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看中國》之歷史篇第五目《西漢》  總第五十七回  河西走廊

第五十七回 河西走廊

在甌越國因無力抵禦閩越的入侵，被迫內遷之後，閩越國很自然的佔據了甌越之地，成為了整個東越之主，並升級為「東越國」。只是當南越國滅亡之後，面臨這樣一個四面包圍（包括海洋）的局面，東越國的滅亡也沒有任何懸念了。公元前111年8月，南越國滅亡後僅僅半年時間，漢帝國便徵發四路大軍，發動了對閩越的戰爭。很顯然，由會稽、南越兩地，海、陸並進，攻擊東越國的沿海據點，是能最快結束戰爭的線路。在漢軍的強大壓力之下，戰爭只持續了四個月時間（還包括準備時間），便以東越國的投降而告終。　　在最終如何處置「東越國」的問題上，帝國並沒有特別的創新。這塊性價比超低的土地的征服，並不能給帝國帶來特別的利益，除了將其國民內遷，以削弱土著居民的實力以外，帝國中央的統治者，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控制這片土地。這種做法，也同樣適用到了南越國的處理上。而這種大規模內遷，並放棄經營（除了設置行政機構以外）的後果就是，一直到唐朝為止，整個東南沿海都基本處於未開發狀態，或者說生產力出現了倒退（生活條件自然也就很艱苦了）。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央之國只有強制把那些犯錯的官員放逐至此，才能保證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行。當然，任何形式的人口遷移，都很難做到一網打盡，尤其是在東南沿海這樣的丘陵地形中。對於帝國來說，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做到完美。重點在於貴族階層，以及最有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的男性居民。所以直到今天為止，我們依然可以在東南沿海的，看到很多古越族所遺留下來的基因。　　征服閩越國，並不是漢武帝所進行的，最後一場擴張戰爭。實力達到頂峰的漢帝國，在擴張這個問題上，實際上在重複秦帝國曾經的路線。既可占可不佔的地方，都會去嘗試佔有。在今天看來，這些擴張行為，通常會被視為是一種有遠見、為子孫後代謀利的行為。不過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卻是會透支國力的。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這樣，能夠掌握資源的統治者和精英階層，總是會有意無意的加速一些事物的發展。只是這種加速，並不應該總是被歸結為「大棋論」一類的戰略布局罷了。　　不管漢帝國最終擴張到了什麼程度，取得了多少勝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匈奴問題的解決，才是一切擴張得以發生的基礎。所有這一切的擴張，都是在對匈奴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做到的。因此我們接下來的視線，又將回到北線，去看看在對百越之地的征服之前，中央之國的北方重心都發生了些什麼。　　當白登之圍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解除後，漢匈之間出現了一段相對和平期。除了雙方以生意人的做法，達成了「以和親換和平」的交易以外，各自內部都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是戰略層面上的原因。就漢帝國來說，那些異姓、同姓諸侯們，此起彼伏的叛亂是一個問題；而經歷長期戰亂後，民眾需要休養生息，國力需要時間恢復是更為嚴峻的問題。至於匈奴人，他們的問題也同樣不會少。儘管在漢帝國眼中，「匈奴」似乎已經完全成為了北方威脅的代名詞，但這個空前的游牧帝國，本身只是一個鬆散的結構。那些因為被征服，而成為匈奴一份子的游牧部落，同樣有可能隨著局勢的變化，對匈奴王庭構成威脅。這使得匈奴單于和他的核心貴族階層，並不能總是把目光鎖定在農耕區這塊肥肉上。　　在評判現代中國的軍力結構時，有句比較經典的總結：海軍是中國人的錢，而陸軍是中國人的命。這句話套用在匈奴身上，可以被改為「漠南是匈奴的錢，漠北是匈奴的命」。將經營的重心放在漠南，匈奴所得到的不僅僅是放牧期更長的草場，還可以經常性的從農耕區獲得額外補給。但問題是，如果匈奴核心部落都放在漠南的話，漠北就很有可能被那些尚未完全臣服的被征服部落乘虛而入了。要是那樣的話，匈奴人所喪失的，就很可能是草原的統治權了。　　賺錢和保命，永遠是一個需要平衡的問題。至於匈奴人到底是側重於經營漠北，還是更著力於南線擴張，就要視情況而定的。總得來說，時間越早，匈奴人越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穩定漠北上。反之，隨著內部結構的穩定，匈奴人也會越來越有力量，發動在南線的大規模戰爭了。只是在怎麼平衡，基於漠北在帝國結構中的核心位置，匈奴人也不可能把核心部落盡數放在漠南的。這一點，從匈奴人對蒙古高原左翼的經營上就可以看出。在這個方向，水草肥美，並最為接近農耕區的科爾泌草原，並沒有成為匈奴左賢王部核心草場，而是被交給了東胡遺族「烏桓人」游牧。　　在帝國內部尚未完全融合的情況下，匈奴人的重點要更加側重漠北是可以理解的。而這也對河套平原的歸屬造成了一定影響。因為在白登之圍之後，匈奴人並沒有要求完全得到河套平原，而是坐視漢帝國將觸角伸到河套平原，恢復了對前套平原東部，也就是趙、秦兩代所劃定的「雲中郡」的統治。也就是說，漢匈雙方並沒有以更有可能達成地緣平衡的「管涔山」為界，而是在前套這樣的平原地區保持接觸。那麼，匈奴人「允許」漢帝國滲透到前套平原，僅僅是因為他們需要時間和精力，去做內部整合嗎？

以漢、匈兩國的實力、地緣結構以及戰術特點來看，匈奴人要想在大同盆地立足，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反過來，漢帝國想在河套平原保有一個突出部，也同樣非常困難。然而雙方在那段和平期中，卻還是在前套平原維持了一條彆扭的，無法確定平衡線的實際控制線。既漢帝國保有了在河套地區的存在，卻又無法佔據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而匈奴也並沒有因為自己所佔據的優勢，一定要將漢帝國壓縮回管涔山以東。　　在博弈當中，一方能前進到什麼程度，並不僅僅取決於自己的決心和實力，對方的實力和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從動機來看，漢帝國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河套平原顯示存在。因為最起碼從面子上來看，漢帝國並不認為自己敗給了匈奴，所謂「和親」只是由於雙方都不想訴諸武力，而採用的一種相互示好的辦法罷了。這樣想的話，其實倒也不算自欺欺人，因為匈奴也的確無法擊敗全力一搏的漢帝國。既然漢帝國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那麼作為一個以秦王朝終結者而自居的新王朝，恢復秦帝國所建立的疆界就很重要了。　　儘管和親之後的漢帝國，實際上是在花錢買平安。但想用錢買斷河套平原，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失去了這片水草豐美之地，不僅意味著匈奴人在漠南沒有了穩定的前進基地，更意味著，那些善於據險以自守的漢軍，可以在陰山分水嶺上，重建趙、秦兩代所打造的長城防線。即使是只得到由大青山——陰山所庇護的「前套平原」，也足以讓漢軍擁有足夠的地理優勢，來打造一條相對完整的防線。也就是說，從匈奴的角度看，放棄整個前套平原，與漢帝國形成有明顯地理分割的地緣平衡線，對自己並沒有好處。相反，在漢帝國強烈希望在河套平原建制行政區時，讓漢帝國「適當」的佔據部分前套平原，對匈奴人來說反而會有更大的利益。　　我們知道，作為北亞歷史上第一個游牧帝國，匈奴暫時並沒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逐水草而據的生活，也讓他們對於土地得失本身，並不象農耕民族那麼敏感。如果一片土地，有著比自己游牧牛羊更高的產出，而又無力阻止自己在豐收的季節前去收穫，那麼匈奴人其實並不介意，這片土地名義上歸屬於誰。換句話說，漢帝國能夠在前套平原，重建一個缺乏地理防禦能力的「雲中郡」。並不是因為匈奴無力控制這一區域，而是匈奴人覺得漢帝國耗費超量的資源所維持的這個突出部，更象是為自己在經營一個可以輕易進去打獵的獵場。　　基於同樣的理由，在漢匈博弈線的最東端——下遼河平原，匈奴人也同樣不認為需要把漢帝國，壓縮直燕山以南。而為了經營這個和雲中郡一樣缺乏地理屏障的「遼東郡」，漢帝國也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在匈奴擁有戰略優勢的年代，這兩個邊郡也是受到匈奴攻擊最多，損失最大的行政區。如果匈奴試圖吸收農耕文化，並依照中原政權結構建立帝國的話，那麼最起碼在一開始，漢帝國是無力保有這兩個突出部的。　　雖然漢帝國在竭盡全力的保有在河套平原和遼河平原的突出部，但在具體的經營上，雲中郡的經營顯然要更為帝國所關注。這並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板塊直接承受著匈奴王庭的壓力，更是因為，它可以成為帝國中心（關中平原），在北部的第一道防線。事實上，基於地理結構，即使漢帝國放棄了經營雲中郡，陝北高原的「上郡」仍然是呈突出部狀態，並被迫在西、北兩線隨巨大壓力。而有了背靠山西高原的，佔據前套平原東部「雲中郡」，二者之間也可互為犄角，對匈奴的動向第一時間作出反應。　　不管漢帝國有多少理由，希望顯示在河套平原的存在，但這種缺乏地理屏障的存在註定是痛苦的。我們甚至無法確知，西漢初期的雲中郡到底在前套平原控制了多大區域。在匈奴的強大壓力下，這條平衡線很有可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變化區域，大致應該在陰山山脈東段的「大青山」至黃河一帶。而對於漢帝國來說，唯一能夠擺脫這種不穩定狀態的辦法，就只有將匈奴人完全驅逐到陰山山脈以北。為了完成這個目標，漢帝國甚至在領地本來就十分局促的「雲中郡」東部，背靠管涔山又分拆出了一個狹長的「定襄郡」。以在帝國的政治體制內，向這個河套平原的突出部，傾斜更多的資源。這一做法和今天我們把南海那幾個彈丸之地，升格為地級的「三沙市」的思路如出一撤。　　當漢帝國忙於運用行政手段，強化對河套平原的經營時，匈奴那邊對河套平原的經營，也同樣是一分為二的。我們在前面也分析過了，除了擁有大興安嶺西麓草原通道的蒙古高原左翼（也就是左賢王部領地），居中的匈奴單于，以及右翼的右賢王，在接近漢地時都需要穿越大漠戈壁。這也使得這二個方向的游牧部落，迫切需要在陰山南北，特別是河套平原擁有根基之地。因此，在漢帝國表面艱難控制一部分前套平原之後，剩餘的部分前套平原，以及後套平原，就需要在匈奴人內部也做一個分配了。以匈奴人的生活習慣而言，並不會有明顯的分割線和據點來標示這種分配。不過大至的分配還是可以確定的，既大部分水網密集的後套地區草場，也就是狼山至陰山（狹義）一線是由右賢王部放牧。而位於陰山山脈中部的「陰山」南北，以現在的包頭為中心，則為匈奴單于庭所直接控制（包頭則為匈奴單于庭所在）。　　現在漢初河套平原的地緣格局，我們已經比較清楚了。組成陰山山脈的「狼山」、「陰山」、「大青山」，分別置於匈奴右賢王、匈奴王庭，以及漢帝國的控制之下。這一點，我們從後來漢帝國在河套地區的建制也可以看出來。當漢帝國終於開始戰略反攻，並收復整個河套地區之後，並沒有按照前套、後套的地理分割建制兩個行政區，而是把匈奴右賢王、單于庭所分別控制的狼山——陰山一線的河套平原，建製為了「朔方」、「五原」兩郡。加上之前從雲中郡被分拆出的「定襄郡」，整個河套平原實際上被建制出了四個同級的行政區。　　明顯處於更高文明級的中央之國，經常會依據地緣結構和形勢變化，對行政區劃做一些調整。不過對於匈奴人來說，這些並不重要。當匈奴帝國掌握戰略主動權時，不僅雲中郡、定襄郡這個突出部，經常為匈奴人的襲擾，甚至雁門、代郡、上郡這些有山地庇護的行政區，匈奴人也同樣視之為自家後院。在匈奴人的內部劃分中，這些最先被秦、趙兩國帶入農耕文明的地緣板塊，都算是匈奴單于的常規「獵場」。而以後套平原為基地的匈奴右賢王部，位置就十分不利了。因為和其他兩大勢力相比，它在漠南的基地是最遠離農耕區的。如果不想只是跟在單于庭後面喝湯，而是擁有自己的常規獵場，那麼將整個鄂爾多斯高原置於匈奴右翼的控制之下，以和隴東高原的農耕區對接，就是匈奴右翼必須完成的戰略目標了。　　看起來，上天似乎對匈奴右翼頗為不公平，當他們從大湖盆地艱難的穿越戈壁大漠到達水草豐美的後套平原之後，還要繼續經營自然條件同樣不太理想的鄂爾多斯高原，才能夠觸及他們夢想中的富庶之地。也就是說，後套平原之於匈奴右賢王部，更象是一個「中繼站」，而非侵入農耕區的前方基地。然而當我們把漢匈博弈的視角，從邊境的戰火移開，上升到更高戰略層面時會發現，最終成為漢匈爭奪主戰場，並在戰略上讓漢帝國壓倒匈奴的，恰恰是匈奴右翼所經營的區域。

附：西漢河套四郡地緣結構圖（公元前126年）

如果說居中的單于王庭，以及匈奴左翼的對手，就是漢帝國的話，那麼匈奴右翼所承擔的任務就要重的多。當然，對於崇尚叢林法則，賞罰分明的匈奴人來說，責任與收益是成比例的。你面對的敵人越多，所在負責的區域越大，意味著可以預期的收益空間也越大。經過之前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經十分清楚，匈奴右翼除了穿越鄂爾多斯高原，侵掠漢地之外，佔據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也同樣是匈奴人強勁的對手。　　以河西走廊被納入中央之國後，成為核心農業區這一點來看，在河西走廊從事牧業的自然條件，也是相當不錯的。而經過我們之前的解讀，大家也應該清楚，所謂「河西走廊」的綠洲帶，並不僅僅是指沿祁連山北麓的那一條狹長的走廊地帶，還應該包括額濟納河下游、古羊河下游所形成的「居延海」、「瀦野澤」兩塊，水草豐美的草場。不過這也很難解釋，早在戰國初期便已經佔據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為什麼能夠長期抵禦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侵襲。甚至在匈奴人開始將蒙古高原帶入帝國時代後，還曾經在與匈奴人的戰爭中佔據上風，以至於在白登之圍中，成功迫使漢軍以「和親」方式妥協的「冒頓單于」，年少時都曾經在大月氏為質。　　事實上，大月氏人能夠長期與匈奴為敵，很大程度是因為和中央之國形成了犄角之勢。儘管這兩個板塊之間，應該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聯盟行為，但客觀上他們都在面對來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壓力。而在與匈奴人的博弈當中，中央之國在戰國後期以及秦帝國時代，與匈奴在河套地區的爭奪，無疑極大了緩解了大月氏人的壓力。可以這麼說，匈奴帝國自統一漠北，開始南侵之時，就在河套地區與中央之國陷入了膠著狀態（先是趙，後是秦）。當匈奴人因為中央之國的存在，而無法穩定經營河套地區時，他們所損失的就不僅僅是襲擾中央之國的前進基地了。河西之地的大月氏人，同樣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除了漢帝國客觀上為大月氏人緩解了北方壓力之外，大月氏人在生產、生活方式上的改變，也是他們能夠長期抵禦匈奴人進攻的重要原因。這種改變指的就是，在大月氏人決心在河西走廊立足之後，他們逐漸變得不那麼象游牧民族了。我們知道，所謂「游牧」生活，最重要的特徵就在於生產、生活都處在「逐水草而居」的不穩定狀態。這固然為游牧民族帶來了超強的機動性以及生存能力，但也很大程度影響了游牧民族的上升空間。因為當你一直處在移動狀態時，是很難有一個穩定的環境，發展更高一級的文明的。而游牧生活對土地產能的低開發力度，也讓游牧民族的人口潛力有限。　　以古典時期的技術而言，農耕無疑是最有效挖掘土地產能的生產方式。只能養活一隻羊的草場，如果能夠開發成耕地的話，很可能產出足夠一家人食用的糧食作物了。然而對於游牧民族來說，這種轉變並不是那麼容易。他們甚至比那些森林中的「漁獵民族」要更難轉變。後者因為本身已經接受了定居生活，並且在生產方式上處於更低的層級，技術上對游牧、農耕兩種生產方式，都更容易接受。這是因為從層級上看，游牧和農耕其實是平級的。即人類從最初完全依賴自然賜予的「漁獵」生活開始轉變時，並不是說經由「游牧」之後，再進入「農耕」文明，而是可以向這兩個方向發展。具體轉變為哪一類，就要看所處的地理環境，更適合做什麼了。　　雖然當一個族群，選擇了游牧生活之後，會比較難向農耕生活轉變（難不代表不會），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們可以選擇一個折中的方案過渡，讓自己有機會升級到更高一級的文明。這種方式就是歐洲人在經營牲畜時，很早就採用的「駐牧」方式。也就是說，在固定牧場放牧甚至圈養牲畜的話，可以為這些曾經的游牧民族帶來「定居」的生活方式，而這一點對於文明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我們在之前的解讀中，也分析過了，儘管歐洲與蒙古高原處於同一緯度區間，但這塊大陸無論在高度、濕度還是溫度上就佔有優勢。其單位土地遠高於蒙古高原的產草量，讓歐洲人更有機會，很早就轉入駐牧階段。相比之下，不要說兩千多年前的匈奴人，即使是現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牧民，在有更好技術條件的幫助下，也很難完全依靠一片草場，提供畜群所需的牧草。　　與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人相比，大月氏人在幸運的多。河西走廊與華北平原一樣的「暖溫帶」溫度條件，季風所帶來的相對充沛的降雨，以及祁連山慷慨的賜予，都讓這片土地之上的綠洲，有著比蒙古高原更好的植物生長條件。這樣一片能夠被農耕文明開發成規模農業區的土地，也同樣有機會，為游牧而來的大月氏人提供駐牧的條件。也就是說，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已經很大程度擺脫了游牧生活。可以在固定草場小範圍放牧的優越條件，使得大月氏人象農耕民族一樣，開始營造固定的城堡、據點，來抵禦外族的入侵了。　　對於游牧民族來說，在曠野中進行野戰是他們所最喜歡的戰爭方式，而這也是缺乏機動性的，農耕民族的短板。不過當農耕民族，開始在自己所適應的區域（能夠得到戰略補給），營造城邑，據城以自守時，優勢便開始轉向這些防禦者了。雙方在博弈當中的這種特點，也使得農、牧民族的博弈分割線——長城，長期以來就是農牧兩種生產方式的地緣分割線。

附：西漢河西走廊地緣結構圖

我們現在還無法得知，大月氏人在經營河西走廊時，有沒有對這些綠洲做一定的農業開發，農業生產又在其中佔據了多大比例。但能夠穩定下來，並營造永久性工事抵禦來自蒙古高原的入侵卻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說，此時的大月氏人，即有著游牧民族的機動性，又有著農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術特點。加上匈奴人在河套地區，始終無法獲得穩定的支點，大月氏人最起碼在進行防禦時，會有很大優勢。這種防禦上的優勢，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轉換為進攻上的優勢。因為以大月氏人的實力和戰術特點來說，想想攻入漠北，成為蒙古高原之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如果大月氏人，想滲透河套地區時，在距離上卻比漠北的匈奴人更有優勢。如果匈奴人在與中央之國爭奪河套地區時，不想被人背後捅刀子的話，通過外交手段與大月氏人暫時維持和平就變得十分有必要了。這應該也是，為什麼匈奴人曾經會送質子給大月氏的直接原因。　　對於兩線作戰的國家來說，在先解決哪一個對手的問題上，並沒有標準答案的。不過通常情況下，你總是要避免兩線作戰。既在一條戰線上用外交手段穩定住對手，集中精力對付另一對手。在取得最終勝利或階段性成果之後，再反過手來解除前者的威脅。在漢帝國與北線匈奴，南線諸越王國的博弈中，這種策略無疑使得漢帝國成為了最終的勝利者。相反，自信心極度爆棚的秦帝國，在外戰上的兩線作戰，無疑加速了帝國的崩潰。　　同樣面臨兩線作戰的匈奴人，也同樣採取了和漢帝國一樣的策略。事實上，看到這一點，並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究竟選擇哪一方作為主攻對象，不光要看自己的情況，也要看對手的變化。通常情況下，因為內部動亂，而消耗掉大量資源的一方，更容易成為對手直接攻擊的對象。很不幸的是，最先讓匈奴取得戰略突破的是漢帝國。白登之圍在戰術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以及漢帝國不得不正視的休養生息問題，讓帝國在面對匈奴之時，只能長期採取戰略防守的態勢。當然，幸運的是，漢帝國的體量足以保證自己核心農業區的完整，讓匈奴人的戰略優勢僅僅維持在農牧分割線一帶。　　從匈奴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應該從來沒有想過入主中原。對於這個游牧帝國來說，能夠在河套地區佔據主導地位，並不斷從農耕區獲得額外補給（和親或劫掠）就足夠心滿意足了。這也使得匈奴人在戰略上，不在面臨兩線作戰的風險，可以集中精力解決大月氏人的問題了。對於匈奴人來說，大月氏人那豐美的草場，以及壟斷東西商道所帶來的豐厚利益，都是他們不斷通過戰爭方式，試圖佔據河西之地的直接動力。當中央之國不在成為匈奴的威脅（甚至直接為匈奴人提供戰略補給），河套之地可以讓匈奴人無限接近大月氏人時，大月氏人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匈奴人對於河西走廊的佔領，並非是通過一場戰爭完成的。經過之前對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我們知道，這個板塊其實是由相互獨立的幾塊綠洲組成的。不過，最遲在公元174，隨著大月氏王在戰爭中為匈奴所殺，大月氏人就應該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向西遷移。而匈奴人對河西走廊的完全佔據，也極大影響了河西走廊兩端的板塊生存狀態。一方面，完全佔據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可以在西、北兩面對漢帝國形成半包圍之勢，極大的增加了漢帝國的壓力；另一方面，大月氏人的西遷，在西域乃至中亞板塊，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對於漢帝國來說，西域和中亞實在太過遙遠了，那裡所發生的一切，暫時並不會與中央之國發生任何關係。然後漢帝國卻明顯可以感覺到，匈奴人在佔據河西之地後，對漢地的大規模侵襲愈演愈烈了，幾乎達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而在此之前，基於和親政策的實施，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災之年，才會集結兵力南侵，希望逼迫漢帝國提供更多額外的物資。　　自白登之圍之後，休養生息，積蓄力量，以期待最終與匈奴的決戰，一直是漢帝國的戰略指導方向。帝國對於北方邊境所傾注的資源，是被動隨著匈奴人的壓力變化而變化的。至於匈奴人在游牧體系內部的整合工作，做到了什麼程度，暫時並不是漢帝國所關心的。與之相比，漢帝國更關心的，是內部那些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權體系，讓帝國的戰車更順暢的運轉起來。只有當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的差不多，國力恢復到高峰期後，了解游牧體系內部的結構，看看有沒有機會通過合縱連橫一類的戰術，更有效的打擊匈奴才會提上議事日程。　　當經由「文景之治」，一切戰略準備工作都已經做到位，漢帝國開始迎來偉大的「漢武帝」時代時，針對游牧體系內部的分析工作，終於受到了帝國中央的關注。而曾經作為匈奴強大對手的「大月氏」，也第一次進入了帝國的視線。由此也拉開了漢帝國對匈奴戰略反擊的序幕。

附：西漢隴右地區地緣結構圖

公元前141年，漢帝國歷史上最為卓越的君王「漢武帝」，成為了這個龐大帝國的領導者。此時的漢帝國，經過一甲子的休養生息，以及內部整合，已經具備的與匈奴決戰的基礎。不出意外的話，一血白登之恥的戰爭，將會在河套地區爆發。然而除了北出河套，與匈奴一決高下的傳統戰略，帝國也在考慮新的戰略方向。在中央中國已經非常成熟的「謀戰」思路中，主動開闢第二戰場，讓對手兩面受敵的方法，無論在戰略還是戰術層面上，都曾經有過非常多的案例。在戰略性層面上，這種第二戰場的開闢，往往是通過外交手段，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在對手側後方尋求可能的盟友來做到的。而在戰國時期，帶著這類任務出訪各國的外交家，則被稱之為「縱橫家」。　　與戰國時期的情況不同，漢帝國如果也想針對潛在的盟友，施展縱橫術的話，他們需要面臨很多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些潛在的盟友們，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華夏諸侯，而是在文化上與匈奴人類似的游牧民族。而對於這些可能的聯合對象，漢帝國所能得到的信息是非常少的。當中國歷史上最為卓越的外交家——張騫，向漢武帝提出，他需要授權前往西域，去尋找匈奴的另一個對手「大月氏」時。他所能掌握的信息僅僅只有兩條：第一：大月氏人在匈奴人心目中，是僅次於漢帝國的第二大對手；第二：此時的大月氏人已經被匈奴擊敗，被迫離開他們世居的河西走廊，前往更為遙遠的西域了。　　此時的西域，在漢帝國政治家的腦海中，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唯一讓他們覺得，華夏文明曾經觸及過這個板塊的事件，可能就是周穆王相會西王母的典故了。不過後面我們很快會分析到，這位集武功與浪漫主義色彩於一身的傳奇天子，其實並沒有跑那麼遠。他西遊所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華夏文明最初的發源地。　　寄希望於從穆天子的傳說中，了解關於西方世界的情況，當然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夠為帝國帶來些信息的，是那些因為各種原因（主要是戰爭），留在漢帝國的「胡人」了。如果按照今天網路上所常見的非黑既白的劃分，這些人可能要被歸類為「胡奸」了。就象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為匈奴服務過的人，也被很多人認為是「漢奸」一樣。後來幫助張騫完成西域之旅，並唯一跟隨他回到漢土的，就是這樣一位「胡人」（堂邑父）。　　如果不是匈奴人把游牧民族帶入了帝國時代，並且開始從河西走廊威脅漢帝國的安危，華夏文明可以說對黃土地帶以西的那片土地毫無興趣。在華夏內部的博弈中，象華北平原這樣面積龐大、土地平整，又黃土覆蓋利於耕種的土地，才是爭奪的焦點。對於他們來說，隴山以西的「隴西高原」，就是世界的盡頭了。再往西去的話，只是上天留給那些戎狄之族容身的蠻荒之地。事實上，要不是在漢以前，建立帝國、王朝的是來自中央之國西部的周、秦兩族，那些生活在中央之國東部的族群，很可能對了解隴山以西的地緣結構都沒有什麼興趣。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央之國最終不會滲透到隴西高原，而是說因為周、秦兩代的經營，特別是興起於隴西高原的「秦人」將隴西高原經營為了「熟地」。後來的漢帝國，可以不再為和邊緣民族，爭奪隴西高原而煩腦了。因為單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隴西高原成為中央之國核心區的時間，並不一定會比東南丘陵地帶更早的。　　不管怎麼說，當漢帝國從秦帝國手中，接過中央之國的領導權之後，隴西高原便已經作為帝國核心遺產的一部分被接收過來了。當西部壓力開始加大時，這個在春秋戰國時代，從來只是作為秦人後院存在，並沒有機會成為博弈焦點的板塊，終於有機會上升成為一線板塊，並決定帝國的命運了。而「隴右」（隴西）這個地緣概念，也隨之向西延伸了。　　「隴右」這個概念，在漢帝國的經營之下擴張到了什麼程度，是我們後面所要解讀的方向。我們現在要了解的，是秦帝國所控制之下的中央之國西部，是一個什麼結構。作為環繞開關中盆地三大高原之一的「隴西高原」來說，它的內部結構其實要比隴東、陝北兩大高原要複雜的多。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地緣核心，你無法認定將政治中心設在哪裡，能夠平衡的將控制力輻射到各個角落。以地緣規律而言，衡量一個地緣板塊內部是否有足夠向心力的重點，在於「水系」的分布。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地緣板塊內部，主要是由一條大河水系所覆蓋的話，那麼在這個水系中、下流的某一個點上設立政治、經濟中心是最常見，也是最自然的選擇。象贛江流域的「南昌」、湘江流域的「長沙」，關中盆地的「西安」等等城市，能夠一直成為所在板塊的政治中心，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相比那些內部由單一水系組成的板塊，在隴西高原尋找一個地緣中心，就比較令人頭疼了。當然，從水系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可以認為隴西高原是處於同一水系所覆蓋，因為所有的河流，無論發源於何處，最終都匯入了黃河。而黃河本身，也從板塊的最西端滑過了。然而問題在於，黃河實在太長了，它在從黃土高原西端穿過之後，圍著河套地區轉了個「幾」字形，又從中切割了黃土高原，並在關中盆地的東端再次轉向東方，流入了華北平原。這種怪異的走法，對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其中對於隴西高原的影響在於，作為隴西高原主要河流之一的「渭河」，並非象其他河流那樣向北注入黃河上遊河段。而是向東穿越「隴山」，貫穿整個關中盆地注入了黃河中遊河段。也就是說，從隴西高原的角度來看，雖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算是黃河流域，但最起碼渭水流域跟其他水系之間，並沒有互通的可能。　　既然黃河在隴西高原，實際上與渭水之間並沒有發生關係，那麼它在串連渭水流域以外的其他單元當中，有沒有起到核心作用呢？情況也並不是那麼樂觀。由於黃河上遊河段，在隴西高原的位置過於邊緣，在漢帝國河西之戰之前，它的存在只是作為帝國西部邊境的一條天然分割線，隔離那些被擠壓至黃河以西地區邊緣民族的屏障。在這種地理結構和政治背景的情況下，一個完整水系幹流，對內所應起到的互聯、互通作用，就體現不出來了。而黃河東岸那些北流入「河」的支流，更象是浙閩丘陵那些「獨流入海」的江河，彼此之間雖然因為相似的地貌特徵、較短的地理距離，可以結構成一個統一的地緣板塊。但誰對誰更有控制力就不好說了，要想在競爭政治中心的博弈中取勝，取決於誰更有機會，影響到黃河以西地區。

既然隴西高原本身沒有足夠的向心力，需要其與從周邊板塊的關係中，來尋找建制線索的話，那麼我們就很有必要，看看圍繞隴西高原的，都有哪些地緣板塊。而當我把視線轉移到帝國的西部，這塊曾經誕生過秦文化的土地上時，就會發現，除了與之隔隴山相望的，同屬黃土高原體系的隴東高原、關中盆地以外，在其他方位所分布的地緣板塊，在中央之國後來成熟的板圖上，也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先為中央之國所熟悉的板塊，是位於隴西高原之南的四川盆地。而事實上，隴西高原其實算不上四川盆地的的鄰居，因為二者之間橫亘著山高林密，幾無天然通道的「秦嶺」。如果不是因為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農業經營已經初具規模，沿「江」而下又可以從戰略上對秦人的最大對手「楚人」，構成致命威脅。相信秦人很難有興趣，在這個方向上有所作為。不過由於穿行秦嶺的道路實在過於艱難，無論是秦人還是之後的諸帝國，在從渭河流域南望時，都會將秦嶺之南，大巴山脈以北，介於關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間的「漢中盆地」，作為戰略上的跳板，必先佔之才會繼續向南滲透（反過來也是一樣的）。而從隴西高原直通四川盆地的道路，如沿嘉陵江而下的「嘉陵道」，在戰略上往往起到的就是輔助作用了。不過不管怎麼說，中央之國能夠成功將漢中、四川兩盆地納入版圖，隴西、關中兩個板塊的共同作用是毋庸質疑的，缺失了任何一環，這種控制力都會被削弱。　　關中、漢中、四川盆地，以及隴西高原四者的地緣關係，在秦征巴蜀的部分我們已經花過很長篇幅分析過了。如果再想在一些細節上深入的話，最好的歷史階段是在三國時期，「六」出祁山的諸葛亮，會很完美的從戰略、戰術角度，為我們展現這幾大板塊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的。現在的話，漢帝國並不需要為這個方向的穩定而煩腦。劉邦獲封「漢王」，並從漢中起兵的背景，讓這個在文化屬性上，明顯帶有江淮楚地基因的帝國，在繼承秦帝國西南板圖的時候，並沒有特別障礙。　　漢帝國和秦帝國治下的隴西高原，所面臨的挑戰其實都是來自西、北兩個方向。在這個方位上，最先跳入到我們腦海中的，當然是「河西走廊」了。以地理結構來看，黃河並不是河西走廊也隴西高原的分割線。無論是秦人，還是漢人，在西渡黃河之後，還是能夠在熟悉的，黃土覆蓋的台地上行走一段時間，直到一條祁連山脈東端所延伸出來的支脈——烏鞘嶺，出現在面前時，方才意味著即將走出黃河流域，進入河西走廊了。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河流的走向上加以識別。既烏鞘嶺實際上是一道分水嶺，嶺東的河流都東南方向匯入了黃河，並最終將部分祁連山上的雪水帶入大海。而相比之下，流入嶺西的雪（雨）水就沒那麼幸運了，它們在滋養了河西走廊之後，最終只能消失在戈壁沙漠中。　　從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黃河與烏鞘嶺都可以作為兩個政治體的分割線。而在秦、漢兩朝，並沒有試圖在河西開拓時，黃河會更有機會成為中央之國與那些邊緣民族的分割線。不過當中央之國準備西顧，並取得突破時。帝國的軍事家們就會選擇在烏鞘嶺一線，構築類似長城的永久性工事，以將整個隴西高原完整的留在帝國板塊內了。最先幫助中央之國，從隴西高原成功滲透過黃河的，是在中央之國的擴張之路上，發揮過非常重要作用的名將「霍去病」。後面我們也會看到，他是如何在烏鞘嶺東西，留下自己的印記的。　　在匈奴人佔據河西走廊之後，漢帝國很顯然在這個方向，承受了巨大壓力。這也直接激發了漢帝國，在河西走廊的後方尋求盟友的想法。然而讓人有些不解的是，在月氏人經營河西走廊時，卻並沒有對漢帝國造成過威脅。以至於直接他們被匈奴人逼迫，遠走西域之後，帝國的統治者才從那些歸順的胡人口中，間接了解到關於月氏人的一些信息。事實上，在秦人統治時期，將隴西高原視為後院的他們，應該肯定是有月氏人發生過交集的。只不過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確定那些被籠統歸為「戎」人的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才是月氏人。很多研究者，也試圖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探究先秦文獻中，到底有沒有記錄過月氏人。比如有人就認為，曾經在隴東高原威脅過秦國後方的「義渠」就是月氏。在被秦國吞併之後，義渠人被迫西遷，並在河西走廊定居。　　月氏人在先秦時期，與秦人的關係到底如何，已經很難考證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自然也可以去故紙堆里翻翻，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新的說法。事實上對於中央之國的其他群體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和記錄這個西部邊陲的部族。畢竟從地緣位置上來看，佔據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至多只能影響到秦人的後院罷了。而當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經營卓有成效，並有可能以一個強大政權的姿態，進入中央之國視線時（之間就算有小規模的衝突，也會被籠統的歸於戎狄的襲擾），來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開始建立游牧帝國，並開始關注到河西走廊這片游牧體系中的世外桃源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月氏人準備渡過黃河，針對漢帝國開闢第二戰場的話，顯然是十分不明智的。畢竟從地緣關係，以及後來的歷史來看，假如中央之國決心向河西走廊擴張的話，可是比漠北而來的游牧民族，要有威脅的多（如果月氏人，真是先秦與秦人博弈過的部落中的一支，應該對這一點更加了解）。　　其實除了選擇不與漢帝國為敵之外，月氏人本來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以捍衛自己在河西走廊的領地，那就是選擇與漢帝國結盟，對抗共同的敵人「匈奴」，同樣的漢帝國也沒有做這樣的努力。這其實也並不難讓人理解，兩個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的文明體剛開始碰撞時，形成互信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這就好像19世紀中葉的清帝國，在面對那些跨海而來的「洋」人時，一開始是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信息的交流，當中央之國的政治家們明白這些「洋」人彼此之間，並非是一個共同體，也存在諸多差異和矛盾時，能夠尋機施展「以夷制夷」手段的外交家，便成為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了。　　假如繼建立大一統王朝的是「胡服騎射」的趙人，熟知游牧民族習性的他們，也許會早一些嘗試在游牧民族體系內施展縱橫之術。不過就漢帝國來說，對越地的了解似乎要更多些，對越地諸王國之間的關係也介入更深。這其中，除了越系部落與華夏文明之間的淵源更深些以外，漢帝國楚地出身的背景，也同樣在潛移默化的發生作用。　　一個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些戰略規劃，多少是會受帝國統治者和他所依附的政治、軍事集團出身地的影響的。不過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這些影響在兩三代之後就會被完全消化掉。如果不想失去整個帝國的統治權，他們坐天下的子孫們，就必須從整個中央之國的視角來規劃帝國的結構以及戰略方向。這其中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帝國對都城的選擇。在帝國草創之初，朱元璋曾經試圖建都於他的家鄉「鳳陽」，以依靠幫助自己起家的江淮人士穩定帝國。然如果一定要把帝國的中心放在江淮的話，虎踞龍盤的「應天」（南京）無疑才是最佳選擇。因此在鳳陽城所營建的「中都」尚未完工就被完全放棄了。當然，從中央之國的全局，以及所受的外部威脅來看，將政治中心放在江淮流域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如果不是後來採取硬突破上位的「燕王」朱棣，將帝都遷到了北京。幾乎可以肯定，「南明」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以及地位，應該有機會等同於「南宋」了。　　就漢帝國的情況來看，一甲子的時間，已經足以讓漢帝國的統治集團，完全擺脫自己出身地地緣背景的影響了。長安城裡的漢武帝將要引領著漢帝國，開始真正了解，那些游牧之地的地緣結構了。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地緣板塊，當然是我們一直在提的「河西走廊」了。從地緣關係上來看，也是隴西板塊在西方所滲透的重點。而中央之國在這個方向上，也成功的將自己的核心農業區，向西北方向延伸出了一個重要的突出部。然而實際上，中央之國在這個方向，所面對的並不僅僅是「河西走廊」。還有一個在中央之國約束邊緣地區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的板塊——河湟谷地，也同樣是中央之國需要通過隴西高原滲透的地區。　　對於以農為本，步步為營擴張的華夏文明來說，開發河湟谷地農業潛力的重要性，並不會比經營河西走廊那些綠洲要低。至於這其中的原因，以及河湟谷地的地緣結構，就是我們後面的分析方向。到時候，很多朋友感興趣的「西王母」，也會揭開她神秘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