應該不會迎頭撞上黃河以東的黑茶山。當天，延安軍民已經接到重慶、西安的電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及準備迎接的人們都到了飛機場，準備歡迎代表團和出獄歸來的葉挺將軍。人們甚至聽到了飛機的轟鳴聲。可是飛機沒有降落，又飛遠了，飛到了山西興縣黑茶山，結果撞山爆炸，全機人員無一倖免。

　　這次空難，中共損失了王若飛、葉挺、博古、鄧發等高級領導人，而軍統特務和蔣介石心中暗喜，但都矢口否認這種舉世公憤的流氓行徑與己有關。作為秘密，真相被塵封多年。1946 年4 月19 日， 在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大會的同一天，周恩來在《新華日報》寫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鄧發！你是工人隊伍里培養出來的領袖，最後，你為中國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同時也是為世界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建立了光輝的成績。但是這成就剛剛開始，你竟一去不返！」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真相逐漸解密。「紅色刀劍」鄧發的生前身後之事，越來越受到史學家和黨史愛好者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