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逃脫窮國「宿命」？

場景一：上海外灘曼哈頓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廳吃早餐，忽聞隔桌諸人高談闊論，爭辯起「中產階級」話題來。我心中竊喜。良頃，趁他們埋頭用餐，我轉過身去，問其中一人：「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

此人從盤子中抬起臉來，滿腹狐疑地望著我。

我急忙自報家門。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們都是來自浙江的鄉鎮企業家，來上海參加一個訂貨會。」

「飯後，我能不能到您房間坐坐，聊聊你們剛才談論的中產階級話題？」

他又換上了警惕的眼神：「我們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

事後，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記者身份。）

儘管採訪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國，熱衷於談論中產階級話題的人，並不限於大城市的學術界、傳媒圈或白領階層。

如今，在中國的搜索網站百度上，你搜索「中產階級」這個詞，你能搜出158萬個網頁來；走在中國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會看到針對「中產階級」的房地產廣告。那麼，中國到底有多少「中產者」呢？

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辦公樓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對我說，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佔總就業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產階層可以達到總就業人口的40%；

中國政府官員似乎更為樂觀。早在2001年，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員就對記者說，他預測，未來5年內，中國將有2億人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同一年，原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也在新加坡預測，未來10年中，中國具有中等收入的群體將達4億之多；

某些西方商業機構也加入了這種預測「大合唱」。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預測，到2010年，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總數將達到1億戶；美國美林公司預測，未來十年內，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3.5億人；

最新加入這個「合唱團」的是美國諮詢公司麥肯錫。該公司最近預測說，中國中產階級將經歷兩波發展潮：第一波是下層中產階級的壯大，到2011年，下層中產階級人數將增至2.9億人，並在2015年增至峰頂；第二波是上層中產階級的擴張，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層中產階級的成員，到2025年，上層中產階級陣容將高達5.2億人，超過那時中國城市人口的一半……

（場景二：北京，一個典型的「中產」小區。

作家王剛為我沏上一杯茶。

聽到我找他要談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產」生活，王剛一愣：「什麼叫『中產』？」

他給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還是十多年前。當時，文學評論家李陀曾對我說，劉索拉有可能成為中國第一批中產階級，如果你繼續努力，也有可能像劉索拉一樣，成為中產階級。我當時聽了很新鮮，想問劉索拉，中產階級將會怎麼生活，但最後沒敢問。」

劉索拉，女，當時尚在中國中央音樂學院上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現代派小說《你別無選擇》在中國紅火過一陣。

「那時，中產階級在中國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剛呷了一口茶，「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個親戚，那麼窮酸，來中國還捨不得住酒店，跑到我們家住，但也敢自稱中產階級。」）

在中國，同樣是中產階級話題，不同的人談論的，卻並不是同一件東西：不僅人們對中國是否存在著一個中產階級莫衷一是，而且對如何劃定中產階級也在使用著不同的標準。

引起爭議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劃分中產階級的收入標準了，因為收入標準的高低直接關係到這個階層規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提出了一個標準：「6萬元至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的標準。」 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2005年的5.04%擴大到45%。

很多中國人對此標準不以為然。一個署名「山鬼」的網友在網上嘲弄說：「昨天我們還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門，腦門上就叭的貼上『中產階級』標籤了。」

但麥肯錫公司的標準更低。麥肯錫「2006年中國新消費者特別報告」把年收入在25000元（約合3100美元）至4萬元人民幣之間的中國家庭定義為下層中產階級，把年收入在4萬元至1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家庭界定為上層中產階級家庭。該報告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年收入10萬元人民幣的家庭和美國年收入4萬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當。

（場景三：重慶希爾頓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鄉鎮企業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間，探討中產階級話題；在重慶，卻有一批人主動來到我的酒店房間，討論同一話題。這批人包括都市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公司白領職員、大學管理人員和新聞從業人員。

「從事色情行業的小姐收入的確很高，但她們肯定不屬於中產階級。」重慶天域園林藝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靈靈笑著說。

她用一種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能夠僅僅用收入來界定「中產階級」嗎？

「我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是社會的調節器，它能調節一個國家前進道路上紛繁複雜的社會矛盾。真正的中產階級，應該是富、貴、雅三個標準的一個平衡。」重慶團隊培訓公司總經理王又勇如是說。）

也許王又勇的「富、貴、雅」三標準過於抽象，而專門研究中產階級的學者周曉虹則給出了更為具體、嚴謹的三標準：收入、職業和教育。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在接受我採訪時，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三項標準：（1）經濟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2）職業為事業單位管理或技術專業人員、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3）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

周曉虹領導的課題組根據這三項標準，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武漢五大城市的3038戶家庭進行了調查，得出了五大城市中產階級占人口11.9%的結論。

學者張宛麗則提出了更為細密的標準。張宛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在接受我採訪時，她特意強調說，她在自己的學術文章中不用「中產階級」這個詞，而用「中間階層」這個詞。

「人們通常認為，只要有車有房，就屬於中產了，」張宛麗笑著說，「其實，這是對中間階層的一種簡單化的理解和誤讀。」

張宛麗提出了研究「中間階層」的七項指標：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職業的工作、勞動方式：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3、職業權力：對其授權管轄的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調度、支配、控制權，對其上司及其業務安排，有一定的建議權、發言權；4、收入及財富水平；5、就業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國民教育學歷水平、具有專業技術培訓資歷及掌握相應的職業專業技能；6、消費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費；7、對社會公共事務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場景四：還是重慶希爾頓酒店。

李瀟瀟最後一個走進我的房間，她自報家門：「我不是中產。」 但張靈靈補充說：「她是中產的後代。」

整個一個晚上的討論過程中，20歲左右的李瀟瀟一言未發。待眾人慾起身告辭時，我忽然想到她：「你能不能也說幾句？」

李瀟瀟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們討論這標準、那標準的，有什麼意義嘛？為什麼要在人群中劃分階級呢？」

我們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是啊，中國走出那個「親不親，階級分」的時代，已經30年了，難怪文革結束後出生的李瀟瀟、張瀟瀟們聽到這個詞，感到這麼刺耳。）

不過，張宛麗認為，今天劃分「階層」（她堅持不用「階級」這個詞），與30年前劃分「階級」，目的、功用和標準完全不同；今天在中國研究「中間階層」，意義更是特別重大。

「中間階層之所以在西方有關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研究中引起特別的關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也成為熱門話題，就是因為，這個階層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 同樣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社科院大樓內，張宛麗對我說。

在張宛麗看來，中間階層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它對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出現的貧富分化具有一種緩衝的作用。在現階段的中國來說，這種功能尤顯重要：「在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會分層結構中，中間階層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於中間狀態，其一旦獲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會認同，便有可能發揮該階層的『中間價值』──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以緩解上、下兩層的矛盾衝突。」

回到英國後，我又採訪了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偉博士。他認為，中產階級不僅具有緩衝貧富分化的社會功能，而且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但內需不足的中國，這種功能尤為珍貴。

張偉說，中國當前出現的為了投資而進行的投資，是很危險的，而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的海外傾銷，也會引起國際反彈，都不是可持續性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只有培育強大的中產階級，才能擺脫這種惡性發展的怪圈，才能真正擴大內需。

張偉指出，凡是中產階級弱小、窮人眾多的國家，如拉美、非洲，不僅社會不穩定，經濟也不穩定。

但麥肯錫「2006年中國新消費者特別報告」認為，中國能夠逃脫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宿命」 ──

「迅速的經濟增長將繼續把一度貧窮但相對平等的中國社會改造成為具有不同收入階層的社會。這一演變過程已經在不斷加劇貧富分化，解決由此造成的社會和經濟緊張關係已成為中國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們的預測表明，中國將避免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的『啞鈴經濟』：龐大的窮人階層、人數不多的富豪階層和人數同樣稀少的中產階層。甚至就在極貧與極富之間的絕對差距繼續擴大之際，中國城市所有階層的收入仍將全線上升。」

這種預測究竟是麥肯錫公司的一廂情願呢，還是最終會變為中國的現實？

我們……我們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