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和中國文化：誰閱讀了「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和中國文化：誰閱讀了「二十四史」？The 24 Histories and Chinese Culture: Who Read the 24 Histories?

Talk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Endymion Wilkinson

「二十四史」和中國文化：誰閱讀了「二十四史」？

Endymion Wilkinson

北大歷史系胡鴻譯

1、引言

在演講的開始，我要感謝組織者允許我來講這樣一個熟悉的題目。我確信在座的各位都讀過前四史，有些人可能把二十四史從頭到尾讀了好多遍。我將盡我所能在這樣一個熟悉的領域裡找到一條新的道路。

對二十四史進行學術性的續寫、評論、增補，在其第一部——《史記》寫成約100年後，即已出現。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其中的大多數都集中在前二史（《史記》、《漢書》）或者前三史。到了帝國後期，一些學者關注的焦點從經學轉向史學，加強了對史籍的研究，一些人開始系統地為正史寫史評，或者為正史做補遺。他們全神貫注在文本的解釋和修正，以及它們如何被寫作出來和由誰寫作這樣的問題上。我今天想做的是試著遠離生產層面的研究，以求稍稍給予需求層面多一些重視。也就是說，我將從消費者、讀者的角度去考察正史，並試著提出和回答一些問題，諸如：哪些正史被閱讀了？它們如何被閱讀？對正史的評價在幾個世紀中如何變化？ 出於好奇心我選擇了這樣一個題目。貫穿中國歷史的始終，從漢朝到清朝，很多最好的歷史學大頭一直在批評正史太冗長、缺乏整體規劃、難以閱讀。當然，前四史，尤其是《史記》和《漢書》是例外。此後官修史書繼續被製作著，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累贅冗長。這點解釋起來也很簡單。編寫正史的帝國政府受供給驅動，而帝國後期那些正史的批評家們不是高級官員，更不是決策者。在開始之前，我們最好在如下這些對二十四史（至少是《史記》之後的正史）的基本概括上，達成一致的認識：

——它們是政治史，關於皇帝的行為、他的朝廷和高級官員、以及那些身體力行了既定價值觀並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著作中）。

——一個朝代一般只有一部。主要由官員撰寫。早期的幾部由官員們以私人能力撰寫（其中包括七部父子相繼寫成的）；後來的大部分都由官方任命規模大得多的委員會來完成。作者中只有官員是因為獨有他們能接觸到作為史書之基礎的檔案和史稿。有證據表明，漢代和隋代，私人被禁止參與國史和正史的編纂。

——後期許多史書都以前代自撰的國史文稿為藍本。這些國史則基於對官方檔案特權使用。那些並非承襲前代國史以為藍本的史書，通常是私人所做的對已有史書的重寫，最著名者包括前四史中的三部以及《南史》、《北史》、《新唐書》和《新五代史》。

——正史以紀傳體的形式編排，分成許多部分，絕大多數由傳記或傳記性內容組成。所有24部均有本紀和列傳；22部有關於帝國政府主要禮儀和行政制度的書志；11部有表；2部有世家或載記。

——史書總被看做統治者有用的政治手冊，意在提供一面鏡子，告訴人們現在和將來，什麼必須避免，什麼應該仿效。用梁元帝的話說：「正史既見成敗得失，此經國之所急。」或者唐高祖一個世紀以後所說：「司典序言， 史官記事， 考論得失， 究盡變通， 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多識前古，貽鑒將來。」 （《舊唐書》卷73）

——為前代修史幫助新王朝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並給出對於一個新王朝為什麼和怎麼樣掌握政權的正確認識。因此一個好的王朝不僅僅通過出版官方意識形態（帶官方認可註疏的儒家經典）來建立對現時正確的認識框架，還會通過發行小心編寫的官修正史來建立對過去的正確認識框架。

——這些史書也有意被用來紀念著名的人物（在一定一定程度上，包括女人）。在正史中有傳，是個人的一項極大榮譽。

——始於五世紀，或更早，部分史書即在官學裡用來教育20歲左右的青年。唐代開始，一些史書便是準備殿試策論的指定參考。

有了上述概括，有必要強調的是， 18世紀作為「二十四史」出版的這些史書，並非簡單累積起來的：一個朝代一部史書，全都追隨《史記》以傳記為重點，用紀傳混合的統一形式寫作。這種今天常見的理解，源自於帝國後期的修史實踐。然而通觀二十四史，我們會立即發現它們在創作過程、內容、形式和風格上非常多樣。比如，可以說這些史書的重點是傳記，但頁碼的統計表明，儘管傳記性內容在多部早期史書中佔90%或者更大比例，在宋代之後的5部卻僅占約60%，由於這5部有更多更長的書志。儘管大多數正史都是一朝之史，仍有不低於四分之一（24部中的6部）是數個朝代的歷史。自然，這些史書各自覆蓋的時段差別很大（從《史記》的3000年到《南齊書》的23年）。這種覆蓋的深度可能是它們中一個更有意義的差異——《遼史》平均2.5頁記一年，而《宋史》幾乎是它的十倍（23頁一年）。一般說，史書由勝朝的史家為前朝所做。對於唐代以後的情況，這句話非常正確。但在唐朝及之前修成的15部中，符合者僅有6部。確實，24部中只有13部是緊接的新朝史家為前朝所修。說每部史書覆蓋了中國歷史一個獨立片斷也是不確切的，至少有有4部嚴重地互相重複。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重複和交叉。最後，當然不是每一部都寫得很出色。被認為寫得好的七部都是父子相繼或由個人完成，不是由官方集體修成。一句話，我想說明的是：正史之間顯而易見的差異意味著它們將以不同的方式被閱讀和欣賞。此外，人們偏愛古典時代以及強大和正統的朝代。記述這些朝代的正史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讀者。人對對於史書的不同部分也有不同的評價。例如，我想帝國前期人們更多地閱讀和喜愛列傳中的故事，而不是本紀，儘管嚴肅的歷史學家強調本紀的重要性。當然大多數人也許更願意讀傳，而非書志，但在帝國晚期，至少在清代，傳雖仍像早期一樣受歡迎，嚴肅的學者卻會忠告學生們不要去讀傳，應該集中精力在書志上——這些被認為更加有用，不僅為了考試，也適用於實際的事務。

2、漢—唐：正史的流傳和接受

《史記》和《漢書》是漢代流傳最為艱難的書籍，因為它們寫在竹簡上，並且遠遠長過從前的任何著作。當時所知最長的著作是《春秋左傳》，《史記》的篇幅是它的三倍，《漢書》是4.5倍。《史記》應該寫滿了至少10,000根竹簡，《漢書》至少13,000根（這些竹簡共計達到約350—425捆）。幾乎可以肯定，這兩部書很可能以單篇形式流傳和被閱讀。這點讓人想起後漢十二歲的吳祐的著名故事。「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恢乃止。（《後漢書》卷64，標點本第2099頁）想想在吳祐的時代，《史記》和《漢書》合起來比所有的經書至少長三倍，我們就明白那時搬運這樣的巨著在物理上有多困難。

我們不需要是一個材料決定論者，也可以認為像《春秋》、《史記》這樣的中國史書，其形式受到了書寫媒介的影響。《春秋》的條目很短（最長的一條不過47個字），因為它們寫在單片的竹簡上。同樣地，由於《史記》的各部分甚至各卷寫在單獨的一捆竹簡上，它們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自我完整的。由於他們的自我完整，不可避免地有相當大的內容重複，同時一件事的不同側面會出現於不同的篇章。我們很快將看到，這正是造成閱讀紀傳體正史的主要困難的原因。

不僅有物理上的困難，我們知道《史記》的流傳一直受到限制，開始時它被認為包含有潛在危險的信息，後來又被認為異端且失禮（楊海崢：《漢唐史記研究論稿》，齊魯書社，2003年）。在《史記》寫成後100多年裡，你若想讀到它，只有去訪問皇帝的檔案庫，或者去尋找僅有的一兩份私家收藏抄本，兩條路都不容易。還有一種辦法我已經提過，你可以閱讀單獨的篇章。

在《史記》始流傳200年後，也是它寫完250年後，第一部注釋（延篤（？—167）所做）出現。詳細的注產生又過了100年，這說明到三世紀下半葉，人們已經可以仔細通讀整部《史記》了。到這時《史記》和《漢書》應該都有了寫在紙上的手抄本。

影響史書接受一個極端重要的因素是它們很難閱讀。根據《後漢書》：「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卷84）。班昭卒時馬融才35歲，所以她一定在他很小時教過他。大約50年後，《後漢書》寫道：「（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以《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卷26）荀悅奉行了皇帝的旨意，范曄評《漢紀》曰「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或許獻帝對《漢書》的評論應視作一個十幾歲未成年人的表達（他說這句話時還不滿18歲），但無論如何不只漢獻帝一人發現紀傳體史書難讀，也不只有他更喜歡編年體。許多成年且著名的學者有過同樣的抱怨，這種抱怨隨著正史的增多與日俱增。

「正史」一詞首次出現是在一個書名中，曰《正史削繁》，正是上述困難的表徵。應付這一問題有多種方法，包括摘錄、縮寫或用編年體改寫。《史記》可以閱讀之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第一部對它的摘錄——《史要》即已出現，由「漢桂陽太守衛颯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叢」（《隋書·經籍志·雜史》）。

從早期的圖書目錄尤其是《隋書·經籍志》（下簡稱《隋志》）中，我們看到許多其他的摘錄和縮寫很快為世人所用，例如吳太子太傅張溫（193-230年）所做《三史略》（「三史」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葛洪（約280-340年）的《漢書鈔》。據說，劉昞著《略記》是因為「昞以三史文繁」。（《魏書》卷52，標點本第1160頁）

第二種幫助讀懂前四史的方法是提供完備的註疏。到宋代，帶三家注的《史記》已經是原文篇幅的三倍多。一直到清代，註疏集中於前四史，一定程度上包括《晉書》和其他主要朝代的史書，這反映了讀者的偏好。

《漢書》在皇帝的支持下寫作，最終也在皇帝指導下完成，這確保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前景。漢唐之間的確出現了歷史寫作的繁榮，因為這一時期建立的許多政權都以承繼漢朝來尋求正統性，並為自己的統治寫下官方記錄，也為前朝修正史。私人的歷史撰述也前所未有地繁盛。

三世紀以後，史學地位上升，成為獨立於經學的一門學問，這可以從宮廷圖書目錄的重新分類中看出來，這時四分法日益取代了儒家經典的六分法，而史書是四類中獨立的一類。

對史學研究的另一個促進，是它被列為南朝官辦的「四學」之一。（「四學」或「四館」是儒學、玄學、史學和文學）。「四學」中的三學恰好與囊括所有文字知識的圖書目錄四分法中的三類相同，這並非是一個巧合。

3、南朝梁：「正史」一詞的起源與意義

大家已經熟知，第一次將官方編撰並審核的紀傳體斷代史書稱作「正史」，是在南朝梁代（502-557年），上述教授史學的專門學校建立30多年以後。這當然不是巧合。梁朝的開國皇帝蕭衍著手弘揚儒學，將它引入梁政府控制下的公共領域。在組織和安排現有典籍時，聖人正典被冠以「正經」或「正言」這樣的稱號。這些官方編輯和審定的文本無疑要置於官學之中。歷史學的教科書是官方編寫和審定的史書，稱為「正史」。第一部標題中含有「正史」字樣的書——阮孝緒著《正史削繁》，出現在這個時期。梁元帝很快利用這新的術語也描述官修史書的價值，「正史既見成敗得失，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為先」。（《金樓子》5卷4章，「戒子」條，亦見於《冊府元龜》）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術語漸漸有了更精確的界定。最初正史可以是紀傳體，也可以是編年體。在宋代，正史專指紀傳體史書，但可以是一朝（一個皇帝）或數朝之史，也可以是寫整個朝代的斷代史。宋代以後，它幾乎只能指稱紀傳體官修斷代史。「正史」之「正」字也愈益暗示其記載的朝代被看作正統，雖然至少有五個有正史的朝代在唐以後不被這樣看（三國的吳、魏；北魏、北齊、北周）。

4、唐：正史的編撰

唐太宗時期，編撰國史（本朝之史）的機構——國史館成為定製 (629)。也在這一時期，不到30年的時間，特別任命的委員會為三國至唐間那些沒有合適史書的朝代，編成了6部新的正史。結果，漢唐之間長期分裂的時期被13部紀傳體史書聯結在了一起，這也構成一個正朔傳承的譜系，讓每個主要朝代都能通過不間斷的編年線索從唐代上溯到漢代，再通過《史記》通達黃帝。除了一個例外（7世紀《後漢書》逐漸取代了《東觀漢記》），所有13部史書直到清末都在正史之列，儘管在18世紀最終定型前，二十四史中剩下的部分引入了許多變化。晚唐文集多提及這13史的組合。例如，杜牧在9世紀中期寫道：「年二十, 始讀《尚書》、《 毛詩》、 《左傳》、《 國語》， 十三代史書。」（杜牧：《注〈孫子〉序》）兩部對南北朝七史的縮寫（《南史》和《北史》）出現於7世紀。此外，唐朝的史館還留下了許多國史的文稿和其他資料，這些成為《唐書》和《新唐書》的基礎。因此，到唐代結束時，18世紀「二十四史」的近三分之二，已經寫成或有了底稿。

5、唐：正史的接受

儘管唐代官修史書的編撰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唐代所修的大部分史書後來幾乎沒什麼人閱讀。為什麼會這樣？有以下一些原因：

①唐初，科舉考試中的試策要考察學生的歷史知識。這裡「歷史」主要指漢朝隆興和衰亡的歷史，寫在「三史」中（實際上是前四史）。唐朝建立100年後，有人抱怨學生們寧願全神貫注在文學方面，用詩歌寫作來代替依靠歷史知識的試策。因此，737年，政府決定將「精通一史」進士科的可選項。780年，有人提議在考試中加入有關更近期歷史的問題，沒有被採納。（《通典》卷15《選舉》三、卷17《選舉》五）822年，政府對鼓勵史學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設「三史」為獨立一科。此後，三史科一直保留了兩個半世紀，直到1075年在王安石變法中被廢除。無論如何，史學一直作為進士科考試的一個部分保留到清末（唐代也是如此），但它再也沒有成為獨立的一科，儘管朱熹和顧炎武傾向於後者。我深入到這些細節，是因為科舉考試的課程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人們讀什麼。前四史的選本成為一科的指定書目，當然有助於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四史，雖然只是一科不算主流的考試。不可避免地，記載著直到唐初的歷史剩下9部史書，被人們忽視了。但是為什麼這9部史書在唐代幾乎沒有人讀，還有另外三個原因。

②儘管南北朝8部史書中的5部由唐太宗親自委任編修，人們很快發現他們沒有敘述一個連貫一致的故事。上段提到的那個提議的倡導者趙匡，曾坦率地說：「自（劉）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通典》卷17《選舉》五。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對於大多人來說，大部分正史始終難讀。甚至大學者吳兢也作了齊、陳、周、隋歷史的簡編，因為他感到已有的這幾代的正史「繁雜」。（《舊唐書》卷102）這也是促使李太師（不詳，約590-645年）縮寫南北朝歷史，草擬編年體《南史》、《北史》的主要動因。他的兒子完成了這項工作，並將它們改回紀傳體，這確保了它們有列入正史經典的機會。的確，很快人們就閱讀這兩部書，而不是南北朝的七部獨立史書。宋代藏書家晁公武（約1105-80年）用「刪煩補闕」來概括人們對《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不詳，約618-76）的公論。此舉的結果，他進一步解釋說李的著作「過本史遠」。（《郡齋讀書志》卷2上）

③南北朝七史不為人讀的第三個原因是人們不喜歡分裂的時代。南宋太常博士倪思在1184年曾說：「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宋史》卷156），正表明了這一判斷。順便提及，倪思個人最著名的研究「班馬異同」（《史記》與《漢書》的同異），正是在漢代，而非分裂的時代。我們可以解釋為倪思在表達一個恰當的儒家觀念。應試舉子們應該學習強盛、統一的朝代的歷史，而不是衰弱和分裂的。但實際上，眾所周知，分裂時代常常作為軍事傳奇、小說和戲劇的題材而廣受歡迎。

④南北朝的獨立史書被忽視的第四個原因，是它們在文學方面沒有受到高度評價。在18世紀史學研究的高潮到來之前，幾乎沒有人為它們作過註疏。

從所有這些我們或可總結，王鳴盛說「唐以前惟三史三國」（《十七史商榷》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927-28頁），只是略有誇張。唐代人閱讀的史書是十三史減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加上次要一些的《晉書》和《隋書》，還有《南史》《北史》，一共是八部。顧頡剛有一個很好的概括：「有宋以還，治史者多殫心史漢。」（《二十五史補編·序》，1935年）

這裡值得略為停頓一下，問問為什麼人們如此專心於前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答案是，這三部書在漢朝滅亡後很快被看作權威可信的著作（3世紀末起它們中又加入《三國志》）。從那以後，在兩千年的絕大多數時期，它們一直是被人閱讀最多的史書。這有很多原因：首先，它們講述了古典時代和第一個中央集權統一帝國興盛和衰亡的歷史，並且用一種其他資料無法匹敵的方式和風格。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這些時代的其他史書陸續丟失，「三史」作為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了解漢代的嚮導，其地位進一步鞏固。而漢代又是為後代政權孜孜效仿的典範。因此，「三史」不僅僅被看成歷史課本，更被看成是關於幾個世紀重大政治問題的實踐教程——如何重建並維持一個龐大、統一且強盛的帝國。第三，《史記》、《漢書》（一定程度上包括《後漢書》、《三國志》），中唐以後不僅被當作史學之典範，也被尊為文學的圭臬，這一看法持續到今天。甚至在唐以後，漢代仍然被當作制度上和文學上的楷模，為後來朝代所尊奉。唐代也受到很大尊敬，但它的歷史在《資治通鑒》或《唐鑒》中可以讀到，不只有《唐書》，而且唐代最高的文學成就被認為是詩歌，而不是歷史。

關於唐代正史閱讀，我最後要說的一點是：許多人，包括學者和歷史學家，都發現紀傳體史書難以閱讀。其結果是用編年體改寫正史或者為它們做節錄。如同Denis Twitchett敏銳地發現：「官方史學家白天寫紀傳體，晚上寫編年體（例如：吳兢（670-749年）、韋述（？-757年）和柳芳）。（「The T』ang Historian」, in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73.）

6、宋、元：正史的刻印和接受

從宋代開始，雕版刻印的主體是帶有實用性質的書籍，像醫書，或者有助科考的類書。接下來是文學作品，尤其是個人文集；再其次是儒家經書；最後才是史書。在史書類中，編年體史書又遠比正史受歡迎（《史記》、《漢書》是例外）。

到了宋代，南北朝的幾部斷代正史，還有《隋書》，已經變得非常罕見，損毀嚴重，甚至部分丟失了。因此，司馬光（1019-86年）曾說：「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並《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南北朝七史丟失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它們幾乎都被《南史》、《北史》取代了。如司馬光所說：「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貽劉道原》，《傳家集》卷63）

北宋時期，正史第一次在國子監的監督下雕版印刷。這一事業開始於前三史，接著在正史序列中有條不紊地沿著被閱讀的順序進行下去（因此《南、北史》比南北朝七史早刻了50年）。這是一項耗時83年完成的宏偉事業，一共校訂和印刷了19部史書，雖然在宋初這一經典體系一直稱為十七史。這次印刷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使許多幾乎必然丟失的著作得以保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 1989年； 李更：《宋代館閣校勘研究》，鳳凰出版社， 2006年）

正史的刻印並不能保證人們閱讀它們。如洪邁在正史刻印100年後寫道：「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容齋隨筆》四筆，卷8，「歷代史本末」）南宋有十一史的體系（主要再版的十部加上《舊唐書》），有建陽書坊製作的十史系列，還有南北朝七史（所謂「眉山七史」）。在元代，儘管有一個路級的決定要重刻十七史，僅僅完成了10部（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沒有重刻）（參見尾崎康，1989年）。總而言之，在將近300年的時間裡，大多數正史僅僅刻印了4次，南北朝的七史只刻印了2次。我們不清楚每次的印量有多大，很可能不超過100到200份。其後果是它們仍然罕見且昂貴。我們或可得出這一結論：正史（「三史」是例外）在宋代沒有被廣泛閱讀。

有多種跡象可以旁證這一結論。首先，一直到宋末元初，都沒有十七史的一個連貫一致的目錄（第一個目錄出現於王應麟（1223-96）的《小學紺珠》）。另一個元代的材料給出了一個不同的目錄：《三國志》被當作三本單獨的史書，《南、北史》則沒有被提到（史伯璿：《管窺外篇》卷下，1367年）另一個跡象是《南、北史》雖在唐宋為人閱讀，卻常常不出現於宋代圖書目錄的正史類。它們要麼歸入「雜史」（《崇文總目》，1041年；《郡齋讀書志》，1151年），要麼列入「別史」（《直齋書錄解題》，1249年；《宋史·藝文志》）。只有《遂初堂書目》（1149年）將它們列入「正史」。到明初它們才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目錄的「正史」部分（《文淵閣書目》，1420年）。這說明一個十七史明確系統的觀念，此時或許沒有像明清學者所見的那樣穩固。的確，洪邁在筆記里僅僅是引用，像宋代的書目一樣，並沒有說出他的時代十七史到底包含哪些史書。

7、宋、元：《資治通鑒》和《資治通鑒綱目》

然而遠遠比上述跡象重要的是，宋人讀史的類型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他們鍾愛編年體史書。這一事實大家都很清楚，我只總結一下要點。你們可以對比參看徐蜀的文章《東漢以後編年體的發展與史學史的普及》，發表於《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3期，20-29頁。

北宋時，對於正史冗長、重複、混亂的抱怨變得強烈起來，因為那時歷史學家面對一個艱難的任務：為唐亡宋興之間的分裂時期，做一個連貫一致的敘事。他們還希望這部敘事有一個清晰的道德主題。結果，不久以後，他們就在試驗新的歷史撰述方法。當然，舊的做法，仍在繼續：

1) 傳統的做法是：很快由一個指定的特別委員會著手編修《五代史》，利用從五代繼承來的材料。這一做法失敗了，因為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後，終宋之世，這部史書被摒棄在正史之外。

2) 歐陽修主動重寫了委員會的著作，用了一半的篇幅，加之一個更清晰的立場，這一舉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獲得高度評價，在南宋甚至被善意地與《史記》相比較。的確，他的《五代史記》（後來被稱為《新五代史》）很快成為前四史之後最廣為閱讀的正史之一。這首先是因為其一貫之的風格和清晰的要點，但它是帝國後1000年里，寫得最短的正史這一事實，也起了作用。

3) 第三種做法是重新引入編年體。這一點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做得非常出色，以至於影響了此後直到20世紀中國的歷史寫作。它也使得閱讀正史的人比從前更少了。

關於做這樣一部從403BC到宋代的連續敘事的動機，司馬光多次做過解釋，但每一次總是先指出正史的缺點——「煩冗」或者說它「文繁事廣」。他也指出依據分裂時代的史書，為事件排出一個編年的順序，是多麼困難。1066年，他被恩准開始這項工作的上奏，是對這一觀點最著名的陳述：「（臣）自少以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208)。

後來在給他的最重要助手的信里，他寫道：「士不知古，而亦以諸史卷帙繁重」（《貽劉道原》，《傳家集》卷63）。劉恕（道原）自己也批評過正史，說「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 （劉恕：《資治通鑒外紀·序》）。

甚至從劉知幾（661-721年）開始，對紀傳體的批評幾乎普遍提到它的一個明顯缺陷，即，「同為一事，分在數篇」（《史通·古今正史》）。這不僅讓人難以構建一個完整的圖景，也造成了許多重複。對於記載分裂時代的史書，這一問題更加嚴重：有關同一件事或同一個人的信息，可能分散在許多部分或者在兩部或更多部史書里。編年體也幾乎解決不了這一問題，所以，宋代出現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將《資治通鑒》重編成紀事本末體。另一個辦法是引入正史間的對照，但這在18世紀才第一次付諸實踐（由《明史》的編者們完成）。

除了指責正史難讀、重複、冗長、一事分在數篇外，另一個主要的批評是：從《漢書》起，大多數正史都是斷代史，它們喪失了歷史奔流不息的意境。這一觀點的有力支持者是尖刻的宋代大學者鄭樵（1104-62年），他寫下一個對班固的人身攻擊，用上了不太體面的字眼：「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通志· 總序》）

鄭樵對斷代史喪失了歷史連續性的批評，一遍遍被人們重複著，最著名的是制度史學家馬端臨（1254-1323年），他寫道：「《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1319年）

最後一個批評（由劉知幾在談論「國史」時首先提出）是：史書的編修牽涉進太多的官員。如他所說：「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史通·忤時》），或者，我們可以說：「廚子太多，煮壞了肉湯。」劉知幾對「館修史書」的批評，形成於他在國史館工作的二十年中。一千年以後，萬斯同（1638-1702年）也認為館修史書劣於私人撰寫的史書，但是，毫無懸念的是，像他之前的許多人一樣，當修史的邀請出現，他發現拒絕為官修正史工作是不可能的。眾所周知，他表示抗議的方式是拒絕史館的正史任命，而是在修史工程相繼兩任主持人家裡工作了13年。

8、宋—清：《綱鑒》的縮寫

有人機敏地說過，從宋到明，孔子之後中國最頂級的歷史學家是朱熹，而不是司馬遷。誠然。

司馬光無法在正史中得出清晰的歷史圖景，於是有了《資治通鑒》的寫作。但是兩百萬字的《資治通鑒》本身也不容易讀。很快，為了讓它更易被接受，各種各樣的節略、摘要、續寫和擴寫開始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這也不是一部短篇著作。所以，很快它又被縮寫，並且縮寫不斷地在更新。從宋代到20世紀，《綱鑒》（《通鑒》和《綱目》）以及它的眾多修訂版是大多數讀書人的歷史教科書，而不是正史（除了前四史）。17世紀晚期一個叫沈佳的學者說得很好：「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設復如宋人制科出題兼十七史，不亦難乎？記誦繁多，足為心累，亦目力鮮及。吾人史學，大抵《通鑒綱目》與《文獻通考》兩書足矣。」（沈佳《明儒言行錄·原序》）

18世紀以後，《御批通鑒輯覽》（1768年）也很受歡迎。這部書20世紀初仍在流傳，毛澤東的中學老師曾把此書贈送給他。毛澤東後來成為《資治通鑒》的熱心讀者（據說他通讀了17遍）。順便說，像帝國後期和民國早期的歷史愛好者一樣，毛澤東首先讀的是《資治通鑒》而不是二十四史。因此，在1953年，他要求吳晗和范文瀾一起整理《通鑒》標點版，1956年正式出版。直到1958年，毛澤東才想到指示吳晗開始正史標點的工作（但僅僅是前四史，是歷史學家們建議將標點工程擴大到二十四史，還加上《清史稿》）。

規模縮小一些，但極受歡迎的，是那些為學生寫的，常常用來考場作弊的史書。它們一般是正史和《綱鑒》的摘錄。託名呂祖謙（1137-81年），實際編成於南宋末年的《十七史詳節》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部書一次又一次在中國、朝鮮、日本和越南重寫、修訂和出版。它實際上是十史（《史記》到《五代史》，去掉了南北朝七史）的摘要，不是十七史。另有一部曾先之1297年所做《十八史略》，是一部編年的中國史概要，起於上古終於宋末，打算給鄉試舉子使用（主要根據十七史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劉時舉《續宋編年通鑒》）。16世紀，這部書經由朝鮮傳入日本，在那裡受到高度尊重，比於《史記》和《資治通鑒》。其聲望經過明治維新一直持續到20世紀。明末顧錫嚋編寫（進士，1619年），數年後由陳宏謀增補的《綱鑒正史約》， 兩個半世紀以後，仍然有老老少少在讀。例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從他的日記里我們知道，在1880年代出使英國、法國、俄國期間，他仍保持著晚上經常讀這本書的習慣。歷史學家呂思勉（1884-1957年）也講述過他怎樣在1891年從這本明代教科書開始歷史學習。

有人為學校里的孩子製作這些正史節略的摘要本，如《十七史蒙求》（王令（1032-59年），麻沙本，1169年），或《明心寶鑒》——第一部翻譯為歐洲文字的中文書（16世紀被翻為西班牙語）。這些節本的節本再次被濃縮在日用類書和啟蒙讀本里，比如《三字經》，它就設法將中國歷史濃縮成了若干組押韻的句子。

9、宋—元：來自學校課程的證據

閱讀簡化版的十史（記載上古到五代的歷史）的人，不是只有學者。從學校的課程設置中我們看到，學生也要集中學習簡化版的史書（像唐代一樣）。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約1195年）中給國子監的學生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學習計劃，其中有一個關於歷史學習的詳細閱讀書目。他將史書分為四組，在12年的學習中，（要用四年）每年學習一組史書：（1）《左傳》、《國語》、《史記》、《兩漢書》；（2）《三國志》、《晉書》、《南、北史》；（3）新舊《唐書》，《五代史》；（4）《資治通鑒》。換句話說，他把「三史」和《左傳》、《國語》一起放在了第一年，並提議將整個第四年獻給《資治通鑒》。總體來看，他只選了17部正史中的9部作為課程（並加入了另外兩部，《舊唐書》、《舊五代史》，它們不在十七史之列）。這一提議雖沒有付諸實施，它仍然對後幾個世紀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以元代教師程端禮（1271-1345年）所傳達的形式。不過對於正史，程沒有朱熹那樣的雄心。在他的課程里，他建議20-23歲的學生，已通十三經（不包括《爾雅》）者，應該開始閱讀《資治通鑒》（參考《通鑒綱目》、《世紀》、《漢書》、《唐書》和《范氏唐鑒》）。換句話說，在他的時代，閱讀《通鑒》實際上已經幾乎取代了閱讀正史。大家知道，程氏的極端細緻的課程表——《讀書分年日程》的複本，在國子監的命令下散佈於全國各地，並為許多家塾和書院所接受。

10、科舉考試對正史閱讀的影響

科舉考試，從隋代始行到1904-5年廢止，其主要焦點是儒家經學的知識。曾經一度文學才能，尤其是詩歌寫作，挑戰了經學的地位；但從1370年到1756年，為了利於對經典的道學解釋，詩歌被拋棄了。當然，經書中至少包括了一部主要的歷史課本——《春秋》和三傳。但它的語言很難懂，而傳文又較長，考生們更喜歡容易一些也簡短一些的經書，像《易》或《詩》。從宋到清，時務策一直是殿試的標誌，但它們不是考生和考官們關注的重心。大體上，考生們被考察《春秋》、《左氏》，或者《史記》和《漢書》，而不是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更不是二十四史。（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大多數學生，如果他們讀過正史，一定是讀了上述科舉中要考察的這些（前四史，尤其《史記》和《漢書》）。那時的學生和現在的學生一樣。他們想要一條獲取功名的捷徑。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在史書中辛勤耕耘，而是簡單地背誦從前成功的考生的文章或者另一些考試用的小冊子（摘錄、縮寫，以及各種各樣為你通過考試特殊製作的文本）。從唐代到清代，高級官員、學者，有時甚至皇帝本人，都在控訴這種做法。第一條控訴的記錄早在681年，據主考官報告，大多數參加明經科考試的學生沒有讀過真正的經書，只是照抄過去考試中的答案，而進士科的考生只是在背誦從前的策論。15世紀中期，《明實錄》里的一句話是這種控訴的典型：「生徒…怠，惟記誦程文以備科貢。」（《明英宗實錄》卷17）。大學者、詩人、治水專家謝肇淛對此說過一句令人難忘的箴言：「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五雜俎》，卷13.1，260頁）。顧炎武也作過一個更加廣為引用的評論：「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 」（《日知錄》卷16，「十八房」條）

11、明—清：正史的刻印

既然已經有了對正史如此嚴重的批評，既然編年體的《通鑒》和《綱目》受到高度尊重，令人驚訝的是，宋代以後的政府繼續在製作正史。而且其規模還在擴大，一部《宋史》的篇幅約為《史記》的20倍（不含三家注）。

顧炎武在談16世紀早期什麼書在社會上流傳時，僅僅提到了《資治通鑒》，沒提任何一部正史：「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亭林文集》卷2《鈔書自序》）。

明代，1528-32年，21部正史由「南監」印行（重刻了8塊書版，其他完全繼承自元代）。1547-97年，南監重印了它們，1593-1618年，北監翻刻了二十一史。接下來的300年里，二十一史重印了好多次，儘可能地使用舊的書版。每次的印量並不大（從一百到幾百不等），但是積累下來可供閱讀的正史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除了「三史」。

從皇宮中或其附近藏書的編目或排架目錄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史書需求量最大。15世紀的《文淵閣書目》顯示，《資治通鑒》（15份）和《綱目》（11份）的副本數超過任何一部正史。毫不奇怪，被閱讀最多的正史（從副本數來看）是《史記》（10份）、歐陽修的《五代史》（10份）、《漢書》（8份）、《後漢書》（8份）、《南史》（8份）、《三國志》（7份）、《北史》（7份）。明代晚期的書目《內板經書紀略》也很說明問題。在列出的200種書籍中，沒有一部正史，但是除了一般的經書、許多初級語言啟蒙書和制度概論（政書）外，還有相當數量受歡迎的歷史著作，諸如《綱目》（40本）、《統鑒直解》（25本）和《歷代統鑒纂要》（60本）。大體相同的景象，也出現於陶湘和他的現代編輯所收集的一批清宮書目里。（參見劉若愚（約1584-1642年）：《明宮史》卷3，收入《二十四史訂補》卷15，824-25頁；《書目叢刊1》，陶湘編，竇水勇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53-62頁；）

十七史作為一個系列首次刻印於17世紀中期，由毛氏汲古閣完成。為什麼毛晉（1598-1659年）在這麼晚還刻十七史？畢竟，我在上面已經提到，100年以前，南監已經印刷了二十一史。毛晉自己給出了答案。在他所刻書書目的跋（寫於他去世前不久）中，他說曾三次夢見有楹柱分懸兩牌，各有『十三經』、『十七史』字樣。1628年毛晉元旦拜母，母親把這些夢釋為「不過教子讀盡經史耳」。因此他決定校勘這些古籍，並每年刻一部經書和一部史書。13年以後，1640年，十三經完成，又過了4年，17史刻畢。這意味著它們完成於1644年（順治元年）。由於戰亂，這些書版不得不藏起來，而且它們中20%-30%被損壞。毛晉說，十七史比十三經花費高出好多倍。我們可以推測，高昂的成本不容許他繼續刻完21部正史。畢竟，《宋史》、《遼史》、《金史》和《元史》的篇幅又超過了前17史的一半。而且我們知道另一個原因是他發現為這四部史書再尋找校勘者很困難。儘管毛晉沒有說，後來的學者也沒有這樣評論，或許我們可以斷定：刻書的成本加上動蕩的時局，是毛晉只刻十七史而不是二十一史的部分原因。無論如何，《十七史》一共22,000頁，相當於毛晉所刻600種書籍的22%。《十三經》和《五經》加上它們的註疏相當於他刻書總量的17%。(毛晉：《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收入毛晉：《 汲古閣書跋》，1656年，《 書目叢刊 1》, 陶湘編, 竇水勇校點, 遼寧敎育出版社, 2000年, 22頁)。

汲古閣本十七史之後，最有影響的版本是武英殿刊刻的「二十二史」，二十一史再加上《明史》（1739年完成）。後來加入《舊唐書》（1774年）和修復過的《舊五代史》（1784年），成為「二十四史」。後兩部的加入，主要出於學術的而非政治的目的。

12、清：史書的價格

儘管史書在17世紀及以後變得更容易利用，它們仍然很昂貴，尤其對於清貧的年輕學者，如章學誠。1763年，25歲的章氏來到北京的國子監，發現自己買不起全套二十一史，因為它們太貴了。他唯一的辦法是在接下來的三年多里，一部一部地買不同版本的史書。誠然，章學誠那時太貧困了，他的同時代人也是好友汪輝祖（1731-1807年）也一樣，汪氏在晚年辛勤編寫了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的索引。他直到1771年才買得起他的第一部正史，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一個多世紀以後情況仍然沒什麼改觀，儘管石印技術已經引進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個外國觀察者曾形象地描述：「正史不僅部頭大得像圖書館，價格也高得誇張。在某一個地區（或縣）有一件人盡皆知的事情，那裡有一套這種史書，屬於一個有錢人家，想借這套書比借他們家祖墳地還難。」（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Revell, 1894, page 99）史密斯寫的是山東的一個縣，他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了20年。毫無疑問，由於中國北方紙張的稀缺，像《二十四史》這樣的書，甚至《康熙字典》（史密斯也提到它很罕見）都比中國南方稀有得多。然而，1909年，在成都，一套《二十四史》在一個商業出版社手中賣到了30 角，成為整個書市上最貴的東西。（《成都通覽，1909》）到了1926年（依然如故），中國最大膽創新的歷史學家——顧頡剛來自蘇州，他在自傳里寫到20世紀20年代，他作為一個年輕人，買不起《二十四史》是多麼沮喪。

13、清：正史的接受

從明晚期開始，史學逐漸替代經學成為學者研究的框架。一小批學者將元代及之前的史書看作了政治和制度經驗的智慧寶庫，也當成考訂、校勘的對象。顧炎武（1613-82年）一定仔細通讀了二十一史（《日知錄》卷26），但他沒有描述他的讀法。可是我們知道與他同時代的黃宗羲（1610-95年）的讀法：「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補歷代史表原序》）。1666-67年，他的兒子黃百家（生於1643年），追隨父親的足跡，與他年青的朋友萬斯同（1638-1702年）一起讀完了正史。大約同時代的人中，今天可知讀完了正史絕大部分的，還有杭世駿（1696-1773年）、牛連震（1706-1758年）和盧文弨（1717-1796年）。所有這三位都留下了關於史書不同讀法的學術筆記，作為他們辛勤讀書的一個成果。正史的校勘和文本修正在下一代學者那裡前進了一大步，其中最突出的三位學者，王鳴盛、錢大昕和趙翼，各自對絕大部分正史做了批判性的研究。三人中惟有趙翼通讀了24史。錢大昕停在了《元史》，王鳴盛評點了直到宋代的19部正史。其他清朝後期的歷史學家試圖追隨這三位浙西先生,但都沒能達到同樣的水平，比如洪頤煊（1765-1837年）。

有規則地全文點讀正史的進一步證據，來自現存的古刻本。例如我們知道17世紀《晉書》在日本廣泛為人閱讀。京都大學文學院保存的《晉書》善本（來自第一版南監本二十一史）上帶有日期的閱讀筆記，延續了五年以上（1625-30年）。既然《晉書》是二十四史總篇幅的4%，以這個速度讀完全套需要125年。當然，一切取決於多少時間花在讀史上以及讀得有多仔細。內閣文庫本《二十二史》顯示，主人僅用12年時間即已通讀，還始終堅持了標點和做筆記，尤其在那些影響朝代興盛或衰亡的因素上，更對前四史給以特殊的關注。（尾崎康，1989年，590頁）與之相比，一批清初的學者聲稱僅用兩年讀完二十二史，不過是夜以繼日地讀。

清代史學家的反應是對後期的正史給予尖銳的批評。例如，顧祖禹（1631-92年）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的《凡例》中寫道：「前代之史易讀，近代之史難讀……十七史以後，宋元二史最為蕪繆。」

章學誠（1738-1801年）和邵晉涵（1743-96年）對後期正史的批評廣為人知。這一對好朋友同意「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章學誠：《答客文》，上，1790年）邵認為《宋史》是冗長複雜得毫無理由的無法容忍的典型，因此下決心自己修一部《宋史》。章學誠當然也對比過後期正史和前四史，他認為前四史的每一部都是由這樣的個人撰寫，他們「能夠發現史料的真正意義並能以恰當的剪裁和編排表達出來。」（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ges 217-8）

但是，很難把乾嘉學者看做清代人如何有選擇地讀正史的典型。早期正史的選本不僅被當作歷史，也被當作文學作品閱讀。如17世紀的學者馮班（1614-71年）所說：「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會讀史。」（《鈍吟雜錄》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江藩（1761-1831年）稱錢大昕常道：「嘗謂自惠（棟）、戴（震）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3，廣州，1818年）

學校的課程也提供了一個現實的驗證，看看在清代，史書是如何教給學生閱讀的。

14、清：來自學校課程的證據

清代人的閱讀習慣，像宋元一樣，在多種材料中有所反映，包括詳細的學校課程表（寺田隆信, 「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 (東北大學) 82: 1-17, 1994）。其中很有影響的一個課程表由清初儒學家陸世儀（1611-72年）提出，與他做的許多事情一樣，他是為製作中國歷史指南制定計劃的第一人。這是一個他從未完成的計劃。在他的學校課程安排上，陸世儀緊密地追隨了程端禮，但將日程表延長到了35歲。結果是，他包含了一個長得多的書單，包括二十一史，本朝的實錄、制度和律例，還有許多其他內容。不過，如果你看到他在同一章後面部分所做的解釋會發現，這一要求被相當大地修正了，很明顯他強調了《綱目》，而不是正史：「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為主，參之以《資治通鑒》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鑒》、《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思辨錄輯要》4）

另一個很不同的人——鄂爾泰（1680-1745年），他在十八世紀早期長期是雲南的地方長官，也是一位北京的高級官員，他曾在一篇碑文中表達對雲南新建的書院所提讀書計劃的看法：「讀書之法經為主，史副之……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鄂爾泰：《征滇士入書院教》，《雲南通志》，1736， 卷29, 藝文 10）

一個世紀後，1842年10月22日，曾國藩（1811-72年）在京城給他四個小弟弟寫了一封信，其中他談到要採用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並敘述了他最近在讀什麼。很有代表性，他讀的是《後漢書》：「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沉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致諸弟》，《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京寓）

我們不知道曾氏的弟弟們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兄長的做法，但我們知道他的長子，沒有這樣做。上文已經提到，他在晚上讀的，和許多人一樣，是流行的編年體中國史的節略本，而不是正史。

19世紀學生如何學習歷史的更詳細的跡象，反映在張之洞（1837-1909年）給尊經書院的學生們的一系列指示中。張氏於1870年在成都創建尊經書院，那裡一共有100名學生，都是從四川30,000名生員中選拔而來。有些是秀才，有些是貢生，許多人後來走上燦爛的人生路。張氏建議他們讀前四史，特別是前兩部。另外，還要讀七到八種基本的史評著作和參考書，即：劉知幾：《史通》；萬斯同：《歷代世表》；沈炳震（1679-1738年）：《廿一史四譜》（紀元譜、封爵譜、宰職譜、謚法譜）；李兆洛：《紀元編》及《歷代地理近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張還推薦閱讀《資治通鑒》和《通鑒紀事本末》以及它們在明、清的續編，還有《三通》，受到強烈推薦的《文獻通考》，應從其簡編本《文獻通考詳解》讀起。接下來，張建議專攻某一個歷史時期，並且引證了許多範例，比如清前期的馬驌，他專寫作有關上古的問題，因而以「馬三代」著名於世。

張氏繼續說讀史書志是精華部分。他說道只讀傳是沒有意義的（無疑這仍是一個盛行的做法）。他最後強調了史書中年表的重要性，掌握事實後再做道德評判的重要性，並強調必須避免明代學者的壞習慣，他們把精力集中於史書的文法文筆上。

因而，像17世紀的陸世儀和18世紀的鄂爾泰一樣，張之洞也在提議有選擇地閱讀正史，集中精力於前二或前四史，以及之後正史的精選部分。（張之洞：《輶軒語》，序言繫於1875年）

到了明清，正史的經典系統已經變得過於龐大。宋代，記載著直到960年的中國歷史的17部正史其篇幅已經是十三經的37倍（以字數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正史加入，這種失衡只能越來越嚴重。僅《宋史》一部就是十三經長的19倍。到了19世紀，全套《二十四史》至少是《十三經註疏》長度的10倍。

15、結論

整套的正史在某一個時期很少被全部閱讀，直到17、18世紀少數學者開始這樣做。取而代之的是，每個時期全套中一些有選擇的部分總是有人閱讀，或者完整地讀，或者讀縮寫本。

3世紀以來，《史記》和《漢書》被人讀得很多，這一慣例一直持續到現在（4世紀《三國志》加入其中）。用文學作品的風格提供獨一無二的史料，這點上沒有任何一部後來的史書能與它們相比。反之，後期的正史趨向於被用作編寫更易閱讀的其他形式歷史著作的權威資料。史書也被當作供請教的參考資料，查證一個人物或事件是否被記載和怎樣被記載。「正史不載」、「正史不書」、「不見於正史」或者「正史備書」、「正史備載之」這樣的說法在明清筆記里很常見。

全套的正史從來少有人讀，是因為前四史之後，大多數史書篇幅都太長，文筆都欠佳，而且他們包含的信息過於分散。此外，到了宋代，對中國歷史的敘述已經太長，長到無法包容於老正史的陳舊形式之中，所以新型的史書發展起來——學術性的編年體（《資治通鑒》），道學式的編年體（《資治通鑒綱目》），紀事本末體，年譜、貫通多朝的制度史（「三通」）,地方志，一統志，等等。宋代以後，這些成為被閱讀的資料，因為比之正史中能找到的，它們提供了更新、更專、並且更全面的知識。

17-18世紀，歷史學的地位上升，從前應用於經書的考據學方法，此時也被應用於正史。

20世紀早期，經學完全衰落了，但是史學的勝利並非是正史的勝利，也不是考史之學的勝利。考史之學在19世紀和20世紀以一種衰弱無力的形式延續著，卻受到來自新史學日益強烈的衝擊。新史學的提倡者排斥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梁啟超，《新史學》，1902年），並轉向人民的歷史，以及建立在新公布或發現的材料基礎上的歷史，這些材料有明清檔案、敦煌文書、甲骨和一般的考古資料。

近些年，專業歷史學家們已經在持續不斷地開發從前的二十四史，因為它們中含有豐富的資料。

在一般人的頭腦中，二十四史已經成為一種象徵（就像十七史在明代和清代早期），像一個巨大的無人問津的地下寶藏。顧頡剛在1935年用一種反語的口氣概括了這種情結：「『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嘗作之自豪語也。問以史何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二十五史補編·序》，1935年）。七十多年之後，《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說了同樣的話，不過沒有反語的意味：「『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反映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辛亥革命的中國歷史進程，構成關於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最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近 4000 年連貫歷史記載的國家和民族。」（《人民日報》，2006年04月06日，11版）

我已經試著說明了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和另外的一兩部）很少被人們閱讀。或者，換句話說，被閱讀的史書主要是私人撰寫的，而非集體官修的。修史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儀式性的——新政權希望掌控將來人們對自己的看法，也想控制人們對過去的閱讀，尤其是本政權如何上台的問題上。通過壟斷檔案和其他一些為他們的行為寫作權威記錄所必需的材料，歷代王朝能夠達到這一目標。因而後期的正史難以閱讀，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讀的話，一點也不奇怪——它們由一群祿蟲組成的委員會寫成，他們的作品受到供給的驅策，而不以需求為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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