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太陽下的蠟燭郭沫若

前記

二十多年前，1994至1996年，我在《收穫》雜誌以三年時間開設「滄桑看雲」專欄，寫了一批文化人的隨感，如瞿秋白、馮雪峰、梁思成、聶紺弩、老舍、田漢、姚文元等，文章均在一萬多字。我寫的第一位人物，是郭沫若，用了《太陽下的蠟燭》為題。1999年，陳駿濤老師為長江文藝出版社策劃一套「跨世紀叢書」，約我編一本隨筆自選集，我以這個題目作為書名。歲月匆匆，歷史卻永遠與我們同行。前輩文人的各種體驗，各種故事，不會成為過去，他們的身影，不時還在我們面前閃動，令人沉思。

他們成為歷史，我們背負歷史前行。

我將陸續挑選若干人物隨感，略加壓縮，供六根讀者朋友一閱。

李輝，2016年3月3日，北京

蠟燭在陽光之下

太陽下的蠟燭。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想到把這兩樣互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

太陽，蠟燭，它們都是發光體，以它們各自的表現方式，在不同場合發出光明。與陽光相比，蠟燭的光亮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在屬於它自己的時刻和場合，它是可貴的。它與燃燒用光證明自己的存在，體現它的生命——如果可以這樣比喻的話。

然而，蠟燭一旦燃燒於強烈的陽光之下，它的一切意義頓時蕩然無存。它燃燒著，卻沒有自己的光亮，即使有星星點點的閃爍，也都消融於陽光之中。它的身軀，就這樣在燃燒中和陽光照耀下發軟，溶化。在這種意義上說，陽光下的蠟燭，已不屬於它自己。

第一次產生這個聯想，是在寫完關於周揚的一篇文章後。在那篇文章中，我說過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他本身就是以個巨大的存在。在他的光芒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隨他思考而思考，隨他呼吸而呼吸。

後來我想到了太陽下的蠟燭。我願意用它們做比喻，形象地概括周揚這樣一種類型的文人。不僅僅周揚一個人，也不僅僅文人，許許多多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人物，不管它們過去在各自的領域裡多麼傑出，一時間他們都仰望著毛澤東。在他們的心目中，他的確是一顆光輝耀眼的太陽，而且情願自己如蠟燭一般消融於他的陽光之中。

太陽下的蠟燭。

我不知道我的比喻我的概括是否準確。不過，我相信，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歷史現象。它將久久地為人們所矚目，為人們所評說。不管從哪一角度，不管採用什麼方式。

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三人合集《三葉集》

於是，在風卷著大雪大雪映照著陽光的冬日，我順著這樣的思路，離開周揚往前走去。一次偶然的聊天，讓我在歷史紛亂的人群中，看到了郭沫若閃動的身影。

離開復旦大學已經好多年了，校園中許多生活影子，一年一年逐漸淡薄起來。那些影子，在心中如霧，或者如雲，富有變化，把心境點染得大大不同於以往。後來，一日一日新的影子，與它們重疊，糅在一起，拉長，沖淡。課堂上許多內容，不大記得清楚，每門課程中，總還是有印象深刻的某一細節留在記憶中。

有一天，和友人閑聊，我突然想到講授現代文學時一位老師對郭沫若的介紹。他在分析完《女神》之後，特地提到了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詩歌。他認為，這個時期郭沫若的一些詩，不能與以往的作品相比。我清晰地記得，他舉了幾句詩為例。詩是歌吟運動會，排列各種體育項目。我感覺記得最確鑿的是這麼一句：籃球排球乒乓球還有足球。

我自信記憶準確，順口把這句詩念出來，可是聊天之後找出《郭沫若全集》中，在詩人五、六十年代創作的詩詞中，卻沒有發現這樣一個句子。不過，與這一印象相吻合的詩卻找到一首，這便是《歌頌全運會》。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無論在空中，在水中，在陸上，

也無論是舉重、球賽、投彈、投槍，

游泳、賽跑、跳高、跳遠、滑翔……

各個項目都要出現冠軍……

我印象中老師提到的那個詩句，想必就出自這裡。

當年在課堂上同學們聽到老師朗誦出我記憶中的那個句子時，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剛剛從《女神》氛圍中走出來的我們，見到同一個詩人前後作品境界竟如此大相徑庭，的確覺得詫異得很，更感到費解。那堂課業已過去多年，我不能斷定同學們當時都是這種感覺，但我確實是如此。如今，再翻閱《郭沫若全集》，我雖然已經沒有了最初的那種詫異，但詩人引起的費解卻並沒有因為時間消失而在我心中化解。

詩人晚年的詩作，數量絕不少於早年。這些作品有時也表現出他的淵博知識，也時而可以創作出韻律節奏，即使一些採用舊格律寫出的詩詞，也往往炫耀出他的才華。可是，它們永遠不能打動你的心。他匆匆忙忙追趕著此起彼伏的浪潮，在追趕之中，「詩人」原有的含義已經失去而變化為「詩匠」。

那些歌吟「大躍進」、歌吟「文革」」的詩詞姑且不論，那些如《歌頌全運會》之類的應景之作也姑且不論，主要寫於大躍進時期的《百花齊放》組詩，便典型地說明「詩人」到「詩匠」的變化所能達到的程度。這些詩，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風格，演繹著各種各樣的生硬概念。無論形式或者精神，在缺少流動的生命這一點上，它們均達到了極端。

「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詩通常不是真正的詩。雪萊是真正的詩的作者，是一個真正的詩人。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1922年說出這些話的郭沫若，心中一定仍然充滿著創作《女神》時的激情和宏願。此時，他不可能預想未來。

晚年，一切都不同於從前。

他曾是自己的太陽

郭沫若曾經是他自己的太陽。

《女神》時代，他豪放瀟洒，傲視人間，傲視大自然。「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化為他胸中的激情。此時的他，思想自由地流動，感情毫無遮掩地宣洩，他在用整個生命擁抱詩歌，也即擁抱生活。解放了的個性，無疑如同奔瀉的大河，湧向大海。它有自己的旋律，有自己不可遏制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解放了的個性，傲視著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沒有不可征服的對象，沒有不可改變的東西。

五四時期郭沫若詩歌代表作《女神》

太陽是自己的。換一句話說，自己就是太陽，把一切照耀。

這是需要激情需要高歌的時代，這是浪漫高於一切的時代。在這方面，郭沫若從一開始便表現出自己與眾不同的才華。他的浪漫，他的敏感，使他最為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聲音，然後引吭高歌。因此，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女神》的新詩開創意義都是不可磨滅的。

《女神》中的郭沫若，是一條奔涌的大河，是一個與宇宙渾然一體的星座。他謳歌壯舉，他謳歌偉人，但這並非拜倒在權威面前，也不是仰望他們，而是將他們作為自己的豪情、氣勢的一種映襯，一種渲染。這時的他，才是真正的權威。

讀《女神》，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郭沫若喜歡謳歌太陽。他把太陽與自己的生命並列。他甚至就是太陽本身。在《天狗》(1920年)中：「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於是，他便高傲地宣布：「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他是太陽，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也是蠟燭。在歷史與藝術的天地里，他燃燒著，發出他的光。這光屬於他自己。

從講究詩歌的節奏而言，郭沫若二十年代中期創作的《瓶》等詩作，可能要超出《女神》時期的作品。但是，只有《女神》才有可能被譽為一個詩歌時代的象徵。

不僅僅《女神》，讀郭沫若的回憶錄，我也能強烈感受到五四時代個人所能達到的個性解放的程度，和郭沫若本人浪漫的詩人氣質和才情。

我最早讀到的郭沫若的作品，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劇本。

那是在70年代初，我剛剛進入初中。我熟悉的長輩中，有一對夫婦是」文革」前從師範學院畢業出來的，一直在我們縣城的師範教書。我很羨慕他們有一大柜子書。有一年，他們要下放到山區當老師，不得不賣掉藏書。我知道後，在把書送往收購站的途中，順手留下了一些，它們便是我最初的有限的讀物。記得這些書中，有幾本郭沫若的文集，但沒有詩，只有劇本。

當時很難借到書，有這樣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著作，對於少年我來說，實在是一筆很大的財富。在那對夫婦的指導下，我開始往筆記本上抄錄一些被認為有價值的名言佳句。如果願意，今天我還可能還可以從舊物中找到當年的筆記本。無疑，抄錄得最多的除了唐詩之外，恐怕就是郭沫若劇本《屈原》中的台詞。

抗戰期間郭沫若話劇《屈原》。

居然有這樣優美的句子!真讓我驚奇，讓我陶醉。

我大段大段地把《屈原》中的台詞抄在一個紅色塑料皮的筆記本上。有人們非常熟悉的關於「風雷電」的長篇抒情，也有別人未必看重，但當時我卻十分欣賞屈原對宋玉說出的關於橘子樹的大段描述：

你看那些橘子樹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訓呀!它們一點也不驕矜，一點也不怯懦，一點也不懈怠，而且一點也不遷就。是的，它們喜歡太陽，它們不怕霜雪。它們那碧綠的葉子，就跟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它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絲毫不現些兒愁容。時候到了便開花，那花是多麼的香，多麼的潔白呀。時候到了便結實，它們的果實是多麼的圓滿，多麼的富於色彩的變換呀。由青到黃，由黃而紅，而它們的內部－－－你看卻是這樣的有條理，又純粹而又清白呀。它們開了花，結了實，任隨你什麼人都可以欣賞，香味又是怎樣的適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賞，它們並不叫苦，沒有人欣賞，它們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大公無私。但你要說它們是－－－萬事隨人意，絲毫也沒有一點骨鯁之氣的嗎？那是你錯了。它們不是那樣的。你先看它們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嗎？它們是不容許你任意侵犯的。它們生長在這南方，也就愛這南方，你要遷移它們，不是很容易的事。這是一種多麼獨立難犯的精神!你看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榜樣呢？

當年一個如我這樣的少年，顯然還不能深切地理解這些詩一般語言中所豐富的容量。我留意的還只是它們的流暢和比喻。

然而，最初的印象是重要的。

至今，我依然認為，《屈原》是郭沫若創作的集大成者。它是詩的歷史，是歷史的詩。雖然在創作《屈原》之前，郭沫若已經侵染考古學和歷史學，並有了令人驚奇的著作。但是，依我看，即便在那些領域裡，面對極其枯燥的對象，他心中還是充滿著詩人的激情。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的詩人氣質，他的浪漫，決定著他的史學研究和考古學的成就。現在，《屈原》終於給予他一個機會，將他身上所具有的詩情、政治慾望、歷史學識等交融起來。

對於創作《屈原》的郭沫若，重要的恐怕還不是嚴密的歷史考證，所以專家們可以非常容易地對劇本中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表示質疑。他是用詩人的激情在寫劇本，是在以現實的政治感應來寫歷史。這才是他最為看重的，也是他之所以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最初讀《屈原》的時候，我對郭沫若沒有多少了解，更不清楚，在「文革」風雨中，他的命運他的內心，其實也在經歷中另一場「風雷電」的洗滌。

可以推測的是，這時的郭沫若，不再擁有創作《屈原》時的那種激情和銳氣。他的主人公曾經發出的「風雷電」的感嘆，不會再引起他的共鳴，或者在思緒中激起一絲半點的浪花。當我為寫這篇文章又一次讀《屈原》時，我想，不知道在寫《李白與杜甫》的時候，郭沫若是否還會重新讀他的《屈原》。如果讀，他是否會以一種特別的心情，把《屈原》開場時屈原對宋玉說的這段話反覆吟誦：

呵，年青的人，你與眾不同。

你志趣堅定，竟與橘樹同風。

你心胸開闊，氣度那麼從容!

你不隨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謹慎存心，決不胡思亂想。

你至誠一片，期與日月同光。

我願和你用做個忘年的朋友。

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

你年紀雖小，可以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萬古!

風雨凄凄。世事茫茫。歷史以一種無法預料的方式出現在人們面前。地位與心境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的郭沫若，這時會吟誦嗎？

他的太陽落山了

中年郭沫若

郭沫若的太陽落山了。

郭沫若後來依然歌吟太陽，但他已不是太陽。他以崇敬的心情和目光，仰視著毛澤東，他在毛澤東對自己的賞識中，最終尋找到了他的生活位置。

當郭沫若全身心崇拜另一個偉人時，他顯然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納入了太陽的軌道。五十年代之後的幾乎所有創作，詩歌也好，戲劇也好，甚至學術研究，他在極大程度上表現出這種質的轉變。我很欣賞《郭沫若傳》(龔濟民、方仁念)中作者的這樣一個形象比喻：郭沫若成了一隻總是高昂著頭的「雄雞」，由於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見到「太陽」，他馬上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為他唱讚歌。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

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在今天我們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

一個在頭上，一個是在天安門前

(《歌頌群英大會》)

郭沫若手書毛澤東詩詞

在「文革」初期，他甚至還寫過這樣的詩句來謳歌他心中的太陽：

毛主席啊，你是我們心中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我們祝願你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萬萬壽無疆!

他是在真誠地歌唱，反覆歌唱的同時，他的思想和感情，無形之中也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幾乎在各個方面不同程度地去配合、去體現與說明另一個偉人的存在。

郭沫若為毛澤東飛機照片題詞

譬如，只有當毛澤東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之後，他說自己才敢於坦白承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雖然過去人們歷來把他看作浪漫主義者。他把毛澤東發表的《蝶戀花》等詩詞，評價為這一創作方法的典型代表。在創作話劇《蔡文姬》時，他甚至進而提出歷史劇也應採用這樣的創作方法「文革」中毛澤東一度說過「不要題字」，性好揮毫的他，也很長時間連字都不敢題。(以上均參見《郭沫若傳》)當「文革」中江青的聲名正盛時，也許因為她是毛澤東夫人的緣故，在一次有周恩來、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場合，他即興朗誦新作，並特地說明「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即使到了「文革」後期的「四五」清明事件之後，他仍然保持著「文革」初的那種積極配合的態度，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詞中為我們留下「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等句子。(《詩刊》1976年6期)

毛澤東與郭沫若

他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慣性。不必思考，不必選擇，就本能地任由慣性推著自己往前走去。

一個當年那麼浪漫、擁有激情、擁抱太陽的天才詩人，竟然最終以這樣一種情形呈現在人們面前，無論如何，都是個人的、文學的、歷史的悲哀。

「女神」消失得無影無蹤。

1966年4月，此時還正處在文化批判階段，「文革」尚未正式拉開帷幕，郭沫若便首先表明態度：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他在人大常委會上發言，這樣宣布：「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的講話，經毛澤東親自批示之後，以《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為題，發表在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他甚至用這樣的語言來表示他向工農兵學習的決心：「我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於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郭沫若與毛澤東

我不明白，在這樣的時候，郭沫若為什麼會做出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表態。很難相信，他真的將自己過去的一切，都看作毫無價值的創造。至於，用這種語言來表明自己向工農兵學習的決心，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表態，其誇張性，反倒容易讓人懷疑其真誠。當我反覆讀它們的時候，我倒從另外一個角度，感覺到他身上所具備的詩人的浪漫。只是，這樣的浪漫，失去了合理的思想基礎和生命體驗，僅僅成為與政治密切關聯的蒼白的回聲。

面對兒子之死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

一些涉及「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

郭世英去世之前，他的弟弟郭民英已經在1967年因憂鬱型精神分裂症而自殺。郭民英自殺的時間，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郭沫若傳》說是1967年4月，《郭沫若與於立群》(馮錫剛)說是在1967年冬。馮錫剛的文章認為，他的自殺有性格的原因，但其實是時代氛圍不見容於他。因為，在音樂學院學習時，他曾經將一部錄音機帶到學校，一個學生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批評這是「貴族精神」。這封信登載在內部簡報上，這加重了他性格的憂鬱，最後導致死亡。

郭世英則是直接為「文革」風暴所吞沒，死因至今說法不一。

《郭沫若傳》中說，郭世英喜歡文學，在他身上較多地繼承了父親作為詩人和劇作家的氣質，喜愛寫詩、寫劇，也善於思考。為此，據說郭沫若特別喜歡他的性格直爽和思考能力。

郭世英在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當芸芸眾生投入「全民性」學習哲學的熱潮中，天真而富有銳氣的郭世英，和幾個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X小組」。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沒有既定的思維模式，一群青年，傲然獨立於思考者的行列。

他們好奇然而又是敏感地探討一些當時被視為思想禁區的課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他們在校園裡經常聚會自由討論，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討。他們的大逆不道，受到校方和公安部門的注意，並截獲了他們的信件和油印刊稿。因為俄文中赫魯曉夫名字拼寫的第一個字母也是X，他們的小組就被打成反動組織。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捕，可能郭沫若的聲望與地位起到了保護作用，郭世英雖然被定為敵我矛盾性質，但只「按內部矛盾處理」，據說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郭世英被下放到位於河南黃泛區的西化農場。一年之後，郭世英又回到北京，轉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植物栽培學。

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文革」，也許郭世英就會默默地在實驗室里度過他的一生，因為，他的思想火花已經熄滅，哲學對於他造詣成為破滅的夢，再也不會引起他的興趣，許多青年正是這樣告別青春，過早地走入思想的暮年。如果那樣，郭沫若的性格也就不會遭遇更為猛然的撞擊，內心深邃的一面，或許永遠沒有機會呈現出來。

然而，時代的風暴依然把郭世英捲起。從而，郭沫若已經衰老的靈魂，不得不又一次被放在了歷史的火爐上。對於時代，對於文人，「文革」註定帶來難以描述的悲劇。這，不可避免。

1968年4月19日，郭世英在農業大學被造反派綁架，命運難卜。郭沫若和於立群當天便知道了這一消息。晚上，郭沫若正好有機會與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於立群一再懇求郭沫若一定把情況轉告，請求周恩來過問幫助解決。然而，郭沫若晚上一直坐在周恩來身旁，最終也沒有開口提出這一請求。後來傳來兒子的噩耗之後，面對妻子的指責，他沉默，沉默。他說出一句話：

「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當他們夫婦打聽到郭世英的下落，趕到關押地點時，他們得到的卻是噩耗。郭世英已經死去，並於當夜匆匆焚燒。在私設的牢房裡，他至死也沒有被鬆綁。關於他的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時，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農業大學私設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綁在椅子上，輪番批鬥，連續三天三夜，受盡人身污辱。然後，人反綁著從關押他的房間，一個三層樓上的窗口中，』飛出來』……肝腦塗地，血染紅了樓前的土地。」

他的死，有人說是自殺，有人說是他殺。一個生命已經消失，在「文革」大悲劇中，它無疑是一麴生命的哀歌。

妻子如何痛心疾首仰天悲嘆，丈夫如何面對妻子責怪的目光，人們已不可能了解那一瞬間的細節。歷史告訴我們的是，郭沫若從那一天開始，經常伏在案頭，手顫抖著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郭世英的日記。他整整抄了八冊。直到去世，它們一直放在他的案頭。

郭沫若在寫作中

郭沫若無聲地抄寫。他內心裡迴響著什麼樣的聲音？無人知道。

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郭沫若告別人間。

他還是幸運的。因為歷史給他機會，讓他在粉碎四人幫普天同慶的日子裡，創作了那首家喻戶曉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這首詞距他寫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只有半年，但內容已經完全不同。雖然可以說他從根本上也許並沒有擺脫業已形成的慣性，但歷史畢竟賦予了他全新的感受。當神志清楚的時候，他為妻子和孩子留下這樣的遺囑：「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他還說，在他死後，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心中的太陽，依然燦爛。精神上他依然屬於他所崇拜的那個太陽。

五四時代，年輕的郭沫若，曾夢想成為歌德，他與田漢，在日本有過一個合影，一個自詡歌德，一個自詡席勒，充滿青春的朝氣與理想。他歷時多年，翻譯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他心中曾長久嚮往著浮士德這顆永遠探索不止的靈魂。「浮士德身上有一種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純潔化。」他當然熟悉歌德的這句話。在郭沫若的生命中，它是歷史遙遠的回聲。

歌德去世後，靈堂的門上方，用銀色的大字書寫著引自《赫爾曼與竇綠苔》的詩句：

死，它那令人震驚的面影，

對於智者並不是恐怖，對於善者並非是終。

死逼使智者認識生，教他如何行動，

死使善者堅強，在悲戚中懷有希望與將來的榮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郭沫若當年翻譯過歌德的這首長詩。當走過漫長人生路抵達生命的終點時，他還能回想起他所熟悉的詩句？